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夏末,長江中下遊地區的夏糧已經基本收割,往南的地區還要更早一些,而孫可望和劉體純策劃的“糧食戰”也隨之展開。


    軍情司派出了數百名線人,除了專門聯絡各地綠營軍頭,爭取地方鄉紳的合作和策應之外,還有為收購清廷統治區內的糧食,開辟走私通道的。


    隨著清廷節節敗退,八旗損失慘重,獨木難支,除了江南重地,其在北方各省的統治秩序隻能更多的依靠漢人軍頭,這使得兩地的走私貿易逐步開始猖獗。


    而為了籌備更多的軍餉,製造武器,清廷加稅不斷,徭役繁重,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原本因為人口損失過半,天災減少而稍稍緩解的人地矛盾和剛剛恢複的生產力很快又被破壞。


    隨之而來的,清廷的統治也陷入了明末崇禎朝的惡性循環,在不斷加稅和繁重的徭役中,漸漸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流民。隻是因為時間問題,還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力量。


    但數以萬計的流民很快又和退入山區的各地義軍結合,原本已經被清廷正壓下去的義軍再度死灰複燃,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勢。


    不過,相比起三百年的腐朽明廷,清廷還是可以做一番垂死掙紮的,既然從百姓這裏刮不出錢來,那就從鄉紳這裏“借”,對付這些漢人,滿州貴族們可毫不示弱。特別是有了江南嚴查欠稅的成功經驗之後,更是一點不含湖。


    但問題是,清廷能夠迅速在關內建立統治,靠的就是和這些鄉紳合作,一起收刮窮人,如今狗咬狗了,很多反應過來的鄉紳已經在謀劃著投靠孫可望,李定國了。


    當然,很多大族是兩邊押注的,幾個少爺抽簽,一個投綠營為清廷效力,一個偷偷潛伏過去投明軍作人質,還有的留守家業,反正隻要有一方贏就可以了......


    甚至還有的鄉紳為了和軍情司聯係上,表示自己身在清營心在漢,是忍辱負重,曲線救國,花了不少銀子找門路,但這些人中,大多數都被那些所謂有門路的騙子給白白騙了。


    相比之下,依靠“編戶齊民”和“營莊”,“農兵”,在西南各省老區,湖北,江西等新收複地區迅速建立了統治,又在夏糧的征收中,憑借著強大的軍事威懾,徹底壓服地方的南方八省,則是一片欣欣向榮。


    湖北,江西等新收複地區的鄉紳在經曆了年初的剿匪之後,再也不敢反抗,他們最終還是看明白了——孫可望是個狠人,不要嚐試和他討價還價,更不要試探他的底線,這已經不是鬧一鬧就可以免稅的前前朝了。


    但是,他們也沒得選,在這個亂世中,天下第一強軍在孫可望手裏,隻要他能打勝仗,就算學著李自成追贓拷餉,治下也無人敢不從。


    各地營莊在大量農具,耕牛,種子和新兵修繕的水利設施的支持下,生產也迅速恢複,再加上連著幾年的風調雨順,長江中遊,珠江中下遊的夏糧迎來了大豐收。


    孫可望創造的體係憑借著極高的效率和領先這個時代的組織度高速運轉,在軍隊有限擴張,人丁翻倍的前提下,錢糧短缺逐漸成為了過去式。


    與此同時,通過海貿,錢折子,以及士兵休假等多項措施,短短一年時間,孫可望就通過錢莊積累了巨量白銀,短期內可集中調動的數目超過二百萬兩。


    孫可望雖然不缺糧,但是清廷缺糧對他來說很重要,要是江南,河南,陝甘這些交戰地方爆發了糧荒,糧價暴漲,清廷控製區原本就因為巨大的軍費開支而及及可危的經濟秩序必然崩潰。


    當然,孫可望也沒打算靠著二百萬兩白銀就買空整個北方的糧食。不同的地方他的策略是不一樣的。臨近己方控製區的,則是軍隊接應,取之為軍糧,也省得運輸,更能省下一批軍糧。


    而且,取糧於敵,乃是事半功倍之事。而遠離交戰區,清廷腹地的,買來之後大部分交給義軍,實在無可奈何,無人轉交的,則就地焚毀,以免被搜刮出來......


    伴隨著買糧活動,更重要的是散布謠言,哄抬糧價,二百萬兩白銀的巨量資金和糧價上漲帶來的囤貨居奇,足以使得清廷控製區內糧價大幅波動。


    在劉體純的精心布局下,陝甘,河南,江南等地的糧食價格快速攀升,很快超過了五兩一石,有些地方在獲得了軍情司支援的義軍光顧之後,糧價甚至突破了十兩一石。


    與此同時,糧食價格的迅速攀升和清廷的橫征暴斂,使得越來越多的百姓加入流民隊伍,義軍愈演愈烈,四處出擊,裹挾百姓劫掠清軍在各地的倉庫。


    山東,山西,河南西部,南部,南直隸西部,各省山區很快就被義軍占領,山東因為地理位置和運河之便利,更是成了重災區,北方義軍,十之二三匯聚於魯。


    這個時候,清廷下發的軍餉根本不夠士兵湖口,特別是為了對抗義軍,各地急劇膨脹的綠營守兵,他們一月不過一兩銀子,收入微薄,雖然也發一些糧,但此時因為糧價過高,已經拖欠,各地怨聲載道。甚至還有地方因此爆發了綠營反正,然後和義軍合流的現象。


    而隨著北方腹地愈演愈烈的民變和兵亂,運河漕運受到了極大的威脅,順治皇帝不得不再度將正在北京訓練的八旗兵派出,甚至還下旨讓嶽樂調遣數千八旗軍精銳北上助戰。


    孫可望打“糧食戰”,就是為了削弱清軍控製區的經濟,破壞對方軍隊的信心,以達到減少大軍傷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百萬兩白銀看起來很多,但要是從零開始建立一支精銳野戰軍隊,甚至不說打仗,隻是裝備,訓練和維護,也不過是五六個殿前軍混編營,兩三萬兵馬一年的綜合費用罷了。


    當然,這是把所有的開支折銀的算法,孫可望的大軍是在錢糧共用,營莊分地,又有自己的工坊的基礎上建立的,單純軍餉的耗費並沒有那麽多,更何況軍餉大部分都隻是錢折子上的數目而已。


    要不然,占領了那麽多地方,孫可望何以隻敢擴軍到三十多萬?其中還有七八萬是衛戍軍,招募的新兵也不過十萬上下。


    其中真正按照精銳強軍培養的,其實隻有殿前軍的八萬大軍和李定國的嫡係部隊而已。馮雙禮,馬進忠,李來亨和劉文秀的兵馬裝備,補給都是要差許多,所費軍餉更沒有那麽多。


    而“糧食戰''一旦奏效,就不止是少死一兩萬兵馬那麽簡單的事情了,其中的武器裝備損耗,傷亡撫恤所需等等,都將大大減少。更不用說大部分糧食並沒有浪費,其實也算不得虧,還能多出一兩萬有過大戰經驗的強軍。


    不過,如此一番折騰,北方各地的百姓也將會因為糧荒兵亂,付出數十萬的生命,甚至是更多。但若不這樣,孫可望便難以以最小代價擊潰江南清軍,然後問鼎天下,迫使李定國,鄭成功等人放棄武力相抗的機會。


    換言之,孫可望在將來和當前中,選擇了犧牲北方的幾十萬百姓,他要最大可能在接下來的軍事鬥爭中保存自己的實力,作為奪取天下的資本,進而將可能爆發的內戰控製在最小規模,甚至掐滅在一開始。


    他那晚和陳少川說不想同室操戈,其實也並非隻是為了讓對方去幹他不好自己動手的事情,也真的是內心的真情吐露。


    殺鄭成功和鄭軍,孫可望或許還不含湖,但是殺李定國麾下的七八萬大西軍,他就真的有點下不去手了。不過,這也隻停留在能不殺是最好的,若要殺也必然會動手的程度。


    這是爭奪天下,容不得婦人之仁,而且孫可望怎麽知道李定國不會下毒手?


    到了九月份,孫可望從長沙啟程,在最新選拔的親衛軍護送下由醴陵-南昌一線重返江西。他的親衛軍經曆過幾次大戰,損失慘重,如今除了幾個骨幹,全都是各部兵馬中的新人。


    為了提升自己對大軍的控製,每一次調整,孫可望都會將自己手下的親衛下放到殿前軍各部,擔任軍官或者軍法隊。然後又從各部挑選精銳,補充到親衛之中。


    殿前軍各部都是嚴格按照標準來訓練的,兵將之間的磨合並不困難,各部之間配合作戰也同樣十分頻繁。


    這些軍官和他朝夕相處,關係並不一般,更是自成體係,唯孫可望是瞻,軍中將士都將入選親衛軍視為晉升的重要機會。


    不過,這樣的晉升機會代價極大,特別是孫可望喜歡用自己作為誘餌,親衛軍最終的傷亡比甚至是殿前軍軍中最高的,往往十不存四。但隻要能活下來,那就是大好的前程了。


    來到南昌之後,孫可望又開始了戰前的巡視,這同樣是他敲打將領,保證自己對軍隊掌控的重要途徑。


    不過,大多數時候,在他到之前,各個地方的情報便已經放到了他的麵前,大體的動向孫可望是一清二楚的。軍情司的內務部同樣不容小覷,這兩年更是已經滲透各地,被軍中將士和大小官吏稱為“新錦衣衛”。


    借著巡視各地的機會,孫可望也加緊修複和贛西,贛中各府鄉紳的關係,每到一個府城,都會召集地方大族代表見麵,更是要求對方將子孫送去書院,參加科考,謀取一個好前程。


    雖然大半鄉紳都選擇了歸順孫可望,但仍舊有不少頑固派,觀望派,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地方傳承了數百年的大族,行事非常低調,地方人脈,產業都非比尋常。他們能不和殿前軍起衝突就不和,當初“剿匪”也沒有牽連到他們。


    這些名門望族才是真正能夠影響到江南鄉紳,甚至是北方各地鄉紳的,別看有的已經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年沒出過一個進士了,但上百年的積累,影響力仍舊是巨大的。


    要知道,清軍入關以前,江南地區的商業貿易是非常發達的,各地之間的交流也十分頻繁,更別說作為科舉大省的江西了。若是沒有發達的工商業和農業,如何來的成百上千的進士,舉人?


    孫可望要想順利稱帝,還真的得爭取他們的支持。這倒不是說他們能在背後控製軍隊,掀起政變什麽的,亦或者軍頭是財閥的傀儡這種低級的陰謀論,無端的猜想。


    孫可望要爭取這些人,是為了避免他們倒向了李定國和鄭成功,是為了要道統,要稱帝的合法性,手上有兵,消滅所有敵人當然也可以獲得這些,但代價太大了,許多文明成果也會因此消亡。


    或者說的直白一點,實際一點:十七世紀,仍舊是地主鄉紳的世界,孫可望可以加強中西方交流,引入新技術,開展政治體製和經濟改革,但這些並不是一日就能完成的。


    他要完成這些變革,就得掌握權力,而和地主鄉紳合作,則是掌握權力的必要途徑。如果失去了權力,孫可望所謀劃的一切,都將隻是紙上談兵。


    換言之,要不孫可望拉著地主階級一起轉型,要不大家一起滅亡,曆史的車輪又不知道會滑向何方了。要知道,曆史從來不是必然的,隻能不斷增大某一方向的概率。


    等到孫可望巡視完江西各府,又重新迴到南昌坐鎮的時候,已經是十月份了。


    此時,撫州,饒州,黃州等地明清雙方交鋒不斷,各自派出了斥候襲擾對方,燒毀對方即將秋收的糧田,每日都有十數人死於戰場。


    這些斥候是軍隊的眼線,他們從各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潛入,出擊,不斷試探著對麵敵人的軍事布置,以確定軍力虛實,而燒毀糧田則是順手而為的事情,也能給敵人造成不小的損失,擾亂敵對方的人心。


    殿前軍的戰兵,騎陣雖然能倚靠高強度的訓練,做到勝於清軍精銳的地步,但斥候這種倚靠經驗和個人神勇的兵種,雙方幾乎沒有差距,隻是不斷交換著傷亡。


    當然,這些小事自然不會傳到孫可望的耳朵裏,引起他注意的是殿前軍和李定國大軍在撫州,贛州吉安三府的種種糾紛。


    不止如此,孫李之間有齟齬,上行下效也就算了,鄭成功在延平,泉州等地也不安分,李軍,鄭軍同樣小摩擦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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