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胡林翼、鮑超、李續賓、曾國荃；水師方麵，他提拔楊載福和彭玉麟這兩位水師統領。他們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別人好，曾國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鴻章。
然後是倡導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科學技術。
自古以來，人們比較重視官方儒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把讀書當官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輕視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實際上這是違背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的，也沒有真正懂“學而優則仕”的意義。還有後人把樊遲問種田，孔子批評他為小人的話也誤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學精神的。孔子說：“君子不器。”這句話朱熹解釋錯了，受朱熹注解的影響，後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為君子不要去學習具體的科學知識，他不需要去學一種什麽手藝為社會服務。
實際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學多識，他不隻是一樣東西，隻有一種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精神的。雖然君子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掌握世間所有知識，但是他應該努力去學習世間一切知識為人類造福。按照佛教來說，既學會世間的一切知識，還要學會出世的知識。世間的知識就是“五明”，“五明”即語文學的聲明、工藝學的工巧明、醫藥學的醫方明、論理學的因明、宗教學的內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藝的，他從小就掌握了很多專業知識。《論語·子罕》太宰問子貢說：“孔夫子是聖人嗎？為什麽還會這樣多才多藝呢？”子貢說：“這本是上天讓他成為聖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藝。”孔子聽到後說：“太宰怎麽會了解我呢？我因為少年時代地位低賤，所以會做許多粗俗的事。君子會做這些粗俗的事是多餘的嗎？不多餘啊！”子牢說：“孔子說過，‘我不能被國家任用，因此以技藝著稱於世’。”
其實這段話翻譯也多有誤解（包括朱熹）。李曜覺得，在當時統治者的眼裏，聖人不是普通的一個有技藝的人，更不能做粗俗的事。所以太宰是以聖作為疑問提問來的，意思孔子真的是聖人嗎？如果真的是聖人，為什麽還搞那些雕蟲小技和粗俗的事呢？孔子對太宰的不理解表示遺憾，統治者總是站在自己高貴的位子上自以為是，而不知聖人把自己並非看得很高，為了眾生的利益可以舍棄自己的一切，所以聖人並非不能多才多藝，並非不能做粗俗的事。當然，孔子是有實現天下大治的誌向的，但是天下無道，他無法去實現自己的誌向，所以自己在政治上沒有什麽建樹，在技藝上卻出名了。
李曜綜合一下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那就是仁義道德是每一個人的思想追求，而並非妨礙每一個人學一門專業技能去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養活自己，怎麽還可能去追求利益他人的仁義道德呢？學了專業知識，不斷提高自己，才能在為人民服務的崗位上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這是針對一般人來說的，對於上智之人把道德追求擺在第一位，他隻追求出世之道，那就另當別論了。
曾國藩深刻領會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他發起洋務運動，讓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在曾國藩之前，曾國藩的湖南老鄉魏源已經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曾國藩在魏源“師夷製夷”、“以夷製夷”、“自強”“救時”思想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師夷智以製夷”等主張。魏源因為時代的局限沒能付諸實踐，曾國藩則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並付之實踐的第一人。曾國藩派人留學，翻譯西方科學書籍，由此開啟了中國近代化改革開放的先河，使中國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最初的工業生產。
曾國藩還在同太平天國作戰初期針對太平軍使用洋槍洋炮，也購置了不少西洋槍炮火器與之相戰，以後更是致力於國富民強、力主學習西方科技工業的實踐，開始了“使彼之長，我皆有之”的洋務起步。在曾國藩推動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設立管理“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部，以此為起點，中國的洋務運動正式起動。
曾國藩創建了引進和學習西洋軍工技術的安慶內軍械所，把當時全國最優秀的精於西學的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匯集於安慶的這個兵工廠內。他效仿西方技術製造出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和第一艘以蒸汽機為動力並以“黃鵠”為命名的木殼輪船，從而使安慶內軍械所不僅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軍工企業，而且又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軍事技術與科學技術研究基地，自此中國邁出了工業革命的第一步。
接著，曾國藩派容閎去國外采購了一百多種機器，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引進西方的機器設備。然後又主持建立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官辦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製造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艦“恬吉”號，並采納容閎建議，創辦了不是培養“官才”，而是造就科技人才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學校。此後依靠從國外引進的和自己培養的工程科技人才，相繼製造出“威靖”、“操江”、“測海”等處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型兵艦。同時他又上奏要求開采煤鐵各礦，試辦招募輪船，用於加強整個國家新興的工業基礎，並提出建立外海、內海、裏河三支水師的近代化海軍。於是，持續達三十多年的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的近代化洋務運動，就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
雖然曾國藩去世後，因為當政者堅持投降妥協的對外政策，使曾國藩洋務運動的成果毀於一旦，但是曾國藩點起的改革開放之火並沒有熄滅，在他的後人努力下，形成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儒家體係，自然科學從此不再排斥於儒學之外。正是有了曾國藩這一大膽而艱難的起步，發揚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才有了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旨在學習西方政治製度的“戊戌變法”，也才有了孫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實現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偉大社會變革。
接下來，是以忠誠為天下倡，以愛國主義精神貫穿“經世致用”的始終。
傳統儒學的忠誠表現在中華民族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傳統，多少國家的忠臣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乃至寶貴的生命，因此，曾國藩繼承傳統儒學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忠誠為天下倡，以愛國主義精神貫穿“經世致用”的始終。他說：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唿！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曾國藩所愛的國不僅僅是滿族所統治的清朝，而是有著悠久曆史和文化的中華民族。曾國藩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唿籲仁人誌士“忠君勤王”，使他成為中國文化的組織者和保衛者，使中華民族的精神與血脈賴以延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作戰是保衛文化之戰，與其說曾國藩的湘軍是“忠君勤王”之師，不如說是捍衛文化之師。這種以捍衛民族文化為號令的戰爭，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認同。因為太平天國所到之處不僅燒殺搶掠，奸淫婦女，而且見廟就燒，儒佛道等一切神像全部掃蕩而空，即使在中國人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嶽飛、關帝、文昌等神像也一個不留。而以洪秀全為首的“拜上帝教”雖然來自西方基督教，但它也是基督教的變種，很多學者把它定位為邪教是有道理的。即使它是正宗的基督教也不可能取代中國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想用上帝神權政治取代中華文化的人注定是要失敗的。
從愛國主義的精神出發，曾國藩反對洋人侵犯中國，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對於清廷準備引進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複上奏表示反對。他認為：“借助外國，自古為患”，“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也就是他主張中國內部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辦，不要把外國人引進來，插手幹涉中國內政而進行敲詐勒索。這樁借夷兵助剿之事，由於曾國藩的堅決反對，最終迫使鹹豐帝未能實行，從而捍衛了國家的主權。
再如，他堅決反對把中國艦隊的指揮權交給外國“夷人”，以免中國海軍受外“夷”所製帶來麻煩。為此他上書總理衙門說：“洋人本有欺淩之心，而授之以可淩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其禍患無窮。在他的堅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為司令的中國艦隊，將已經從英國買來的8艘軍艦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內的600名英國官兵水手全部退迴，追迴預付船款等，並按照曾國藩的意見，責令英國人“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從而又一次捍衛了中國的尊嚴和主權。
另外是以“誠”治軍，用曾氏“經濟學”取代舊理學成為湘軍的思想體係。
由於朱熹的理學重在理論的構建，忽視人的道德實踐，所以它所強調的“誠”往往成為空談，正如曾國藩所說“奸偽相吞，變詐相角”，理學家的“誠”變得越來越虛偽。曾國藩提出“經濟之學”後，使“誠”變成實踐，這種以“誠”為核心的新“經濟學”又被曾國藩後來引用到軍隊中來，成為湘軍的核心思想，並以此為基礎構建了曾氏軍事思想體係。
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自始至終強調以“誠”待人，以“誠”召人，以“誠”育人。他初募湘軍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曾國藩以己之誠感召那些誠樸的山野材智之士而歸附他，讓他的軍隊自始至終養成一種“誠樸”的作風。曾國藩之時，當時國家的正規軍綠營，“巧滑偷懶，積習已深”，無戰事時為應付檢查則務求美觀，而有戰事時則臨陣退縮。要徹底改變這種軍隊作風，曾國藩認為認為必須“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又說“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因此，曾國藩將則選“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兵則選“樸實而有土氣之農夫”。湘軍之所以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後成為一支勝過正規軍的勁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國藩所說的“敦樸之氣，未盡澆散”。
曾國藩又以“誠”育人，把自己的幕府當成德育培訓基地。李鴻章於1859年1月間趕到建昌正式進入曾國藩幕府。一連幾天，曾李之間開懷暢談軍務、時事。具體說來，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書，繼則負責向朝廷擬訂奏稿。這些工作對李鴻章而言是得心應手的，曾國藩常常當著別人的麵誇獎他：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擬文稿都遠遠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
當然，曾國藩也感到李鴻章還不成熟，存在著許多毛病。為此，他有意要對李鴻章訓導磨煉一番。曾國藩起居有規律，連吃飯也講究定時，每天早起查營後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國藩的規矩，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後才開餐，缺一個人也不動筷子。剛剛來到曾幕的李鴻章因不慣拘束，且懶散成性，對於這種嚴格而又有規律的生活很不適應。一天早上，他假稱頭疼，沒有按時起床。但曾國藩接二連三派人催他起床，說一定要等齊了才吃飯。李鴻章隻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用膳地點。開飯後，曾國藩一言不發，吃完飯則板著臉孔對李鴻章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話告訴你，我這裏講求的隻有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此事對李鴻章震動很大，從此嚴格約束自己。
待人以誠，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誠就是忠臣烈士，曾國藩治軍思想的體係始終貫穿“忠誠”二字，因誠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愛國主義境界，這是曾國藩克敵製勝的法寶。
再有就是繼承儒家“修身為本”的理論，培養一二君子改變社會風氣。
儒家《大學》以修身作為人一生的追求，《大學》在提出為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後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曾國藩繼承了儒家修身為本的理論，因此，他自始至終把“修身為本”為根本方針去發現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國藩給劉孟容寫的《養晦堂記》中說：
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莩挈論短長矣。餘嚐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甚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泰然自處於高明。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在這裏，曾國藩對那些已經顯貴的人提出了忠告，居於顯貴之位終究是不長久的，當人一死無論顯貴還是下賤都是一樣平等。如果人處於顯貴之時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諦，那麽活在這個世上與行屍走肉又有什麽區別呢？因此，曾國藩在這裏以眾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們，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貴，隻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爭做道德君子，最後都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國藩認為，要想改變世風日下的末世狀態，必須先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培養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們為榜樣去帶領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曾國藩在《原才》中說：
風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欲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曾國藩在這篇論文中特別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員要從自己做起，以自身為榜樣，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在這些政府要員中，曾國藩自己也正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曾國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編序》曾稱，道光末年，風氣敗壞頹放到了極點，“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士從而與之遊，稍稍得聞往聖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雋，朝夕論思，久之窺其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為一變！”
還有就是借鑒道家清靜無為的精神，倡導君子仁人韜光養晦。
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釋道，儒家以入世修行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為主，釋家出世又不離入世，行菩薩道。曾國藩的新儒學雖然以迴歸原始儒學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響。
曾國藩《養晦堂記》之隱居內省的精神，避開塵世閉關自修的做法，已經具備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曾國藩說：
昔周之本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汩於毀譽，故為書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楊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無所求。饑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睹所謂焜耀者哉？
餘為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誌，後之君子，亦現省焉。
莊生就是莊子，與老子一起成為道家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他的清靜無為的思想是讓人們淡泊名利，遠離塵世，韜光養晦，藏起鋒芒，具備一種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國藩認為一個人應當謙虛謹慎，不要鋒芒畢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隻應當露出兩三分。
曾國藩正是繼承了這種思想，所以他替劉蓉詳細論述“養晦”的含義，希望讓孟容的誌向更加堅定，而後世的君子，也能從中借鑒，反省自己。
曾國藩曾經還送詩給其弟弟曾國荃，這首詩更加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淡泊世間名利的出世精神。詩曰：“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最後則是借鑒佛家因果報應的思想，引導世人棄惡從善。
曾國藩雖然以儒為歸，但他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係。他一生不立門戶，兼收並蓄，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個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國藩的新儒學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響。
曾國藩認為儒佛兩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來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揚佛教因果輪迴報應的思想，認為人的功名屬於命中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說：“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相同，亦未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故釋氏之說有益於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報應，家書中說：“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即不能馬上看到），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因為曾國藩確信佛教有益於淨化人心，所以勸善佛書，曾國藩常常助印結緣，家信說：“《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迴南，乃可付迴，《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迴南去乃可帶。”曾國藩自己也經常抄寫佛經，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記：“寫《心經》一本。”初10又記寫《心經》一冊。
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雲：“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為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兇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稱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餉強；強橫之氣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傳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為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降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於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為妄。從事後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紀氏”就是紀曉嵐，清朝《四庫全書》的總編，後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電視劇中與和珅對立的紀曉嵐形象，卻不知道紀曉嵐還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寫的《閱微草堂筆記》多是因果報應的故事，通過妖怪鬼狐來說明善惡報應的道理。曾國藩既然給《紀氏嘉言》寫序，那麽他肯定也是在倡印這本書，希望通過因果報應的道理引導世人棄惡從善。同時，曾國藩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說明他也希望這些宣傳因果報應的書能夠在人間廣為流傳。
《曾國藩評傳》裏說：“其孫論者為佛家輪迴因果之說，在佛門教義中雖屬小乘，但在民間則有普遍之勢力。曾公處儒家之地位，雖以其說為妄；於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讚揚；蓋亦頗有折衷之趨向，誠不愧為一綜合學派也。”
綜上種種，李曜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僅用集大成來概括曾國藩對中國文化發展所做的貢獻就沒有具體的指導意義，而將曾國藩定位為“中國近代新儒家的創始人”則名副其實。
李曜覺得，強調把“內聖”通過“外王”表現出來，這“外王”之業在曾國藩那裏叫做“經濟”，可引申為民主和科學。這一思路與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牟宗三等後來新儒家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學習了曾國藩兼容並包的寬大情懷，將儒釋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重新組合，使中國文化重新發揚光大。
曾國藩的新儒學與舊理學對比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兼收並蓄，為我所用，這種包容作風是程朱理學從來也不具備的。舉個例子，中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後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趙樸初說，梁先生不會說假話，他這話是真的。如此看來，梁漱溟的真正身份並非最後一位大儒。這就說明新儒家的思想，與程朱理學已經有根本的區別。朱熹說得不多的反佛言論，他的門人也還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學與佛學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卻不是這樣，這種包容作風是從曾國藩開始的，那麽發展到梁漱溟以一個和尚的身份來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為怪了。
數千年儒學發展脈絡在心，手中的文字漸漸變多，長達萬言的《新儒論》終於在即將天明之時完稿。
今日朝會，《新儒論》便將橫空出世，震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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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實在前幾天，我好像就在讀者qq裏提到了擁有“兼容並蓄”的新儒學這個思路，其實那就是受曾國藩的影響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學”基本隻考慮到曾國藩這一步，當然是鑒於唐朝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來確定的。
然後是倡導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科學技術。
自古以來，人們比較重視官方儒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把讀書當官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輕視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實際上這是違背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的，也沒有真正懂“學而優則仕”的意義。還有後人把樊遲問種田，孔子批評他為小人的話也誤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學精神的。孔子說：“君子不器。”這句話朱熹解釋錯了，受朱熹注解的影響，後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為君子不要去學習具體的科學知識，他不需要去學一種什麽手藝為社會服務。
實際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學多識，他不隻是一樣東西，隻有一種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精神的。雖然君子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掌握世間所有知識，但是他應該努力去學習世間一切知識為人類造福。按照佛教來說，既學會世間的一切知識，還要學會出世的知識。世間的知識就是“五明”，“五明”即語文學的聲明、工藝學的工巧明、醫藥學的醫方明、論理學的因明、宗教學的內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藝的，他從小就掌握了很多專業知識。《論語·子罕》太宰問子貢說：“孔夫子是聖人嗎？為什麽還會這樣多才多藝呢？”子貢說：“這本是上天讓他成為聖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藝。”孔子聽到後說：“太宰怎麽會了解我呢？我因為少年時代地位低賤，所以會做許多粗俗的事。君子會做這些粗俗的事是多餘的嗎？不多餘啊！”子牢說：“孔子說過，‘我不能被國家任用，因此以技藝著稱於世’。”
其實這段話翻譯也多有誤解（包括朱熹）。李曜覺得，在當時統治者的眼裏，聖人不是普通的一個有技藝的人，更不能做粗俗的事。所以太宰是以聖作為疑問提問來的，意思孔子真的是聖人嗎？如果真的是聖人，為什麽還搞那些雕蟲小技和粗俗的事呢？孔子對太宰的不理解表示遺憾，統治者總是站在自己高貴的位子上自以為是，而不知聖人把自己並非看得很高，為了眾生的利益可以舍棄自己的一切，所以聖人並非不能多才多藝，並非不能做粗俗的事。當然，孔子是有實現天下大治的誌向的，但是天下無道，他無法去實現自己的誌向，所以自己在政治上沒有什麽建樹，在技藝上卻出名了。
李曜綜合一下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那就是仁義道德是每一個人的思想追求，而並非妨礙每一個人學一門專業技能去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養活自己，怎麽還可能去追求利益他人的仁義道德呢？學了專業知識，不斷提高自己，才能在為人民服務的崗位上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這是針對一般人來說的，對於上智之人把道德追求擺在第一位，他隻追求出世之道，那就另當別論了。
曾國藩深刻領會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他發起洋務運動，讓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在曾國藩之前，曾國藩的湖南老鄉魏源已經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曾國藩在魏源“師夷製夷”、“以夷製夷”、“自強”“救時”思想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師夷智以製夷”等主張。魏源因為時代的局限沒能付諸實踐，曾國藩則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並付之實踐的第一人。曾國藩派人留學，翻譯西方科學書籍，由此開啟了中國近代化改革開放的先河，使中國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最初的工業生產。
曾國藩還在同太平天國作戰初期針對太平軍使用洋槍洋炮，也購置了不少西洋槍炮火器與之相戰，以後更是致力於國富民強、力主學習西方科技工業的實踐，開始了“使彼之長，我皆有之”的洋務起步。在曾國藩推動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設立管理“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部，以此為起點，中國的洋務運動正式起動。
曾國藩創建了引進和學習西洋軍工技術的安慶內軍械所，把當時全國最優秀的精於西學的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匯集於安慶的這個兵工廠內。他效仿西方技術製造出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和第一艘以蒸汽機為動力並以“黃鵠”為命名的木殼輪船，從而使安慶內軍械所不僅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軍工企業，而且又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軍事技術與科學技術研究基地，自此中國邁出了工業革命的第一步。
接著，曾國藩派容閎去國外采購了一百多種機器，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引進西方的機器設備。然後又主持建立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官辦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製造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艦“恬吉”號，並采納容閎建議，創辦了不是培養“官才”，而是造就科技人才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學校。此後依靠從國外引進的和自己培養的工程科技人才，相繼製造出“威靖”、“操江”、“測海”等處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型兵艦。同時他又上奏要求開采煤鐵各礦，試辦招募輪船，用於加強整個國家新興的工業基礎，並提出建立外海、內海、裏河三支水師的近代化海軍。於是，持續達三十多年的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的近代化洋務運動，就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
雖然曾國藩去世後，因為當政者堅持投降妥協的對外政策，使曾國藩洋務運動的成果毀於一旦，但是曾國藩點起的改革開放之火並沒有熄滅，在他的後人努力下，形成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儒家體係，自然科學從此不再排斥於儒學之外。正是有了曾國藩這一大膽而艱難的起步，發揚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才有了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旨在學習西方政治製度的“戊戌變法”，也才有了孫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實現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偉大社會變革。
接下來，是以忠誠為天下倡，以愛國主義精神貫穿“經世致用”的始終。
傳統儒學的忠誠表現在中華民族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傳統，多少國家的忠臣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乃至寶貴的生命，因此，曾國藩繼承傳統儒學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忠誠為天下倡，以愛國主義精神貫穿“經世致用”的始終。他說：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唿！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曾國藩所愛的國不僅僅是滿族所統治的清朝，而是有著悠久曆史和文化的中華民族。曾國藩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唿籲仁人誌士“忠君勤王”，使他成為中國文化的組織者和保衛者，使中華民族的精神與血脈賴以延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作戰是保衛文化之戰，與其說曾國藩的湘軍是“忠君勤王”之師，不如說是捍衛文化之師。這種以捍衛民族文化為號令的戰爭，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認同。因為太平天國所到之處不僅燒殺搶掠，奸淫婦女，而且見廟就燒，儒佛道等一切神像全部掃蕩而空，即使在中國人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嶽飛、關帝、文昌等神像也一個不留。而以洪秀全為首的“拜上帝教”雖然來自西方基督教，但它也是基督教的變種，很多學者把它定位為邪教是有道理的。即使它是正宗的基督教也不可能取代中國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想用上帝神權政治取代中華文化的人注定是要失敗的。
從愛國主義的精神出發，曾國藩反對洋人侵犯中國，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對於清廷準備引進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複上奏表示反對。他認為：“借助外國，自古為患”，“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也就是他主張中國內部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辦，不要把外國人引進來，插手幹涉中國內政而進行敲詐勒索。這樁借夷兵助剿之事，由於曾國藩的堅決反對，最終迫使鹹豐帝未能實行，從而捍衛了國家的主權。
再如，他堅決反對把中國艦隊的指揮權交給外國“夷人”，以免中國海軍受外“夷”所製帶來麻煩。為此他上書總理衙門說：“洋人本有欺淩之心，而授之以可淩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其禍患無窮。在他的堅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為司令的中國艦隊，將已經從英國買來的8艘軍艦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內的600名英國官兵水手全部退迴，追迴預付船款等，並按照曾國藩的意見，責令英國人“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從而又一次捍衛了中國的尊嚴和主權。
另外是以“誠”治軍，用曾氏“經濟學”取代舊理學成為湘軍的思想體係。
由於朱熹的理學重在理論的構建，忽視人的道德實踐，所以它所強調的“誠”往往成為空談，正如曾國藩所說“奸偽相吞，變詐相角”，理學家的“誠”變得越來越虛偽。曾國藩提出“經濟之學”後，使“誠”變成實踐，這種以“誠”為核心的新“經濟學”又被曾國藩後來引用到軍隊中來，成為湘軍的核心思想，並以此為基礎構建了曾氏軍事思想體係。
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自始至終強調以“誠”待人，以“誠”召人，以“誠”育人。他初募湘軍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曾國藩以己之誠感召那些誠樸的山野材智之士而歸附他，讓他的軍隊自始至終養成一種“誠樸”的作風。曾國藩之時，當時國家的正規軍綠營，“巧滑偷懶，積習已深”，無戰事時為應付檢查則務求美觀，而有戰事時則臨陣退縮。要徹底改變這種軍隊作風，曾國藩認為認為必須“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又說“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因此，曾國藩將則選“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兵則選“樸實而有土氣之農夫”。湘軍之所以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後成為一支勝過正規軍的勁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國藩所說的“敦樸之氣，未盡澆散”。
曾國藩又以“誠”育人，把自己的幕府當成德育培訓基地。李鴻章於1859年1月間趕到建昌正式進入曾國藩幕府。一連幾天，曾李之間開懷暢談軍務、時事。具體說來，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書，繼則負責向朝廷擬訂奏稿。這些工作對李鴻章而言是得心應手的，曾國藩常常當著別人的麵誇獎他：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擬文稿都遠遠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
當然，曾國藩也感到李鴻章還不成熟，存在著許多毛病。為此，他有意要對李鴻章訓導磨煉一番。曾國藩起居有規律，連吃飯也講究定時，每天早起查營後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國藩的規矩，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後才開餐，缺一個人也不動筷子。剛剛來到曾幕的李鴻章因不慣拘束，且懶散成性，對於這種嚴格而又有規律的生活很不適應。一天早上，他假稱頭疼，沒有按時起床。但曾國藩接二連三派人催他起床，說一定要等齊了才吃飯。李鴻章隻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用膳地點。開飯後，曾國藩一言不發，吃完飯則板著臉孔對李鴻章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話告訴你，我這裏講求的隻有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此事對李鴻章震動很大，從此嚴格約束自己。
待人以誠，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誠就是忠臣烈士，曾國藩治軍思想的體係始終貫穿“忠誠”二字，因誠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愛國主義境界，這是曾國藩克敵製勝的法寶。
再有就是繼承儒家“修身為本”的理論，培養一二君子改變社會風氣。
儒家《大學》以修身作為人一生的追求，《大學》在提出為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後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曾國藩繼承了儒家修身為本的理論，因此，他自始至終把“修身為本”為根本方針去發現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國藩給劉孟容寫的《養晦堂記》中說：
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莩挈論短長矣。餘嚐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甚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泰然自處於高明。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汙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在這裏，曾國藩對那些已經顯貴的人提出了忠告，居於顯貴之位終究是不長久的，當人一死無論顯貴還是下賤都是一樣平等。如果人處於顯貴之時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諦，那麽活在這個世上與行屍走肉又有什麽區別呢？因此，曾國藩在這裏以眾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們，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貴，隻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爭做道德君子，最後都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國藩認為，要想改變世風日下的末世狀態，必須先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培養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們為榜樣去帶領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曾國藩在《原才》中說：
風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欲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曾國藩在這篇論文中特別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員要從自己做起，以自身為榜樣，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在這些政府要員中，曾國藩自己也正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曾國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編序》曾稱，道光末年，風氣敗壞頹放到了極點，“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士從而與之遊，稍稍得聞往聖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雋，朝夕論思，久之窺其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為一變！”
還有就是借鑒道家清靜無為的精神，倡導君子仁人韜光養晦。
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釋道，儒家以入世修行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為主，釋家出世又不離入世，行菩薩道。曾國藩的新儒學雖然以迴歸原始儒學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響。
曾國藩《養晦堂記》之隱居內省的精神，避開塵世閉關自修的做法，已經具備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曾國藩說：
昔周之本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汩於毀譽，故為書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楊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無所求。饑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睹所謂焜耀者哉？
餘為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誌，後之君子，亦現省焉。
莊生就是莊子，與老子一起成為道家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他的清靜無為的思想是讓人們淡泊名利，遠離塵世，韜光養晦，藏起鋒芒，具備一種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國藩認為一個人應當謙虛謹慎，不要鋒芒畢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隻應當露出兩三分。
曾國藩正是繼承了這種思想，所以他替劉蓉詳細論述“養晦”的含義，希望讓孟容的誌向更加堅定，而後世的君子，也能從中借鑒，反省自己。
曾國藩曾經還送詩給其弟弟曾國荃，這首詩更加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淡泊世間名利的出世精神。詩曰：“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最後則是借鑒佛家因果報應的思想，引導世人棄惡從善。
曾國藩雖然以儒為歸，但他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係。他一生不立門戶，兼收並蓄，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個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國藩的新儒學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響。
曾國藩認為儒佛兩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來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揚佛教因果輪迴報應的思想，認為人的功名屬於命中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說：“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相同，亦未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故釋氏之說有益於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報應，家書中說：“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即不能馬上看到），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因為曾國藩確信佛教有益於淨化人心，所以勸善佛書，曾國藩常常助印結緣，家信說：“《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迴南，乃可付迴，《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迴南去乃可帶。”曾國藩自己也經常抄寫佛經，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記：“寫《心經》一本。”初10又記寫《心經》一冊。
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雲：“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為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兇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稱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餉強；強橫之氣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傳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為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降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於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為妄。從事後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紀氏”就是紀曉嵐，清朝《四庫全書》的總編，後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電視劇中與和珅對立的紀曉嵐形象，卻不知道紀曉嵐還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寫的《閱微草堂筆記》多是因果報應的故事，通過妖怪鬼狐來說明善惡報應的道理。曾國藩既然給《紀氏嘉言》寫序，那麽他肯定也是在倡印這本書，希望通過因果報應的道理引導世人棄惡從善。同時，曾國藩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說明他也希望這些宣傳因果報應的書能夠在人間廣為流傳。
《曾國藩評傳》裏說：“其孫論者為佛家輪迴因果之說，在佛門教義中雖屬小乘，但在民間則有普遍之勢力。曾公處儒家之地位，雖以其說為妄；於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讚揚；蓋亦頗有折衷之趨向，誠不愧為一綜合學派也。”
綜上種種，李曜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僅用集大成來概括曾國藩對中國文化發展所做的貢獻就沒有具體的指導意義，而將曾國藩定位為“中國近代新儒家的創始人”則名副其實。
李曜覺得，強調把“內聖”通過“外王”表現出來，這“外王”之業在曾國藩那裏叫做“經濟”，可引申為民主和科學。這一思路與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牟宗三等後來新儒家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學習了曾國藩兼容並包的寬大情懷，將儒釋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重新組合，使中國文化重新發揚光大。
曾國藩的新儒學與舊理學對比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兼收並蓄，為我所用，這種包容作風是程朱理學從來也不具備的。舉個例子，中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後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趙樸初說，梁先生不會說假話，他這話是真的。如此看來，梁漱溟的真正身份並非最後一位大儒。這就說明新儒家的思想，與程朱理學已經有根本的區別。朱熹說得不多的反佛言論，他的門人也還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學與佛學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卻不是這樣，這種包容作風是從曾國藩開始的，那麽發展到梁漱溟以一個和尚的身份來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為怪了。
數千年儒學發展脈絡在心，手中的文字漸漸變多，長達萬言的《新儒論》終於在即將天明之時完稿。
今日朝會，《新儒論》便將橫空出世，震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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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實在前幾天，我好像就在讀者qq裏提到了擁有“兼容並蓄”的新儒學這個思路，其實那就是受曾國藩的影響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學”基本隻考慮到曾國藩這一步，當然是鑒於唐朝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來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