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忙著處理北線的亂局外，日軍高層還忙著扶植汪逆上位，進而分裂國民政府。
汪對抗戰本無信心，雖然寫過裝點門麵的抗戰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還在罵遊擊隊，說他們是遊來遊去，遊而不擊。盡管汪身居高位，但是卻在蔣的壓製之下，因此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倆深感寄人籬下，十分抑鬱，如果一朝獨立為王，朝廷雖小，終勝牛後，民族軟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早在1938年的時候，汪精衛就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與日本代表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8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根據這個協議，雙方約定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還要承認（默認）滿洲國，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作為條件，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
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麵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誌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達成協議之後，汪逆便開始圖謀出走重慶，然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到淪陷區重組班底。
當時從重慶外出的道路有兩條，一條由重慶飛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險，一來是有日本人的戰機不斷地轟炸，二來是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也對外出的人員要審查。
另一條是經昆明赴國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圖北上。
這後一條路比較安全，但問題是首先要征得龍雲的同意，才好行事。
在這之前，陳璧君就以視察抗戰後方為名，分別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見了龍雲，談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對國家無可貢獻，很想換換環境；再談抗日戰爭曠日持久，蔣介石總以非嫡係軍隊作犧牲，即使若幹年後抗戰結束，共產黨勢已坐大，西南風雲恐亦變色了。
陳璧君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演員，邊說邊哭，龍雲為之動容，向陳保證：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
因為事先陳璧君已從龍雲處得了這顆定心丸，所以這次汪精衛等決定取道昆明。
先是周佛海、陶希聖假名到各地宣傳抗戰去昆明。
繼之，汪精衛亦稱要赴各地作抗戰演講，由原改組派骨幹、時任交通部次長的彭學沛為他購買機票，於12月18日帶了陳璧君、曾仲鳴等飛昆明。
第二天，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由昆明乘坐龍雲代包的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直飛河內，從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線的降日賣國、曆時六載、終於幻滅的曆史醜劇。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
但很快，身在重慶的老蔣就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
然而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迴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礙於汪在國民黨內部的人望和地位，蔣也不敢過分逼迫與他，還是希望他能懸崖勒馬。
在“豔電”事件發生後，老蔣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迴重慶，但遭到了汪的拒絕。
然而汪精衛的和平通電發出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
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近衛內閣竟然在他發表豔電僅僅5天後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
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
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汪畢竟和蔣沒法比，一來是他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
汪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國父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
更加重要的是汪擁有所謂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
汪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很顯然他的計劃失敗了。
但是汪逆也算是命不該絕，本來日軍高層對於他的那套計劃興趣不大，但是隨著中國軍民反抗越來越頑強，中國軍隊也組建的適應了這場戰爭，不斷地發起局部反擊，這使得日軍高層顧此失彼，頭疼不已。
尤其是39年初國民政府竟然在南昌發起了如此規模的反擊戰，極大的震動了日本高層。
有鑒於此，日軍高層才重新重視起汪逆和他的那幫骨幹漢奸。
在日軍大本營以及華中方麵軍的支持下，1939年9月5日，汪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在上海成立。
盡管這個委員會成立的時候默默無聞，甚至於連一個像樣的辦公場所也沒有，但這卻是汪逆組建新政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這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組建新的偽政權，而且還確定在明年年初舉行**的掛牌儀式。
而隨著汪逆在上海出現，並不斷地釋放信號，整個中國政壇軍界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一些本身就對抗戰沒有信心的家夥紛紛心動了，一時間往返上海的車輛比以往頻繁了很多。
甚至於汪逆在上海住所附近的酒店都人滿為患，想找一間空房都非常的困難。
為了配合即將成立汪偽政權之各項活動，敵11軍司令部，按其大本營統一的安排，向其部隊下達了進行“諜報”與“謀略”活動的任務。
主要內容涉及到日軍今後進攻作戰之情報，重點應搜集中國軍隊之內部情況及部隊之調動、部署與統計資料，並詳細調查、整理有關的兵要地誌。
同時還要關注中國政府之內部情況變遷，特別是其抗戰組織之變化，西南地區之開發，國、共兩黨相克之現狀，第三國援華之實情等等。
這個計劃的實施，由11軍司令部統一領導、檢查督促和統一調撥經費，而各師團則負責搜集其當麵的我國部隊情況。
此外日軍漢口憲兵隊、漢口特務部與11軍司令部，負責對我國大後方的軍事、政府機關及中國共產黨組織狀況等方麵的情報搜集。
關於“謀略”活動，其重點是挑撥抗日部隊之間的關係，策動抗日部隊叛變，宣傳、美化偽政權，鼓吹“中日親善”，企圖以此瓦解抗日部隊。
日軍的謀略伎倆，在江北第5戰區，主要是挑撥李宗仁的廣西部隊與王纘緒四川部隊及國民黨軍湯恩伯之間的關係。
在江南第9戰區，主要是對楊森、王陵基的四川部隊和非國民黨直係的遊擊部隊實行懷柔政策，企圖使這些抗日部隊喪失抗戰意誌並策動、引誘其逃亡、叛變。
在華北地區則是大量的攏絡人心，其具體措施是加強其占領地區之治安，整頓偽政權，造成所謂“王道樂土”、“反對戰爭，希求和平”之氣氛，以影響和動搖我國軍民的抗戰意誌，達到欺騙目的。
其次，在經濟方麵，主要是在長江流域驅逐第三國的勢力，迫使其放棄援華政策，而確立日本之經濟基礎，對漢口的租界，采取逐步進逼的方法，使其有名無實而自動放棄。
再次，宣傳報道方麵，極力加強其對“謀略”工作的領導，特別是宣傳**、滅共思想與促進“和平”。
受此影響，以至於進入九月以來，不管是華北戰場還是華中戰場乃至於華南戰場，中國軍隊的表現都非常的差勁兒，幾乎沒有發動什麽大規模的進攻。
反倒是日軍上下都在忙碌，不是在積極調集部隊就是在組建新的守備部隊和偽軍，動作不小。
(本章完)
汪對抗戰本無信心，雖然寫過裝點門麵的抗戰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還在罵遊擊隊，說他們是遊來遊去，遊而不擊。盡管汪身居高位，但是卻在蔣的壓製之下，因此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倆深感寄人籬下，十分抑鬱，如果一朝獨立為王，朝廷雖小，終勝牛後，民族軟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早在1938年的時候，汪精衛就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與日本代表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8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根據這個協議，雙方約定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還要承認（默認）滿洲國，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作為條件，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
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麵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誌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達成協議之後，汪逆便開始圖謀出走重慶，然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到淪陷區重組班底。
當時從重慶外出的道路有兩條，一條由重慶飛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險，一來是有日本人的戰機不斷地轟炸，二來是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也對外出的人員要審查。
另一條是經昆明赴國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圖北上。
這後一條路比較安全，但問題是首先要征得龍雲的同意，才好行事。
在這之前，陳璧君就以視察抗戰後方為名，分別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見了龍雲，談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對國家無可貢獻，很想換換環境；再談抗日戰爭曠日持久，蔣介石總以非嫡係軍隊作犧牲，即使若幹年後抗戰結束，共產黨勢已坐大，西南風雲恐亦變色了。
陳璧君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演員，邊說邊哭，龍雲為之動容，向陳保證：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
因為事先陳璧君已從龍雲處得了這顆定心丸，所以這次汪精衛等決定取道昆明。
先是周佛海、陶希聖假名到各地宣傳抗戰去昆明。
繼之，汪精衛亦稱要赴各地作抗戰演講，由原改組派骨幹、時任交通部次長的彭學沛為他購買機票，於12月18日帶了陳璧君、曾仲鳴等飛昆明。
第二天，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由昆明乘坐龍雲代包的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直飛河內，從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線的降日賣國、曆時六載、終於幻滅的曆史醜劇。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
但很快，身在重慶的老蔣就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
然而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迴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礙於汪在國民黨內部的人望和地位，蔣也不敢過分逼迫與他，還是希望他能懸崖勒馬。
在“豔電”事件發生後，老蔣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迴重慶，但遭到了汪的拒絕。
然而汪精衛的和平通電發出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
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近衛內閣竟然在他發表豔電僅僅5天後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
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
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汪畢竟和蔣沒法比，一來是他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
汪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國父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
更加重要的是汪擁有所謂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
汪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很顯然他的計劃失敗了。
但是汪逆也算是命不該絕，本來日軍高層對於他的那套計劃興趣不大，但是隨著中國軍民反抗越來越頑強，中國軍隊也組建的適應了這場戰爭，不斷地發起局部反擊，這使得日軍高層顧此失彼，頭疼不已。
尤其是39年初國民政府竟然在南昌發起了如此規模的反擊戰，極大的震動了日本高層。
有鑒於此，日軍高層才重新重視起汪逆和他的那幫骨幹漢奸。
在日軍大本營以及華中方麵軍的支持下，1939年9月5日，汪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在上海成立。
盡管這個委員會成立的時候默默無聞，甚至於連一個像樣的辦公場所也沒有，但這卻是汪逆組建新政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這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組建新的偽政權，而且還確定在明年年初舉行**的掛牌儀式。
而隨著汪逆在上海出現，並不斷地釋放信號，整個中國政壇軍界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一些本身就對抗戰沒有信心的家夥紛紛心動了，一時間往返上海的車輛比以往頻繁了很多。
甚至於汪逆在上海住所附近的酒店都人滿為患，想找一間空房都非常的困難。
為了配合即將成立汪偽政權之各項活動，敵11軍司令部，按其大本營統一的安排，向其部隊下達了進行“諜報”與“謀略”活動的任務。
主要內容涉及到日軍今後進攻作戰之情報，重點應搜集中國軍隊之內部情況及部隊之調動、部署與統計資料，並詳細調查、整理有關的兵要地誌。
同時還要關注中國政府之內部情況變遷，特別是其抗戰組織之變化，西南地區之開發，國、共兩黨相克之現狀，第三國援華之實情等等。
這個計劃的實施，由11軍司令部統一領導、檢查督促和統一調撥經費，而各師團則負責搜集其當麵的我國部隊情況。
此外日軍漢口憲兵隊、漢口特務部與11軍司令部，負責對我國大後方的軍事、政府機關及中國共產黨組織狀況等方麵的情報搜集。
關於“謀略”活動，其重點是挑撥抗日部隊之間的關係，策動抗日部隊叛變，宣傳、美化偽政權，鼓吹“中日親善”，企圖以此瓦解抗日部隊。
日軍的謀略伎倆，在江北第5戰區，主要是挑撥李宗仁的廣西部隊與王纘緒四川部隊及國民黨軍湯恩伯之間的關係。
在江南第9戰區，主要是對楊森、王陵基的四川部隊和非國民黨直係的遊擊部隊實行懷柔政策，企圖使這些抗日部隊喪失抗戰意誌並策動、引誘其逃亡、叛變。
在華北地區則是大量的攏絡人心，其具體措施是加強其占領地區之治安，整頓偽政權，造成所謂“王道樂土”、“反對戰爭，希求和平”之氣氛，以影響和動搖我國軍民的抗戰意誌，達到欺騙目的。
其次，在經濟方麵，主要是在長江流域驅逐第三國的勢力，迫使其放棄援華政策，而確立日本之經濟基礎，對漢口的租界，采取逐步進逼的方法，使其有名無實而自動放棄。
再次，宣傳報道方麵，極力加強其對“謀略”工作的領導，特別是宣傳**、滅共思想與促進“和平”。
受此影響，以至於進入九月以來，不管是華北戰場還是華中戰場乃至於華南戰場，中國軍隊的表現都非常的差勁兒，幾乎沒有發動什麽大規模的進攻。
反倒是日軍上下都在忙碌，不是在積極調集部隊就是在組建新的守備部隊和偽軍，動作不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