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劉韜頓時笑了。


    盤山集團很缺錢,但是盤山集團缺的是大錢,而不是缺小錢。


    ‘西南聯大’建設費用和每年運行費用,偌大的盤山集團每年稍微擠一擠就有了。


    不過劉韜更加開心,楊振檸能夠考慮這麽多,說明楊振檸對重建‘西南聯大’很用心。


    “錢的問題,請楊教授不用擔心,‘西南聯大’的校區我們已經劃定好,足足有6000畝,就在滇池旁,雲省將會環繞滇池建立大學城,以‘西南聯大’為中心,形成大學、科研機構群,成為華夏又一個高校、科研中心。”劉韜介紹著。


    “‘西南聯大’建設費用10億人民幣,以後每年費用不低於1億人民幣,根據每年實際情況而定。”劉韜緩緩地說道:“‘西南聯大’由我們盤山集團負責管理,歸屬口是我們盤山集團,不是省教育廳或者教育部,上麵對於‘西南聯大’重建很重視,允許‘西南聯大’實行教授治校,輕易不會幹涉‘西南聯大’!”


    “教授治校?國家給予的支持力度這麽大?”楊振檸很是震驚。


    教授治校、校董治校兩種大學管理模式,在歐美都是存在的。


    但是據楊振檸所知,在華夏實行的是黨領導一切,在大學裏麵,校長還有校黨高官、副校長等等,其實都是可以說是國家幹部,校長甚至都得聽校黨高官的。


    “現在國內教育界,也知道教授治校?”楊振檸忍不住道。


    德國是現代大學的發源地,孕育了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柏林大學,也建立了許多現代大學運作產生深遠影響的製度,其中就包括‘教授治校’的高校教學管理製度。


    德國的‘教授治校’製度下,教授數量很少,並且為終身製,教授在大學中的地位很高,權力很大,同時也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在這樣的體製下,教授在德國的高校建設、科研推進、技術發展等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教授治校’在華夏也是有過實踐,最早見於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旨在全體教授通過選出的評議會參與學校章製的議定與決策。20年代中期,因應政局的動蕩,各高校唿籲建立‘教授治校’製度,以抵拒政治勢力的入侵。隻是隨著北洋時代結束,當時金陵國民政府對教育界采取收束政策,本來不屬於教育係統的清華由國民接受,借‘改隸廢董’風波的機緣,不僅原來並未實行的‘教授治校’逆勢得到製度章程層麵的確定,而且在梅貽琦的接掌下成為教育界‘教授治校’的典範,與蔣夢麟再度入主後和國民政府同調變成‘校長治校、教授治學’的北大形成鮮明對比。


    但是在共和國建立後,便對教育界進行了統一。


    劉韜點點頭道:“是的,國家正在進行改革開放,教育方麵也在進行改革。鵬城的南方科技大學由香江的霍英東先生捐贈建立,施行的是‘校董治校’。重建‘西南聯大’,國家也給予巨大支持,將‘西南聯大’作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試點單位,用於探索高等教育方麵的改革。”


    “教育是國家大事,不適合大麵積鋪開,免得引起教育方麵的混亂,影響國家發展,而選擇‘西南聯大’作為改革試點單位,那麽就隻是一個點,可以讓大家看清楚,有問題也不會影響全國。”劉韜介紹著,“當然,楊教授你在歐美經常走動,應該也知道,德國的‘教授治校’因為體製嚴格,在今天也出現了明顯的弊端,甚至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階段,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照搬。”


    在德國,教授作為‘學術人物’的代表,其地位之高自然無需贅言。德國大學的教授普遍是終身製,直到這位教授退休了,才由其他教授繼任。


    不僅如此,這些教授可以享受優厚的待遇,享受很高的社會地位,處於德國高等教育體製的頂端,甚至享有“終身製國家公務員”的地位,高校不得隨意解聘教授。教授組成高校的評議會、理事會或學術評議會,行使學校的決策權,包括學校校長的選拔都是由教授組成的這些機構來執行。


    作為德國高校教學、科研的核心力量,教授的主要職責既組織教學,也包括科研活動。教授通常是德國某一學科領域唯一的講座持有者,統領整個院係的研究方向,負責籌集經費、指導博士生甚至還需要承擔聘用教學和科研人員的職責。至於大學教學、科研體係中的其他人包括講師、助教、學生、非科研人員等都必須接受教授的領導,協同完成學校各項工作。


    德國這種‘教授治校’製度優點很明顯,但是也造成了很明顯的弊端。


    比如,對於教授本身,由於享有‘終身製’的優勢,部分教授在享受這至高榮譽的同時,也由於缺少壓力而產生懈怠心理。雖然大部分教授都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頭銜,但在缺乏考核和淘汰機製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教授滿足於現狀,不思進取。


    比如對於其他教師而言,由於教授席位數量有限,很多有才能的青年科學家沒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對德國的大學中,科研人員的研究工作往往會受製於教授,能夠真正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時間很晚,熬到教授一職,往往是‘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感覺,這種製度很不利於青年學者的發展。


    對於學生而言,由於大學中的教授數量很少,一般的學生很難有機會獲得教授的指導。相對於教授的數量,學生的數量很多,學生和教授數量比很高,學生能夠獲得和教授直接交流的機會不多,不利於學術生涯的發展。


    楊振檸點點頭,他對於這些是接觸過的,自然知道‘教授治校’的優點和缺點。


    “而且‘西南聯大’施行‘教授治校’,並不是說團組織、黨組織就不存在了,黨領導一切這一點不能動搖,團組織、黨組織是為了確保學校和黨、國家是一致的。”劉韜強調著,“‘西南聯大’成立後,由我兼任學校黨高官,除非是大事、有必要,不然的話我不會輕易幹涉學校的運行。”


    重建‘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施行‘教授治校’,不意味著就完全照搬,該適當調整的要適當調整,該戴緊箍咒的戴緊箍咒,關鍵時刻可以扭轉乾坤。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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