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8章 我承認我有賭的成分！
不寫出師表，你北什麽伐呀！ 作者：洛水秋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劉禪是真有的點兒被李睿的話給嚇住了。
親親相隱這個製度，可真配得上自古以來這四字兒。
能配上這四個字兒的東西，都不是說著玩玩的。
這一項製度之所以能貫穿不同的王朝、不同的製度流傳這麽久，當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為，親親相隱這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兒，實質上是從法律和製度層麵，對於君權、父權、夫權的維護。
而對這三權的維護，本質上又是對秩序這兩個字兒的維護。
而秩序，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如果取消了親親相隱，任憑妻告夫、子告父、臣告君的話，等於大家遵從了幾千年的規矩，瞬間沒了。
到那個時候，社會會亂成什麽樣，誰也不敢想象。
反正，劉禪是想象不出來。
正是因為這個，他才覺得李睿實在是過於大膽。
正在他因為李睿的話而驚得不知道該怎麽辦之時，他的腦海中突然一道亮光閃過。
不對，朕被自己嚇住了。
從自己開始識字起，父皇就一直教導自己。
天下，有德者居之。
不僅父皇是這麽說的，曆朝曆代的典籍之中，也是這麽說的。
當時自己對於這一點，並沒有任何的懷疑。
因為，當年正是因為秦二世暴虐無道，項王無德，自家的高祖才得了天下。
可後來的事實卻又證明了，這句話也並不一定總是對的。
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公認最有仁德的人，乃是他的父皇。
但實際得到天下的，卻是曹賊。
還有就是大漢的舉孝廉。
前一世自己並不覺得這有什麽問題，但來了這大宋之後，卻發現科舉比舉孝廉要好的多。
這兩件事情說明了什麽？
說明了沒有任何事情，是永遠正確的！
即使一開始是正確的，也可能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慢慢變成錯的。
既然天下有德者居之和舉孝廉，都有可能隨著時間的變遷而變成錯的，那親親相隱又為什麽不可能是錯的？
既然他有可能是錯的，朕為什麽不能改？
想到這裏，他瞅了瞅嶽飛和趙鼎，又往後宮的方向瞅了一眼。
相父當年僅有巴蜀方寸之地，都敢大膽的革除時弊。
朕現在武力有嶽飛，文治有趙鼎，搞錢有愛妃。
除了這些之外，朕還有已經遠超大漢的土地和百姓，朕怕個屁呀！
這麽富裕的仗，朕要是再不敢打，估計相父知道了，肯定要揍我。
改，必須改！
不過，到底該怎麽改呢？
毫無頭緒啊！
不行，朕得再聽聽這李睿肚子裏到底有多少東西。
要是他肚子裏真有東西，那就按他說的來。
要是他隻有想法而沒有辦法的話，朕再找嶽愛卿和趙鼎好好商量。
等商量好了之後，再行動。
嗯，對，就這麽辦。
相父可是教過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心裏打定了主意之後，他便看向了李睿，語氣淡定的問道：
“愛卿既然說要取消親親相隱之政，那可有想過取消了之後怎麽辦啊？”
聽見劉禪這麽淡定的問話，李睿一時間有點兒呆住了。
作為提出這個建議的人，他當然清楚這四個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為一個標準的士大夫，他對於大宋自立國以來的積弊，以及紹興十一年以來，大宋高速發展階段所產生的新問題，其實都有過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決大宋的問題，其實隻有一個辦法。
把刀往自己頭上砍。
或者說，把刀往以他為代表士大夫階層的身上砍。
他剛才所提的兩個建議，其實都是在這麽做。
但無論是將士大夫的言行規範寫入律法，還是大興官學，都是治標之法。
因為法律再規範，執行起來肯定有漏洞。
官學再興盛，士大夫階層的先發優勢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幾十年內，大宋的高官，絕大部分仍然會來自於世家大族。
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闖過了科舉那一關，進入了官場。
但麵對著完全陌生的環境，沒有人給他指導的情況下，僅僅熟悉情況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點兒，等他們徹底了解了官場的規則，可能大半生都已經過去了。
這其中當然會有一些天賦異稟之人，但大部分人終其一生，可能也就是個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個世家大族出來的孩子呢？
人家的長輩哪怕同樣是個九品八品的官員，但人家在官場上浸淫了一輩子，對於一切規則早就諳熟於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後，每一步該幹什麽，人家早就規劃的明明白白，隻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這樣的情況下，人家的進步怎麽可能會慢呢？
正是因為知道這個，李睿才把前麵的兩個辦法，稱為治標之法。
而他最後提出的建議，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為親親相隱發展到現在，早已經不再局限於君權、父權、夫權。
而是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麵麵。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民告官！
相比於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對於民告官的事兒，其實寬鬆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
因為，大宋專門設立了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用來處理百姓的訴狀。
而且，這些訴狀能直接遞到皇帝的手裏。
相比於前朝，尤其是相比於幾百年後的某鞭子朝，這項製度簡直先進到不像是在同一個世界。
畢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無論能不能告贏，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試問，有幾個人的身板兒，能頂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經驗的獄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這樣，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製。
比如，隻有‘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一類嚴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檢院告狀。
至於其他事情，則必須一級一級的上告。
如果越級上告，就會有專門的‘越訴法’等著你。
為什麽在民告官如此寬鬆的大宋，依然對民告官有這麽多的限製？
因為，官大於民乃是社會的共識。
這些限製，就是在維護這個共識。
而他的建議，則是要摧毀這個共識。
他當然明白這個事情有多麽嚴重，他還真怕官家不敢答應。
所以，他把這個建議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有賭的成分。
甚至，他已經做好了被否決的心理準備。
可是，讓他沒想的是，官家隻是猶豫了短短一瞬間，就開始淡定的詢問他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這說明了什麽？
親親相隱這個製度，可真配得上自古以來這四字兒。
能配上這四個字兒的東西，都不是說著玩玩的。
這一項製度之所以能貫穿不同的王朝、不同的製度流傳這麽久，當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為，親親相隱這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兒，實質上是從法律和製度層麵，對於君權、父權、夫權的維護。
而對這三權的維護，本質上又是對秩序這兩個字兒的維護。
而秩序，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如果取消了親親相隱，任憑妻告夫、子告父、臣告君的話，等於大家遵從了幾千年的規矩，瞬間沒了。
到那個時候，社會會亂成什麽樣，誰也不敢想象。
反正，劉禪是想象不出來。
正是因為這個，他才覺得李睿實在是過於大膽。
正在他因為李睿的話而驚得不知道該怎麽辦之時，他的腦海中突然一道亮光閃過。
不對，朕被自己嚇住了。
從自己開始識字起，父皇就一直教導自己。
天下，有德者居之。
不僅父皇是這麽說的，曆朝曆代的典籍之中，也是這麽說的。
當時自己對於這一點，並沒有任何的懷疑。
因為，當年正是因為秦二世暴虐無道，項王無德，自家的高祖才得了天下。
可後來的事實卻又證明了，這句話也並不一定總是對的。
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公認最有仁德的人，乃是他的父皇。
但實際得到天下的，卻是曹賊。
還有就是大漢的舉孝廉。
前一世自己並不覺得這有什麽問題，但來了這大宋之後，卻發現科舉比舉孝廉要好的多。
這兩件事情說明了什麽？
說明了沒有任何事情，是永遠正確的！
即使一開始是正確的，也可能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慢慢變成錯的。
既然天下有德者居之和舉孝廉，都有可能隨著時間的變遷而變成錯的，那親親相隱又為什麽不可能是錯的？
既然他有可能是錯的，朕為什麽不能改？
想到這裏，他瞅了瞅嶽飛和趙鼎，又往後宮的方向瞅了一眼。
相父當年僅有巴蜀方寸之地，都敢大膽的革除時弊。
朕現在武力有嶽飛，文治有趙鼎，搞錢有愛妃。
除了這些之外，朕還有已經遠超大漢的土地和百姓，朕怕個屁呀！
這麽富裕的仗，朕要是再不敢打，估計相父知道了，肯定要揍我。
改，必須改！
不過，到底該怎麽改呢？
毫無頭緒啊！
不行，朕得再聽聽這李睿肚子裏到底有多少東西。
要是他肚子裏真有東西，那就按他說的來。
要是他隻有想法而沒有辦法的話，朕再找嶽愛卿和趙鼎好好商量。
等商量好了之後，再行動。
嗯，對，就這麽辦。
相父可是教過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心裏打定了主意之後，他便看向了李睿，語氣淡定的問道：
“愛卿既然說要取消親親相隱之政，那可有想過取消了之後怎麽辦啊？”
聽見劉禪這麽淡定的問話，李睿一時間有點兒呆住了。
作為提出這個建議的人，他當然清楚這四個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為一個標準的士大夫，他對於大宋自立國以來的積弊，以及紹興十一年以來，大宋高速發展階段所產生的新問題，其實都有過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決大宋的問題，其實隻有一個辦法。
把刀往自己頭上砍。
或者說，把刀往以他為代表士大夫階層的身上砍。
他剛才所提的兩個建議，其實都是在這麽做。
但無論是將士大夫的言行規範寫入律法，還是大興官學，都是治標之法。
因為法律再規範，執行起來肯定有漏洞。
官學再興盛，士大夫階層的先發優勢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幾十年內，大宋的高官，絕大部分仍然會來自於世家大族。
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闖過了科舉那一關，進入了官場。
但麵對著完全陌生的環境，沒有人給他指導的情況下，僅僅熟悉情況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點兒，等他們徹底了解了官場的規則，可能大半生都已經過去了。
這其中當然會有一些天賦異稟之人，但大部分人終其一生，可能也就是個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個世家大族出來的孩子呢？
人家的長輩哪怕同樣是個九品八品的官員，但人家在官場上浸淫了一輩子，對於一切規則早就諳熟於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後，每一步該幹什麽，人家早就規劃的明明白白，隻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這樣的情況下，人家的進步怎麽可能會慢呢？
正是因為知道這個，李睿才把前麵的兩個辦法，稱為治標之法。
而他最後提出的建議，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為親親相隱發展到現在，早已經不再局限於君權、父權、夫權。
而是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麵麵。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民告官！
相比於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對於民告官的事兒，其實寬鬆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
因為，大宋專門設立了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用來處理百姓的訴狀。
而且，這些訴狀能直接遞到皇帝的手裏。
相比於前朝，尤其是相比於幾百年後的某鞭子朝，這項製度簡直先進到不像是在同一個世界。
畢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無論能不能告贏，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試問，有幾個人的身板兒，能頂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經驗的獄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這樣，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製。
比如，隻有‘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一類嚴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檢院告狀。
至於其他事情，則必須一級一級的上告。
如果越級上告，就會有專門的‘越訴法’等著你。
為什麽在民告官如此寬鬆的大宋，依然對民告官有這麽多的限製？
因為，官大於民乃是社會的共識。
這些限製，就是在維護這個共識。
而他的建議，則是要摧毀這個共識。
他當然明白這個事情有多麽嚴重，他還真怕官家不敢答應。
所以，他把這個建議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有賭的成分。
甚至，他已經做好了被否決的心理準備。
可是，讓他沒想的是，官家隻是猶豫了短短一瞬間，就開始淡定的詢問他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這說明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