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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 謂功者，比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b>
<b>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 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於資財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並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官，賢能的棟樑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現在就不是這樣了。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富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偽。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麽，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於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給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確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別得很清楚了！</b>
<b> 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钜，故聖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唿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b>
<b>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 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於諸侯之位，舜興起於深山之中，並不是一日之內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內容，君子正憑藉著它而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紂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b>
<b>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b>
<b> “快樂而不淫亂，反覆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萬世無弊害；隻要有弊害產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了。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並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隻是由於各自麵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顏色，隻是順應天意罷了。其餘一切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裏改變過什麽呢！所以，聖明的君主，有改變製度的名義，而沒有改變治道的實際內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須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製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製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繼承周代，就是過了一百代之後所實行的製度，也可以推測得出來。’這是說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國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這三種了。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製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則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為它來源於天，隻要天不變，道也就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授受禪讓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為其間不需要補救積弊，所以孔子不說他們之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一個大治的朝代，繼起者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政治昏亂的朝代，繼起者一定要改變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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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 謂功者，比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b>
<b>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 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於資財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並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官，賢能的棟樑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現在就不是這樣了。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富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偽。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麽，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於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給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確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別得很清楚了！</b>
<b> 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钜，故聖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唿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b>
<b>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 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於諸侯之位，舜興起於深山之中，並不是一日之內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內容，君子正憑藉著它而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紂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b>
<b>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b>
<b> “快樂而不淫亂，反覆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萬世無弊害；隻要有弊害產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了。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並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隻是由於各自麵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顏色，隻是順應天意罷了。其餘一切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裏改變過什麽呢！所以，聖明的君主，有改變製度的名義，而沒有改變治道的實際內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須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製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製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繼承周代，就是過了一百代之後所實行的製度，也可以推測得出來。’這是說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國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這三種了。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製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則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為它來源於天，隻要天不變，道也就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授受禪讓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為其間不需要補救積弊，所以孔子不說他們之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一個大治的朝代，繼起者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政治昏亂的朝代，繼起者一定要改變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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