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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監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後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麵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b>
<b> 然而，封國國君本是皇族的末流，末流太濫，就會滿溢出來，造成災害。小者荒淫觸犯法律，大者謀反叛逆，結果自己斷送性命，封國也被撤除。所以文帝分割齊國、趙國，景帝削減吳國、楚國，武帝頒布推恩令，使封國自己分解。從此以後，齊國剖分成七國，趙國剖分成六國，梁國剖分成五國，淮南國剖分成三國。皇子封親王之時，大的封國不過十多個城鎮。長沙國、燕國、代國，雖然仍是舊名，都不再緊鄰南北邊疆了。景帝遭遇七國之亂，更貶抑諸侯王地位，減少封國官員編製。武帝時衡山王劉賜、淮南王劉安圖謀不軌，於是頒布左官律，製定附益法。封國國君隻能得到供穿衣吃飯的租稅，不參與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時代，封國國君都是後代苗裔，跟皇帝的血緣和親情疏遠。生長在封閉的王宮之中，不為人民所尊敬，勢力與當地富翁沒有什麽不同。而本朝君王在位的時間短促，又一連三代沒有後嗣。因此王莽知道漢家宮廷內外衰微，根本和末梢都同樣脆弱，他無所顧慮懼怕，萌生了邪惡之心。依靠太皇太後的權勢，假託伊尹、周公的美名，在朝廷上作威作福，用不著走下台階就把漢朝政權全部奪取。詐謀完成之後，王莽正式稱帝，分別派遣五威將之類的官員，駕著傳車急行全國，頒行符命。漢朝封國國君叩頭至地，雙手呈上印信，隻怕落後。有些人更歌功頌德，奉承獻媚，以取得王莽的歡心，豈不令人哀痛！</b>
<b> [3]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者，所以齊眾庶，抑併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b>
<b> [3]國師公劉秀奏稱：“周王朝有泉府之官，收購民間賣不出去的產品，供應民間缺乏的貨物，也就是《易經》說：‘治理財富，端正言行，禁止人民為非作歹。’”於是王莽下詔說：“《周禮》上有由官府辦理賒貸的記載，《樂語》上有五均的設立，史書上有關於諸的記載。現在，開展賒貸、設立五均、諸，目的在於使民眾均平，遏止富豪侵吞兼併。”於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宛、成都設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於每季的第二個月，對貨物定出上、中、下三等價錢，保持市價的穩定。民間賣不出去的五穀、麻布、絲綢、棉絮等，均官經過調查，認為確實之後，依照成本收購。一旦物價上漲，超過平價一錢，均官將所藏貨物以平價賣給百姓。如物價比平價低，則聽憑百姓自由交易。另外百姓如果無錢需要賒貸，則錢府可以借給，每月一百錢收利息三錢。</b>
<b>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遊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鱉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b>
<b> 同時，新朝朝廷依照古書《周禮》，規定：凡有田不耕種，稱為不殖，要罰交三個人的賦稅，城市中房宅不種樹的稱為不毛，罰交三個人的布匹；平民遊手好閑，無所事事，處罰布匹一匹。繳納不出布匹的，則應為官府做工，由官府給他衣食。凡是在山林水澤開採金礦、銀礦、鉛礦、錫礦的工人，捕捉鳥獸的獵人，撈取魚鱉的漁夫，以及從事畜牧業的牧民，種桑養蠶、織布紡線、縫紉的婦女，工匠、醫生、巫師、算卦的人，祭司及有其他技能的人等和小販、商人，全都要在所前往的地方自己申報經營所得，由地方官府除去其成本，在純利中徵收十分之一作為貢稅。膽敢不自行申報，或申報不實的，把經營所得沒收，並處罰為官府服役一年。</b>
<b> 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莽從之。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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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監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後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麵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b>
<b> 然而，封國國君本是皇族的末流，末流太濫，就會滿溢出來，造成災害。小者荒淫觸犯法律，大者謀反叛逆，結果自己斷送性命，封國也被撤除。所以文帝分割齊國、趙國，景帝削減吳國、楚國，武帝頒布推恩令，使封國自己分解。從此以後，齊國剖分成七國，趙國剖分成六國，梁國剖分成五國，淮南國剖分成三國。皇子封親王之時，大的封國不過十多個城鎮。長沙國、燕國、代國，雖然仍是舊名，都不再緊鄰南北邊疆了。景帝遭遇七國之亂，更貶抑諸侯王地位，減少封國官員編製。武帝時衡山王劉賜、淮南王劉安圖謀不軌，於是頒布左官律，製定附益法。封國國君隻能得到供穿衣吃飯的租稅，不參與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時代，封國國君都是後代苗裔，跟皇帝的血緣和親情疏遠。生長在封閉的王宮之中，不為人民所尊敬，勢力與當地富翁沒有什麽不同。而本朝君王在位的時間短促，又一連三代沒有後嗣。因此王莽知道漢家宮廷內外衰微，根本和末梢都同樣脆弱，他無所顧慮懼怕，萌生了邪惡之心。依靠太皇太後的權勢，假託伊尹、周公的美名，在朝廷上作威作福，用不著走下台階就把漢朝政權全部奪取。詐謀完成之後，王莽正式稱帝，分別派遣五威將之類的官員，駕著傳車急行全國，頒行符命。漢朝封國國君叩頭至地，雙手呈上印信，隻怕落後。有些人更歌功頌德，奉承獻媚，以取得王莽的歡心，豈不令人哀痛！</b>
<b> [3]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者，所以齊眾庶，抑併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b>
<b> [3]國師公劉秀奏稱：“周王朝有泉府之官，收購民間賣不出去的產品，供應民間缺乏的貨物，也就是《易經》說：‘治理財富，端正言行，禁止人民為非作歹。’”於是王莽下詔說：“《周禮》上有由官府辦理賒貸的記載，《樂語》上有五均的設立，史書上有關於諸的記載。現在，開展賒貸、設立五均、諸，目的在於使民眾均平，遏止富豪侵吞兼併。”於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宛、成都設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於每季的第二個月，對貨物定出上、中、下三等價錢，保持市價的穩定。民間賣不出去的五穀、麻布、絲綢、棉絮等，均官經過調查，認為確實之後，依照成本收購。一旦物價上漲，超過平價一錢，均官將所藏貨物以平價賣給百姓。如物價比平價低，則聽憑百姓自由交易。另外百姓如果無錢需要賒貸，則錢府可以借給，每月一百錢收利息三錢。</b>
<b>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遊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鱉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b>
<b> 同時，新朝朝廷依照古書《周禮》，規定：凡有田不耕種，稱為不殖，要罰交三個人的賦稅，城市中房宅不種樹的稱為不毛，罰交三個人的布匹；平民遊手好閑，無所事事，處罰布匹一匹。繳納不出布匹的，則應為官府做工，由官府給他衣食。凡是在山林水澤開採金礦、銀礦、鉛礦、錫礦的工人，捕捉鳥獸的獵人，撈取魚鱉的漁夫，以及從事畜牧業的牧民，種桑養蠶、織布紡線、縫紉的婦女，工匠、醫生、巫師、算卦的人，祭司及有其他技能的人等和小販、商人，全都要在所前往的地方自己申報經營所得，由地方官府除去其成本，在純利中徵收十分之一作為貢稅。膽敢不自行申報，或申報不實的，把經營所得沒收，並處罰為官府服役一年。</b>
<b> 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莽從之。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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