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政真能識見千裏之外。貧僧亦常以此事為念,夏國不比遼國。遼國除燕雲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撫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鎮之,則終究隻能親和胡夷,以夷製夷。得其地,除使邊境安寧之外,便無尺寸之用。而夏國河南之地,凡華夏強盛之時,未嚐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雖愚可知,不可盡言。若能進據靈涼二州,西則可開通絲路,北則可夾擊遼國,精兵良馬,其地所產,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陝西無烽煙,大宋無西顧之憂。且夏國弱於大宋,旦夕有事,正可圖之。”智緣說起西夏之事,實是關係到平生的抱負所在,不由雙目炯炯,意氣軒昂。


    “以夷製夷,未若化夷為漢。遼東非不能為我所有。”石越沉吟道:“然而我聽說遼國新主耶律浚,才智過人,決斷無疑,又信任賢臣,我大宋兵不練甲不精,一旦行軍,處處掣肘,且於遼軍,士氣不高,有未戰先怯之憂,真要打仗,勝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勸皇上不可輕舉妄動。曆來占形勢而兵敗,不知凡幾,實不得不謹慎。而夏國之事,若朝廷從長計議,陰做準備,一待有變,兵鋒直指靈涼,當其內外疑懼之時,則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故我的不少主張,都是急欲在四五年之內,克見事功。以便萬一西境有事,不至被國內之事困住手腳。”


    智緣聽到石越這番話,當真喜出望外。這是石越分明告訴他:他已然決意圖謀光複靈武!智緣一身抱負,盡係於西事,王安石罷相,石越得勢之後,他以為石越行事謹慎,誌在國內,便是對外用兵,也當是一二十年後之事,因此滿腔雄心,漸漸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遜於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內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來。智緣心意已動,便試探著問道:“朝廷曆來西事,在於聯蕃製夏,參政若要謀劃西事,不可不結納吐蕃。”


    石越目光轉向李丁文,李丁文微微額首,含笑道:“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長董氈本是唃廝羅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佑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還,觸怒董氈,遂殺契丹使者,絕遼通宋,至今已有十三年。當年夏主諒詐在位,以為吐蕃與契丹有隙,即領兵而西,欲吞並吐蕃,並亂秦州,時張方平相公在秦州,嚴陣以待,諒詐無隙可乘,轉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廝羅擊敗。兩家世仇,愈結愈深,唃廝羅雖曾兩敗於元昊,卻三克諒詐。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後,西蕃亦多歸附。聯蕃製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氈終是蕃人,他日有事,無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涼城,以為牽製。若要謀劃西事,其根本還在中國。”


    “善!”智緣本是試探石越之見識,此時聽李丁文言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慨聲道:“本朝諸公,無一語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國一國戶口,僅能當陝西之一路,以陝西四路攻夏國,傾全國之力能供糧餉,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當。又朝廷之中,凡議兵事者,盡以計苟安、彌邊患為便,故種諤取綏州、城羅兀,無不幹犯言路,眾議紛紛,以為釁事。貧僧願為參政言平夏形勢:平夏之地,以綏、宥為首,靈州為腹,西涼為尾,有靈州則綏、宥之勢張,得西涼則靈州之根固……”


    石越微微頷首,吩咐道:“取地圖來。”頃時,便有家人將一幅地圖取來,掛在客廳的屏風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細觀看地圖,便見在陝西以北、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區,由東至西,盤垣著銀、夏、綏、宥四州,往西則有靈州與靜州,再往西則是涼州,也就是西夏的西涼府。這數州之地,便宛若一條長蛇,盤踞於宋朝的西北邊境,護衛著西夏的都城興慶府。石越知道銀、夏、綏、宥、靜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業”,而如今綏州總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銀、夏、宥三州之中,時刻威脅著蛇首,特別是銀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區,則與蛇腹靈州、蛇尾涼州,形成一個三角形,一朝有事,奪下蘭州,不僅可以鞏固西線,切斷蛇腹與蛇尾的聯係,還可以直接威脅靈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則宋朝與吐蕃便聯成一線,可以互相支援——王韶畢竟是知兵之人。


    “參政請看——”智緣走到地圖之畔,手指銀、夏二州,道:“綏州屬銀、夏之衝,得綏州,則銀、夏不安。此處是橫山,羅兀城是橫山之要,若能兩險並據,則夏國國勢已危。種諤爭之,豈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綏德,不能救撫寧,患得患失,臨戰而怯,致使諸堡分崩,朝廷震動,將已成之業,付諸東流!種諤固有罪,然朝廷終於棄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無言,這不過幾年前的事情,雖然他並非決策之臣,但事事曆曆在目,自己當時也未必有此見識。


    “參政可知夏國之兵乎?”智緣手指橫山,重重一劃,帶著幾分遺憾的語氣說道:“夏國雖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戰,人馬精強慣習戰鬥者,惟二百餘裏橫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國每入寇,橫山兵必為前鋒。嘉佑八年,橫山部將輕泥懷側苦於諒詐虐用,率所屬歸附,請兵延州,約中國會兵靈夏,此天賜之機。昔日吐蕃衰絕、迴紇亂亡,無不由此。本是夏國安危之機,然會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迴應,諒詐已然得訊,立時遣使安撫,天賜良機,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實為可惜!”


    石越以前從未聽聞此事,不由愕然,不過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駕崩,英宗並非仁宗親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輕啟邊釁。縱有機會被白白浪廢,也是在所難免。


    “故夏國並非無隙可乘,其國上則權臣當道,女主臨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則各部心懷怨恨,常有異心,百姓亦苦於賦斂,且兩國和市久絕,其國中必然匱乏,民不能無怨。光複河套之要,在於大宋能把握時機,善用將領。言臣紛紛,於防範權臣或有利,於軍機大事則常誤。行大事者,豈能順庸人之意哉?!”智緣說起來,依然是一臉不平。


    石越凝視智緣,忽然揖首道:“越不才,願請教大師圖夏之策。”


    “朝中王副樞使、郭侍郎,本朝名將,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參政何故問一老僧?”


    “若機會已至,當問策於王、郭。然越以為,不能坐等良機天賜,沒有機會,便要設法製造機會!越所請教於大師者,是如何製造機會?”說罷,朝侍劍打了個眼色,侍劍立時斥退廳中所有家人。


    智緣待眾人散盡,這才笑道:“貧僧有三策,可獻於參政……”


    ***


    數日之後。


    大宋尚書省非常低調地成立了一個臨時機構,其全稱為“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軍屯製置使司”,負責全麵協調軍屯地點勘測工作,由尚書省與樞密院各派一人並同主持,尚書省方麵的官員是工部尚書蘇轍,樞密院則是樞密院都承旨曾孝寬,二人一同擔任“四路軍屯製置使”。四路軍屯製置使司向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個規模可觀的調查團,調查各路州縣可以進行軍屯的地點、規模與周邊狀況,畫出地圖,撰寫報告,最後再由蘇轍與曾孝寬選定方案,交由尚書省決策。四路軍屯計劃悄然拉開序幕。


    與此同時,工部工部司的官員也開始了有關修路的準備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強調下,蘇轍亦開始要求手下習慣於模糊的官員,遞交由石越親自擬定格式的調查報告,蘇轍的要求非常的簡單明了:如果報告中沒有足夠的數據,即以不勝任論處;若報告中發現兩處數據錯誤,即要求其主動引咎辭職。與石越的愈行愈近,不僅僅讓蘇轍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風也在影響著蘇轍,蘇轍深知修路與軍屯之成敗,關係到國家的前途,也關係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溫和的形象,決意將官僚主義趕出工部。便在當日,蘇轍還做了一件相當大膽的事情——兩封蓋有蘇轍印鑒的信件從工部發出,分別送到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蘇轍主動請求兩家報社派遣記者前往穎昌至南陽進行調查。


    但是這些,在當時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們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實的碎片而已。熙寧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轟動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詔天下,廢除持兵禁令,允許百姓持有二十七種兵器之後幾天,尚書省便緊接著頒布了《若幹軍資許民間生產敕令》,這份敕令公開向天下宣布此後諸軍所須軍衣等物品,官府將向民間作坊采購六成以上,並且將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單將軍廟,向天下公開競標。“凡大宋商民,隻須家世清白,皆可投標!”——報道此事最為熱誠的,自然是《海事商報》。敕令頒布之後僅僅七天,遠在杭州的《海事商報》即已刊出,一時“杭州紙貴”,商人紛紛爭搶,許多人不及細思,便決定先來汴京一探究竟。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軍隊,但是人們都知道這個數目非常的龐大,之前軍器監向民間購置寒衣,就讓許多作坊主發過一筆財。所以曆史上第一次,從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無數的馬車不絕於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誤了時日,而連續不斷的騎馬趕路,則不是這些腰纏萬貫的商人們所能承受的。也是在這個時候,四輪馬車格外標顯了它的優點,從此以後,在陸路上,四輪馬車幾乎成為商人們出行的唯一選擇。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馬車上顛簸的商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曆史上最好的時代,就要來臨。雖然這個時代未必比得上戰國之時能與國君抗禮,但是卻也比戰國時更安全。


    不過不能責怪這些商人們看不到一個新時代的帷幕在升起。因為十月下旬的時候,整個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參知政事石越與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趙頊,正躲在瓊林苑的行宮中一麵喝酒,一麵大失身份的算計著別人的錢袋。


    “陛下,將軍資開放給民間競標,固然會為朝廷節省更多的資金,但是臣想於那些商賈,也是有極大利潤可圖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說道,“因此臣已經規定,凡是參加競標者,都必須交納一百貫錢的入場費,以向朝廷證明他的實力。”


    “一百貫?”趙頊吃了一驚,他並不是那種不知金錢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貫絕非是一個小數目。


    “想來競標之人,自然都是家產殷實的,給朝廷貢獻幾萬貫錢,權當替朝廷省下了組織競標的開支,臣以為並不無妥。他們日後要賺的錢,何止萬貫?這樣也免得有人進來看熱鬧,搞得亂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後,明年軍屯之競標,就會更有經驗。”


    “如此一麵節省,一麵開源,明年雖則有修路與軍屯兩項工程要做,兼之軍器監生產新式軍器的投入加大,且朝廷一歲無免役錢寬剩錢之收入,但省下給遼國的歲賜,兼之商稅與市舶務關稅增多,且撤並州縣又省費用,今歲朝廷最少能節餘二百萬貫,至明歲,或者能達五百萬貫不止。”趙頊的情緒非常好。


    以宋朝如此龐大的帝國,每年僅交到中央的稅賦折成銅錢最低不低於六千萬貫,省吃儉用能節餘二百萬貫,皇帝就已經高興不已,實在讓石越哭笑不得。須知唐家每年的純利,石越雖然不能盡知,但是最保守也有三四十萬貫之巨,便是說有一百萬貫,石越也不會太意外。


    “陛下,待兩三年後,財政好轉,臣以為改革兩稅法便可提上議程。”石越趁著皇帝高興,進言道。


    “改革兩稅法?”


    “正是。兩稅法弊病太多,百姓之困弊,一為稅,一為役。本來兩稅之外,不當有役,今日之兩稅法,實在過於苛刻。臣以為非改不可。兩稅法量出為入,索求無度,最不可取。然後稅法牽涉太大,不可輕動,故臣以為,一旦財政紆緩,第一步,可以取太祖建國以來至熙寧八年之兩稅稅額相加,取得均值,再以均值之八成,定為兩稅稅額。稅額五年不變,使百姓稍得休息。此間朝廷一切用度,皆要量入為出。”


    趙頊心中不由一緊,石越這樣說法,分明便是一次為期五年的大減稅。以一百年稅額相加,取平均值,雖然會比開國時多,但是比起現在來,卻肯定要少上許多,趙頊幾乎懷疑會降到六成,再加一個八折,那麽不用算太仔細,也知道是換了個名目給普天下的農民減稅一半。雖然未必會動到他準備用來打仗的封椿錢,但是那五年時間,朝廷肯定不可能多一文錢的積蓄。若是司馬光提出這個意見,趙頊心裏還會寬心一點,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馬光更無反對之可能——他兩個管財政的臣子隻要難得齊心一次,他的軍費就不免要大大減少……


    “這……”趙頊果然遲疑起來,但是他畢竟知道“愛民如子”是一個傑出君主所應有的品德,石越打出“讓百姓稍得休息”這樣的大義來,他也不太好反駁。


    ***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半,西單圖書城阿越簽名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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