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眼迴顧曆史，正觀之，側望之，於是，幾乎可以得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結論——所謂中國文化之相對具體的搖籃，不是中國的別的地方，尤其並不是許多中國人長期以來以為的中國的大都市。
一、狼狽的處境，怨不得世界險惡
我有一位朋友，家鄉人，經商的。業務主項在北京，每個月都要往南方去一兩次。
一次又往，目的地是常去的一座大城市。從機場到市裏，約四十多分鍾車程。拎著包剛一出現在機場大廳裏，便被一個小夥子迎住了，問要不要乘便宜車。一聽就知道是黑車司機，不理睬。
然而小夥子卻彬彬有禮，恭敬之至。說可以少收二十元錢；說有什麽特許證，可以免繳設在半路的高速公路費；說可以抄近路，保證至少提前十分鍾進入市區。最後，特別強調地說，他的車可是一輛奧迪。
我的朋友，竟被說動了心，跟著那小夥子去坐那輛黑車了。
黑車果然是奧迪。而且，是黑色的。但那輛奧迪，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老款，裏裏外外已經舊到不能再舊的程度了。
黑車司機將車開走以後，得意揚揚地說：“是奧迪吧？我開的是黑車不假，但是我不騙人。”
我的朋友就問：“早知道你開的是這麽一輛奧迪，我根本不會上你的車。”
小夥子一笑，說已經坐上了，後悔的話就別說了呀。你不是還能省下二三十元錢嘛，不是還能提前十來分鍾進入市區嘛。
我的朋友一想，可也是的，也就不再說什麽不滿的話。
這事兒，在我的朋友那兒，其實圖的不是能省下二三十元錢。他的生意做得不錯，每年入項頗豐，根本不在乎能否省下二三十元錢。早十來分鍾進入市區，對他也沒有什麽吸引力，他是直接坐到賓館去，早不早那十來分鍾，對他沒什麽特殊的意義。我的這一位朋友，本身有兩大問題——第一是煙癮很大，第二是難耐寂寞。但飛機上是不允許吸煙的；坐在他旁邊的又是一位年輕女士，人家不和陌生人說話。所以他一下飛機，便立刻想要滿足兩大急迫而又強烈的要求。一是生理的，趕緊吸上一支煙才舒服；二是心理的，三個多小時沒主動和人說話了，急迫而又強烈地想和人說說話。該市是他常去的。該市偏偏又對出租車行業規範嚴格——“請勿在車內吸煙”、“請勿與司機交談”。這樣兩行文字，醒目地印在“敬告乘客”之宣傳卡片上；卡片用透明膠條貼在車裏。故我的這一位朋友每次乘坐該市的出租車，反而備覺約束。對他這一類乘客，那兩條“警告”很不人性化。主要是由於這種原因，我的朋友才坐上了那小夥子的黑車。
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懂得起碼的文明禮貌的人，試探地問：“我可以吸支煙嗎？”
小夥子爽快地說：“可以。太可以了！您想吸多少支就吸多少支，想怎麽吸就怎麽吸。”
我的朋友一聽，高興了。掏出煙來，迫不及待地吞雲吐霧起來。
生理的要求獲得滿足的同時，心理的要求也開始蠢蠢欲動了，於是沒話找話地跟司機搭訕。
“看你樣子還不到三十吧？”
“老板您眼力真準，我二十九。”
“結婚了？”
“都有孩子了。”
“男孩兒女孩兒？”
“女孩兒。”
“女孩兒好，將來往外一嫁，也就省心了。”
“老板，咱倆想一塊兒去了。”
“這車是你的？”
“也不是我自己的，三個哥們兒合買的一輛二手車。”
“這車開不了幾年了呀，該淘汰了啊！”
“能開幾年開幾年唄，得養家糊口哇。”
“那為什麽不爭取當一名正式的出租車司機呢？”
“那太受剝削了呀！辛辛苦苦一個月，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錢讓出租車公司摟去了！……”
於是我的朋友大發感慨，對出租車公司進行譴責，對開黑車的小夥子表示同情。
忽然他覺得不對，問：“怎麽還沒過收費站啊？”
過了收費站，離市區就隻剩一半路了。
小夥子說：“咱們繞過收費站去。我不是有言在先，要為您省下十元公路費嘛！”
“那咱們現在繞過去了嗎？”
“還沒有。一會兒就繞過去了。”
“可我坐到你的車上已經二十多分鍾了。你保證了的，提前十分鍾進入市區。”
“放心，沒問題，沒問題。”
那時車開在一條我的朋友完全陌生的路上，坑坑窪窪，顛顛簸簸；路兩旁，看不見一處他熟悉的標誌性建築。他開始懷疑，再過十分鍾怎麽會進得了市區呢？開始有點兒後悔坐上那一輛黑車了。心理滿足了一下，話也不多了。
路上的車漸多起來。一會兒，那輛老舊的奧迪被堵在了一處十字路口。
“你看，現在都半小時過去了，這兒是市區嗎？”
“這兒當然不是市區啦！我怎麽能料到會在這兒被堵住呢？”
“那你偏往這麽一條路上開？”
“不是要為你省下十元過路費嘛！我得講誠信啊！”
“你居然還說什麽誠信！我就那麽在乎能省下十元錢啊？”
“你不在乎你上我的車？你不在乎你一開始就聲明啊！”
“你、你還這麽跟我說話！”
“那我該怎麽跟你說話？”
由於堵車，二人的情緒都變糟了，你有來言我有去語，幾乎吵了起來。
堵車是因為前邊出車禍了。他們的車一堵就被堵了半個多小時。等終於又能往前開了，我的朋友已是滿肚子的氣了。但生氣也白生氣，而且，隻能生自己的氣啊！車裏的氣氛，當然也就不像他吸第一支煙時那麽友好了。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汽車才進入市區。其時天已黑了。
我的朋友卻還是看不到一幢標誌性建築，忍不住氣唿唿地問：“你是在往我住的賓館開嗎？”
黑車司機反問：“那你以為我是在往哪兒開？”
他說：“那我怎麽看著道兩旁一點兒都不熟悉？”
黑車司機說：“咱們不是從別的路開入市區的嗎？”
那時候，偏偏又是市區裏堵車的時候。
簡單說，又過了四十多分鍾，我的朋友還坐在那一輛黑車上。黑車下了這一條封閉馬路，駛上另一條封閉馬路。往複不已，似乎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不是小夥子成心要多跑冤枉路，耽誤他的時間坑他的錢，而是根本不清楚我的朋友要去的賓館在一條什麽街上。
“你他媽的不清楚，你還敢誆我上你的黑車！”
“老板你別罵人行不行？你不是說你常住那家賓館，你熟悉路嘛！”
“我當然熟悉啦！”
“那你說咱們該怎麽走？”
“我怎麽知道？”
“你剛剛還說你熟悉！”
二人終於大聲吵了起來。開黑車的小夥子也急得怪可憐的，淌下滿臉的汗來。但我的朋友已不同情對方也要養家糊口的難處，隻覺得對方實在可惡可恨了。
當黑車又一次從封閉公路駛下來，小夥子打算向停在人行道邊的一輛正式的出租汽車的司機打聽路時，我的朋友反應迅速，在幾秒鍾內便拎著包下了車，坐入正式的出租車裏。
正式的出租車畢竟是正式的出租車。朋友剛一說出要去什麽賓館，司機已經把車開走了，並說：“不太遠，二十分鍾就到。”
那開黑車的小夥子，開著黑車尾隨出租車，時時與出租車並行。一並行著了，便從車裏伸出手臂向我的朋友討要乘車錢。
我的朋友正在氣頭上，怎麽會讓出租車停下來給他錢呢？非但不給，還惡語相罵。
出租車司機對開黑車的小夥子用當地話說了幾句什麽，那輛黑車才不尾隨了。
出租車司機又問我的朋友怎麽迴事。
他據實相告，末了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想賴他那幾十元乘車錢，給了他我自己心裏的氣如何消？”
出租車司機沉默良久，低聲說出幾句話是：“那您老板在本市的日子裏可要多加小心了。據我所知，他們那些黑車司機都不是單幹，也是有組織的，跟黑社會差不多。您須提防他們報複您。何況他已經知道您住在哪一家賓館了。”
我的朋友心中大為不安起來。
賓館離他換車的地方確乎已不甚遠。那時已不堵車了，沒用二十分鍾就到了。然其辦完了手續，進入了房間，衝過了澡，定下心來一想，那開黑車的小夥子自然令人惱火，但分明並非成心，何必非惹對方記恨自己呢？再聯想到那小夥子對自己做的那一種手勢，以及出租車司機對自己說的那一番話，越發不安，進而疑神疑鬼。
一個多小時以後，他到前台去退房。從邁出房間那一步，到邁入電梯，到退罷了房邁出賓館，站立在人行道上，左顧右盼，神情惴惴，仿佛前後左右都會冷不丁冒出一個或幾個仇人，以奪其性命為快事。
好在很快就攔了輛出租汽車，於是轉往別一家賓館去住了。因在前一家賓館是預訂的房間，已超過退房規定時間，白交了一天三百多元的房錢。但他那時已顧不上計較經濟的損失，悠悠萬事，唯保性命安全為大了。
雖然順利地住入了另一家賓館，一顆心卻還是終日忐忑，草木皆兵，出入詭秘，不安並未稍減。業務之事，但凡能請對方到賓館來談，便不離開賓館。心裏的害怕，又不便向對方解釋。結果那一次給對方的印象就特別不佳，使對方誤以為他架子大了，擺譜了，對他也就不怎麽待見起來。這年頭，商機多著呢，都是商道上見過世麵的人了，誰離開了誰不行呢？誰又非得把誰格外地放在眼裏不可呢？
幾天內雙方在賓館裏見了幾次麵，來前原本有把握談成的幾樁買賣，到頭來竟一樁也沒落實。這令他大為失望；對方覺得他架子大了，對他的印象不好了，也感到不爽。
離開那一座城市的前一天，他要求對方派人派車送他到機場。買賣沒談成，架子又變大了，對方本已不爽；便將他的要求又誤解為擺架子了，更加不爽，便隨便地找了個借口，把他的要求擋迴去了。
悸懼的他，為了安全起見，買的是最早的一次航班，六點來鍾就離開賓館去往機場了。唯恐在機場遭遇到那黑車司機及其同夥，一下出租車，幾近逃入了機場。
迴到北京後才安穩下一顆驚恐萬狀的心來。然而此後，一打算要去a市，立刻便會聯想到那一名開黑車的司機對他所做的那一種威脅的手勢，以及那一名正式的出租汽車司機對他的忠告，於是畏縮不願成行。半年後，連在a市的業務也都荒廢了。
唉，我早已聽慣了許多人對社會險惡的抱怨和切身感受。但大抵是以自己的優點說事。比如先言自己的懷才不遇，接著批評別人的有眼無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著感歎別人妒賢嫉能；先言自己的大公無私，接著譴責別人的私欲膨脹；先言自己的與人為善，接著抨擊別人的小人勾當和偽善行徑……
卻很少有人承認，是由於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與社會的某些毛病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慣性撞擊，才使自己在某些時候陷於狼狽之境的。
發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便是後種情況之一例。
而依我的眼看來，對並非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後一種情況比前一種情況多得多。
是以為戒。
二、小城與古鎮能拯救中國文化嗎？
我以我眼迴顧曆史，正觀之，側望之，於是，幾乎可以得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結論——所謂中國文化之相對具體的搖籃，不是中國的別的地方，尤其並不是許多中國人長期以來以為的中國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樣。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國的小城和古鎮，那些千百年來在農村和大城市間星羅棋布的小城和古鎮。
僅以現代史為例，我們所敬重的眾多彪炳史冊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國的小城和古鎮留下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鎮，也都必然地以它們特有的文化底蘊和風土人情濡染過他們。開一列脫口而出的名單，委實氣象大觀。如蔡元培、王國維、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鬱達夫、豐子愷、徐誌摩、廢名、蘇曼殊、淩叔華、沈從文、巴金、艾蕪、張天翼、丁玲、蕭紅……
這還沒有包括一向在大學執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聞一多們；而且，也沒有將畫家們、戲劇家們、早期電影先驅者們以及哲學、史學等諸文化學科的學者們加以點數。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鎮，不單是他們的出生地，也是他們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們後來的文化作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鎮，有德於他們，因而，也便有德於中國之近代的文化。
搖籃者，蓋人之初的夢鄉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聲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於會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為，“厚德載物”四字，中國許許多多的小城和古鎮，是絕然當之無愧的。它們曾“載”過的不單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們還沒成人物的時候，給他們以可能成為人物的文化營養。
小城和古鎮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極具風味的那一種，大抵加了各種的作料醃製過的；比作點心，做法往往是絲毫也不馬虎的，程序又往往講究傳統，如糕，很糯口的一種；比作酒，在北方，濃烈，“白幹”是也，在南方，綿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麵，小城和古鎮，於地理位置上，即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隻需年景太平，當然也就大得其益於城鄉兩種文化的滋潤了。大都市何以為大都市？乃因它們與農村文化的臍帶終於斷了。不斷，便大不起來。既已大，便漸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則往往對農村文化側目而視了。就算也還容納些個，文化姿態上，難免地已優越著了。農村文化於是產生自知之明，敬而遠之。小城和古鎮卻不同，它們與農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一般遠不到哪兒去，它們與農村文化始終保持著親和關係。它們並不想剪斷和農村文化之間的臍帶，也不以為鄙薄農村文化是明智之舉。因為千百年來，它們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與農村文化膠著在一起，撕扯不開了。正所謂藕斷絲連，用北方話說，“打斷骨頭連著筋”。另一方麵，小城和古鎮是大都市商業的腳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為這比伸到國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業的腳爪，不太有可能越過阻隔在它和農村之間的小城和古鎮直接伸向農村並達到獲利之目的。它們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不得不與小城和古鎮發生較密切的關係。有時，甚至不得不對後者表示青睞。於是，它們便也將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帶給小城和古鎮了。起初是物質的，隨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鎮起先出現留聲機的買賣了，隨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鎮有了知識的青年們，對於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質的，更向往文化的。他們對於大都市的文明的反應是極為敏感的。而隻有對事物有敏感反應的人，頭腦裏才會有敏感的思想。故一個小城和古鎮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他在還沒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經是相當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為他們是站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立場，即小城和古鎮的文化立場；進言之，乃是站在一種較傳統的文化立場來審視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狹，可能極端，然而，對於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場和觀點的自我矯正隻不過是早晚之事。他們有自我矯正的本能和能力。他們一旦成為大都市中人，再反觀出身的小城和古鎮，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傳統的文化與現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發酵、化合，或揚或棄，或守或拒，反映到他們的文化作為方麵，便極具個性，便凸顯特征。於是使中國的現代文化景觀紛呈。何況，他們的文化方麵的啟蒙者，亦即那些小城裏的學堂教師和古鎮裏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裏謀求過人生的人，載譽還鄉也罷，失意歸裏也罷，總之是領略過大都市的文化的。他們對大都市文化那一種經過反芻了的體會，也往往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哺予他們所教的學生們。
談論到他們，才談論到我這一篇短文的自以為的要點，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來，我們中國之文化曆史，上下五千年，從大都市到小城、古鎮，原本有一條自然而然形成的鏈條。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歸去來兮往複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學識治國平天下的，說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當不成官，他還有一條退路，即教書育人。在還有這一條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門的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他們之中大多數後來也都成了“坐學館”的人或鄉間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學館又往往開設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鎮。小城和古鎮，由此代代的才人輩出，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輸送往大都市；大都市裏的文化舞台，才從不至於冷清。古代的中國，一名文化人士，一輩子為官的情況是不多的。脫下官袍乃是經常的事。即使買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銀子，通常也隻能買到一屆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卻官職，十有七八並不留居京都，而是舉家還鄉。若他們文化人的本性並沒有因做官而徹底改變，仍願老有所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義的事，那便是興教辦學。而對仕途喪失誌向的人，則更甘於一輩子“坐館”，或辦私塾。所謂中國文化人士傳統的“鄉土情結”，其實並不意味著對農村的迷戀，而是在離農村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還算有益於他人、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人生，即授業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曆史中，每朝每代，對文化人的這一退路，還是明白地給留著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國時乖運戾，軍閥割據，戰亂不息，強寇逞兇，疆土淪喪——縱然在時局這麽惡劣的情況下，中國之文化人士，稍得機遇，也還是要力爭在最後的一條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們願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連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們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資格成了問題。一方麵，從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鎮，到農村，中國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識和文化的講授者、傳播者；另一方麵，許許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被無情地打入另冊，從大都市發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們少年時期曾接受過良好文化啟蒙的小城和古鎮。更不幸者，被時代如掃垃圾一般掃迴到了他們出生的農村。然後是“反右”，再然後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魂牽夢繞的故鄉，成了他們的人生厄運開始的地方。而農村、古鎮、小城、大都市之間，禁律條條，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條由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的自然流動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環往複的鏈條，便如此這般地被鉗斷了。受到文化傷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鎮。從前給它們帶來文化榮耀感的成囚，一經徹底破壞，在人心裏似乎就全沒了意義和價值。
碎玉雖難複原，斷鏈卻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氣息著稱的小城和古鎮，正在努力做著織結文化經緯的事情。總有一天，某些當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厭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囂，也許還會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退居故裏。並且，在故裏，盡力以他們的存在氳氤一道道文化的風景。
是啊，那時，中國的一些小城和古鎮，大概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搖籃吧？
三、尋找城市最優良的氣質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屬於的那一個國家的立體說明書。
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麵，書寫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個人一樣，乃是有氣質的。而所謂城市的氣質，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決定的。正如一個人的氣質，肯定與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遺傳和後天的文化教養關係密切。城市文化作用於城市的各個方麵，也必然作用於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怎樣，是城市人居家有感，憑窗可望，出門麵臨，終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誰都承認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和生理影響，於是必須承認，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優劣，往往也從正麵或負麵決定著生活在一座城市裏的普遍之人們的趨同心性，以及愉悅指數。而後一點，是在城市裏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談到了文化，那麽我願在此坦言我的當代中國文化觀。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展史源遠流長的國家之一。而此點，每使我們的某些同胞，對於中國近當代文化狀況，持有特別自以為是的心態。
我們承認我們在經濟實力方麵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科技方麵顯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全民文明素質方麵亟待提高……我們常言要縮短這樣的差距，要縮短那樣的差距，需補上這樣的一課，要補上那樣的一課；但是，一論及文化，我們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們唯獨沒有什麽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們唯獨沒什麽課應該補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們在文化方麵，決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優越著。
而我以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十八世紀末起，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方方麵麵產生重要影響的，史稱啟蒙文化。啟蒙文化所要弘揚的，乃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既是一種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人類方方麵麵的社會學思想。因而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於人類的思想。沒有每一個公民特別覺悟和能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實際獲得，“以人為本”隻不過是一句空話。
正是在此點上，中國近當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寶貴的一課、基礎性質的一課。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還處在晚清沒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曆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的時期，我們剛剛開始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五四”啟蒙。此後中國淪為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五四”啟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後，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由當時的政治理念所決定，不可能成為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為一種排他主義的、抵製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諸國，當時對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亦取同樣不屑的立場和態度。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階級鬥爭的文化。到了“文革”時期，連水杯和枕巾上也體現著階級鬥爭文化的強烈特征了。“文革”結束，新中國的文化史已然與它的政治史重疊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國當代文化，曾經本能地試圖進行第二次人文主義的初級啟蒙，然而同樣是功虧一簣。當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始終沒能較成功地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一課。而斯時的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了後人文主義時期。而斯時距離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時期過去了將近二百年。當中國文化準備抓住機遇實行第二次人文主義文化啟蒙時，先是文化的商業時代席卷而至，後是文化的娛樂時代轟然到來……
諸位，我並不是一個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並沒有過什麽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徑。我隻不過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認為應該有人指出它的客觀存在，應該有更多的人正視它，應該有更多的人齊心協力，來為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化補上那寶貴的一課。
前任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先生，我們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觸。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長。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先生，曾是我作為影視工作從業者的最高領導，也是我們極為尊敬的人。中國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內，為中國做了許許多多難能可貴的文化發展工作。但怎樣盡快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重要一課，不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當是中國一切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要進一步指出那寶貴的一課。
如若不以虔誠之心來熱忱地補上，則我們必然總會在政治、經濟、科技、商業、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麵看出先天素養不良的種種缺失。同樣，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兩方麵，每見急功近利的種種現象，也實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優良的氣質，乃是人文主義的氣質。它襯托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麵，也必然體現在建築和規劃之中。
（二）
言說中國之一切事情，一切問題，往往無法擺脫一個大前提的困擾，即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眾多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全世界的總人口也不過才十六億多一點點。這麽一對比，我們所麵臨的人口壓力，往往會使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裏，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麽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隻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標誌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裏。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八層或十二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裏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標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裏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飆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裏，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麽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麽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裏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誌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點五億激增到了六十年後的十三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裏鍋台後，比公共浴池裏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拚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裏，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隨意的概念，它往往隻意味著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於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麽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鍋台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複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年了——我首次從北京迴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一九八一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於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將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著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著那一塊磚，像望著一塊金磚。一九八五年我又迴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著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十二口人。因為我迴家了，弟弟隻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後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萬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城市，當年又有幾座呢？
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建築，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悄然興起的。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無論是國家建築行為，還是民營企業的建築行為，除了被列為重點工程重點要求的建築物，僅就居民而言，標準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說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樣，住進八十年代的樓房裏的城市人家，卻又都是多麽的備覺幸運啊！以北京為例，前門西大街鄰馬路的幾排樓房，都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建築。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文藝界、文化界先輩，當年都曾在那裏住過。所分到的也隻不過兩室一廳、三室一廳而已。現在看來，它們又是那麽的尋常，尋常得沒有任何建築風格或建築美學可言。
由最初的建材業興起，牽拉了最初的建材業的熱勢，因此造成過最初的行業汙染，以及今天看來顯然形成城市規劃後遺症的不爭事實。
然而作為我個人，卻寧肯多一些寬厚的態度，不忍過於苛責。當年那情形用“雪中送炭”來形容毫不誇張。對於在寒冷中渴求溫暖的人，隻要是炭，不管用什麽東西盛裝著，那都是他們所感激的東西。
（三）
據我所知，民間房地產業之興起，在長江以北，當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的事情。它們中一半左右的前身是民間施工隊伍；另一半，大抵是有這樣或那樣權力背景的人士在操盤。國營單位實行股份製改造以後，也從國營建築行業分化出一些人士，形成以民間股份資本運營的房地產公司。
最初，它們隻不過活動在大城市的邊緣，悄然進行，並不太引起社會關注。動作也都不是很大，對城市規劃不構成直接的影響——無論可喜的還是可憂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們開始深入城市腹地；而對城市規劃形成兇猛影響，則是近幾年的事。
客觀地說，這一時期的城市建築，較之八九十年代，質量有了多方麵的提高。城市的容貌，由於民間房地產業加盟建築而迅速改觀，受益匪淺。中國第一批有經濟能力購置私人房產的人士，對民間房地產公司的湧現亦多持肯定和歡迎的態度。至二千年前後，民間房地產業便如雨後春筍，遂成為利潤迴報最為豐厚的民間行業。
我個人認為，倘論及建築風格、建築藝術、建築美學，僅就商品住宅樓盤而言，既不可要求甚高，亦不可評估太低。要求甚高，其價格將更加使一般城市居民望而生畏；評估太低，將有矯情之嫌。中式風格也罷，歐式風格也罷，二者結合的風格也罷，歸根結底，一分錢一分貨，風格和藝術是要作價買賣的，當由市場供求關係來調節。依我的眼看來，某些極其高檔的商品住宅，不是還不夠怎樣，而是裏裏外外已經太過奢華了。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個貧困人口極多的國家，在一個貧富差距極大並且越來越大的國家，豪宅的不斷推出而且當然都是隆重推出，顯然具有超現實主義的意味。其品質無論多麽人性化，也隻不過是極少數人才配享受的人性化，與絕大多數的、一般的人沒什麽關係。北京的天通苑和迴龍觀大社區，那裏的樓房是沒什麽建築風格、藝術和美學的特別處可談的，離市區遠，交通不便，生活配套服務設施很不完善，但是巴望入住那裏的樓房的北京人家，目前仍成千上萬，而且要經過有關部門的資格審批。不是對富有程度的認定，而是對貧困程度的認定。
種種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的不良現象、堪憂現象，我的眼當然也看到了那些，我當然也承認那些現象對於城市自身容貌的氣質的破壞。
但是我認為，在設計和規劃二者之間，以上現象的責任，當主要歸於後者，即主要歸於負責城市規劃的官員。沒有權力的批準，任何房地產商決然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動土開工。隻有權力的批準，沒有權力的要求，獲得批準的房地產商在設計方麵必然樂得自行其是。希望房地產商在考慮商品設計的同時，也將商品設計與整體城市規劃的和諧與否一起考慮，我以為這樣的一種寄托是過於天真的。房地產商在設計方麵，通常隻為定位的買方市場考慮。有時他們很為自己的設計得意。事實上，孤立地看待他們的某些設計，也許還確有值得自鳴得意的地方，但擺放在城市規劃的全局來看，則可能是不和諧的，甚至可能是破壞和諧的。或者，暫時看來與城市整體規劃沒有衝突，但在以後卻會阻礙城市總體規劃朝更美好的方麵去拓展。是的，正是這種責任，我認為主要當由有權的官員來承擔。
比如一位對家園極有責任感的成員，當他擁有出售家園土地的權利的時候，他一定會對買方有要求，甚至限製買方隻允許蓋成什麽樣式的房舍，不允許蓋成什麽樣式的房舍。他一定不會表示這樣的意思——“現在，我家園中的這片土地麵積歸你了，你想怎麽蓋就怎麽蓋吧，我一概不管了！”而且，究竟出售家園的哪一片土地，他一定是三思而後行的。他一定特別珍惜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他一定會每每這麽想——這一塊土地還要留一留，爺爺每天要在那兒鍛練身體；那一塊也要留一留，可供小兒女在那兒蕩秋千；還有另外一塊，更要留一留，家園須有一塊綠地啊！……
我們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責任感的、總體的、具有長期考慮的規劃者了。即使有，他們的責任感，他們的長期考慮，也往往是一廂情願。因為事情往往也是這樣——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員，負責城市規劃的是另一些官員。前者是有實權的大官，後者是有虛權的小官。對於一座城市，建設規劃局局長又究竟能有多大權力？通常隻不過是檢查違章建築和按照指示繪製藍圖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總體的、將來的、長遠的規劃究竟構思在什麽人心裏呢？它二十年後會是怎樣的？五十年後會是怎樣的？半個世紀後會是怎樣的？——我們的城市，其實缺少如此為它鞠躬盡瘁的人，更缺少這樣的固定的實權機構。
某些城市的大規劃、大城市建設舉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現任一、二把手們極具個人拍板色彩的公仆行為。於是往往又引出了負麵現象——城市建築方麵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
最後我想說，我們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產生某種固定的，規劃水平很高的，由官員、專家、學者以及民眾代表組成的規劃權力機構。它所擁有的應是至高權力，超越於任何個人權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門應超越於任何個人權力之上。它將隻對人民負責。為人民大眾珍惜城市裏的每一塊土地。它將替人民大眾構思城市總體的、長遠的藍圖。那種個人以特權批售城市土地的現象，早就應該被視為非法了。它將更有效地鼓勵房地產商加盟城市建設的能動性，同時也更有效地限製他們資本的無孔不入以及見縫插針的牟利行為。
而我們的城市公民，應提升起這樣的一種正當意識——歸根結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麵積是極為有限的。作為特殊資源，是尤其寶貴的。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睜大雙眼，監督每一處城市土地的出售情況，要求過程的透明度。並且，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對自己認為不當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質疑和批評。
中國有句古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言用以形容中國房地產業和城市的關係，對雙方都包含了警醒的意義。
不具備人文思想的頭腦，作為公民難以產生自覺的公權要求，作為公仆難以產生自覺的公權意識，作為城市難以有理性的現在和更人性化的將來的對接。
——全書完——
一、狼狽的處境，怨不得世界險惡
我有一位朋友，家鄉人，經商的。業務主項在北京，每個月都要往南方去一兩次。
一次又往，目的地是常去的一座大城市。從機場到市裏，約四十多分鍾車程。拎著包剛一出現在機場大廳裏，便被一個小夥子迎住了，問要不要乘便宜車。一聽就知道是黑車司機，不理睬。
然而小夥子卻彬彬有禮，恭敬之至。說可以少收二十元錢；說有什麽特許證，可以免繳設在半路的高速公路費；說可以抄近路，保證至少提前十分鍾進入市區。最後，特別強調地說，他的車可是一輛奧迪。
我的朋友，竟被說動了心，跟著那小夥子去坐那輛黑車了。
黑車果然是奧迪。而且，是黑色的。但那輛奧迪，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老款，裏裏外外已經舊到不能再舊的程度了。
黑車司機將車開走以後，得意揚揚地說：“是奧迪吧？我開的是黑車不假，但是我不騙人。”
我的朋友就問：“早知道你開的是這麽一輛奧迪，我根本不會上你的車。”
小夥子一笑，說已經坐上了，後悔的話就別說了呀。你不是還能省下二三十元錢嘛，不是還能提前十來分鍾進入市區嘛。
我的朋友一想，可也是的，也就不再說什麽不滿的話。
這事兒，在我的朋友那兒，其實圖的不是能省下二三十元錢。他的生意做得不錯，每年入項頗豐，根本不在乎能否省下二三十元錢。早十來分鍾進入市區，對他也沒有什麽吸引力，他是直接坐到賓館去，早不早那十來分鍾，對他沒什麽特殊的意義。我的這一位朋友，本身有兩大問題——第一是煙癮很大，第二是難耐寂寞。但飛機上是不允許吸煙的；坐在他旁邊的又是一位年輕女士，人家不和陌生人說話。所以他一下飛機，便立刻想要滿足兩大急迫而又強烈的要求。一是生理的，趕緊吸上一支煙才舒服；二是心理的，三個多小時沒主動和人說話了，急迫而又強烈地想和人說說話。該市是他常去的。該市偏偏又對出租車行業規範嚴格——“請勿在車內吸煙”、“請勿與司機交談”。這樣兩行文字，醒目地印在“敬告乘客”之宣傳卡片上；卡片用透明膠條貼在車裏。故我的這一位朋友每次乘坐該市的出租車，反而備覺約束。對他這一類乘客，那兩條“警告”很不人性化。主要是由於這種原因，我的朋友才坐上了那小夥子的黑車。
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懂得起碼的文明禮貌的人，試探地問：“我可以吸支煙嗎？”
小夥子爽快地說：“可以。太可以了！您想吸多少支就吸多少支，想怎麽吸就怎麽吸。”
我的朋友一聽，高興了。掏出煙來，迫不及待地吞雲吐霧起來。
生理的要求獲得滿足的同時，心理的要求也開始蠢蠢欲動了，於是沒話找話地跟司機搭訕。
“看你樣子還不到三十吧？”
“老板您眼力真準，我二十九。”
“結婚了？”
“都有孩子了。”
“男孩兒女孩兒？”
“女孩兒。”
“女孩兒好，將來往外一嫁，也就省心了。”
“老板，咱倆想一塊兒去了。”
“這車是你的？”
“也不是我自己的，三個哥們兒合買的一輛二手車。”
“這車開不了幾年了呀，該淘汰了啊！”
“能開幾年開幾年唄，得養家糊口哇。”
“那為什麽不爭取當一名正式的出租車司機呢？”
“那太受剝削了呀！辛辛苦苦一個月，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錢讓出租車公司摟去了！……”
於是我的朋友大發感慨，對出租車公司進行譴責，對開黑車的小夥子表示同情。
忽然他覺得不對，問：“怎麽還沒過收費站啊？”
過了收費站，離市區就隻剩一半路了。
小夥子說：“咱們繞過收費站去。我不是有言在先，要為您省下十元公路費嘛！”
“那咱們現在繞過去了嗎？”
“還沒有。一會兒就繞過去了。”
“可我坐到你的車上已經二十多分鍾了。你保證了的，提前十分鍾進入市區。”
“放心，沒問題，沒問題。”
那時車開在一條我的朋友完全陌生的路上，坑坑窪窪，顛顛簸簸；路兩旁，看不見一處他熟悉的標誌性建築。他開始懷疑，再過十分鍾怎麽會進得了市區呢？開始有點兒後悔坐上那一輛黑車了。心理滿足了一下，話也不多了。
路上的車漸多起來。一會兒，那輛老舊的奧迪被堵在了一處十字路口。
“你看，現在都半小時過去了，這兒是市區嗎？”
“這兒當然不是市區啦！我怎麽能料到會在這兒被堵住呢？”
“那你偏往這麽一條路上開？”
“不是要為你省下十元過路費嘛！我得講誠信啊！”
“你居然還說什麽誠信！我就那麽在乎能省下十元錢啊？”
“你不在乎你上我的車？你不在乎你一開始就聲明啊！”
“你、你還這麽跟我說話！”
“那我該怎麽跟你說話？”
由於堵車，二人的情緒都變糟了，你有來言我有去語，幾乎吵了起來。
堵車是因為前邊出車禍了。他們的車一堵就被堵了半個多小時。等終於又能往前開了，我的朋友已是滿肚子的氣了。但生氣也白生氣，而且，隻能生自己的氣啊！車裏的氣氛，當然也就不像他吸第一支煙時那麽友好了。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汽車才進入市區。其時天已黑了。
我的朋友卻還是看不到一幢標誌性建築，忍不住氣唿唿地問：“你是在往我住的賓館開嗎？”
黑車司機反問：“那你以為我是在往哪兒開？”
他說：“那我怎麽看著道兩旁一點兒都不熟悉？”
黑車司機說：“咱們不是從別的路開入市區的嗎？”
那時候，偏偏又是市區裏堵車的時候。
簡單說，又過了四十多分鍾，我的朋友還坐在那一輛黑車上。黑車下了這一條封閉馬路，駛上另一條封閉馬路。往複不已，似乎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不是小夥子成心要多跑冤枉路，耽誤他的時間坑他的錢，而是根本不清楚我的朋友要去的賓館在一條什麽街上。
“你他媽的不清楚，你還敢誆我上你的黑車！”
“老板你別罵人行不行？你不是說你常住那家賓館，你熟悉路嘛！”
“我當然熟悉啦！”
“那你說咱們該怎麽走？”
“我怎麽知道？”
“你剛剛還說你熟悉！”
二人終於大聲吵了起來。開黑車的小夥子也急得怪可憐的，淌下滿臉的汗來。但我的朋友已不同情對方也要養家糊口的難處，隻覺得對方實在可惡可恨了。
當黑車又一次從封閉公路駛下來，小夥子打算向停在人行道邊的一輛正式的出租汽車的司機打聽路時，我的朋友反應迅速，在幾秒鍾內便拎著包下了車，坐入正式的出租車裏。
正式的出租車畢竟是正式的出租車。朋友剛一說出要去什麽賓館，司機已經把車開走了，並說：“不太遠，二十分鍾就到。”
那開黑車的小夥子，開著黑車尾隨出租車，時時與出租車並行。一並行著了，便從車裏伸出手臂向我的朋友討要乘車錢。
我的朋友正在氣頭上，怎麽會讓出租車停下來給他錢呢？非但不給，還惡語相罵。
出租車司機對開黑車的小夥子用當地話說了幾句什麽，那輛黑車才不尾隨了。
出租車司機又問我的朋友怎麽迴事。
他據實相告，末了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想賴他那幾十元乘車錢，給了他我自己心裏的氣如何消？”
出租車司機沉默良久，低聲說出幾句話是：“那您老板在本市的日子裏可要多加小心了。據我所知，他們那些黑車司機都不是單幹，也是有組織的，跟黑社會差不多。您須提防他們報複您。何況他已經知道您住在哪一家賓館了。”
我的朋友心中大為不安起來。
賓館離他換車的地方確乎已不甚遠。那時已不堵車了，沒用二十分鍾就到了。然其辦完了手續，進入了房間，衝過了澡，定下心來一想，那開黑車的小夥子自然令人惱火，但分明並非成心，何必非惹對方記恨自己呢？再聯想到那小夥子對自己做的那一種手勢，以及出租車司機對自己說的那一番話，越發不安，進而疑神疑鬼。
一個多小時以後，他到前台去退房。從邁出房間那一步，到邁入電梯，到退罷了房邁出賓館，站立在人行道上，左顧右盼，神情惴惴，仿佛前後左右都會冷不丁冒出一個或幾個仇人，以奪其性命為快事。
好在很快就攔了輛出租汽車，於是轉往別一家賓館去住了。因在前一家賓館是預訂的房間，已超過退房規定時間，白交了一天三百多元的房錢。但他那時已顧不上計較經濟的損失，悠悠萬事，唯保性命安全為大了。
雖然順利地住入了另一家賓館，一顆心卻還是終日忐忑，草木皆兵，出入詭秘，不安並未稍減。業務之事，但凡能請對方到賓館來談，便不離開賓館。心裏的害怕，又不便向對方解釋。結果那一次給對方的印象就特別不佳，使對方誤以為他架子大了，擺譜了，對他也就不怎麽待見起來。這年頭，商機多著呢，都是商道上見過世麵的人了，誰離開了誰不行呢？誰又非得把誰格外地放在眼裏不可呢？
幾天內雙方在賓館裏見了幾次麵，來前原本有把握談成的幾樁買賣，到頭來竟一樁也沒落實。這令他大為失望；對方覺得他架子大了，對他的印象不好了，也感到不爽。
離開那一座城市的前一天，他要求對方派人派車送他到機場。買賣沒談成，架子又變大了，對方本已不爽；便將他的要求又誤解為擺架子了，更加不爽，便隨便地找了個借口，把他的要求擋迴去了。
悸懼的他，為了安全起見，買的是最早的一次航班，六點來鍾就離開賓館去往機場了。唯恐在機場遭遇到那黑車司機及其同夥，一下出租車，幾近逃入了機場。
迴到北京後才安穩下一顆驚恐萬狀的心來。然而此後，一打算要去a市，立刻便會聯想到那一名開黑車的司機對他所做的那一種威脅的手勢，以及那一名正式的出租汽車司機對他的忠告，於是畏縮不願成行。半年後，連在a市的業務也都荒廢了。
唉，我早已聽慣了許多人對社會險惡的抱怨和切身感受。但大抵是以自己的優點說事。比如先言自己的懷才不遇，接著批評別人的有眼無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著感歎別人妒賢嫉能；先言自己的大公無私，接著譴責別人的私欲膨脹；先言自己的與人為善，接著抨擊別人的小人勾當和偽善行徑……
卻很少有人承認，是由於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與社會的某些毛病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慣性撞擊，才使自己在某些時候陷於狼狽之境的。
發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便是後種情況之一例。
而依我的眼看來，對並非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後一種情況比前一種情況多得多。
是以為戒。
二、小城與古鎮能拯救中國文化嗎？
我以我眼迴顧曆史，正觀之，側望之，於是，幾乎可以得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結論——所謂中國文化之相對具體的搖籃，不是中國的別的地方，尤其並不是許多中國人長期以來以為的中國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樣。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國的小城和古鎮，那些千百年來在農村和大城市間星羅棋布的小城和古鎮。
僅以現代史為例，我們所敬重的眾多彪炳史冊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國的小城和古鎮留下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鎮，也都必然地以它們特有的文化底蘊和風土人情濡染過他們。開一列脫口而出的名單，委實氣象大觀。如蔡元培、王國維、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鬱達夫、豐子愷、徐誌摩、廢名、蘇曼殊、淩叔華、沈從文、巴金、艾蕪、張天翼、丁玲、蕭紅……
這還沒有包括一向在大學執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聞一多們；而且，也沒有將畫家們、戲劇家們、早期電影先驅者們以及哲學、史學等諸文化學科的學者們加以點數。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鎮，不單是他們的出生地，也是他們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們後來的文化作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鎮，有德於他們，因而，也便有德於中國之近代的文化。
搖籃者，蓋人之初的夢鄉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聲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於會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為，“厚德載物”四字，中國許許多多的小城和古鎮，是絕然當之無愧的。它們曾“載”過的不單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們還沒成人物的時候，給他們以可能成為人物的文化營養。
小城和古鎮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極具風味的那一種，大抵加了各種的作料醃製過的；比作點心，做法往往是絲毫也不馬虎的，程序又往往講究傳統，如糕，很糯口的一種；比作酒，在北方，濃烈，“白幹”是也，在南方，綿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麵，小城和古鎮，於地理位置上，即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隻需年景太平，當然也就大得其益於城鄉兩種文化的滋潤了。大都市何以為大都市？乃因它們與農村文化的臍帶終於斷了。不斷，便大不起來。既已大，便漸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則往往對農村文化側目而視了。就算也還容納些個，文化姿態上，難免地已優越著了。農村文化於是產生自知之明，敬而遠之。小城和古鎮卻不同，它們與農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一般遠不到哪兒去，它們與農村文化始終保持著親和關係。它們並不想剪斷和農村文化之間的臍帶，也不以為鄙薄農村文化是明智之舉。因為千百年來，它們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與農村文化膠著在一起，撕扯不開了。正所謂藕斷絲連，用北方話說，“打斷骨頭連著筋”。另一方麵，小城和古鎮是大都市商業的腳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為這比伸到國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業的腳爪，不太有可能越過阻隔在它和農村之間的小城和古鎮直接伸向農村並達到獲利之目的。它們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不得不與小城和古鎮發生較密切的關係。有時，甚至不得不對後者表示青睞。於是，它們便也將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帶給小城和古鎮了。起初是物質的，隨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鎮起先出現留聲機的買賣了，隨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鎮有了知識的青年們，對於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質的，更向往文化的。他們對於大都市的文明的反應是極為敏感的。而隻有對事物有敏感反應的人，頭腦裏才會有敏感的思想。故一個小城和古鎮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他在還沒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經是相當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為他們是站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立場，即小城和古鎮的文化立場；進言之，乃是站在一種較傳統的文化立場來審視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狹，可能極端，然而，對於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場和觀點的自我矯正隻不過是早晚之事。他們有自我矯正的本能和能力。他們一旦成為大都市中人，再反觀出身的小城和古鎮，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傳統的文化與現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發酵、化合，或揚或棄，或守或拒，反映到他們的文化作為方麵，便極具個性，便凸顯特征。於是使中國的現代文化景觀紛呈。何況，他們的文化方麵的啟蒙者，亦即那些小城裏的學堂教師和古鎮裏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裏謀求過人生的人，載譽還鄉也罷，失意歸裏也罷，總之是領略過大都市的文化的。他們對大都市文化那一種經過反芻了的體會，也往往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哺予他們所教的學生們。
談論到他們，才談論到我這一篇短文的自以為的要點，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來，我們中國之文化曆史，上下五千年，從大都市到小城、古鎮，原本有一條自然而然形成的鏈條。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歸去來兮往複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學識治國平天下的，說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當不成官，他還有一條退路，即教書育人。在還有這一條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門的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他們之中大多數後來也都成了“坐學館”的人或鄉間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學館又往往開設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鎮。小城和古鎮，由此代代的才人輩出，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輸送往大都市；大都市裏的文化舞台，才從不至於冷清。古代的中國，一名文化人士，一輩子為官的情況是不多的。脫下官袍乃是經常的事。即使買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銀子，通常也隻能買到一屆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卻官職，十有七八並不留居京都，而是舉家還鄉。若他們文化人的本性並沒有因做官而徹底改變，仍願老有所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義的事，那便是興教辦學。而對仕途喪失誌向的人，則更甘於一輩子“坐館”，或辦私塾。所謂中國文化人士傳統的“鄉土情結”，其實並不意味著對農村的迷戀，而是在離農村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還算有益於他人、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人生，即授業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曆史中，每朝每代，對文化人的這一退路，還是明白地給留著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國時乖運戾，軍閥割據，戰亂不息，強寇逞兇，疆土淪喪——縱然在時局這麽惡劣的情況下，中國之文化人士，稍得機遇，也還是要力爭在最後的一條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們願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連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們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資格成了問題。一方麵，從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鎮，到農村，中國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識和文化的講授者、傳播者；另一方麵，許許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被無情地打入另冊，從大都市發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們少年時期曾接受過良好文化啟蒙的小城和古鎮。更不幸者，被時代如掃垃圾一般掃迴到了他們出生的農村。然後是“反右”，再然後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魂牽夢繞的故鄉，成了他們的人生厄運開始的地方。而農村、古鎮、小城、大都市之間，禁律條條，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條由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的自然流動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環往複的鏈條，便如此這般地被鉗斷了。受到文化傷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鎮。從前給它們帶來文化榮耀感的成囚，一經徹底破壞，在人心裏似乎就全沒了意義和價值。
碎玉雖難複原，斷鏈卻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氣息著稱的小城和古鎮，正在努力做著織結文化經緯的事情。總有一天，某些當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厭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囂，也許還會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退居故裏。並且，在故裏，盡力以他們的存在氳氤一道道文化的風景。
是啊，那時，中國的一些小城和古鎮，大概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搖籃吧？
三、尋找城市最優良的氣質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屬於的那一個國家的立體說明書。
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麵，書寫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個人一樣，乃是有氣質的。而所謂城市的氣質，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決定的。正如一個人的氣質，肯定與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遺傳和後天的文化教養關係密切。城市文化作用於城市的各個方麵，也必然作用於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怎樣，是城市人居家有感，憑窗可望，出門麵臨，終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誰都承認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和生理影響，於是必須承認，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優劣，往往也從正麵或負麵決定著生活在一座城市裏的普遍之人們的趨同心性，以及愉悅指數。而後一點，是在城市裏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談到了文化，那麽我願在此坦言我的當代中國文化觀。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展史源遠流長的國家之一。而此點，每使我們的某些同胞，對於中國近當代文化狀況，持有特別自以為是的心態。
我們承認我們在經濟實力方麵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科技方麵顯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全民文明素質方麵亟待提高……我們常言要縮短這樣的差距，要縮短那樣的差距，需補上這樣的一課，要補上那樣的一課；但是，一論及文化，我們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們唯獨沒有什麽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們唯獨沒什麽課應該補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們在文化方麵，決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優越著。
而我以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十八世紀末起，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方方麵麵產生重要影響的，史稱啟蒙文化。啟蒙文化所要弘揚的，乃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既是一種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人類方方麵麵的社會學思想。因而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於人類的思想。沒有每一個公民特別覺悟和能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實際獲得，“以人為本”隻不過是一句空話。
正是在此點上，中國近當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寶貴的一課、基礎性質的一課。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還處在晚清沒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曆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的時期，我們剛剛開始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五四”啟蒙。此後中國淪為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五四”啟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後，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由當時的政治理念所決定，不可能成為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為一種排他主義的、抵製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諸國，當時對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亦取同樣不屑的立場和態度。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階級鬥爭的文化。到了“文革”時期，連水杯和枕巾上也體現著階級鬥爭文化的強烈特征了。“文革”結束，新中國的文化史已然與它的政治史重疊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國當代文化，曾經本能地試圖進行第二次人文主義的初級啟蒙，然而同樣是功虧一簣。當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始終沒能較成功地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一課。而斯時的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了後人文主義時期。而斯時距離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時期過去了將近二百年。當中國文化準備抓住機遇實行第二次人文主義文化啟蒙時，先是文化的商業時代席卷而至，後是文化的娛樂時代轟然到來……
諸位，我並不是一個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並沒有過什麽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徑。我隻不過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認為應該有人指出它的客觀存在，應該有更多的人正視它，應該有更多的人齊心協力，來為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化補上那寶貴的一課。
前任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先生，我們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觸。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長。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先生，曾是我作為影視工作從業者的最高領導，也是我們極為尊敬的人。中國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內，為中國做了許許多多難能可貴的文化發展工作。但怎樣盡快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重要一課，不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當是中國一切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要進一步指出那寶貴的一課。
如若不以虔誠之心來熱忱地補上，則我們必然總會在政治、經濟、科技、商業、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麵看出先天素養不良的種種缺失。同樣，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兩方麵，每見急功近利的種種現象，也實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優良的氣質，乃是人文主義的氣質。它襯托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麵，也必然體現在建築和規劃之中。
（二）
言說中國之一切事情，一切問題，往往無法擺脫一個大前提的困擾，即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眾多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全世界的總人口也不過才十六億多一點點。這麽一對比，我們所麵臨的人口壓力，往往會使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裏，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麽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隻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標誌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裏。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八層或十二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裏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標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裏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飆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裏，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麽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麽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裏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誌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點五億激增到了六十年後的十三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裏鍋台後，比公共浴池裏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拚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裏，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隨意的概念，它往往隻意味著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於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麽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鍋台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複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年了——我首次從北京迴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一九八一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於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將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著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著那一塊磚，像望著一塊金磚。一九八五年我又迴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著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十二口人。因為我迴家了，弟弟隻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後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萬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城市，當年又有幾座呢？
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建築，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悄然興起的。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無論是國家建築行為，還是民營企業的建築行為，除了被列為重點工程重點要求的建築物，僅就居民而言，標準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說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樣，住進八十年代的樓房裏的城市人家，卻又都是多麽的備覺幸運啊！以北京為例，前門西大街鄰馬路的幾排樓房，都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建築。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文藝界、文化界先輩，當年都曾在那裏住過。所分到的也隻不過兩室一廳、三室一廳而已。現在看來，它們又是那麽的尋常，尋常得沒有任何建築風格或建築美學可言。
由最初的建材業興起，牽拉了最初的建材業的熱勢，因此造成過最初的行業汙染，以及今天看來顯然形成城市規劃後遺症的不爭事實。
然而作為我個人，卻寧肯多一些寬厚的態度，不忍過於苛責。當年那情形用“雪中送炭”來形容毫不誇張。對於在寒冷中渴求溫暖的人，隻要是炭，不管用什麽東西盛裝著，那都是他們所感激的東西。
（三）
據我所知，民間房地產業之興起，在長江以北，當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的事情。它們中一半左右的前身是民間施工隊伍；另一半，大抵是有這樣或那樣權力背景的人士在操盤。國營單位實行股份製改造以後，也從國營建築行業分化出一些人士，形成以民間股份資本運營的房地產公司。
最初，它們隻不過活動在大城市的邊緣，悄然進行，並不太引起社會關注。動作也都不是很大，對城市規劃不構成直接的影響——無論可喜的還是可憂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們開始深入城市腹地；而對城市規劃形成兇猛影響，則是近幾年的事。
客觀地說，這一時期的城市建築，較之八九十年代，質量有了多方麵的提高。城市的容貌，由於民間房地產業加盟建築而迅速改觀，受益匪淺。中國第一批有經濟能力購置私人房產的人士，對民間房地產公司的湧現亦多持肯定和歡迎的態度。至二千年前後，民間房地產業便如雨後春筍，遂成為利潤迴報最為豐厚的民間行業。
我個人認為，倘論及建築風格、建築藝術、建築美學，僅就商品住宅樓盤而言，既不可要求甚高，亦不可評估太低。要求甚高，其價格將更加使一般城市居民望而生畏；評估太低，將有矯情之嫌。中式風格也罷，歐式風格也罷，二者結合的風格也罷，歸根結底，一分錢一分貨，風格和藝術是要作價買賣的，當由市場供求關係來調節。依我的眼看來，某些極其高檔的商品住宅，不是還不夠怎樣，而是裏裏外外已經太過奢華了。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個貧困人口極多的國家，在一個貧富差距極大並且越來越大的國家，豪宅的不斷推出而且當然都是隆重推出，顯然具有超現實主義的意味。其品質無論多麽人性化，也隻不過是極少數人才配享受的人性化，與絕大多數的、一般的人沒什麽關係。北京的天通苑和迴龍觀大社區，那裏的樓房是沒什麽建築風格、藝術和美學的特別處可談的，離市區遠，交通不便，生活配套服務設施很不完善，但是巴望入住那裏的樓房的北京人家，目前仍成千上萬，而且要經過有關部門的資格審批。不是對富有程度的認定，而是對貧困程度的認定。
種種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的不良現象、堪憂現象，我的眼當然也看到了那些，我當然也承認那些現象對於城市自身容貌的氣質的破壞。
但是我認為，在設計和規劃二者之間，以上現象的責任，當主要歸於後者，即主要歸於負責城市規劃的官員。沒有權力的批準，任何房地產商決然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動土開工。隻有權力的批準，沒有權力的要求，獲得批準的房地產商在設計方麵必然樂得自行其是。希望房地產商在考慮商品設計的同時，也將商品設計與整體城市規劃的和諧與否一起考慮，我以為這樣的一種寄托是過於天真的。房地產商在設計方麵，通常隻為定位的買方市場考慮。有時他們很為自己的設計得意。事實上，孤立地看待他們的某些設計，也許還確有值得自鳴得意的地方，但擺放在城市規劃的全局來看，則可能是不和諧的，甚至可能是破壞和諧的。或者，暫時看來與城市整體規劃沒有衝突，但在以後卻會阻礙城市總體規劃朝更美好的方麵去拓展。是的，正是這種責任，我認為主要當由有權的官員來承擔。
比如一位對家園極有責任感的成員，當他擁有出售家園土地的權利的時候，他一定會對買方有要求，甚至限製買方隻允許蓋成什麽樣式的房舍，不允許蓋成什麽樣式的房舍。他一定不會表示這樣的意思——“現在，我家園中的這片土地麵積歸你了，你想怎麽蓋就怎麽蓋吧，我一概不管了！”而且，究竟出售家園的哪一片土地，他一定是三思而後行的。他一定特別珍惜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他一定會每每這麽想——這一塊土地還要留一留，爺爺每天要在那兒鍛練身體；那一塊也要留一留，可供小兒女在那兒蕩秋千；還有另外一塊，更要留一留，家園須有一塊綠地啊！……
我們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責任感的、總體的、具有長期考慮的規劃者了。即使有，他們的責任感，他們的長期考慮，也往往是一廂情願。因為事情往往也是這樣——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員，負責城市規劃的是另一些官員。前者是有實權的大官，後者是有虛權的小官。對於一座城市，建設規劃局局長又究竟能有多大權力？通常隻不過是檢查違章建築和按照指示繪製藍圖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總體的、將來的、長遠的規劃究竟構思在什麽人心裏呢？它二十年後會是怎樣的？五十年後會是怎樣的？半個世紀後會是怎樣的？——我們的城市，其實缺少如此為它鞠躬盡瘁的人，更缺少這樣的固定的實權機構。
某些城市的大規劃、大城市建設舉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現任一、二把手們極具個人拍板色彩的公仆行為。於是往往又引出了負麵現象——城市建築方麵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
最後我想說，我們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產生某種固定的，規劃水平很高的，由官員、專家、學者以及民眾代表組成的規劃權力機構。它所擁有的應是至高權力，超越於任何個人權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門應超越於任何個人權力之上。它將隻對人民負責。為人民大眾珍惜城市裏的每一塊土地。它將替人民大眾構思城市總體的、長遠的藍圖。那種個人以特權批售城市土地的現象，早就應該被視為非法了。它將更有效地鼓勵房地產商加盟城市建設的能動性，同時也更有效地限製他們資本的無孔不入以及見縫插針的牟利行為。
而我們的城市公民，應提升起這樣的一種正當意識——歸根結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麵積是極為有限的。作為特殊資源，是尤其寶貴的。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睜大雙眼，監督每一處城市土地的出售情況，要求過程的透明度。並且，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對自己認為不當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質疑和批評。
中國有句古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言用以形容中國房地產業和城市的關係，對雙方都包含了警醒的意義。
不具備人文思想的頭腦，作為公民難以產生自覺的公權要求，作為公仆難以產生自覺的公權意識，作為城市難以有理性的現在和更人性化的將來的對接。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