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椒戰役雖然持續的時間不長，從開戰到結束也不過三天的時間，但是影響卻非常的深遠。
隨著國民政府的大力宣傳，中央社以及其他官媒那叫一個不遺餘力的宣傳戰績，使的全椒大捷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於還傳到了國外。
李國耀和暫七師固然是名聲大振，但同時全國民眾的抗日熱情也受到了鼓舞，一時間民眾大量的為國家募捐，支持抗戰，甚至於在各地征兵點都有青壯年排起了長隊。
然而更為重大的影響則是刺激了日本人，使的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日軍內部矛盾近乎公開化了。
事實上日軍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除了有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矛盾外，陸軍內部也存在尖銳的矛盾。
早在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日關係愈發緊張。如何應對此事，日本軍界內部就是否繼續擴大對華戰爭，分化為兩個意見相左的陣營——“擴大派”與“反擴大派”。
“擴大派”代表的人較多，且大都為日軍中的高層缺乏遠見之守舊人物，如當時的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參謀次長多田駿、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他們基於中國國內“反日”活動的增多，堅持必須“對華一擊”。
抗戰爆發前夕，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等匯報，“在收複滿洲以前，蔣政權的抗日政策恐繼續不變。希望以我對華北讓步，換取蔣政權取消抗日政策之類的見解是極大的錯誤。”
同時，喜多誠一判斷，日蘇一旦發生戰爭，中國亦不會保持中立，需“在對蘇開戰前，首先予中國一擊，用以挫傷蔣政權的基礎。”
而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也上書軍部，“如為我軍力所允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解除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
與其相對的“反擴大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石原莞爾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最終戰論”，即日、美終須決戰。在此之前，日本要全力建設“滿洲國”，充實國力，全力對付蘇聯。對中國，奉行所謂“日支親善”，讓中國成為“東亞聯盟”中的一員。
中蘇兩國國情的變化，也讓石原莞爾反對擴大侵華戰爭。1935年，國民政府在英國援助下進行了“幣製改革”，並與英、美簽訂了商業、鐵路等貸款協定，讓日本與英美在華利益的衝突更加顯現。
另一方麵，蘇聯不斷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屢屢與日軍發生摩擦，使日本的“滿洲經營”麵臨威脅。
基於以上原因，石原莞爾建議，“帝國要放棄其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停止運作“華北分治”。
在石原的影響下，林銑十郎內閣在1937年4月製定了一項對華政策：給南京政權以麵子，使之拋棄容共、依靠歐美的政策，大力推進經濟開發合作。但隻過了一個月，林內閣就倒台了。
從“七·七事變”到上海“八·一三”作戰，日本軍部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加的尖銳。
在大本營內部，一部分人認為日本應該借此機會出兵，在中國真正統一、富強之前予以征服，以實現日本的長久對華目標。
另一種主張是，日本真正的敵人是蘇聯和美國，而這兩個國家，才是日本向外擴張的有力障礙，因此應繼續積蓄力量，伺機予以一擊，至於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應不再擴大，而就地解決。
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是一個具有多種思想體係的法西斯軍人，並有戰略家之稱號。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前兩年，蘇聯第1個5年計劃已經完成，第2個5年計劃正在順利實施。蘇聯的軍事力量已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在遠東地區組成了以騎兵和坦克為骨幹的大量快速集群，並構築了不少邊境的築壘地域。
蘇軍在東北的周圍，駐有約14個步兵師、950架飛機、850輛坦克，平均每個師有68架飛機，61輛坦克。而日軍在東北僅有5個師團，220架飛機，150輛坦克，平均每個師團僅有44架飛機，30輛坦克，日、蘇軍事力量懸殊很大。
美國在“九·一八事變”後，已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馬尼拉灣口的哥黎希律島上，加緊構築大型、現代化的地下軍事工程。
石原認為，正是這兩個國家在遏止日本當前和將來的行動，由於日本的軍事力量與蘇聯、美國相差很大，因而他提出了一個開發“滿洲”資源，使之成為具有自給自足和獨立對蘇、對美作戰能力的國防方案。
之後日軍參謀本部即以石原的這個設想，於1936年7月，製成了從1937年至1941年完成對蘇聯作戰準備、開發“滿洲”的5年計劃意見書，並於1937年1月23日得到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的同意，並於1937年4月開始實施。
所以石原莞爾對當年秋季的盧溝橋事變以及上海作戰，都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日本和中國打仗而消耗了力量，這正是中了蘇聯和美國的暗算；日本並沒有作好打一場大戰的準備。
由於向華北、向上海派兵，石原都提出“滿洲”對蘇戰備不足，一但有事將難以應付的看法，認為日本目前正一心建設“滿洲”，加強對蘇戰備以鞏固國防，不要因插手中國問題而弄得支離破碎。
他還提出，如果和中國打起全麵戰爭就會陷入泥潭，因此應果斷的把華北部隊撤至山海關的長城一線，然後由近衛首相飛往南京，主動與中國政府商量解決日、中間之問題。
可是在日軍的高級領導層中，對中國的態度大都持增兵和擴大侵略的主張，而石原則認為這些人，是缺乏卓識和遠見，是把日本推向危境的僵化人物。在9月7日決定向上海增派第9、第13、第101師團後，石原莞爾提出辭去作戰部長的職務，離開了日軍的決策和高級指揮機關，最終“擴大派”占了上風。
“擴大派”的那些人認為“隻要將少數的兵力一舉投入到戰場，就能獲得重大勝利”，非但能如處理“滿洲事變”那樣，迅速解決華北事變，還不會招致美、英、蘇等國幹涉。
裕仁天皇向杉山元詢問：“事變的處理還要多長時間才能看到希望？”，杉山元樂觀地迴答：“事變將在兩個月內得以解決。”
由此“擴大派”掌握了侵華戰爭的主導權，“不擴大派”沒能製止戰爭。
結果卻完全與“擴大派”預料的相反，三個月滅亡中國就像是一個笑話一樣，一個淞滬會戰就打了三個多月。
現在距離七七事變已經過去足足7個半月了，日軍雖然攻占了中國首都南京，但是卻沒能迫使中國政府投降，反倒是使的中國原本一盤散沙一樣的政府重新凝聚起來，槍口一致對外，這完全讓日本方麵始料未及。
尤其是在最近的這兩個月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越來越令人驚訝，尤其是在南京保衛戰中，原本日軍的目的是全殲南京城的十幾萬守軍，結果最重打下的卻是一座空城，守軍雖然傷亡慘重，但是卻元氣未傷。
而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皇軍在江北地區是屢戰屢敗，單單一個第13師團就損失了一萬六千多人，相當於一個三單位製的野戰師團。
想想現在日本全國才多少軍隊，這樣慘重的傷亡完全是日軍高層始料未及的。
有此相對的是，原本已經被壓下苗頭的“不擴大派”的代表們重新抬頭，對於擴大戰爭的寺內壽一、杉山元等人進行指責，雙方在大本營以及禦前相互攻訐，日本朝堂成了硝煙彌漫之地，而這些顯然也不是李國耀等人能預料得到的。
ps：今天好兄弟結婚，忙了一天，實在是太累了，好在沒有斷更，見諒！
(本章完)
隨著國民政府的大力宣傳，中央社以及其他官媒那叫一個不遺餘力的宣傳戰績，使的全椒大捷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於還傳到了國外。
李國耀和暫七師固然是名聲大振，但同時全國民眾的抗日熱情也受到了鼓舞，一時間民眾大量的為國家募捐，支持抗戰，甚至於在各地征兵點都有青壯年排起了長隊。
然而更為重大的影響則是刺激了日本人，使的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日軍內部矛盾近乎公開化了。
事實上日軍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除了有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矛盾外，陸軍內部也存在尖銳的矛盾。
早在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日關係愈發緊張。如何應對此事，日本軍界內部就是否繼續擴大對華戰爭，分化為兩個意見相左的陣營——“擴大派”與“反擴大派”。
“擴大派”代表的人較多，且大都為日軍中的高層缺乏遠見之守舊人物，如當時的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參謀次長多田駿、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他們基於中國國內“反日”活動的增多，堅持必須“對華一擊”。
抗戰爆發前夕，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等匯報，“在收複滿洲以前，蔣政權的抗日政策恐繼續不變。希望以我對華北讓步，換取蔣政權取消抗日政策之類的見解是極大的錯誤。”
同時，喜多誠一判斷，日蘇一旦發生戰爭，中國亦不會保持中立，需“在對蘇開戰前，首先予中國一擊，用以挫傷蔣政權的基礎。”
而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也上書軍部，“如為我軍力所允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解除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
與其相對的“反擴大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石原莞爾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最終戰論”，即日、美終須決戰。在此之前，日本要全力建設“滿洲國”，充實國力，全力對付蘇聯。對中國，奉行所謂“日支親善”，讓中國成為“東亞聯盟”中的一員。
中蘇兩國國情的變化，也讓石原莞爾反對擴大侵華戰爭。1935年，國民政府在英國援助下進行了“幣製改革”，並與英、美簽訂了商業、鐵路等貸款協定，讓日本與英美在華利益的衝突更加顯現。
另一方麵，蘇聯不斷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屢屢與日軍發生摩擦，使日本的“滿洲經營”麵臨威脅。
基於以上原因，石原莞爾建議，“帝國要放棄其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停止運作“華北分治”。
在石原的影響下，林銑十郎內閣在1937年4月製定了一項對華政策：給南京政權以麵子，使之拋棄容共、依靠歐美的政策，大力推進經濟開發合作。但隻過了一個月，林內閣就倒台了。
從“七·七事變”到上海“八·一三”作戰，日本軍部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加的尖銳。
在大本營內部，一部分人認為日本應該借此機會出兵，在中國真正統一、富強之前予以征服，以實現日本的長久對華目標。
另一種主張是，日本真正的敵人是蘇聯和美國，而這兩個國家，才是日本向外擴張的有力障礙，因此應繼續積蓄力量，伺機予以一擊，至於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應不再擴大，而就地解決。
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是一個具有多種思想體係的法西斯軍人，並有戰略家之稱號。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前兩年，蘇聯第1個5年計劃已經完成，第2個5年計劃正在順利實施。蘇聯的軍事力量已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在遠東地區組成了以騎兵和坦克為骨幹的大量快速集群，並構築了不少邊境的築壘地域。
蘇軍在東北的周圍，駐有約14個步兵師、950架飛機、850輛坦克，平均每個師有68架飛機，61輛坦克。而日軍在東北僅有5個師團，220架飛機，150輛坦克，平均每個師團僅有44架飛機，30輛坦克，日、蘇軍事力量懸殊很大。
美國在“九·一八事變”後，已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馬尼拉灣口的哥黎希律島上，加緊構築大型、現代化的地下軍事工程。
石原認為，正是這兩個國家在遏止日本當前和將來的行動，由於日本的軍事力量與蘇聯、美國相差很大，因而他提出了一個開發“滿洲”資源，使之成為具有自給自足和獨立對蘇、對美作戰能力的國防方案。
之後日軍參謀本部即以石原的這個設想，於1936年7月，製成了從1937年至1941年完成對蘇聯作戰準備、開發“滿洲”的5年計劃意見書，並於1937年1月23日得到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的同意，並於1937年4月開始實施。
所以石原莞爾對當年秋季的盧溝橋事變以及上海作戰，都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日本和中國打仗而消耗了力量，這正是中了蘇聯和美國的暗算；日本並沒有作好打一場大戰的準備。
由於向華北、向上海派兵，石原都提出“滿洲”對蘇戰備不足，一但有事將難以應付的看法，認為日本目前正一心建設“滿洲”，加強對蘇戰備以鞏固國防，不要因插手中國問題而弄得支離破碎。
他還提出，如果和中國打起全麵戰爭就會陷入泥潭，因此應果斷的把華北部隊撤至山海關的長城一線，然後由近衛首相飛往南京，主動與中國政府商量解決日、中間之問題。
可是在日軍的高級領導層中，對中國的態度大都持增兵和擴大侵略的主張，而石原則認為這些人，是缺乏卓識和遠見，是把日本推向危境的僵化人物。在9月7日決定向上海增派第9、第13、第101師團後，石原莞爾提出辭去作戰部長的職務，離開了日軍的決策和高級指揮機關，最終“擴大派”占了上風。
“擴大派”的那些人認為“隻要將少數的兵力一舉投入到戰場，就能獲得重大勝利”，非但能如處理“滿洲事變”那樣，迅速解決華北事變，還不會招致美、英、蘇等國幹涉。
裕仁天皇向杉山元詢問：“事變的處理還要多長時間才能看到希望？”，杉山元樂觀地迴答：“事變將在兩個月內得以解決。”
由此“擴大派”掌握了侵華戰爭的主導權，“不擴大派”沒能製止戰爭。
結果卻完全與“擴大派”預料的相反，三個月滅亡中國就像是一個笑話一樣，一個淞滬會戰就打了三個多月。
現在距離七七事變已經過去足足7個半月了，日軍雖然攻占了中國首都南京，但是卻沒能迫使中國政府投降，反倒是使的中國原本一盤散沙一樣的政府重新凝聚起來，槍口一致對外，這完全讓日本方麵始料未及。
尤其是在最近的這兩個月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越來越令人驚訝，尤其是在南京保衛戰中，原本日軍的目的是全殲南京城的十幾萬守軍，結果最重打下的卻是一座空城，守軍雖然傷亡慘重，但是卻元氣未傷。
而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皇軍在江北地區是屢戰屢敗，單單一個第13師團就損失了一萬六千多人，相當於一個三單位製的野戰師團。
想想現在日本全國才多少軍隊，這樣慘重的傷亡完全是日軍高層始料未及的。
有此相對的是，原本已經被壓下苗頭的“不擴大派”的代表們重新抬頭，對於擴大戰爭的寺內壽一、杉山元等人進行指責，雙方在大本營以及禦前相互攻訐，日本朝堂成了硝煙彌漫之地，而這些顯然也不是李國耀等人能預料得到的。
ps：今天好兄弟結婚，忙了一天，實在是太累了，好在沒有斷更，見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