隨著白蓮教主呂弼一案的落幕，嘉靖也將一幹人犯勾決，身送東市梟首示眾，而且嘉靖還將下令將此案的始末編撰成書，同時重修修訂欽明大獄錄，將此案也一並納入欽明大獄錄中去。
所謂欽明大獄錄，就是李福達案的始末，當年嘉靖下令編纂《欽明大獄錄》來記錄此案之始末。此書包含了具體的案情,官員的審理過程,皇帝針對此案所下旨意,證人證言供詞等內容。闡述案件審理的六次流程與皇帝的答複與態度,對證人的前後供詞進行比對,指出前後供詞的差異,分析這些差異對案件最終審定的影響。詳述對與案證人與官員的定罪與處罰,結合大明法律解釋這些懲罰的合理性。
說白了就是嘉靖當年加強自己權威的的一種手段，李福達案的翻案，是嘉靖當年對朝臣的一次重大勝利，但是對於此案，嘉靖還是有些擔心的，嘉靖的擔心就是一旦他死後，這幫文官說不定就會將此案翻過來，反手把一個製造冤案的屎盆子扣到嘉靖頭上。
說實話，嘉靖確實很了解大明朝文官們的尿性，日後確實又把此案翻過來了。嘉靖升天之後，徐階手握嘉靖遺詔，根本不把當時弱小又無助的朱載坖當迴事，這會徐閣老可不是講三還的時候了，比嚴閣老還嚴閣老，徐階以嘉靖遺詔為由，將涉及大禮與張寅案的官員也一律全部平反，涉案官員應此複職恤錄。
隆慶二年十月至隆慶三年間，龐尚鵬煆鑄\"李同\"冤案，上《以誅逆賊正國法以銷禍本事》疏，稱白蓮教首領李同供為李午之孫，李午初名李福達，詐稱張寅。由此而翻案。炮製冤案的屎盆子就這麽神奇的扣在了嘉靖的頭上。
但是現在嘉靖對此事不那麽擔心了，首先就是真正的白蓮教主呂弼已經被朝廷抓獲並處決了，呂弼也承認了張寅不是李福達，坐實了欽明大獄錄中的說法，這也是嘉靖為什麽要時隔多年再次修訂欽明大獄錄的原因，就是要兩個案子互相印證，形成鐵案，想要推翻李福達案，就得先推翻呂弼案。
而推翻呂弼案，那就是和朱載坖過不去了，畢竟領導偵破此案的，可是朱載坖，他是絕不會讓此案被推翻的。而且為了保證此案不會出問題，嘉靖親自指定了修訂欽明大獄錄的相關人員，內閣次輔，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充總裁官，禮部右侍郎李春芳充副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高拱、陳以勤組織翰林院修訂欽明大獄錄。
這樣就可以保證此案絕對不會被翻過來了。
而隨著嘉靖三十六年的過去，嘉靖三十七年的到來，並沒有使得朝廷的形勢有特別大的改觀，在大明君臣們看來，嘉靖三十七年也就是個正常的年份罷了。
嘉靖三十六年俺答遭受了重創，這就使得九邊今年相對比較平靜，俺答也需要時間休養生息，但是遼東的情況依舊極不樂觀，剛剛開春，遼東就再次遭遇暴雪等災，而此時天寒地凍，就算是朝廷有心救援，恐怕也難以實施，隻有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才好救援。
而朱載坖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有關蒙古人的事情，現在大明麵臨著南倭北虜，總要有所輕重，在嘉靖和朝廷的袞袞諸公看來，北虜遠遠要比南倭重要的多，但是朱載坖很清楚，現在大明的對蒙政策是有極大的問題的。
自從庚戌之變之後，朝廷對於蒙古的看法就是絕貢斷交，根本不和蒙古有官方上的任何往來，不論是俺答遣使致書，還是無力逼迫，嘉靖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就是置之不理。
朱載坖在查閱了大量的國朝史料後，發現了一段太祖有關蒙古的記錄，當年官軍北伐，攻克元大都，但是失去中原的元朝殘餘，不會輕易承認自己的失敗，而是負隅頑抗，利用漠北特殊的地理環境與官軍精銳周旋，使官軍遠師勞軍，難以實現徹底征服的目的。
徐達曾問朱元璋：“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
朱元璋答道：“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
太祖對於蒙古的認識是很清醒的，他意識到不可能依靠武力來根除元朝殘佘，後來成祖的五征沙漠也證明這點，雖然成祖的北征打出了大明的赫赫軍威，但是就如同時任戶部尚書夏原吉在奏疏中勸諫成祖所說的：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處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
雖然當時成祖大怒，將夏原吉下詔獄，但是後來榆木川彌留之際，成祖卻不得不承認：夏原吉愛我。
事實上，從永樂以來，大明和蒙古始終就是時戰時和，大明不可能徹底征服北部蒙古，而蒙古也不可能恢複往日的大元，雙方在朝貢體製下處於一種時和時戰的狀態。
而蒙古的分崩離析也使得朝廷無法有效的製定對蒙古的策略，蒙古的這種狀態，一方麵為大明分而治之提供了條件，便於從整體上削弱其勢力；另一方麵則使大明無法形成整體的對蒙策略，找不到一個核心力量來鉗製蒙古部眾。這樣，就使得大明的蒙古政策始終處於搖擺狀態，因蒙古各部勢力消長而出現明蒙關係的波動。
尤其是現在，由於庚戌之變俺答狠狠的羞辱了嘉靖，使得嘉靖采取斷然措施，徹底斷絕和蒙古的朝貢貿易，就北部蒙古而言，由於遊牧經濟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以及很大程度上對農業經濟的依賴，其不可能與大明隔絕，相反，麵對社會經濟發展程度遠高於自己的大明，蒙古對大明有更多的依賴。
蒙古渴望從大明獲取自己必需的物資，以彌補遊牧經濟的不足，但是蒙古本身又是極不穩定的，即便是有時候大明和蒙古達成了短暫的和平，一旦蒙古內部出現問題，首領的更替使得他們再次以戰爭的方式來獲取所需，所以說在大明看來就是虜不可信。
所謂欽明大獄錄，就是李福達案的始末，當年嘉靖下令編纂《欽明大獄錄》來記錄此案之始末。此書包含了具體的案情,官員的審理過程,皇帝針對此案所下旨意,證人證言供詞等內容。闡述案件審理的六次流程與皇帝的答複與態度,對證人的前後供詞進行比對,指出前後供詞的差異,分析這些差異對案件最終審定的影響。詳述對與案證人與官員的定罪與處罰,結合大明法律解釋這些懲罰的合理性。
說白了就是嘉靖當年加強自己權威的的一種手段，李福達案的翻案，是嘉靖當年對朝臣的一次重大勝利，但是對於此案，嘉靖還是有些擔心的，嘉靖的擔心就是一旦他死後，這幫文官說不定就會將此案翻過來，反手把一個製造冤案的屎盆子扣到嘉靖頭上。
說實話，嘉靖確實很了解大明朝文官們的尿性，日後確實又把此案翻過來了。嘉靖升天之後，徐階手握嘉靖遺詔，根本不把當時弱小又無助的朱載坖當迴事，這會徐閣老可不是講三還的時候了，比嚴閣老還嚴閣老，徐階以嘉靖遺詔為由，將涉及大禮與張寅案的官員也一律全部平反，涉案官員應此複職恤錄。
隆慶二年十月至隆慶三年間，龐尚鵬煆鑄\"李同\"冤案，上《以誅逆賊正國法以銷禍本事》疏，稱白蓮教首領李同供為李午之孫，李午初名李福達，詐稱張寅。由此而翻案。炮製冤案的屎盆子就這麽神奇的扣在了嘉靖的頭上。
但是現在嘉靖對此事不那麽擔心了，首先就是真正的白蓮教主呂弼已經被朝廷抓獲並處決了，呂弼也承認了張寅不是李福達，坐實了欽明大獄錄中的說法，這也是嘉靖為什麽要時隔多年再次修訂欽明大獄錄的原因，就是要兩個案子互相印證，形成鐵案，想要推翻李福達案，就得先推翻呂弼案。
而推翻呂弼案，那就是和朱載坖過不去了，畢竟領導偵破此案的，可是朱載坖，他是絕不會讓此案被推翻的。而且為了保證此案不會出問題，嘉靖親自指定了修訂欽明大獄錄的相關人員，內閣次輔，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充總裁官，禮部右侍郎李春芳充副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高拱、陳以勤組織翰林院修訂欽明大獄錄。
這樣就可以保證此案絕對不會被翻過來了。
而隨著嘉靖三十六年的過去，嘉靖三十七年的到來，並沒有使得朝廷的形勢有特別大的改觀，在大明君臣們看來，嘉靖三十七年也就是個正常的年份罷了。
嘉靖三十六年俺答遭受了重創，這就使得九邊今年相對比較平靜，俺答也需要時間休養生息，但是遼東的情況依舊極不樂觀，剛剛開春，遼東就再次遭遇暴雪等災，而此時天寒地凍，就算是朝廷有心救援，恐怕也難以實施，隻有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才好救援。
而朱載坖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有關蒙古人的事情，現在大明麵臨著南倭北虜，總要有所輕重，在嘉靖和朝廷的袞袞諸公看來，北虜遠遠要比南倭重要的多，但是朱載坖很清楚，現在大明的對蒙政策是有極大的問題的。
自從庚戌之變之後，朝廷對於蒙古的看法就是絕貢斷交，根本不和蒙古有官方上的任何往來，不論是俺答遣使致書，還是無力逼迫，嘉靖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就是置之不理。
朱載坖在查閱了大量的國朝史料後，發現了一段太祖有關蒙古的記錄，當年官軍北伐，攻克元大都，但是失去中原的元朝殘餘，不會輕易承認自己的失敗，而是負隅頑抗，利用漠北特殊的地理環境與官軍精銳周旋，使官軍遠師勞軍，難以實現徹底征服的目的。
徐達曾問朱元璋：“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
朱元璋答道：“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
太祖對於蒙古的認識是很清醒的，他意識到不可能依靠武力來根除元朝殘佘，後來成祖的五征沙漠也證明這點，雖然成祖的北征打出了大明的赫赫軍威，但是就如同時任戶部尚書夏原吉在奏疏中勸諫成祖所說的：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處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
雖然當時成祖大怒，將夏原吉下詔獄，但是後來榆木川彌留之際，成祖卻不得不承認：夏原吉愛我。
事實上，從永樂以來，大明和蒙古始終就是時戰時和，大明不可能徹底征服北部蒙古，而蒙古也不可能恢複往日的大元，雙方在朝貢體製下處於一種時和時戰的狀態。
而蒙古的分崩離析也使得朝廷無法有效的製定對蒙古的策略，蒙古的這種狀態，一方麵為大明分而治之提供了條件，便於從整體上削弱其勢力；另一方麵則使大明無法形成整體的對蒙策略，找不到一個核心力量來鉗製蒙古部眾。這樣，就使得大明的蒙古政策始終處於搖擺狀態，因蒙古各部勢力消長而出現明蒙關係的波動。
尤其是現在，由於庚戌之變俺答狠狠的羞辱了嘉靖，使得嘉靖采取斷然措施，徹底斷絕和蒙古的朝貢貿易，就北部蒙古而言，由於遊牧經濟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以及很大程度上對農業經濟的依賴，其不可能與大明隔絕，相反，麵對社會經濟發展程度遠高於自己的大明，蒙古對大明有更多的依賴。
蒙古渴望從大明獲取自己必需的物資，以彌補遊牧經濟的不足，但是蒙古本身又是極不穩定的，即便是有時候大明和蒙古達成了短暫的和平，一旦蒙古內部出現問題，首領的更替使得他們再次以戰爭的方式來獲取所需，所以說在大明看來就是虜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