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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從漢王朝建立迄今，已經三百五十餘年，政令已經嚴重荒廢，上下鬆懈怠惰，百姓怨聲載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興，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時世辦法，在於把裂縫補好，把傾斜支住，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必要的措施，目的隻是要使整個天下達到安寧的境地而已。所以，聖人掌權，就會根據當時麵臨的形勢，製訂相應的製度和措施。雖然採取的步驟會有差異，設置的製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會強迫人們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會不做當前急需的事，而隻是追求遙遠空洞的思想。孔子迴答葉公說，為政在於使遠處的人都來歸服；他迴答魯哀公說，為政在於選用賢才；他迴答齊景公說，為政在於節約財富。並不是孔子對為政本身有不同的見解，而是針對他們所麵臨的不同的要務。庸俗的人，隻知拘泥於古書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據不同的情勢，製訂不同的製度和措施的道理。隻看重從書中聽來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現實，怎麽可以和這種人討論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屬上書奏事，雖然主上願意聆聽，但每每遭到牽製和破壞。為什麽會這樣呢？有些頑劣的人士不懂審時度勢，隻知安於所見到過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經成功，也不知快樂，何況在操心事情的開端時，就讓他同意？隻是馬馬虎虎地說，大致遵循原來的法令規章而已；有的人，雖然見識通達，但居名自負，忌妒賢能，因為計策不是出於自己而感到羞恥，於是舞文弄墨，去詆毀別人提出的計策。即便是最好的計策，因為寡不敵眾，也終於遭到擯棄，縱使後稷、子契重生，也束手無策。這就是持賢能智慧的言論的人，所以常常悲憤壓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b>
<b> 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鑑。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嘆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幹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唿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勒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嚐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b>
<b>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則採用嚴厲的手段，就能夠治理；採用寬縱的手段，國家就混亂。何以知道會是這樣？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統治人民的道理，知道為政的真諦，所以，採用嚴刑峻法，使為非作歹的人心膽俱裂，海內清平，天下安靜，總結他的政績，高於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許多方麵放寬了政令，終使朝政衰敗，皇帝的威勢和權力開始下降，漢王朝的大禍，在他手中奠下基礎。為政之道的得失，從這裏可以明鑑。過去，孔子作《春秋》，褒獎齊桓公，誇獎晉文公，讚嘆管仲。那麽，孔子難道不讚美周文王、周武王的為政之道？實在是為了通達權變、拯救時弊的道理。聖人能夠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改變製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卻苦於不知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自己的認識，以為上古時代所採用的結繩記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紛亂如麻的秦王朝；以為舞弄紅色的盾牌和玉石製作的斧??幹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漢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圍。像熊那樣攀援樹木，伸手展足，象鳥那樣飛翔高空，伸腿展翅，雖然可以延年益壽，卻治不了傷寒重病。用口不斷吐出濁氣，用鼻不斷吸進清氣，雖然可以使身體健康，卻不能連接折斷的骨骼。治理國家的方法，和養護身體相類似，平時注意營養和保護，有病時則使用藥物進行治療。刑罰是治理亂世的藥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剷除兇殘，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療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罰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藥物去營養和保護身體，都是不合適的。可是，現在繼承歷代帝王遺留下來的弊病，又正逢艱難的時局，自最近幾代以來，政令大多寬容，如同駕馬車的人扔掉了韁繩，馬匹脫掉了銜勒，四匹牡馬橫衝直撞，前麵的道路又非常艱險，應該緊急勒馬剎車，進行拯救，怎麽還有閑暇一邊聽著車鈴的節奏聲，一邊從容不迫地往前走呢？過去，漢文帝雖然廢除了肉刑，但是，將應當砍掉右腳趾的改為斬首示眾，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漢文帝仍是用嚴而非用寬的辦法，實現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兒子。山陽郡人仲長統曾經看到了這篇文章，嘆息說：“凡是君主，都應把它抄寫下來，放在座位旁邊，作為座右銘。”</b>
<b>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 ；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誌，紀綱不立。故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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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從漢王朝建立迄今，已經三百五十餘年，政令已經嚴重荒廢，上下鬆懈怠惰，百姓怨聲載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興，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時世辦法，在於把裂縫補好，把傾斜支住，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必要的措施，目的隻是要使整個天下達到安寧的境地而已。所以，聖人掌權，就會根據當時麵臨的形勢，製訂相應的製度和措施。雖然採取的步驟會有差異，設置的製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會強迫人們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會不做當前急需的事，而隻是追求遙遠空洞的思想。孔子迴答葉公說，為政在於使遠處的人都來歸服；他迴答魯哀公說，為政在於選用賢才；他迴答齊景公說，為政在於節約財富。並不是孔子對為政本身有不同的見解，而是針對他們所麵臨的不同的要務。庸俗的人，隻知拘泥於古書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據不同的情勢，製訂不同的製度和措施的道理。隻看重從書中聽來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現實，怎麽可以和這種人討論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屬上書奏事，雖然主上願意聆聽，但每每遭到牽製和破壞。為什麽會這樣呢？有些頑劣的人士不懂審時度勢，隻知安於所見到過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經成功，也不知快樂，何況在操心事情的開端時，就讓他同意？隻是馬馬虎虎地說，大致遵循原來的法令規章而已；有的人，雖然見識通達，但居名自負，忌妒賢能，因為計策不是出於自己而感到羞恥，於是舞文弄墨，去詆毀別人提出的計策。即便是最好的計策，因為寡不敵眾，也終於遭到擯棄，縱使後稷、子契重生，也束手無策。這就是持賢能智慧的言論的人，所以常常悲憤壓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b>
<b> 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鑑。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嘆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幹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唿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勒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嚐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b>
<b>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則採用嚴厲的手段，就能夠治理；採用寬縱的手段，國家就混亂。何以知道會是這樣？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統治人民的道理，知道為政的真諦，所以，採用嚴刑峻法，使為非作歹的人心膽俱裂，海內清平，天下安靜，總結他的政績，高於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許多方麵放寬了政令，終使朝政衰敗，皇帝的威勢和權力開始下降，漢王朝的大禍，在他手中奠下基礎。為政之道的得失，從這裏可以明鑑。過去，孔子作《春秋》，褒獎齊桓公，誇獎晉文公，讚嘆管仲。那麽，孔子難道不讚美周文王、周武王的為政之道？實在是為了通達權變、拯救時弊的道理。聖人能夠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改變製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卻苦於不知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自己的認識，以為上古時代所採用的結繩記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紛亂如麻的秦王朝；以為舞弄紅色的盾牌和玉石製作的斧??幹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漢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圍。像熊那樣攀援樹木，伸手展足，象鳥那樣飛翔高空，伸腿展翅，雖然可以延年益壽，卻治不了傷寒重病。用口不斷吐出濁氣，用鼻不斷吸進清氣，雖然可以使身體健康，卻不能連接折斷的骨骼。治理國家的方法，和養護身體相類似，平時注意營養和保護，有病時則使用藥物進行治療。刑罰是治理亂世的藥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剷除兇殘，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療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罰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藥物去營養和保護身體，都是不合適的。可是，現在繼承歷代帝王遺留下來的弊病，又正逢艱難的時局，自最近幾代以來，政令大多寬容，如同駕馬車的人扔掉了韁繩，馬匹脫掉了銜勒，四匹牡馬橫衝直撞，前麵的道路又非常艱險，應該緊急勒馬剎車，進行拯救，怎麽還有閑暇一邊聽著車鈴的節奏聲，一邊從容不迫地往前走呢？過去，漢文帝雖然廢除了肉刑，但是，將應當砍掉右腳趾的改為斬首示眾，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漢文帝仍是用嚴而非用寬的辦法，實現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兒子。山陽郡人仲長統曾經看到了這篇文章，嘆息說：“凡是君主，都應把它抄寫下來，放在座位旁邊，作為座右銘。”</b>
<b>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 ；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誌，紀綱不立。故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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