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麾下的這些軍官們一個個興高采烈的說著遊擊戰的優點，李國耀的嘴角不由的有些上揚！
但是當聽到大多數人竟然都覺得這遊擊戰竟然比正規作戰更厲害的時候，李國耀便知道歪樓了，當即清了清嗓子說道：“關於遊擊戰和正規戰的優劣大家其實沒必要爭辯，因為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
“為什麽司令，卑職感覺這遊擊戰就是要比正規戰術更好用！”謝寶軍道。
“那是因為環境變了，所以你才會有這樣的錯覺，事實上遊擊戰和正規戰都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足，因為他們適應的戰場不同！”
接著李國耀繼續說道：“正規作戰講究的是寸土必爭，講究的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所以拚的是消耗，打的是大規模的攻防。比如說全麵抗戰爆發後正麵戰場的第一場大戰役——淞滬會戰，就充分體現了國民黨軍的戰略戰術特點。淞滬會戰是國軍主動發動進攻的一場正麵作戰，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人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在上海展開攻勢，以壓倒性的兵力優勢首先解決上海地區的日軍，解除對首都南京的威脅，還可以迫使日軍過早進行動員，打破其從華北由北向南逐步蠶食的節奏，如果這些意圖能夠實現，從戰略上說發動淞滬會戰是奪取主動的高招。”
“從戰略上講這個計劃是很有創意的，但是國軍的兵力運用以及戰術實在太糟糕，3個最精銳的德式師，本來最擅長野戰的突擊力量卻投入了城市攻堅；而在城市巷戰中，以營連規模的密集隊形在狹窄的街道上進行集團衝鋒，勇則勇矣，在日軍密集火力下隻能使白白犧牲。因此連打了十天，都不能徹底消滅日軍在上海區區數千人的部隊。”
“等到日軍後續部隊一到，戰局隨即逆轉。而在隨後的攻防戰中又是一味進行寸土必爭式的陣地戰，與擁有強大海空火力的日軍死打硬拚，殊為不智，最終付出了傷亡25萬人的巨大代價，依然守不住上海。”
“而這種呆板的防禦戰術在抗戰初期一再重演，誠然，作為政府軍如果不作抵抗就輕易放棄國土，無論國際觀瞻，還是政府和軍隊的形象都會是沉重打擊，更會給民心士氣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一味采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陣地戰，到最後就是人地皆亡。”
隨後李國耀繼續說道：“正因為正麵戰場一敗再敗，我們損兵折將不說，還逐漸丟了上海、南京、徐州、太原以及武漢等地，前段時間又丟了廣州，因此大家才覺得正規作戰不堪一擊，沒有可取性。但是大家想過沒有，如果我們在正麵戰場也使用遊擊戰的話又會出現什麽情況？”
李國耀的話讓現場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是啊，正規作戰雖然傷亡慘重，但是這種戰術卻不見得真的不行，遊擊戰厲害也不見的就適用於正麵戰場。
想想遊擊戰的16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在敵後戰場固然沒問題，但正麵戰場要是也使用這種戰術的話，那這場戰爭可就完球了。
當小鬼子打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後退，或許用不了多長時間中國所有的大中城市就會被小鬼子全部占領，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看到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李國耀心裏卻是明鏡一樣，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正規作戰和遊擊作戰等等戰術理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根據日軍的戰略以及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八年抗戰中，日軍的戰略始終是飽受詬病的，甚至不少人認為日軍根本就沒有統籌的戰略規劃，就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麵是日軍缺乏有遠見的戰略家，另一方麵則是日軍中“下克上”的陋習將僅有的一點戰略規劃也搞得七零八落。
比較來說，日軍基層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所以戰術水準比較高，因此對二戰時期的日軍評價就是戰術一流，戰略末流。
反觀中國方麵，或許是延續著注重戰略的傳統，在抗戰大戰略方麵確實要遠勝日本。無論是正麵戰場的國民黨，還是敵後戰場的紅黨，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抗戰的大戰略。
既然要持久抗戰，那就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榔頭的亂打。
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老蔣就意識到了危險，隨即命令何應欽盡快製定抗戰計劃大旨，其核心內容就是“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
到1936年底，軍事委員會參謀部製訂的《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的甲案明確指出：“國軍對恃強淩弱輕率暴進之敵軍，應有堅決抵抗之意誌，必勝之信念。雖守勢作戰，而隨時應發揮攻擊精神，挫敗敵之企圖，以達成國軍之目的，於不得已，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乘機轉移攻勢。”
到全麵抗戰爆發後，老蔣根據戰爭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以空間換取時間，苦撐待變的戰略方針。
這一點在老蔣的曆次演講中都有體現，比如說：“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
再比如說：“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但是國民政府這邊作為政府軍，所以注定他們的持久抗戰不能遊擊而動，而是必須在注重大戰略的前提下寸土必爭。
然而結果是日軍在戰略方麵不行，但是在具體的戰術和用兵方麵卻有過人之處，因此在抗戰前期的幾次大戰中，國軍被打的節節敗退。
反觀延安方麵卻由於所處的位置以及環境不同，提出的戰略是獨立自主的遊擊戰。
遊擊戰是八路軍的傳統，在正麵戰場不太實用，但是在敵後戰場上，遊擊戰卻是主要作戰形式。
但就是在八路軍內部，一開始對於遊擊戰也有不同的看法。八路軍首戰平型關，115師以七倍於敵的兵力優勢，在地形絕對有利的戰場，經過長征考驗的百戰老兵，對日軍隻有少數戰鬥部隊掩護的後勤部隊，傷亡交換率卻幾乎是一對一。
雙方在裝備、兵員素質等各方麵的差距可見一斑，因此要以八路軍、新四軍來與日軍進行陣地作戰，那可真的無異於自殺。
平型關之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主要采取遊擊戰，不放棄在有利條件下的陣地戰的戰術思想基本統一形成了共識。
一開始主要是依托山地開展遊擊戰，因為山區是實施遊擊戰最有利的地形，無論是進攻性的伏擊，還是防禦性的阻擊，山地都最能發揚八路軍、新四軍所長，克製日軍所短。
後來才進一步由山地發展到平原，平原地區更為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可以壯大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為山地遊擊戰提供更充足的物質保障，而山地則成為平原最可依賴的後方，山地平原兩者的有機結合，更是將遊擊戰發展到頂峰。
日軍由於兵源有限，對於中國如此廣闊的國土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控製，隻能集中力量確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這樣一來廣大的小城鎮和鄉村就成了日軍控製力最為薄弱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八路軍、新四軍最為活躍的地方，也為遊擊戰的開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從日軍無法控製的地方開始，逐漸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當日軍集中兵力對根據地進行掃蕩作戰時，八路軍新四軍一般采取留下少數部隊與日軍周旋，主力轉移到日軍力量薄弱的地區，打擊日軍因為抽調兵力掃蕩根據地而出現的空當，迫使日軍最終隻好放棄掃蕩。
(本章完)
但是當聽到大多數人竟然都覺得這遊擊戰竟然比正規作戰更厲害的時候，李國耀便知道歪樓了，當即清了清嗓子說道：“關於遊擊戰和正規戰的優劣大家其實沒必要爭辯，因為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
“為什麽司令，卑職感覺這遊擊戰就是要比正規戰術更好用！”謝寶軍道。
“那是因為環境變了，所以你才會有這樣的錯覺，事實上遊擊戰和正規戰都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足，因為他們適應的戰場不同！”
接著李國耀繼續說道：“正規作戰講究的是寸土必爭，講究的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所以拚的是消耗，打的是大規模的攻防。比如說全麵抗戰爆發後正麵戰場的第一場大戰役——淞滬會戰，就充分體現了國民黨軍的戰略戰術特點。淞滬會戰是國軍主動發動進攻的一場正麵作戰，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人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在上海展開攻勢，以壓倒性的兵力優勢首先解決上海地區的日軍，解除對首都南京的威脅，還可以迫使日軍過早進行動員，打破其從華北由北向南逐步蠶食的節奏，如果這些意圖能夠實現，從戰略上說發動淞滬會戰是奪取主動的高招。”
“從戰略上講這個計劃是很有創意的，但是國軍的兵力運用以及戰術實在太糟糕，3個最精銳的德式師，本來最擅長野戰的突擊力量卻投入了城市攻堅；而在城市巷戰中，以營連規模的密集隊形在狹窄的街道上進行集團衝鋒，勇則勇矣，在日軍密集火力下隻能使白白犧牲。因此連打了十天，都不能徹底消滅日軍在上海區區數千人的部隊。”
“等到日軍後續部隊一到，戰局隨即逆轉。而在隨後的攻防戰中又是一味進行寸土必爭式的陣地戰，與擁有強大海空火力的日軍死打硬拚，殊為不智，最終付出了傷亡25萬人的巨大代價，依然守不住上海。”
“而這種呆板的防禦戰術在抗戰初期一再重演，誠然，作為政府軍如果不作抵抗就輕易放棄國土，無論國際觀瞻，還是政府和軍隊的形象都會是沉重打擊，更會給民心士氣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一味采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陣地戰，到最後就是人地皆亡。”
隨後李國耀繼續說道：“正因為正麵戰場一敗再敗，我們損兵折將不說，還逐漸丟了上海、南京、徐州、太原以及武漢等地，前段時間又丟了廣州，因此大家才覺得正規作戰不堪一擊，沒有可取性。但是大家想過沒有，如果我們在正麵戰場也使用遊擊戰的話又會出現什麽情況？”
李國耀的話讓現場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是啊，正規作戰雖然傷亡慘重，但是這種戰術卻不見得真的不行，遊擊戰厲害也不見的就適用於正麵戰場。
想想遊擊戰的16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在敵後戰場固然沒問題，但正麵戰場要是也使用這種戰術的話，那這場戰爭可就完球了。
當小鬼子打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後退，或許用不了多長時間中國所有的大中城市就會被小鬼子全部占領，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看到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李國耀心裏卻是明鏡一樣，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正規作戰和遊擊作戰等等戰術理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根據日軍的戰略以及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八年抗戰中，日軍的戰略始終是飽受詬病的，甚至不少人認為日軍根本就沒有統籌的戰略規劃，就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麵是日軍缺乏有遠見的戰略家，另一方麵則是日軍中“下克上”的陋習將僅有的一點戰略規劃也搞得七零八落。
比較來說，日軍基層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所以戰術水準比較高，因此對二戰時期的日軍評價就是戰術一流，戰略末流。
反觀中國方麵，或許是延續著注重戰略的傳統，在抗戰大戰略方麵確實要遠勝日本。無論是正麵戰場的國民黨，還是敵後戰場的紅黨，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抗戰的大戰略。
既然要持久抗戰，那就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榔頭的亂打。
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老蔣就意識到了危險，隨即命令何應欽盡快製定抗戰計劃大旨，其核心內容就是“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
到1936年底，軍事委員會參謀部製訂的《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的甲案明確指出：“國軍對恃強淩弱輕率暴進之敵軍，應有堅決抵抗之意誌，必勝之信念。雖守勢作戰，而隨時應發揮攻擊精神，挫敗敵之企圖，以達成國軍之目的，於不得已，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乘機轉移攻勢。”
到全麵抗戰爆發後，老蔣根據戰爭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以空間換取時間，苦撐待變的戰略方針。
這一點在老蔣的曆次演講中都有體現，比如說：“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
再比如說：“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但是國民政府這邊作為政府軍，所以注定他們的持久抗戰不能遊擊而動，而是必須在注重大戰略的前提下寸土必爭。
然而結果是日軍在戰略方麵不行，但是在具體的戰術和用兵方麵卻有過人之處，因此在抗戰前期的幾次大戰中，國軍被打的節節敗退。
反觀延安方麵卻由於所處的位置以及環境不同，提出的戰略是獨立自主的遊擊戰。
遊擊戰是八路軍的傳統，在正麵戰場不太實用，但是在敵後戰場上，遊擊戰卻是主要作戰形式。
但就是在八路軍內部，一開始對於遊擊戰也有不同的看法。八路軍首戰平型關，115師以七倍於敵的兵力優勢，在地形絕對有利的戰場，經過長征考驗的百戰老兵，對日軍隻有少數戰鬥部隊掩護的後勤部隊，傷亡交換率卻幾乎是一對一。
雙方在裝備、兵員素質等各方麵的差距可見一斑，因此要以八路軍、新四軍來與日軍進行陣地作戰，那可真的無異於自殺。
平型關之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主要采取遊擊戰，不放棄在有利條件下的陣地戰的戰術思想基本統一形成了共識。
一開始主要是依托山地開展遊擊戰，因為山區是實施遊擊戰最有利的地形，無論是進攻性的伏擊，還是防禦性的阻擊，山地都最能發揚八路軍、新四軍所長，克製日軍所短。
後來才進一步由山地發展到平原，平原地區更為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可以壯大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為山地遊擊戰提供更充足的物質保障，而山地則成為平原最可依賴的後方，山地平原兩者的有機結合，更是將遊擊戰發展到頂峰。
日軍由於兵源有限，對於中國如此廣闊的國土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控製，隻能集中力量確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這樣一來廣大的小城鎮和鄉村就成了日軍控製力最為薄弱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八路軍、新四軍最為活躍的地方，也為遊擊戰的開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從日軍無法控製的地方開始，逐漸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當日軍集中兵力對根據地進行掃蕩作戰時，八路軍新四軍一般采取留下少數部隊與日軍周旋，主力轉移到日軍力量薄弱的地區，打擊日軍因為抽調兵力掃蕩根據地而出現的空當，迫使日軍最終隻好放棄掃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