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其實是一個非常熱鬧的月份。
除了小公共出現在這個城市的街頭，彈棉花的異鄉人越來越多，天壇公園內的北神廚在打造京城最高級的宮廷菜飯莊，這幾件事之外。
還有很都事情都在悄然改變著，影響著京城百姓的生活。
比方說煎餅果子作為一種從津門引入京城的時興風味食品，開始出現在清早的京城街頭。
並且以兩毛五至三毛錢不等的價格，成為早餐中的新貴。
盡管這些攤煎餅的主兒手生得很，而且此時的煎餅還不放薄脆，隻放油條。
他們的豆麵也不純粹，甚至是用芝麻粒代替蓽撥粒。
不過京城百姓對此倒是沒有多大的不滿。
事實上這種絕對會被津門人視為“邪教”的異端煎餅，反而非常受歡迎和追捧。
畢竟京城人對這種吃食還陌生的很，好懵啊。
何況在大多數京城人的心裏，來自異地的食品理所應當要比京城本地的東西貴上那麽一點。
在“嚐個新鮮”的驅動力下，隻要大街上出現這種用平板三輪改造的煎餅車。
看見白木框子鑲嵌的玻璃上用紅紙貼上“津門正宗”和“煎餅果子”的字樣，總會引來不少人排隊。
於是攤煎餅成為了大火的事業，成為每天最早賣光的早餐品種。
並以高迴報，低成本，技術門檻低的優勢，順理成章的成為了許多著急掙錢的待業青年，初涉商海的最佳選擇。
另外，本月10日，京城市增送給日本東京都的龍爪槐樹苗運抵東京。
東京都送給京城的兩千株大山櫻樹苗也在玉淵潭種植。
正是因此，此後的每年春天，在京城的玉淵潭公園，京城百姓也能欣賞到櫻花盛開時如粉紅色海洋一樣的美景了。
而更受歡迎的舶來品來自於港城。
4月20日，京城首家西式快餐店——由京城義利食品廠和港城馮秉芬飲食服務公司合作的義利快餐廳，在京城西單南口的西絨線胡同正式掛牌開業。
敲鑼打鼓，鞭炮聲聲的開業典禮，“義利快餐”不但請來了市長親來剪彩，西方國家駐京記者更是聞訊而至。
美聯社發表的電訊稿，將其比喻為“共和國改革開放的又一次進行”。
《京城晚報》也寫了一篇專訪，當天報紙刊發後，惹得京城百姓蜂擁而至，來品嚐漢堡包、火腿三明治。
音樂、西餐、輕曼的燈光，這一切在當時最為時尚的東西立刻俘虜了人心。
以至於一百五十平米的義利快餐廳自開業那一天起，幾乎每日顧客盈門，座無虛席。
大概是因為易於接受新興事物的緣故，顧客尤其以衣著入時的大學生，文藝界、體育界和新聞界人士居多。
每天的營業額因此高達六七千元。
雖然這樣的吸金水平，距離津門的“胡姬花快餐廳”還有一定的差距。
但以當時的消費水平而言，和同樣規模的京城飲食業其他企業相比，已屬商業奇跡了。
不過，發生在這個月，真正對人民群眾生活造成深遠影響的兩件重大事件卻是和吃喝玩樂無關的。
一是4月6日，國家正式發布了《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開始實行身份證製度。
規定凡居住在共和國境內的公民，除了現役軍人等特例之外，均應申請身份證。
居民身份證登記項目包括姓名、性別、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
可以在涉及公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權益事務時，作為公民身份證明。
這件事寧衛民是恨不得舉雙手歡迎的。
因為在實行居民身份證製度前，證明公民身份效力的，隻有《戶口登記簿》。
用於辦事太不方便了。
雖然可以開具介紹信，但介紹信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隻能在特定範圍內可以使用，而且很容易偽造。
核實起來也很麻煩，很耽誤工夫。
反過來居民身份證製度的推出，不僅便於攜帶，也讓老百姓辦事方便多了，安全多了。
寧衛民是知道消息後，第一時間就辦理了這玩意。
果不其然，立竿見影讓正在進行中的買賣房產，騰退私房，補償到位這些手續流程，一下輕鬆了許多。
極大的提高了有關部門的辦事效率。
至少在他這一方，既有身份證，又有戶口本，就能省掉許多麻煩。
否則，辦什麽事兒如果都得指著用戶口本來交接，那可太耽誤事兒了。
二是4月2日至6日，京城整頓“以工代幹”人員工作會議正式召開。
“以工代幹”這個詞，其實是特殊年代以政治為綱的產物。
工人的工，幹部的幹。
簡而言之，就是一些人在以工人的身份行使幹部的職能或者職權。
這次會議首先肯定了一部分人的成績，認為符合條件可以正式轉幹。
同時也指出一部分人不符合幹部條件，不能勝任管理工作，原則上要迴到工人崗位上。
最後明確要求，今後不得再使用“以工代幹”這樣的詞匯，等於是正式宣告了這項製度進入曆史。
毫無疑問，許多人的利益和命運是與這次會議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
據統計，到1983年6月底，京城全市全民所有製的“以工代幹”人員共有餘名，
因此，這個會議決策一下發，京城各個單位都是一片亂象啊。
有的單位虛報幹部人數，有的人托人說情、弄虛作假。
比如多報年限，提供假證明、假學曆。
但更多的單位，都是按照上級要求，要對轉幹人員進行文化考試，並且對考試分數認真細致的複查。
所以盡管表麵上看著，這件事和寧衛民似乎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但實際上，無論對於寧衛民，還是和張士慧來說，都是老天爺白白送給他們的一個大發橫財的好機會。
別忘了，我們國家可是人情社會。
遇到這樣關係到命運、前途的大事，又有誰不想把這個“代”字去掉，拿到正式幹部編製啊？
而且我們國家因為人多，資源和機會方麵，一直都是狼多肉少的局麵。
那些已經在幹部崗位上幹了一段時間的人，必定不惜代價，甚至無所不用其極。
那想想看把，這十幾萬人，會產生多麽龐大的送禮需求啊。
他們送誰，怎麽送，能不能辦成事，其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需要購買大量的好煙和好酒，而且有些人為了保險，增加成功概率，絕不會隻打點一個人。
反過來那些幹部收，也不會是小數，煙酒淤了怎麽辦？肯定還得送到寧衛民這兒來。
這麽一來一去的循環往複的話，別多說了。
慧民煙酒店隻要在這十幾萬人的送禮需求上，占據百分之一的份額。
那就是將近二十萬元的大單，夠他們偷著樂去的了。
事實上，這事兒還真是立竿見影。
就這月中，寧衛民這邊剛把馬家花園的事兒弄得差不多。
張士慧就顧不上犯小心眼了。
他不能不跑迴慧民煙酒店坐鎮，去幫譚大姐的忙，為煙酒生意忙和得四腳朝天去了。
這種忙法，不誇張的說，比春節旺季都要命。
因為事發突然啊，好些人在情緒激動下，都是病急亂投醫，不惜血本了。
但越忙張士慧越美，因為高檔煙酒漲勢比郵票還猛，太掙錢了。
他這個時候真的已經不大在乎寧衛民炒郵票帶不帶他了。
拿茅台酒來說吧，從糖業煙酒公司是用傾銷的方法換到的，三級批發價，一瓶成本十四塊五。
這一賣卻是市場上高溢價，全靠囤貨居奇，討價還價。
說三十是它，五十也是它。
而往迴購呢，再大方，頂多了也就是按商店裏的官價十六塊。
所以這一賣加一買，說是翻倍的利都是打埋伏的。
百分之二百的利，打倆滾兒，那是最起碼的！
不用說，在張士慧看來。
普天之下，除了法律不讓幹的事兒，茲要合法的生意，再沒有比他現在操持的煙酒禮品更賺錢的了！
他還羨慕誰？
他誰也不羨慕了！
別人應該羨慕他才對嘛！
不過，讓張士慧有點鬱悶的是，越是發財的時候，這寧衛民越要拖他後腿。
他才美了沒幾天，好家夥！
寧衛民居然獅子大開口要跟他拆兌十萬塊錢，急用！
聽到這個數兒，他一下子就懵了！
店裏有是有，可這筆錢一拿走，現金就隻剩下一兩萬了，影響發財大計啊。
除了小公共出現在這個城市的街頭，彈棉花的異鄉人越來越多，天壇公園內的北神廚在打造京城最高級的宮廷菜飯莊，這幾件事之外。
還有很都事情都在悄然改變著，影響著京城百姓的生活。
比方說煎餅果子作為一種從津門引入京城的時興風味食品，開始出現在清早的京城街頭。
並且以兩毛五至三毛錢不等的價格，成為早餐中的新貴。
盡管這些攤煎餅的主兒手生得很，而且此時的煎餅還不放薄脆，隻放油條。
他們的豆麵也不純粹，甚至是用芝麻粒代替蓽撥粒。
不過京城百姓對此倒是沒有多大的不滿。
事實上這種絕對會被津門人視為“邪教”的異端煎餅，反而非常受歡迎和追捧。
畢竟京城人對這種吃食還陌生的很，好懵啊。
何況在大多數京城人的心裏，來自異地的食品理所應當要比京城本地的東西貴上那麽一點。
在“嚐個新鮮”的驅動力下，隻要大街上出現這種用平板三輪改造的煎餅車。
看見白木框子鑲嵌的玻璃上用紅紙貼上“津門正宗”和“煎餅果子”的字樣，總會引來不少人排隊。
於是攤煎餅成為了大火的事業，成為每天最早賣光的早餐品種。
並以高迴報，低成本，技術門檻低的優勢，順理成章的成為了許多著急掙錢的待業青年，初涉商海的最佳選擇。
另外，本月10日，京城市增送給日本東京都的龍爪槐樹苗運抵東京。
東京都送給京城的兩千株大山櫻樹苗也在玉淵潭種植。
正是因此，此後的每年春天，在京城的玉淵潭公園，京城百姓也能欣賞到櫻花盛開時如粉紅色海洋一樣的美景了。
而更受歡迎的舶來品來自於港城。
4月20日，京城首家西式快餐店——由京城義利食品廠和港城馮秉芬飲食服務公司合作的義利快餐廳，在京城西單南口的西絨線胡同正式掛牌開業。
敲鑼打鼓，鞭炮聲聲的開業典禮，“義利快餐”不但請來了市長親來剪彩，西方國家駐京記者更是聞訊而至。
美聯社發表的電訊稿，將其比喻為“共和國改革開放的又一次進行”。
《京城晚報》也寫了一篇專訪，當天報紙刊發後，惹得京城百姓蜂擁而至，來品嚐漢堡包、火腿三明治。
音樂、西餐、輕曼的燈光，這一切在當時最為時尚的東西立刻俘虜了人心。
以至於一百五十平米的義利快餐廳自開業那一天起，幾乎每日顧客盈門，座無虛席。
大概是因為易於接受新興事物的緣故，顧客尤其以衣著入時的大學生，文藝界、體育界和新聞界人士居多。
每天的營業額因此高達六七千元。
雖然這樣的吸金水平，距離津門的“胡姬花快餐廳”還有一定的差距。
但以當時的消費水平而言，和同樣規模的京城飲食業其他企業相比，已屬商業奇跡了。
不過，發生在這個月，真正對人民群眾生活造成深遠影響的兩件重大事件卻是和吃喝玩樂無關的。
一是4月6日，國家正式發布了《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開始實行身份證製度。
規定凡居住在共和國境內的公民，除了現役軍人等特例之外，均應申請身份證。
居民身份證登記項目包括姓名、性別、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
可以在涉及公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權益事務時，作為公民身份證明。
這件事寧衛民是恨不得舉雙手歡迎的。
因為在實行居民身份證製度前，證明公民身份效力的，隻有《戶口登記簿》。
用於辦事太不方便了。
雖然可以開具介紹信，但介紹信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隻能在特定範圍內可以使用，而且很容易偽造。
核實起來也很麻煩，很耽誤工夫。
反過來居民身份證製度的推出，不僅便於攜帶，也讓老百姓辦事方便多了，安全多了。
寧衛民是知道消息後，第一時間就辦理了這玩意。
果不其然，立竿見影讓正在進行中的買賣房產，騰退私房，補償到位這些手續流程，一下輕鬆了許多。
極大的提高了有關部門的辦事效率。
至少在他這一方，既有身份證，又有戶口本，就能省掉許多麻煩。
否則，辦什麽事兒如果都得指著用戶口本來交接，那可太耽誤事兒了。
二是4月2日至6日，京城整頓“以工代幹”人員工作會議正式召開。
“以工代幹”這個詞，其實是特殊年代以政治為綱的產物。
工人的工，幹部的幹。
簡而言之，就是一些人在以工人的身份行使幹部的職能或者職權。
這次會議首先肯定了一部分人的成績，認為符合條件可以正式轉幹。
同時也指出一部分人不符合幹部條件，不能勝任管理工作，原則上要迴到工人崗位上。
最後明確要求，今後不得再使用“以工代幹”這樣的詞匯，等於是正式宣告了這項製度進入曆史。
毫無疑問，許多人的利益和命運是與這次會議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
據統計，到1983年6月底，京城全市全民所有製的“以工代幹”人員共有餘名，
因此，這個會議決策一下發，京城各個單位都是一片亂象啊。
有的單位虛報幹部人數，有的人托人說情、弄虛作假。
比如多報年限，提供假證明、假學曆。
但更多的單位，都是按照上級要求，要對轉幹人員進行文化考試，並且對考試分數認真細致的複查。
所以盡管表麵上看著，這件事和寧衛民似乎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但實際上，無論對於寧衛民，還是和張士慧來說，都是老天爺白白送給他們的一個大發橫財的好機會。
別忘了，我們國家可是人情社會。
遇到這樣關係到命運、前途的大事，又有誰不想把這個“代”字去掉，拿到正式幹部編製啊？
而且我們國家因為人多，資源和機會方麵，一直都是狼多肉少的局麵。
那些已經在幹部崗位上幹了一段時間的人，必定不惜代價，甚至無所不用其極。
那想想看把，這十幾萬人，會產生多麽龐大的送禮需求啊。
他們送誰，怎麽送，能不能辦成事，其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需要購買大量的好煙和好酒，而且有些人為了保險，增加成功概率，絕不會隻打點一個人。
反過來那些幹部收，也不會是小數，煙酒淤了怎麽辦？肯定還得送到寧衛民這兒來。
這麽一來一去的循環往複的話，別多說了。
慧民煙酒店隻要在這十幾萬人的送禮需求上，占據百分之一的份額。
那就是將近二十萬元的大單，夠他們偷著樂去的了。
事實上，這事兒還真是立竿見影。
就這月中，寧衛民這邊剛把馬家花園的事兒弄得差不多。
張士慧就顧不上犯小心眼了。
他不能不跑迴慧民煙酒店坐鎮，去幫譚大姐的忙，為煙酒生意忙和得四腳朝天去了。
這種忙法，不誇張的說，比春節旺季都要命。
因為事發突然啊，好些人在情緒激動下，都是病急亂投醫，不惜血本了。
但越忙張士慧越美，因為高檔煙酒漲勢比郵票還猛，太掙錢了。
他這個時候真的已經不大在乎寧衛民炒郵票帶不帶他了。
拿茅台酒來說吧，從糖業煙酒公司是用傾銷的方法換到的，三級批發價，一瓶成本十四塊五。
這一賣卻是市場上高溢價，全靠囤貨居奇，討價還價。
說三十是它，五十也是它。
而往迴購呢，再大方，頂多了也就是按商店裏的官價十六塊。
所以這一賣加一買，說是翻倍的利都是打埋伏的。
百分之二百的利，打倆滾兒，那是最起碼的！
不用說，在張士慧看來。
普天之下，除了法律不讓幹的事兒，茲要合法的生意，再沒有比他現在操持的煙酒禮品更賺錢的了！
他還羨慕誰？
他誰也不羨慕了！
別人應該羨慕他才對嘛！
不過，讓張士慧有點鬱悶的是，越是發財的時候，這寧衛民越要拖他後腿。
他才美了沒幾天，好家夥！
寧衛民居然獅子大開口要跟他拆兌十萬塊錢，急用！
聽到這個數兒，他一下子就懵了！
店裏有是有，可這筆錢一拿走，現金就隻剩下一兩萬了，影響發財大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