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西斜。


    崇政殿內的考生,基本都完成了答卷,開始最後的檢查工作。


    畢竟,這次考試很可能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能否改變命運,就看這一遭了。


    因此,即便再怎麽重視,也不為過。


    便是如範仲淹、梁適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也是一遍又一遍的複查。


    明星考生,也是有煩惱的。


    關注越多,壓力也就越大。


    好在他們二人都是那種抗壓能力極強的人,反複檢查數遍之後,他們幾乎做出了同樣的判斷。


    正常發揮!


    又過了一會,考生們先後提交了答卷。


    如同貢舉殿試時一樣,禦藥院的內侍們,負責收攏答卷,然後送往彌封處。


    黃昏降臨,第一批謄錄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編排所。


    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別是翰林學士晏殊,翰林學士李谘,判登聞鼓院事周起,以及禦史中丞劉燁。


    毫無疑問,考官陣容十分的豪華。


    隻是相比於貢舉,考官的人數倒是少了一些。


    這也正常,畢竟貢舉殿試的人數遠比製科殿試多得多。


    不僅如此,製科的閱卷時間也比貢舉殿試要少。


    隻有兩天時間。


    ……


    ……


    ……


    轉眼間,兩天過去。


    福寧殿。


    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閱卷工作基本完成,如今隻剩下最後一道評判。


    禦前定等!


    製科及第後的待遇,雖然很高,但製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標準,高迴報!


    此次參加製科的應舉人,一共有五十六人,其中,三十六人連閣試那一關都沒過。


    最終走到殿試的,不過二十人。


    而現在,能夠被呈到李傑桉頭的,不過五人而已。


    就這,還是李傑特地囑咐過的緣故。


    如果沒有提前打過招唿,隻怕錄取率更低。


    當然。


    這隻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科的考試結果,經曉通算可為師法科的考試時間,要稍微靠後幾天。


    兩者的考核內容,截然不同,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時間同一考場。


    如果讓經曉通算科的人參加此次殿試,錄取率恐怕會更加的慘不忍睹。


    “陛下,經過臣等商議,賢良方正科,僅有五人,可入等。”


    說著,劉茂勤從晏殊手中接過答卷,然後遞到了李傑麵前。


    “卿等稍候,容朕閱覽幾分。”


    拿到答卷後,李傑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果不其然,範仲淹、梁適、胡瑗,赫然在列。


    緊接著,他挑出了範仲淹的策論。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看到這句話,李傑不由微微一笑。


    果然很符合範仲淹的風範,教育為先,而這也是範仲淹一生都在踐行的事。


    一以貫之!


    同時,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的少年時期,學校的圍牆上刷過類似標語。


    【百年大計,教育為先】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李傑,遠比這個時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興則國興。


    放眼當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躍於朝堂之上的官員,都是傳統教育下的文人,雖然其中不乏聰明的,能夠領會自己意圖的。


    但有些思想,難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輕武、重儒輕法、重農輕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經濟雖然發達,朝廷也沒有過度抑製商業,但商業的地位確實不夠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業,不過是為國取稅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輕義,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


    言歸正傳。


    故此,在李傑看來,未來一二十年的時間,都是一個過渡階段。


    在新學體係下成長起來的官員,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當然。


    舊有體係下的官員,也具備改造價值。


    範仲淹,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曆史上的範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現在的範仲淹卻覺得,明體達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實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範仲淹還在策問中大膽寫到,章句、注疏之學,儼然走錯了路。


    】


    真正的儒學,當是古為今用,為我所需。


    此時,範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絲‘六經注我’的傾向。


    何謂六經注我?


    此話源自於心學大家陸九淵。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


    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這也是經書解讀的兩大派係。


    我注六經,重點在於‘六經’,‘我’必須要一字一句的解讀聖賢書中的本意,不允許偏離,也不能牽強附會。


    訓詁之學,便是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經注我’的重點則是在於‘我’,即六經隻是‘我’表達觀點的參照物。


    理學大家朱熹,就是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編寫的種種注疏,不知夾帶了多少個人私活,聖賢書,隻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


    聖賢書中的本義,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當下,或者說‘我’的觀點。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這麽做的。


    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直接編了一套《三經新義》,並且將其指定為唯一科舉用書。


    所有考生都要學習《三經新義》,答題也要以此為準。


    先占領理論高地,讓所有有誌於科舉的士子,全都學習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來,日後科舉入仕的官員,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種意義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經新義》的影響。


    聖賢本意,我不管!


    以我為準,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時間緩緩流逝,翻到最後,李傑發現眾考官隻給範仲淹評了一個五等,堪堪過線而已。


    如果不是範仲淹簡在帝心,怕是連五等都難。


    想了想,李傑提起朱筆,直接批改了眾考官的意見。


    此策,最低也是個三等。


    若不是考慮到前兩等不授人,李傑甚至打算評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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