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的國家最高學府，稱之為太學，大司馬入據洛陽之後，改稱國子監。顧名思義，太學，隻是一所學校，是本朝的最高學府，並不是管理天下世子的機構。國子監，其名為監，便被朝廷賦予了管理天下士人的職責。從此以後，國子監便從太常屬下的博士祭酒中獨立出來了，分設左右監，秩比兩千石。國子監左監、右監品秩的提高，便意味著士人地位的提高。
上古的大學，稱為成均、上庠。董仲舒注雲：“五帝名大學曰成均”，鄭玄注雲：“上庠為大學，在王城西郊。”在夏商周時期，太學其名各異，大學在夏為東序，在殷為右學，在周有東膠，而周朝又曾設五大學：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中為辟雍。
“太學”一詞，源於西周。大戴記中曾言：“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大體而言，辟雍和泮宮並不是純粹的大學，更像一處象征國家社稷的場所，不過素日裏用於講習經典罷了。
除了講習經典之外，周天子和諸侯、貴族們經常在辟雍和泮宮中舉行祭祀、舉辦宴會、選拔武士、甚至在這裏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打贏了之後，也要到辟雍和泮宮“獻俘”和“告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古代，建造一處宮室是非常不容易的，時常要耗費舉國之力。“古人宮室無多，凡祭禮、軍禮、學禮，及望氣、治曆、養老、習射、遵賢之典，鹹行於明堂。而明堂、太廟、太學、靈台鹹為一地。”這便是史籍中所記載的太學。
高帝一統天下之後，黃老之學盛行，講究與民休息。在將近百年的時間內，幾乎沒有重建宮室，宮室尚且無力建造，何況是太學呢？故爾，從高帝一直到景帝，本朝並無官學，儒生士子們若是想要拜師讀書，隻好進入大大小小的私學，私學之風，遂大行於天下。
既然是私學，便沒有太多的顧忌，講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唯上，不唯書，隻唯真理，如此一來，本朝的文風便蔚然大盛了。前漢兩百年的江山，一半兒時間都在施行黃老政治，大大小小的私學培養出了一大批風骨錚錚的儒生士子和循吏良吏，他們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唯其如此，前漢的兩百年曆史，史書上處處都記載著不畏強暴，幹乳舍生取義的士人。
時間的長河在急速流逝，一轉眼就到了武帝元狩五年，武帝雄才大略，是五百年一出的雄主。他的目光遠大，一眼就看出的私學盛行對朝廷的威脅。私學盛行，話語權便掌握在鄉野之間，朝廷無法施加影響，隻好坐視輿論橫行而不得製。這自然是武帝所無法容忍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在京師長安城內設立太學，這便是本朝太學的由來。自此之後，太學便成為了本朝的中央官學，是天下的最高學府。既然是官學，學生學成之後，自然是要擇優錄用，授予官職的。這一條正好兒打中了私學的要害，本朝的士人，入仕之路本來就極窄，如今太學一開，便又多了一條入仕之路，天下的儒生士子，豈能不歡唿雀躍？久而久之，此消彼長之下，私學逐漸式微，官學從此便大盛了。
草創之初，太學之中隻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由於有了“量才授官”這一個超級大殺器的存在，太學的規模便也來越大，學生也越來越多了，最後竟然多達數萬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設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宣帝時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當政時又增至三十人。學生稱為“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太學初建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至一百人，王莽時增至一萬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賦役的特權。“博士弟子入選”，內由太常負責選擇，外由郡國察舉。入了太學，便等於是踏出了入仕的第一隻腳。武帝還下令天下郡國設立學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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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削平群雄之後，於建武五年，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後來，明帝劉莊還到太學行禮講經。順帝永建元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其後，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靈帝熹平四年，為了刊正經書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樹立於太學門外，全國各地來觀看和抄錄經文者，絡繹於途。方此之時，太學便進入了最鼎盛的時代。
學生向來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這種理想和報複在一定的環境下，就會轉化城一種政治訴求。隨著太學的不斷壯大，太學生們也逐漸卷入了政治鬥爭之中，並在其中充當了先鋒的作用。哀帝之時，博士弟子王鹹曾聚集太學生千餘，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
本朝的兩次黨錮，陳蕃、李膺謀誅宦官，便得到了太學生的大力支持。當時，太學生所崇拜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人，都是著名的黨人。黨錮之禍之後，一貫支持黨人的太學生們也遭到了血腥的鎮壓，被逮捕和囚禁的超過千人。
大司馬進入洛陽以後，本朝的最高學府便有了兩所。一所是原來就有的太學，以侍中盧植為祭酒。一所是新設的京師大學堂，以萬戶侯、侍中蔡邕為祭酒。這兩所學校的教學理念、學風、甚至學生的來源都有極大的不同。在本朝的士林之中，對這兩所學校的評價也截然不同。總而言之，大抵是分為兩派，世家大族推崇太學，寒門百姓對京師大學堂讚賞有加。
太學，是自夏朝流傳下來的官學，能入太學者，除了皇親國戚、世家大族、富商大賈的子弟之外，出身寒門的百中無一。故爾，太學的風氣是貴族式的，講究瀟灑風流、從容不迫，注重的是對各人誌趣兒的培養，講究孔夫子的“因材施教”，以培養精英階層為己任。
京師大學堂則不然，它所招收的學生都是通過考試來錄取的，隻問分數，不問出身。考試的科目便是孔門六術：禮、禦、射、樂、書、術六科。寒門出身的士子總是非常刻苦的，成績自然也就好一些。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有八成兒以上都是寒門出身，出身世家的極少，還都是小世家。大世家的子弟們早就入了太學，再說，他們也看不上京師大學堂。
如此一來，兩所最高學府便涇渭分明了，學生之間也都暗暗有些不合，世家大族出身的看不起寒門出身的，寒門出身的認為世家大族出身的隻憑著門第。太學的學生們和京師大學堂的學生們一直在明爭暗鬥，所爭的無非是一點兒，誰才是本朝排名第一的最高學府。
太學和京師大學堂的規矩，在學的學生們照例是要一起居住在學舍之中的。可是，對於學生們而言，居住在學舍之中總有許多不便之處，於是乎，他們便用各種理由申請去舍外居住。太學的學生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素日裏豪奢慣了，學舍中的清苦，他們著實有些吃不消。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七八成兒出身於寒門百姓，一向艱苦樸素慣了，吃得下苦。
對於學生們遞上來要求外宿的申請，作為京師大學堂的祭酒蔡大家是從來不批的，國子監的祭酒盧子幹卻是一見到申請就批。盧植是經學大家，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求學之心和求學之誌，住在哪裏是無所謂的事兒。一心求學的士子，即便是身居鬧市，也一定會孜孜不倦，苦讀不綴的。若是隻想來國子監混上一兩年，便是身在學舍之中，心也是在學舍之外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強求，各隨其便好了。太學培養的是精英，與外宿不外宿毫無關係。
蔡大家看法則不然，他是和大司馬一起鼓過過並州的苦日子的，深知紀律的重要性。一個人的學問再好，品德再高尚，如果沒有嚴明的紀律，便不是一個合格的官員。因此，京師大學堂中，學習的不僅僅是典籍，還有有箭術、馬術和射術，甚至還要在農忙之時下地力田。京師大學堂的蔬菜、糧食，甚至是六畜，都是自給自足的，士子們各包一片兒，相互協作。從這個角度看，京師大學堂講究身體力行，團結協作，更像一個軍隊和學校的混合體。
這便是洛陽城中的太學和京師大學堂，一場激烈的衝突馬上就要在這兩所學校的學生中爆發了。因為某一個偶然事件，導致了兩派學生之間的劇烈衝突，在本朝的曆史上，太學生之間打架鬥毆是從來沒有過的，太學和京師大學堂終於開創了本朝的先河。就因為這一次激烈的衝突，引發了一次巨大的政潮，終於導致世家大族們正式分道揚鑣了，影響甚為深遠。
上古的大學，稱為成均、上庠。董仲舒注雲：“五帝名大學曰成均”，鄭玄注雲：“上庠為大學，在王城西郊。”在夏商周時期，太學其名各異，大學在夏為東序，在殷為右學，在周有東膠，而周朝又曾設五大學：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中為辟雍。
“太學”一詞，源於西周。大戴記中曾言：“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大體而言，辟雍和泮宮並不是純粹的大學，更像一處象征國家社稷的場所，不過素日裏用於講習經典罷了。
除了講習經典之外，周天子和諸侯、貴族們經常在辟雍和泮宮中舉行祭祀、舉辦宴會、選拔武士、甚至在這裏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打贏了之後，也要到辟雍和泮宮“獻俘”和“告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古代，建造一處宮室是非常不容易的，時常要耗費舉國之力。“古人宮室無多，凡祭禮、軍禮、學禮，及望氣、治曆、養老、習射、遵賢之典，鹹行於明堂。而明堂、太廟、太學、靈台鹹為一地。”這便是史籍中所記載的太學。
高帝一統天下之後，黃老之學盛行，講究與民休息。在將近百年的時間內，幾乎沒有重建宮室，宮室尚且無力建造，何況是太學呢？故爾，從高帝一直到景帝，本朝並無官學，儒生士子們若是想要拜師讀書，隻好進入大大小小的私學，私學之風，遂大行於天下。
既然是私學，便沒有太多的顧忌，講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唯上，不唯書，隻唯真理，如此一來，本朝的文風便蔚然大盛了。前漢兩百年的江山，一半兒時間都在施行黃老政治，大大小小的私學培養出了一大批風骨錚錚的儒生士子和循吏良吏，他們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唯其如此，前漢的兩百年曆史，史書上處處都記載著不畏強暴，幹乳舍生取義的士人。
時間的長河在急速流逝，一轉眼就到了武帝元狩五年，武帝雄才大略，是五百年一出的雄主。他的目光遠大，一眼就看出的私學盛行對朝廷的威脅。私學盛行，話語權便掌握在鄉野之間，朝廷無法施加影響，隻好坐視輿論橫行而不得製。這自然是武帝所無法容忍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在京師長安城內設立太學，這便是本朝太學的由來。自此之後，太學便成為了本朝的中央官學，是天下的最高學府。既然是官學，學生學成之後，自然是要擇優錄用，授予官職的。這一條正好兒打中了私學的要害，本朝的士人，入仕之路本來就極窄，如今太學一開，便又多了一條入仕之路，天下的儒生士子，豈能不歡唿雀躍？久而久之，此消彼長之下，私學逐漸式微，官學從此便大盛了。
草創之初，太學之中隻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由於有了“量才授官”這一個超級大殺器的存在，太學的規模便也來越大，學生也越來越多了，最後竟然多達數萬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設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宣帝時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當政時又增至三十人。學生稱為“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太學初建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至一百人，王莽時增至一萬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賦役的特權。“博士弟子入選”，內由太常負責選擇，外由郡國察舉。入了太學，便等於是踏出了入仕的第一隻腳。武帝還下令天下郡國設立學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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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削平群雄之後，於建武五年，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後來，明帝劉莊還到太學行禮講經。順帝永建元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其後，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靈帝熹平四年，為了刊正經書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樹立於太學門外，全國各地來觀看和抄錄經文者，絡繹於途。方此之時，太學便進入了最鼎盛的時代。
學生向來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這種理想和報複在一定的環境下，就會轉化城一種政治訴求。隨著太學的不斷壯大，太學生們也逐漸卷入了政治鬥爭之中，並在其中充當了先鋒的作用。哀帝之時，博士弟子王鹹曾聚集太學生千餘，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
本朝的兩次黨錮，陳蕃、李膺謀誅宦官，便得到了太學生的大力支持。當時，太學生所崇拜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人，都是著名的黨人。黨錮之禍之後，一貫支持黨人的太學生們也遭到了血腥的鎮壓，被逮捕和囚禁的超過千人。
大司馬進入洛陽以後，本朝的最高學府便有了兩所。一所是原來就有的太學，以侍中盧植為祭酒。一所是新設的京師大學堂，以萬戶侯、侍中蔡邕為祭酒。這兩所學校的教學理念、學風、甚至學生的來源都有極大的不同。在本朝的士林之中，對這兩所學校的評價也截然不同。總而言之，大抵是分為兩派，世家大族推崇太學，寒門百姓對京師大學堂讚賞有加。
太學，是自夏朝流傳下來的官學，能入太學者，除了皇親國戚、世家大族、富商大賈的子弟之外，出身寒門的百中無一。故爾，太學的風氣是貴族式的，講究瀟灑風流、從容不迫，注重的是對各人誌趣兒的培養，講究孔夫子的“因材施教”，以培養精英階層為己任。
京師大學堂則不然，它所招收的學生都是通過考試來錄取的，隻問分數，不問出身。考試的科目便是孔門六術：禮、禦、射、樂、書、術六科。寒門出身的士子總是非常刻苦的，成績自然也就好一些。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有八成兒以上都是寒門出身，出身世家的極少，還都是小世家。大世家的子弟們早就入了太學，再說，他們也看不上京師大學堂。
如此一來，兩所最高學府便涇渭分明了，學生之間也都暗暗有些不合，世家大族出身的看不起寒門出身的，寒門出身的認為世家大族出身的隻憑著門第。太學的學生們和京師大學堂的學生們一直在明爭暗鬥，所爭的無非是一點兒，誰才是本朝排名第一的最高學府。
太學和京師大學堂的規矩，在學的學生們照例是要一起居住在學舍之中的。可是，對於學生們而言，居住在學舍之中總有許多不便之處，於是乎，他們便用各種理由申請去舍外居住。太學的學生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素日裏豪奢慣了，學舍中的清苦，他們著實有些吃不消。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七八成兒出身於寒門百姓，一向艱苦樸素慣了，吃得下苦。
對於學生們遞上來要求外宿的申請，作為京師大學堂的祭酒蔡大家是從來不批的，國子監的祭酒盧子幹卻是一見到申請就批。盧植是經學大家，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求學之心和求學之誌，住在哪裏是無所謂的事兒。一心求學的士子，即便是身居鬧市，也一定會孜孜不倦，苦讀不綴的。若是隻想來國子監混上一兩年，便是身在學舍之中，心也是在學舍之外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強求，各隨其便好了。太學培養的是精英，與外宿不外宿毫無關係。
蔡大家看法則不然，他是和大司馬一起鼓過過並州的苦日子的，深知紀律的重要性。一個人的學問再好，品德再高尚，如果沒有嚴明的紀律，便不是一個合格的官員。因此，京師大學堂中，學習的不僅僅是典籍，還有有箭術、馬術和射術，甚至還要在農忙之時下地力田。京師大學堂的蔬菜、糧食，甚至是六畜，都是自給自足的，士子們各包一片兒，相互協作。從這個角度看，京師大學堂講究身體力行，團結協作，更像一個軍隊和學校的混合體。
這便是洛陽城中的太學和京師大學堂，一場激烈的衝突馬上就要在這兩所學校的學生中爆發了。因為某一個偶然事件，導致了兩派學生之間的劇烈衝突，在本朝的曆史上，太學生之間打架鬥毆是從來沒有過的，太學和京師大學堂終於開創了本朝的先河。就因為這一次激烈的衝突，引發了一次巨大的政潮，終於導致世家大族們正式分道揚鑣了，影響甚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