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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殿後，劉鈞正陪著朱慈烺一起下棋。
周太後與張太後還有袁田兩位太妃，永定二王與兩位公主也都坐在殿裏。劉鈞出征在即，兩宮太後讓皇帝請來劉鈞，一家人一起吃頓飯，敘敘家常，聯絡下感情。
朱慈烺雖才十三歲，可坐在那裏，身上卻隱隱有了一股子帝王的威儀，穩重的不像個少年。倒是永定二王，圍在劉鈞身邊，十足的孩子模樣。
張太皇看著皇帝與劉鈞四個坐在那裏，輕笑著對周太後道，“你看皇上與郡王，非是骨肉卻如骨肉般親密。”
“繼業是個好孩子，陛下當初托孤於他，確實沒做錯。有他在，大明就有了擎天一柱。”周太後感動的道，崇禎突然駕崩，留下毫無準備的她們娘倆，當時她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連先帝的喪葬費用都湊不齊，山陵都還沒有來的及修建。
是劉鈞調來銀錢，運來糧食，辦妥了國喪，開始營建山陵，還平定了京營的鬧餉。就如現在，遼軍叛亂，清軍來犯，可有劉鈞在，她卻沒有絲毫的擔憂。
朱慈烺看著棋盤，無奈的一笑，“就差一點，差一點就能贏皇兄了。”
“我也是一時僥幸而已。”
“不下了，再下我也不是皇兄對手，皇兄故意讓我的，要不我肯定會輸的很慘。”
劉鈞笑笑，“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陛下不要冤枉我。”
朱慈烺讓兩個兄弟去陪著太後她們，等他們走了，朱慈烺對劉鈞道，“皇兄，此次出征，有幾成勝算？”
“陛下，臣敢向陛下保證，絕對不讓韃子越過長城防線。”
“我們不能反擊嗎？抄他們的後路，或者派遼東的兵馬直搗敵穴呢？”朱慈烺有些興奮的問道。
“陛下。擊敗敵人的辦法有很多種，不一定要正麵相對。大明現在的狀態，雖然外表看來是一個巨人，但這個巨人重病剛好。外表雖在，內裏卻虛弱無比。如今我們好不容易穩住病勢，正要將養休息，一點點恢複。”
朱慈烺畢竟少年心性，道理他懂。可他覺得大明現在狀況很好，他更想要殺出關去，收複遼東。
“陛下，給我三年時間，三年之後，我當親自請纓出征，率軍東征，一舉踏平建虜，直抵黑龍江，威加北海。”
“三年。可朕三天都不想等。韃子刺殺了先帝，還奪了我遼西，朕不甘心。”
“陛下，不打無準備之仗，如無準備，那就很難勝利。我們要的是一場勝利，而不是一場災難。”劉鈞不得不耐心的勸道。
“還要什麽準備？我們不是有數十萬完成整編的大軍，統兵的還都是如張山蔡遠這樣的郡王舊部，都久經戰陣，常統兵馬。經驗豐富。”
劉鈞很想笑，十三歲的皇帝，想要讓他明白什麽是真正的戰爭，太難了。
“陛下。攘外必先安內啊。如今中原未靖，寇匪未平，兼之崇禎朝以來，多年動蕩，內憂外患，如今局勢雖好些。可也還隻是表象。實際上，大明各處都是百廢待興。天下還有許多百姓衣食無著，朝廷需要的是恢複地方的生產，需要的是推行新的商稅，充實國庫，民富然後國強。”
朱慈烺悶悶不樂的坐在那裏，垂頭歎氣。
過了一會，他才算是轉換了點心情。
“皇兄，我聽王承恩說，京師原來的皇店要重新開業了，好像都改成了百貨商場？”
“是的陛下，這些商場貨物充足，實行平價策略，能夠大大降低如今京師虛高的物價，能讓百姓安定。”
“哦，是這樣啊。”朱慈烺點點頭，“皇兄，我還聽說你在京師推行新稅法，大征商稅？”
“暫時還隻是在京師和湖北兩地試行，征向商稅，卻並非是橫征暴斂。”
劉鈞向朱慈烺仔細解釋了一下新的商稅，一改原來的商稅征收之策，建立一種新的商稅製度，是為了國家財政健全。[.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
現在新推出的商稅，主要就是營業稅、商品稅和增值稅三種，鹽茶煙酒馬五種則做為專稅另列。
“陛下，就如這營業稅，我們設置了起征點，對於月營業額低於二十塊銀元的免征營業稅。對於五十以上，三百塊以下的月營業額的商鋪，則采用的是定期定額稅製，按照他們的店鋪規模和正常的營業額，給出一個定額的稅額，一般不會超過營業客的百分之五。他們定期繳納定額的稅金，如果營業額超過定額，則要主動補齊多餘部份。”
“我們對於那些規模較大的商行，則采用的是按營業額征稅方式，由商家自己報稅，稅務署的人會查他們的帳本、發票，核對有無隱瞞偷漏行為。”
“商稅之外，還有關稅礦稅，以及鹽茶等專賣稅。總之，新的稅製會更加合理。我們不會幹殺雞取卵這樣的事情，但也不會一味的忽略商稅。”
大明的稅製基本上都還是遵循著朱元璋開國之初定下的稅製。朱元璋是個貧苦百姓出身，要過飯當過和尚，後來參加起義軍推翻元朝，坐了天下當了皇帝，一個傳奇的人物。但他對於經濟，確實不懂。
因此他訂下的稅製，充滿了許多嚴重的缺點。明代的稅收過低，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劉鈞穿越之前，對明代的稅收，有個印象是明代稅重，稅太重了，重的百姓活不下去，皇帝還經常派太監征礦稅等等，害的百姓都活不下去。
但現在，劉鈞對於明代的稅製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大明的稅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是太低了。
但百姓也確實苦，可朝廷實際上又並沒收到稅，問題出在哪了？出在了朝廷的稅製上，朝廷一麵是稅製極低，另一麵又搞定額征稅，再加之大明官員的俸祿是曆朝最低，官員文人又擁有特權，加之地方上分封的宗藩們巧取豪奪。結果就造成了朝廷窮，一直窮，窮的要死。
百姓苦，一直苦。苦的要命。
一麵是商稅幾近於無，一麵卻又是重重設卡的關稅。大明的稅製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沒有遵循稅收的基本征稅之法。國家稅收大多來自最貧苦的小老百姓，越有錢的反而稅交的越少。
各種各樣的加征加派，還有火耗等等。還要承受各種很重的勞役差役，但實際上大明百姓承擔的大多負擔，並不是直接來自朝廷，他們交的那些錢，也大多不是給了朝廷。
大明稅製最讓劉鈞覺得驚歎的還是定額稅製。
所謂定額稅製，就類似於永不加賦。
大明開國之初，每年兩稅的糧稅差不多是三千萬石，然後朱元璋就下過旨，以後征糧稅就是這個標準，不管以後開荒多少田地。都不再征稅。雖然後來二百餘年裏有過變動，但變來變去，這個稅額都沒變過，洪武時田畝八億多也是三千萬石糧稅，到後來剩下四億多田地在冊時，也依然是每年征收近三千萬石糧，甚至到了萬曆後期，戶部上的田畝都達到十一億多畝了，朝廷每年也還是征大約三千萬石糧。
甚至在實際上，二百多年來。大明的糧稅征收的最多時期是在永樂朝，其次就是洪武朝，再之後，沒有增加。反而是在不斷減少。農業稅在減，商業稅減的更多。
當初劉鈞發現這些的時候，都難以相信。
印象裏明朝都是稅重猛於虎，怎麽反而是稅收過低？
他以往一直以來被灌輸的觀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統治者們是如何殘暴荒淫，如何橫征暴斂。如何敲骨吸髓，廣大人民群眾在沉重的剝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後革命家李自成英雄是如何舉起義旗，奮起反抗，帶領人民百姓起義革命，推翻這些剝削階級的。
他那時的教科書就是這樣寫的，好多文章裏也都是這樣宣傳的。
按劉鈞如今掌握的資料，大明平均的畝產不算高，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許多，北方的平均畝產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畝產也不過2.6石左右，而現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來，達到近十一億畝左右，就算按一畝一石產量算，此時正常的糧食年產量，也應當達到十一億石左右。
但大明的農業稅收是多少呢？
自永樂以後，每年的糧食收入一直在兩千七百萬石左右，實際上基本稅額是兩千六百萬石。
按這個數字算，明初也不過是稅率百分之三點一六，晚明時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實無論是明初還是晚明，實際上農業稅率都低於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碼增長了兩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糧稅卻不增反降。
這就是因為當初定下的田賦定額的製度，永不加賦，其實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農通常每畝向地主交納九鬥稻米，基本的稅率是每畝三升左右，算下來，征收的部份隻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農與田主五五分，實際上稅額也就占農作物總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當然，這隻是基本稅，還有其它的攤派和負擔，比如均平銀，取代勞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銀，還有驛站供給，民壯等等。但實際上基本加上所有這些，總的稅率仍舊不算高。
各個地方上的情況雖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農業稅收不超過產出的一成，絕大多數地方，都遠低於這一數字。
基本的糧稅其實還隻有田地產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實還是額外的加征派收。
可為什麽大明的農民負擔還這麽嚴重？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的稅收過低，導致大明朝廷對於地方上根本無力看管，既沒有餘力興修一些水利設施，也對水患等治理上比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災之後，更無力救濟百姓。
往往一遇災年，百姓隻能自救，最後往往得借貸，借的還往往是高裏貸，最終利滾利，老婆孩子都給滾進去了。房子田產也都沒了。
其次就是官員俸祿太低，吏員工食銀子更少，全靠從地方百姓手裏貪汙。
到了萬曆之後，交稅用銀。這其實並沒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劇了百姓的負擔。因為大明缺銀，銀子向來貴重。農民並沒多少餘錢，交納賦稅的時候，就得先把糧食賣掉換銀交稅。
因此每年征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的糧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糧商這個時候就會聯合打壓糧價，農民隻得以很低的糧價賣掉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稅的銀子，而等到了收稅的時段過去，市場上的糧價又會開始上升。這種糧價在征稅期的下跌，有時甚至能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許多官紳的特權，加上他們各種逃稅的手段，使得朝廷稅收大減，甚至許多地方上還把這些負擔轉嫁到了百姓的頭上，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這其實就相當於一個惡性的循環。朝廷定了一個稅額，經過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許多，國家開支成倍的增長，但田稅卻定額不增，反而還在不斷下降。這就使得朝廷的財用不足，更加無力的管理地方，更無力在災年之時救助百姓，這使得許多百姓遇災便破產，自耕農的不斷減少。宗室豪強地方鄉紳們不斷兼並土地，這些人憑借著特權，官紳勾結，大肆偷稅漏稅。甚至把許多負擔轉嫁到普通的百姓頭上。
讓百姓負擔更重，破產的百姓更多，豪強兼並的田地更多，然後偷稅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發無力的管理地方。更無法在災年救濟百姓，然後更多百姓破產，就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不斷的轉動。
加之小冰河，以及後期吏治腐敗，衛所馳廢，軍屯被頃占，衛所軍百無一用。朝廷不得不招募兵馬。
原來國初朝廷立衛所製，衛所軍戶屯田守城，國家不費一兩銀子，卻能養百萬兵。而到了後來，則成了國家費了億畝軍屯，卻百無一用，反而還得招募數十萬營兵，每年從緊張的財政中再湊起千萬兩計的軍費開支，更進一步的加劇了財政困難，最後三餉加派，又大都轉到了百姓頭上。
而商稅，明初根本不受重視。
或者說，當時百廢待興，定下很輕的稅製，有助於經濟的恢複。
商稅在整個明代，都始終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除了幾個鈔關的關稅，其餘的就沒有什麽真正的商稅，頂多有一些特定的產品稅。
其實到了後麵的時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這些問題，可他們無法改變，阻力太大了。
阻力來自兩個方麵，一是文官集團對皇帝施加的壓力，另一個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撓。
崇禎時，文官集團對崇禎時期加派三餉的抱怨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給崇禎皇帝上疏，竭盡全力攻擊增加賦稅的政策，從來沒有停止過。在他們的描繪下，增收賦稅是天怒人怨，罪惡滔天，甚至是局勢惡化的原因所在。
凡是向崇禎皇帝建議增收賦稅的官員，都被他們描繪成小人，楊嗣昌更是被被攻擊漫罵的體無完膚，甚至被黃道周罵成是“豭狗人梟”。皇帝增加賦稅是頂住文官集團大部分成員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才得以進行的。
地方上的阻撓也十分厲害，他們不但反對增加稅收，甚至還一直在欠稅，許多地方實際上連最基本的正稅都一直沒完成過。
就如當初劉鈞在東南開設海關，征收關稅和商稅，東南地方也是極為反對的。
曆史上，明朝滅亡的原因不是單一的，有很多種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肯定就是亡於財政破產。
而明朝財政破產，最大的問題肯定就是這個稅收定額以及商稅問題。
去年浙江產火腿聞名的金華縣，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稅居然隻有七兩銀子。很多地方，去年商稅更是一文都沒有，他們根本就是許久都沒征過商稅了。
再比如，茶葉和鹽一樣都屬於專賣的商品，茶稅很重。四川去年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這還沒包括官府的茶園，可征收到的茶稅還不到兩萬兩。
更讓人可笑的是，雲南省一省的茶稅才十七兩。
浙江省更為驚人，全省一年的茶稅隻有六兩。
而那些稅務官員，他們的行為更讓劉鈞震驚。
沙市稅課使司的一名稅務官員，他主管沙市稅課使司後，幹了一件事情。他當年隻用了三個月達到了了稅務定額後，他便下了一個通告，在這年剩下的九個月裏，開啟稅關，任商販們往來，一文稅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稅務官比他還厲害，他負責當地的稅收時，直接定了個新規矩，讓商人自己到他的稅務衙門來報稅，然後他根本不去核查，商人報多少，他就收多少。結果他這一舉動，居然還贏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許多百官的稱讚。
大明的稅製，從頭到尾都是問題。定額問題很大，輕視商稅問題也很大，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些人，征稅的官員，交稅的商人百姓們。
稅率高低都已經不再是主要的問題了，如果隻是稅率低，那把稅征上來，其實也還有不少。可實際上呢，別說三十稅一，三千稅一都不一定有。
比如金華縣一年商貨七兩，浙江省一年茶稅才六兩。
有稅務關員一年稅關隻征稅三個月，還有更開放的走在時代前麵的，直接讓商人自己看著給，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
就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文官們還天天喊要減稅，不能加稅。
劉鈞對這些人早就已經不想多說什麽了，他現在就是要全麵改革稅製。
誰敢跟他唱反調，他可不會和崇禎一樣那麽客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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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殿後，劉鈞正陪著朱慈烺一起下棋。
周太後與張太後還有袁田兩位太妃，永定二王與兩位公主也都坐在殿裏。劉鈞出征在即，兩宮太後讓皇帝請來劉鈞，一家人一起吃頓飯，敘敘家常，聯絡下感情。
朱慈烺雖才十三歲，可坐在那裏，身上卻隱隱有了一股子帝王的威儀，穩重的不像個少年。倒是永定二王，圍在劉鈞身邊，十足的孩子模樣。
張太皇看著皇帝與劉鈞四個坐在那裏，輕笑著對周太後道，“你看皇上與郡王，非是骨肉卻如骨肉般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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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劉鈞調來銀錢，運來糧食，辦妥了國喪，開始營建山陵，還平定了京營的鬧餉。就如現在，遼軍叛亂，清軍來犯，可有劉鈞在，她卻沒有絲毫的擔憂。
朱慈烺看著棋盤，無奈的一笑，“就差一點，差一點就能贏皇兄了。”
“我也是一時僥幸而已。”
“不下了，再下我也不是皇兄對手，皇兄故意讓我的，要不我肯定會輸的很慘。”
劉鈞笑笑，“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陛下不要冤枉我。”
朱慈烺讓兩個兄弟去陪著太後她們，等他們走了，朱慈烺對劉鈞道，“皇兄，此次出征，有幾成勝算？”
“陛下，臣敢向陛下保證，絕對不讓韃子越過長城防線。”
“我們不能反擊嗎？抄他們的後路，或者派遼東的兵馬直搗敵穴呢？”朱慈烺有些興奮的問道。
“陛下。擊敗敵人的辦法有很多種，不一定要正麵相對。大明現在的狀態，雖然外表看來是一個巨人，但這個巨人重病剛好。外表雖在，內裏卻虛弱無比。如今我們好不容易穩住病勢，正要將養休息，一點點恢複。”
朱慈烺畢竟少年心性，道理他懂。可他覺得大明現在狀況很好，他更想要殺出關去，收複遼東。
“陛下，給我三年時間，三年之後，我當親自請纓出征，率軍東征，一舉踏平建虜，直抵黑龍江，威加北海。”
“三年。可朕三天都不想等。韃子刺殺了先帝，還奪了我遼西，朕不甘心。”
“陛下，不打無準備之仗，如無準備，那就很難勝利。我們要的是一場勝利，而不是一場災難。”劉鈞不得不耐心的勸道。
“還要什麽準備？我們不是有數十萬完成整編的大軍，統兵的還都是如張山蔡遠這樣的郡王舊部，都久經戰陣，常統兵馬。經驗豐富。”
劉鈞很想笑，十三歲的皇帝，想要讓他明白什麽是真正的戰爭，太難了。
“陛下。攘外必先安內啊。如今中原未靖，寇匪未平，兼之崇禎朝以來，多年動蕩，內憂外患，如今局勢雖好些。可也還隻是表象。實際上，大明各處都是百廢待興。天下還有許多百姓衣食無著，朝廷需要的是恢複地方的生產，需要的是推行新的商稅，充實國庫，民富然後國強。”
朱慈烺悶悶不樂的坐在那裏，垂頭歎氣。
過了一會，他才算是轉換了點心情。
“皇兄，我聽王承恩說，京師原來的皇店要重新開業了，好像都改成了百貨商場？”
“是的陛下，這些商場貨物充足，實行平價策略，能夠大大降低如今京師虛高的物價，能讓百姓安定。”
“哦，是這樣啊。”朱慈烺點點頭，“皇兄，我還聽說你在京師推行新稅法，大征商稅？”
“暫時還隻是在京師和湖北兩地試行，征向商稅，卻並非是橫征暴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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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就如這營業稅，我們設置了起征點，對於月營業額低於二十塊銀元的免征營業稅。對於五十以上，三百塊以下的月營業額的商鋪，則采用的是定期定額稅製，按照他們的店鋪規模和正常的營業額，給出一個定額的稅額，一般不會超過營業客的百分之五。他們定期繳納定額的稅金，如果營業額超過定額，則要主動補齊多餘部份。”
“我們對於那些規模較大的商行，則采用的是按營業額征稅方式，由商家自己報稅，稅務署的人會查他們的帳本、發票，核對有無隱瞞偷漏行為。”
“商稅之外，還有關稅礦稅，以及鹽茶等專賣稅。總之，新的稅製會更加合理。我們不會幹殺雞取卵這樣的事情，但也不會一味的忽略商稅。”
大明的稅製基本上都還是遵循著朱元璋開國之初定下的稅製。朱元璋是個貧苦百姓出身，要過飯當過和尚，後來參加起義軍推翻元朝，坐了天下當了皇帝，一個傳奇的人物。但他對於經濟，確實不懂。
因此他訂下的稅製，充滿了許多嚴重的缺點。明代的稅收過低，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劉鈞穿越之前，對明代的稅收，有個印象是明代稅重，稅太重了，重的百姓活不下去，皇帝還經常派太監征礦稅等等，害的百姓都活不下去。
但現在，劉鈞對於明代的稅製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大明的稅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是太低了。
但百姓也確實苦，可朝廷實際上又並沒收到稅，問題出在哪了？出在了朝廷的稅製上，朝廷一麵是稅製極低，另一麵又搞定額征稅，再加之大明官員的俸祿是曆朝最低，官員文人又擁有特權，加之地方上分封的宗藩們巧取豪奪。結果就造成了朝廷窮，一直窮，窮的要死。
百姓苦，一直苦。苦的要命。
一麵是商稅幾近於無，一麵卻又是重重設卡的關稅。大明的稅製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沒有遵循稅收的基本征稅之法。國家稅收大多來自最貧苦的小老百姓，越有錢的反而稅交的越少。
各種各樣的加征加派，還有火耗等等。還要承受各種很重的勞役差役，但實際上大明百姓承擔的大多負擔，並不是直接來自朝廷，他們交的那些錢，也大多不是給了朝廷。
大明稅製最讓劉鈞覺得驚歎的還是定額稅製。
所謂定額稅製，就類似於永不加賦。
大明開國之初，每年兩稅的糧稅差不多是三千萬石，然後朱元璋就下過旨，以後征糧稅就是這個標準，不管以後開荒多少田地。都不再征稅。雖然後來二百餘年裏有過變動，但變來變去，這個稅額都沒變過，洪武時田畝八億多也是三千萬石糧稅，到後來剩下四億多田地在冊時，也依然是每年征收近三千萬石糧，甚至到了萬曆後期，戶部上的田畝都達到十一億多畝了，朝廷每年也還是征大約三千萬石糧。
甚至在實際上，二百多年來。大明的糧稅征收的最多時期是在永樂朝，其次就是洪武朝，再之後，沒有增加。反而是在不斷減少。農業稅在減，商業稅減的更多。
當初劉鈞發現這些的時候，都難以相信。
印象裏明朝都是稅重猛於虎，怎麽反而是稅收過低？
他以往一直以來被灌輸的觀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統治者們是如何殘暴荒淫，如何橫征暴斂。如何敲骨吸髓，廣大人民群眾在沉重的剝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後革命家李自成英雄是如何舉起義旗，奮起反抗，帶領人民百姓起義革命，推翻這些剝削階級的。
他那時的教科書就是這樣寫的，好多文章裏也都是這樣宣傳的。
按劉鈞如今掌握的資料，大明平均的畝產不算高，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許多，北方的平均畝產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畝產也不過2.6石左右，而現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來，達到近十一億畝左右，就算按一畝一石產量算，此時正常的糧食年產量，也應當達到十一億石左右。
但大明的農業稅收是多少呢？
自永樂以後，每年的糧食收入一直在兩千七百萬石左右，實際上基本稅額是兩千六百萬石。
按這個數字算，明初也不過是稅率百分之三點一六，晚明時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實無論是明初還是晚明，實際上農業稅率都低於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碼增長了兩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糧稅卻不增反降。
這就是因為當初定下的田賦定額的製度，永不加賦，其實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農通常每畝向地主交納九鬥稻米，基本的稅率是每畝三升左右，算下來，征收的部份隻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農與田主五五分，實際上稅額也就占農作物總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當然，這隻是基本稅，還有其它的攤派和負擔，比如均平銀，取代勞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銀，還有驛站供給，民壯等等。但實際上基本加上所有這些，總的稅率仍舊不算高。
各個地方上的情況雖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農業稅收不超過產出的一成，絕大多數地方，都遠低於這一數字。
基本的糧稅其實還隻有田地產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實還是額外的加征派收。
可為什麽大明的農民負擔還這麽嚴重？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的稅收過低，導致大明朝廷對於地方上根本無力看管，既沒有餘力興修一些水利設施，也對水患等治理上比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災之後，更無力救濟百姓。
往往一遇災年，百姓隻能自救，最後往往得借貸，借的還往往是高裏貸，最終利滾利，老婆孩子都給滾進去了。房子田產也都沒了。
其次就是官員俸祿太低，吏員工食銀子更少，全靠從地方百姓手裏貪汙。
到了萬曆之後，交稅用銀。這其實並沒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劇了百姓的負擔。因為大明缺銀，銀子向來貴重。農民並沒多少餘錢，交納賦稅的時候，就得先把糧食賣掉換銀交稅。
因此每年征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的糧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糧商這個時候就會聯合打壓糧價，農民隻得以很低的糧價賣掉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稅的銀子，而等到了收稅的時段過去，市場上的糧價又會開始上升。這種糧價在征稅期的下跌，有時甚至能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許多官紳的特權，加上他們各種逃稅的手段，使得朝廷稅收大減，甚至許多地方上還把這些負擔轉嫁到了百姓的頭上，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這其實就相當於一個惡性的循環。朝廷定了一個稅額，經過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許多，國家開支成倍的增長，但田稅卻定額不增，反而還在不斷下降。這就使得朝廷的財用不足，更加無力的管理地方，更無力在災年之時救助百姓，這使得許多百姓遇災便破產，自耕農的不斷減少。宗室豪強地方鄉紳們不斷兼並土地，這些人憑借著特權，官紳勾結，大肆偷稅漏稅。甚至把許多負擔轉嫁到普通的百姓頭上。
讓百姓負擔更重，破產的百姓更多，豪強兼並的田地更多，然後偷稅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發無力的管理地方。更無法在災年救濟百姓，然後更多百姓破產，就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不斷的轉動。
加之小冰河，以及後期吏治腐敗，衛所馳廢，軍屯被頃占，衛所軍百無一用。朝廷不得不招募兵馬。
原來國初朝廷立衛所製，衛所軍戶屯田守城，國家不費一兩銀子，卻能養百萬兵。而到了後來，則成了國家費了億畝軍屯，卻百無一用，反而還得招募數十萬營兵，每年從緊張的財政中再湊起千萬兩計的軍費開支，更進一步的加劇了財政困難，最後三餉加派，又大都轉到了百姓頭上。
而商稅，明初根本不受重視。
或者說，當時百廢待興，定下很輕的稅製，有助於經濟的恢複。
商稅在整個明代，都始終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除了幾個鈔關的關稅，其餘的就沒有什麽真正的商稅，頂多有一些特定的產品稅。
其實到了後麵的時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這些問題，可他們無法改變，阻力太大了。
阻力來自兩個方麵，一是文官集團對皇帝施加的壓力，另一個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撓。
崇禎時，文官集團對崇禎時期加派三餉的抱怨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給崇禎皇帝上疏，竭盡全力攻擊增加賦稅的政策，從來沒有停止過。在他們的描繪下，增收賦稅是天怒人怨，罪惡滔天，甚至是局勢惡化的原因所在。
凡是向崇禎皇帝建議增收賦稅的官員，都被他們描繪成小人，楊嗣昌更是被被攻擊漫罵的體無完膚，甚至被黃道周罵成是“豭狗人梟”。皇帝增加賦稅是頂住文官集團大部分成員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才得以進行的。
地方上的阻撓也十分厲害，他們不但反對增加稅收，甚至還一直在欠稅，許多地方實際上連最基本的正稅都一直沒完成過。
就如當初劉鈞在東南開設海關，征收關稅和商稅，東南地方也是極為反對的。
曆史上，明朝滅亡的原因不是單一的，有很多種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肯定就是亡於財政破產。
而明朝財政破產，最大的問題肯定就是這個稅收定額以及商稅問題。
去年浙江產火腿聞名的金華縣，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稅居然隻有七兩銀子。很多地方，去年商稅更是一文都沒有，他們根本就是許久都沒征過商稅了。
再比如，茶葉和鹽一樣都屬於專賣的商品，茶稅很重。四川去年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這還沒包括官府的茶園，可征收到的茶稅還不到兩萬兩。
更讓人可笑的是，雲南省一省的茶稅才十七兩。
浙江省更為驚人，全省一年的茶稅隻有六兩。
而那些稅務官員，他們的行為更讓劉鈞震驚。
沙市稅課使司的一名稅務官員，他主管沙市稅課使司後，幹了一件事情。他當年隻用了三個月達到了了稅務定額後，他便下了一個通告，在這年剩下的九個月裏，開啟稅關，任商販們往來，一文稅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稅務官比他還厲害，他負責當地的稅收時，直接定了個新規矩，讓商人自己到他的稅務衙門來報稅，然後他根本不去核查，商人報多少，他就收多少。結果他這一舉動，居然還贏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許多百官的稱讚。
大明的稅製，從頭到尾都是問題。定額問題很大，輕視商稅問題也很大，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些人，征稅的官員，交稅的商人百姓們。
稅率高低都已經不再是主要的問題了，如果隻是稅率低，那把稅征上來，其實也還有不少。可實際上呢，別說三十稅一，三千稅一都不一定有。
比如金華縣一年商貨七兩，浙江省一年茶稅才六兩。
有稅務關員一年稅關隻征稅三個月，還有更開放的走在時代前麵的，直接讓商人自己看著給，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
就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文官們還天天喊要減稅，不能加稅。
劉鈞對這些人早就已經不想多說什麽了，他現在就是要全麵改革稅製。
誰敢跟他唱反調，他可不會和崇禎一樣那麽客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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