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讓街頭上多出了許多黑色、藍色的雨傘，行走的路人無論是他們是公務人員，職員、生意人、銀行家、經紀人、顧客、店主、律師或者醫生，他們都打著雨傘在街頭行走著，他們都在忙碌著，奔波著，為著個人的未來而奔波。
注視著窗外的雨，左孝翰忍不住感慨道。
“春雨綿綿啊……”
話音剛落，他又自嘲道。
“那有什麽四季啊！”
收拾起心情，左孝翰扭問問道，
“建設規劃委員會的“產業規劃報告”送來了嗎？”
盡管通產部負責通貿易以及產業政策規劃，但是總統官邸還有一個建設規劃委員會，雖然是總統的顧問機構，但是它曾是婆羅洲規模最大的政府機構，足足有近千名雇員，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他們大都參與製定過德國的四年計劃。
在過去的五年，南洋的建設正是按照委員會所製定的“四年建設計劃”實施，去年歲末“四年計劃”的提前完成，也標誌著南洋完成了基本工業化，初步建立了一套的工業體係。
也正因如此，委員會正在製定“二四計劃”，以進一步推進南洋的工業經濟發展。
官場上難免會有權力上的糾葛，尤其是在職權重疊的時候。會有這種“內鬥”，簡直不要太正常。
“好了，”
被敲打潘國良，心頭一顫，連忙鞠躬道。
揮了下手，左孝翰對他說道，
不過作為部門總長的左孝翰卻深知，在解釋之餘，難免還是敲打一二。
“不過，往後建規委的作用會慢慢的淡化的，但不是現在，現在，我們還隻是學生，扔不掉這根拐杖，潘秘書，你要切記貪快求捷是做事的大忌！“治大國若烹小鮮”，南洋雖然不大，可道理是相通的！明白嗎？”
作為總長秘書室主任的潘國良，說出的是大多數通產部官員的心聲，畢竟，在大多數時候，他們負責的是責通商貿易，至於產業政策規劃往往是由建設規劃委員會擬定。
“總長訓示的是，卑職明白了，以後卑職知道該怎麽做了！”
潘國良扶了一下鏡框，說道。
“潘主任，閣下這麽做有他的深意，建設規劃委員會負責擬定草案，我們負責實施，同時有針對性的查缺補全，這是互相合作的關係，而且草案擬定期間，也是多次征求我們意見的。”
怎麽這麽薄！
在見到《四年計劃（草案）》的瞬間，左孝翰的心裏就湧出這樣的疑問，甚至有些不明所以的看著保羅·科納爾。
官邸秘書室出身左孝翰，深知兩個機構的作用，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建設規劃委員會大都是德國人，其中不少都是德國官員，因此在閣下看來，他們更多的作用是顧問與監督。而通產部則負責實施。
“下去吧，嗯，備車，我去一趟官邸。”
……
“總長，我認為咱們既然負責通商貿易和產業政策規劃，是不是可以向閣下提請，參與草案擬定，經過幾年的磨練，我們完全可有能力參與甚至主導計劃的製定。”
“還沒有送過來，不過，我聽建規委的同僚說，保羅主任和閣下約好了見麵，估計是計劃草案需要先呈送閣下，閣下批準後，才會送到咱們這裏。”
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四年計劃”的製定，但是委員會那邊也征求過他們的意見，如果計劃全部實施的話，草案絕對不可能這麽薄的。
這個厚度和幾年前的第一個四年計劃的厚度差不多。按照之前他們討論的初稿，這一次四年計劃的投資規模一倍於第一個四年計劃，也就是說草案的厚度肯定會比過去的那個計劃要厚很多。
可是，現在看起來很薄啊。
“不用這麽看我，這是閣下的意思。”
保羅·科納爾連忙和自己撇開關係，把責任扔給了李毅安，正抽著雪茄的李毅安笑道。
“沒錯，是我的意思。”
看著左孝翰，李毅安說道。
“經過第一個“四年計劃”的實施，除了東部三區之外，本島已經建立了門類健全的工業基礎，接下來的發展，更多的是企業自身的擴張式經營，官方或者公司大包大攬的重點投資，並不一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抽了口雪茄，見左孝翰似乎有些不太明白，他繼續說道。
“我們目前實施的經濟統製，追根溯源和俄國的計劃經濟有很大的相似之外，並不僅僅隻是我們，早在29年大危機之後，凱恩斯理論占了上風，各國都開始了政府幹預經濟的先河。這其中，俄國的示範作用。當時經濟大危機重創了各國經濟，而采用計劃經濟模式的俄國卻是凱歌行進，成為一枝獨秀，西方各國自然也就產生了效仿的念頭。德國的“四年計劃”差不多就是“五年計劃”的翻版。”
“閣下其實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俄國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德國在一戰時推行的戰時經濟，而且俄國“一五計劃”的製定本身就有很多德國專家加入。”
保羅·科納爾在一旁插話道。
“確實如此。”
微微點頭，李毅安說道。
“二戰把整個歐洲打成了一片廢墟，戰後重建自然是無法依靠市場力量的，因此政府管製派便一度占了上風，目前英法德包括日本，實施政府產業管製，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加快重建速度。而且效果顯著，目前歐洲各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但是這個政策是否能夠持續下去，就要打個問號了。”
為什麽打個問號？
因為另一個世界就是如此，盡管二戰後歐日等國家管製下經濟得到了迅速恢複，但是從50年代中後期，其經濟就表現為後繼乏力了。至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西方各國出現嚴重的滯脹，國家幹預手段越來越無法發揮作用，自由市場理論又重新迴歸。
在隨後的二十年間，西方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去刺激經濟的發展。
左孝翰疑惑的問道。
“這……閣下，卑職不太明白？”
看著一頭霧水的左孝翰，李毅安將目光投向保羅。
“保羅，你來解釋一下吧，你參與主持過兩個“四年計劃”，說來聽聽吧。”
“好的，閣下。”
保羅點了點頭，看著左孝翰解釋道。
“其實，就是發展的路徑依賴，這就是一旦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或決策路徑被選擇並開始執行，即便在後續出現更優的選擇時，個體或組織也可能會由於各種成本和複雜性的原因，繼續沿襲最初的路徑，從而形成一種慣性或依賴狀態。”
提到路徑依賴時，保羅特意看了一眼正抽著雪茄的閣下，將這個自然科學名詞引入經濟社會規律的，正是李毅安。
“就像我們在製定“一四計劃”的時候，規劃了多少工廠，要求鋼鐵實現多少產量，汽車多少，船舶多少，機械多少，煤炭，發電等等，方方麵麵的規劃，是非常詳細的規劃，而且也取得了相應的成功，那麽問題來了，在製定“二四計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又在重複“一四計劃”，規劃工廠建設，製定鋼鐵、機械、煤炭、石油等各種工業指標的發展計劃。”
其實，這也就是典型的“俄國模式”的秘決——不斷的投資興建重工業工廠，每年鋼鐵、機械、汽車、水泥以及石油等工業產品都在不斷的增加，以此來推動經濟發展。
但是市場的需求是有盡頭的，當達到那個供大於需的臨界點的時怎麽辦？
在另一個世界，俄國直到帝國崩潰時，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僅是俄國的問題，同樣也是南洋所需要麵對的問題。
(本章完)
注視著窗外的雨，左孝翰忍不住感慨道。
“春雨綿綿啊……”
話音剛落，他又自嘲道。
“那有什麽四季啊！”
收拾起心情，左孝翰扭問問道，
“建設規劃委員會的“產業規劃報告”送來了嗎？”
盡管通產部負責通貿易以及產業政策規劃，但是總統官邸還有一個建設規劃委員會，雖然是總統的顧問機構，但是它曾是婆羅洲規模最大的政府機構，足足有近千名雇員，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他們大都參與製定過德國的四年計劃。
在過去的五年，南洋的建設正是按照委員會所製定的“四年建設計劃”實施，去年歲末“四年計劃”的提前完成，也標誌著南洋完成了基本工業化，初步建立了一套的工業體係。
也正因如此，委員會正在製定“二四計劃”，以進一步推進南洋的工業經濟發展。
官場上難免會有權力上的糾葛，尤其是在職權重疊的時候。會有這種“內鬥”，簡直不要太正常。
“好了，”
被敲打潘國良，心頭一顫，連忙鞠躬道。
揮了下手，左孝翰對他說道，
不過作為部門總長的左孝翰卻深知，在解釋之餘，難免還是敲打一二。
“不過，往後建規委的作用會慢慢的淡化的，但不是現在，現在，我們還隻是學生，扔不掉這根拐杖，潘秘書，你要切記貪快求捷是做事的大忌！“治大國若烹小鮮”，南洋雖然不大，可道理是相通的！明白嗎？”
作為總長秘書室主任的潘國良，說出的是大多數通產部官員的心聲，畢竟，在大多數時候，他們負責的是責通商貿易，至於產業政策規劃往往是由建設規劃委員會擬定。
“總長訓示的是，卑職明白了，以後卑職知道該怎麽做了！”
潘國良扶了一下鏡框，說道。
“潘主任，閣下這麽做有他的深意，建設規劃委員會負責擬定草案，我們負責實施，同時有針對性的查缺補全，這是互相合作的關係，而且草案擬定期間，也是多次征求我們意見的。”
怎麽這麽薄！
在見到《四年計劃（草案）》的瞬間，左孝翰的心裏就湧出這樣的疑問，甚至有些不明所以的看著保羅·科納爾。
官邸秘書室出身左孝翰，深知兩個機構的作用，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建設規劃委員會大都是德國人，其中不少都是德國官員，因此在閣下看來，他們更多的作用是顧問與監督。而通產部則負責實施。
“下去吧，嗯，備車，我去一趟官邸。”
……
“總長，我認為咱們既然負責通商貿易和產業政策規劃，是不是可以向閣下提請，參與草案擬定，經過幾年的磨練，我們完全可有能力參與甚至主導計劃的製定。”
“還沒有送過來，不過，我聽建規委的同僚說，保羅主任和閣下約好了見麵，估計是計劃草案需要先呈送閣下，閣下批準後，才會送到咱們這裏。”
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四年計劃”的製定，但是委員會那邊也征求過他們的意見，如果計劃全部實施的話，草案絕對不可能這麽薄的。
這個厚度和幾年前的第一個四年計劃的厚度差不多。按照之前他們討論的初稿，這一次四年計劃的投資規模一倍於第一個四年計劃，也就是說草案的厚度肯定會比過去的那個計劃要厚很多。
可是，現在看起來很薄啊。
“不用這麽看我，這是閣下的意思。”
保羅·科納爾連忙和自己撇開關係，把責任扔給了李毅安，正抽著雪茄的李毅安笑道。
“沒錯，是我的意思。”
看著左孝翰，李毅安說道。
“經過第一個“四年計劃”的實施，除了東部三區之外，本島已經建立了門類健全的工業基礎，接下來的發展，更多的是企業自身的擴張式經營，官方或者公司大包大攬的重點投資，並不一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抽了口雪茄，見左孝翰似乎有些不太明白，他繼續說道。
“我們目前實施的經濟統製，追根溯源和俄國的計劃經濟有很大的相似之外，並不僅僅隻是我們，早在29年大危機之後，凱恩斯理論占了上風，各國都開始了政府幹預經濟的先河。這其中，俄國的示範作用。當時經濟大危機重創了各國經濟，而采用計劃經濟模式的俄國卻是凱歌行進，成為一枝獨秀，西方各國自然也就產生了效仿的念頭。德國的“四年計劃”差不多就是“五年計劃”的翻版。”
“閣下其實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俄國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德國在一戰時推行的戰時經濟，而且俄國“一五計劃”的製定本身就有很多德國專家加入。”
保羅·科納爾在一旁插話道。
“確實如此。”
微微點頭，李毅安說道。
“二戰把整個歐洲打成了一片廢墟，戰後重建自然是無法依靠市場力量的，因此政府管製派便一度占了上風，目前英法德包括日本，實施政府產業管製，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加快重建速度。而且效果顯著，目前歐洲各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但是這個政策是否能夠持續下去，就要打個問號了。”
為什麽打個問號？
因為另一個世界就是如此，盡管二戰後歐日等國家管製下經濟得到了迅速恢複，但是從50年代中後期，其經濟就表現為後繼乏力了。至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西方各國出現嚴重的滯脹，國家幹預手段越來越無法發揮作用，自由市場理論又重新迴歸。
在隨後的二十年間，西方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去刺激經濟的發展。
左孝翰疑惑的問道。
“這……閣下，卑職不太明白？”
看著一頭霧水的左孝翰，李毅安將目光投向保羅。
“保羅，你來解釋一下吧，你參與主持過兩個“四年計劃”，說來聽聽吧。”
“好的，閣下。”
保羅點了點頭，看著左孝翰解釋道。
“其實，就是發展的路徑依賴，這就是一旦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或決策路徑被選擇並開始執行，即便在後續出現更優的選擇時，個體或組織也可能會由於各種成本和複雜性的原因，繼續沿襲最初的路徑，從而形成一種慣性或依賴狀態。”
提到路徑依賴時，保羅特意看了一眼正抽著雪茄的閣下，將這個自然科學名詞引入經濟社會規律的，正是李毅安。
“就像我們在製定“一四計劃”的時候，規劃了多少工廠，要求鋼鐵實現多少產量，汽車多少，船舶多少，機械多少，煤炭，發電等等，方方麵麵的規劃，是非常詳細的規劃，而且也取得了相應的成功，那麽問題來了，在製定“二四計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又在重複“一四計劃”，規劃工廠建設，製定鋼鐵、機械、煤炭、石油等各種工業指標的發展計劃。”
其實，這也就是典型的“俄國模式”的秘決——不斷的投資興建重工業工廠，每年鋼鐵、機械、汽車、水泥以及石油等工業產品都在不斷的增加，以此來推動經濟發展。
但是市場的需求是有盡頭的，當達到那個供大於需的臨界點的時怎麽辦？
在另一個世界，俄國直到帝國崩潰時，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僅是俄國的問題，同樣也是南洋所需要麵對的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