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傻子教授說，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國。這樣，華夏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可以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國。秦始皇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楊揚導遊插話說：“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稱南海經貿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一位年輕的星國學者問：“華夏海路貿易是怎樣興起的呢？有人說是漢朝商業發達，絲綢產量很大，需要出口。”
夏青教授迴答說：“漢承秦製，建立了華夏曆史上第一個強大且曆時久遠的封建大一統帝國。鑒於秦朝的弊政，漢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
張洪德教授說：“伴隨著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漢朝政府設置官營絲織作坊，西漢設有東、西兩織室，在山東淄博設立三服官，這些官營工場人數眾多，具有大規模生產能力。”
黃梅導遊說：“漢代紡織業更普遍存在民間紡織品生產。政府一年間就在各地征收絲帛達500餘萬匹，足見漢代絲綢產量之大。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這些為海路商貿的形成打下了物質基礎。”
田工說：“不僅僅是經濟力量的影響，我認為，政治因素也對海路貿易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1世紀，東西方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特別是處於東西兩端的中國和羅馬的變化。漢朝於公元前3世紀統一中國，社會經濟繁榮，中國生產的絲綢，更是風靡世界，深受古代東西方各國人民的喜愛。這一時期的羅馬，正處於羅馬共和國晚期和羅馬帝國早期交替之際，帝國版圖遼闊，國力處於上升時期。由於這兩個強大國家經濟的繁榮和興盛，彼此間需要加強交往和聯係。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後，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
夏青說：“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絲綢貿易中這種極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羅馬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不得不為爭奪陸上絲綢之路的控製權，而與壟斷絲綢貿易的國家進行鬥爭。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隻能尋求開辟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
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並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對於季風的發現和利用，使古羅馬擺脫了沿海近距離航行的束縛，可以從紅海直達印度的港口。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洋貿易的形成。”
海洋專家高敏說：“我認為是因為造船技術的發達，才有絲綢之路的開拓。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先民，就已經廣泛使用了獨木舟和筏。春秋戰國時代，我國造船技術已有了很大發展。春秋時，吳國戰船已有大翼、橋船、戈船等多種。秦漢時迎來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術的飛躍。1975年至1976年，在廣州發現了規模宏大的造船工場遺址，考古研究結果表明，這工場是當時能成批生產內河和沿海船隻的大規模造船中心，可造寬六至八米、長二十至三十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船隻，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
機器人小黑插話說：“出現在漢代的‘樓船’最能體現漢代的高超造船技術。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漢武帝在長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除大型的適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風帆的使用，也是遠洋航海的必要條件。戰國時期的銅鉞出現帶有風帆圖案的船紋，說明戰國時代已出現了風帆，但此時的帆不能轉動，隻能順風行駛，還不能滿足遠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漢代，出現了活動的帆。三國時期，吳國丹陽太守萬震所作《南州異物誌》中載‘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擊，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轉動靈活，升降自由的風帆，克服了以往船舶隻能順風行駛的局限性，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夏青說：“在羅盤沒有應用到海上航行以前，光有大船也是沒有辦法的。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個難題。但天文學的進步，使得漢代舟師可以‘觀星定海’。《漢書·藝文誌》記載的《海中五星順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總結航海天文學的著作，多達136卷。
劉傻子教授說：“這足見當時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術，已普遍使用。看來，隨著漢代造船與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新，為海外貿易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一位老年星國學者說：“據考證，廣州古稱番禺，位於南海之濱，憑借自身擁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優越條件，成為華夏古代海路經貿的發祥地。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路商貿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華夏第一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
劉傻子教授說：“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政府實行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麵。”
高敏所長說：“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並與埃及的亞曆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路經貿的起點便是泉州。元代，始於泉州的海上貿易東至日本，西達東南亞、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蟻集，出口陶瓷、綢緞、茶葉、鋼鐵等，進口香料、胡椒、藥材、珠貝等。”
夏青說：“唐代，明州（寧波）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既是魚米之鄉，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窯青瓷產地，還有深受海外歡迎的湖紡和杭緞，為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基礎。明州成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規定，遣唐使到明州後，在此辦理入京手續，需時數月至一年。當時通過海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洋貿易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劉傻子教授說：“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洋貿易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貢獻的海路也逐漸消亡了。我們現在肩負振興海路商貿的曆史使命。”
華夏與星國雙方的學者，交談了片刻，李導遊提出：“我們要走了，一起合張影吧。”華夏、星國的學者，在一個魚尾獅的背景下合影留念。
張洪德教授說：“夏青教授的故事，太令人悲傷，為了衝淡痛苦，我談一段自己的經曆，當做笑話，供諸位消遣。”
當年，武漢成立了幾家報社，需要招收一批記者編輯。當年，有大學學曆的少，報社招人的時候，高中學曆的也要。不過，這些老高中生很厲害，他們是下放知青，下放農村後，被招進工廠，成了報社的通訊員。因為我發表了幾篇文章，也作為先進通訊員進了《文化報》報社，被安排到廣告科當副科長。
文化報有個健康文化版，由於報社經費比較緊張，廣告科的任務很重。我們想做醫院的廣告，醫藥的廣告，讀者有的願意看，有的反感，因為病人與醫生的關係微妙。例如，有個王老板的父親患闌尾炎，需要開刀，他打聽到外科醫生是張醫生，就找到張醫生，對他說：“張醫生，你明天對我父親開刀時，要認真負責。”
說完，王老板順手塞給醫生一個裝了一疊錢的信封。張醫生說：“我堅決不能夠收病人家屬的錢。”王老板一聽火了：“為什麽不收？”這醫生說：“醫院規定醫生不能夠接收紅包。”王老板說：“你到底收還是不收？”
楊揚導遊插話說：“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稱南海經貿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一位年輕的星國學者問：“華夏海路貿易是怎樣興起的呢？有人說是漢朝商業發達，絲綢產量很大，需要出口。”
夏青教授迴答說：“漢承秦製，建立了華夏曆史上第一個強大且曆時久遠的封建大一統帝國。鑒於秦朝的弊政，漢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
張洪德教授說：“伴隨著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漢朝政府設置官營絲織作坊，西漢設有東、西兩織室，在山東淄博設立三服官，這些官營工場人數眾多，具有大規模生產能力。”
黃梅導遊說：“漢代紡織業更普遍存在民間紡織品生產。政府一年間就在各地征收絲帛達500餘萬匹，足見漢代絲綢產量之大。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這些為海路商貿的形成打下了物質基礎。”
田工說：“不僅僅是經濟力量的影響，我認為，政治因素也對海路貿易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1世紀，東西方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特別是處於東西兩端的中國和羅馬的變化。漢朝於公元前3世紀統一中國，社會經濟繁榮，中國生產的絲綢，更是風靡世界，深受古代東西方各國人民的喜愛。這一時期的羅馬，正處於羅馬共和國晚期和羅馬帝國早期交替之際，帝國版圖遼闊，國力處於上升時期。由於這兩個強大國家經濟的繁榮和興盛，彼此間需要加強交往和聯係。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後，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
夏青說：“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絲綢貿易中這種極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羅馬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不得不為爭奪陸上絲綢之路的控製權，而與壟斷絲綢貿易的國家進行鬥爭。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隻能尋求開辟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
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並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對於季風的發現和利用，使古羅馬擺脫了沿海近距離航行的束縛，可以從紅海直達印度的港口。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洋貿易的形成。”
海洋專家高敏說：“我認為是因為造船技術的發達，才有絲綢之路的開拓。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先民，就已經廣泛使用了獨木舟和筏。春秋戰國時代，我國造船技術已有了很大發展。春秋時，吳國戰船已有大翼、橋船、戈船等多種。秦漢時迎來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術的飛躍。1975年至1976年，在廣州發現了規模宏大的造船工場遺址，考古研究結果表明，這工場是當時能成批生產內河和沿海船隻的大規模造船中心，可造寬六至八米、長二十至三十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船隻，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
機器人小黑插話說：“出現在漢代的‘樓船’最能體現漢代的高超造船技術。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漢武帝在長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除大型的適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風帆的使用，也是遠洋航海的必要條件。戰國時期的銅鉞出現帶有風帆圖案的船紋，說明戰國時代已出現了風帆，但此時的帆不能轉動，隻能順風行駛，還不能滿足遠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漢代，出現了活動的帆。三國時期，吳國丹陽太守萬震所作《南州異物誌》中載‘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擊，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轉動靈活，升降自由的風帆，克服了以往船舶隻能順風行駛的局限性，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夏青說：“在羅盤沒有應用到海上航行以前，光有大船也是沒有辦法的。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個難題。但天文學的進步，使得漢代舟師可以‘觀星定海’。《漢書·藝文誌》記載的《海中五星順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總結航海天文學的著作，多達136卷。
劉傻子教授說：“這足見當時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術，已普遍使用。看來，隨著漢代造船與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新，為海外貿易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一位老年星國學者說：“據考證，廣州古稱番禺，位於南海之濱，憑借自身擁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優越條件，成為華夏古代海路經貿的發祥地。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路商貿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華夏第一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
劉傻子教授說：“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政府實行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麵。”
高敏所長說：“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並與埃及的亞曆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路經貿的起點便是泉州。元代，始於泉州的海上貿易東至日本，西達東南亞、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蟻集，出口陶瓷、綢緞、茶葉、鋼鐵等，進口香料、胡椒、藥材、珠貝等。”
夏青說：“唐代，明州（寧波）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既是魚米之鄉，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窯青瓷產地，還有深受海外歡迎的湖紡和杭緞，為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基礎。明州成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規定，遣唐使到明州後，在此辦理入京手續，需時數月至一年。當時通過海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洋貿易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劉傻子教授說：“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洋貿易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貢獻的海路也逐漸消亡了。我們現在肩負振興海路商貿的曆史使命。”
華夏與星國雙方的學者，交談了片刻，李導遊提出：“我們要走了，一起合張影吧。”華夏、星國的學者，在一個魚尾獅的背景下合影留念。
張洪德教授說：“夏青教授的故事，太令人悲傷，為了衝淡痛苦，我談一段自己的經曆，當做笑話，供諸位消遣。”
當年，武漢成立了幾家報社，需要招收一批記者編輯。當年，有大學學曆的少，報社招人的時候，高中學曆的也要。不過，這些老高中生很厲害，他們是下放知青，下放農村後，被招進工廠，成了報社的通訊員。因為我發表了幾篇文章，也作為先進通訊員進了《文化報》報社，被安排到廣告科當副科長。
文化報有個健康文化版，由於報社經費比較緊張，廣告科的任務很重。我們想做醫院的廣告，醫藥的廣告，讀者有的願意看，有的反感，因為病人與醫生的關係微妙。例如，有個王老板的父親患闌尾炎，需要開刀，他打聽到外科醫生是張醫生，就找到張醫生，對他說：“張醫生，你明天對我父親開刀時，要認真負責。”
說完，王老板順手塞給醫生一個裝了一疊錢的信封。張醫生說：“我堅決不能夠收病人家屬的錢。”王老板一聽火了：“為什麽不收？”這醫生說：“醫院規定醫生不能夠接收紅包。”王老板說：“你到底收還是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