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節，對絕大多數的京城人來說。
恐怕是他們在整個八十年代裏，印象最深刻，幸福感最強烈的一個春節。
原因很簡單，今年的春節對比去年，京城有關民生的各方各麵都獲得了較大的進步。
甚至可以說趨於完美，就沒有明顯的短板。
首先社會治安獲得了大治，溜門撬鎖杜絕了，打架鬥毆的也沒有了。
所有的年輕人都變老實了，該上班的上班，該念，沒工作的也老實家待著，不敢惹是生非了。
年前又恰逢大雪，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皚皚白雪之中。
這個年，無論是人的精神還是城市的環境，都感覺到清淨了。
這本身就讓人痛快。
其次，物資供應上也是比較充裕的。
不但油、酒、肉、禽、蛋、幹貨，樣樣不缺，而且有些東西還率先一步實現“自由”了。
大米白麵徹底放開了供應，隨時隨地隨意購買。
各個單位都發福利茶，各個單位都在做西服……
再加上對京城人意義頗深的老字號南味餑餑鋪“稻香村”，也在這一年的春節重新開業了。
京城還有了反季節的大棚綠色蔬菜，讓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際，享受到了過去隻有天潢貴胄才能享受的“洞子貨”，也能吃上新鮮的黃瓜、蒜苗、韭菜了。
這一切的一切，都讓這個年顯得豐美非常。
尤其讓人高興的是，好東西變多了，手裏還有錢買呢。
別忘了，早在1983年的10月，大家夥兒就漲了工資。
大部分人每個月收入都會增加了七塊七。
甚至還有少部分的知識份子長了兩級工資，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塊二毛錢。
反過來，物價的變動卻因計劃經濟呈現出嚴重的滯後性。
所以這就讓大家夥很舒服了。
這幾個月下來，老百姓明顯覺得手頭寬裕了許多。
於是大家都體會到了一種好像實現了“共同富裕”的錯覺。
不相信的話，就看這一年人們是怎麽放鞭炮的吧。
過去的春節，還從來沒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點，滿胡同的硫磺味兒還散不幹淨的時候。
更沒有過爆竹蹦碎的紙屑鋪滿整條胡同的時候。
可今年，全都有了。
為什麽？
不就因為大家夥覺著手裏有點閑錢了嘛，就樂意多放點**個吉慶。
不誇張的說，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賣點，在節前三天就徹底賣斷貨，連小鞭兒都沒了。
這一年，就連大人們給孩子的壓祟錢，都前所未有的漲到了五毛、一塊錢。
這就叫歡天喜地，普天同慶啊。
當然，像寧衛民給羅家和邊家的孩子每人一張大團結，那就有點過分了。
隻能說他是亂入了這個時代的病毒，不能以常理衡量。
最後，有關民眾的文化生活方麵，也同樣讓老百姓們感到滿意。
要知道，這一年是國家電視台第二次舉辦春晚。
正是春晚這塊“招牌”剛剛打響，這個欄目挾大好勢頭，迅速成長，生命力最蓬勃的時候。
所以不但這屆春晚資金投入大了，製作更精良了，請來的名家名角，高質量的好節目也多極了。
比如馬季的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幾乎夠全國人民樂上一年的。
陳培斯和老茂的小品《吃麵條》，更是直接引發了“小品熱”。
戲曲節目裏，譚元壽的《定軍山》、馬蘭的《女駙馬》，全是戲迷憋著劇場都未必能聽到的名家名段。
李穀一和薑昆反串的花鼓戲《劉海砍樵》也很出彩，讓人發自肺腑的輕鬆一笑。
至於歌曲節目，能讓人如癡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裏》、《黨啊，親愛的媽媽》。
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鄉》、《迴娘家》。
蔣大為《要問我們想什麽》、《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
全是都在這同一台晚會上呈現，成了永遠留在人們記憶裏的難忘經典。
以至於多年之後許多人迴顧春晚曆史，都有一個共識。
認為1984年的春晚，是曆年春晚中節目質量最高的一台春節聯歡晚會。
不過，要說到這屆春晚，最具劃時代意義和突破性的創舉。
卻當屬春晚導演黃一鶴本著同血同源之心，邀請港台演員參加春晚演出的決定。
這一屆春晚，主持人的隊列裏不但多了寶島的黃阿原和港城的陳思思。
受邀前來的還有兩位港台歌手張明敏和奚秀蘭。
他們各自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國心》和《阿裏山的姑娘》，引發了全國觀眾的強烈的共鳴，堪稱一夜走紅。
事實上，從大年初一開始，“河山隻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和“高山長青，澗水長藍”，就取代了“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成了京城年輕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調。
用三十年後的話來說，好像誰要是不會這麽哼上兩句，就“out”了一樣。
所以說，這屆春節晚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讓國人大大的增強了民族認同感，並且從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內地傳播的官方途徑。
此外，還有天壇公園的“齋宮雕塑藝術展遊園會”也並非再是一枝獨秀了。
新春廟會有了強有力的競爭者，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選擇。
敢情原有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複春節廟會傳統的地壇公園，不願意坐視天壇公園出盡風頭，占盡好處。
今年也推出了民俗風味更濃的傳統春節廟會，要和天壇公園這邊，“皮爾-卡頓”公司冠名的“洋廟會”打擂台。
那邊的組織者還挺懂行，特別重視小吃和傳統雜技、曲藝節目。
於是今年南城這邊的不少藝人，都被高價挖過去演出了。
而且那邊還發覺除了，寧衛民沒有關注到的拉洋片、皮影戲、氣功表演、訓鳥、耍猴等項目。
內容上的優勢相當明顯。
也就是京城最出名的小吃，多數都在南城。
飲食業又受服務局的管理，沒能像賣藝的那些人跑到北城去。
再加上皮爾-卡頓的“齋宮陳列館”和“雕塑藝術展”，早已經成了京城知名的文化活動，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
否則今年墨守成規的天壇公園，恐怕很難繼續保持文化活動方麵的領先地位了。
想想看，如果連吃帶玩兒全被人家比下去了。
這兒還剩下什麽啊？
也就隻剩下管理和設施上，因為經驗和資金充裕的些許優勢了。
總而言之，論活動的組織能力，論民眾的消費能力，論文化的豐富性。
盡管這年頭的共和國，都沒法跟三十年後相比。
可當代老百姓的質樸、熱情、實在，對生活要求之簡單、純粹，卻是這個年代的特殊優勢。
也隻有在經濟開始急速發展和精神尚未墮落之際，這兩者達到了微妙的平衡，才會讓京城的老百姓難得的擁有了生活裏樣樣都好的滿足之感。
那真是吃也吃的香，玩也玩兒的歡，逛也逛得美，笑也笑得真啊。
即便有些許的瑕疵，也被精神與物質的出色均衡性所抵消了，遮蓋了。
不得不說，像這種大多數人都認為生活一定會更好，集體充滿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時刻，太不容易得到了。
如果真要能讓時光永遠保留在這一刻，那可就太好了！
但讓人遺憾的是，變化才是客觀世界的現實，社會是不斷向前走的，時間是不斷流逝的。
平衡越微妙，也就越脆弱。
在此消彼長下，此時的美好如同曇花一現。
一旦翻過年來，當1984年的春節這幾頁被撕了下來，這種絕妙的平衡性就開始消失。
時光的列車越過了人們最幸福的節點，把哲學、詩歌、道德和信仰拋在了身後。
無從選擇的向著更實際的、物欲橫流的未來駛去。
一個更複雜、更紛亂、更熱鬧，讓人眼花繚亂的萬花筒時代，迎麵而來！
毋庸置疑，全國有一個算一個，對這種社會變化最為敏感的人，當然就是寧衛民。
為什麽這麽說？
就因為早知未來會變成什麽樣的他，可不像旁人，成天關注的都是過日子的那點雞毛蒜皮的事兒。
但凡有點多餘的時間和精力，還基本上都放在社會的花邊新聞和那些知名演員上了。
就像眼下，大部分人就都在說，“你們廠發的西服怎麽比我們的好看啊？哎呀，現在怎麽哪兒哪兒都發西服啊，這玩意我看要成工作服了……”
或者是，“喲，薑昆這麽年輕，怎麽就成了京城曲藝團的團長了？這是誰定的啊？這小子背後有人吧？我覺著馬季可比他合適啊……”
要不就是，“哎，你說，電視台那《紅樓夢》劇組怎麽想的啊。拍古典名著，居然不用知名演員，向全國各大文藝團體征集新人，這不是胡鬧嗎？我看應該讓北影廠來拍才對哪。劉曉芩，那不活脫一個王熙鳳嗎？你看她演慈禧那麽狠，這個角色，她絕對合適。哎哎，你們說寶玉誰演像啊？唐國強，有點老……周裏京，又太硬了……遲誌強，不夠漂亮……郭凱敏，哎，好像挺合適啊……”
出於貪婪本性和喜好投機的天性，寧衛民所關注和感興趣的，永遠是如何利用當下的經濟局勢，為自己牟利。
所以社會的經濟屬性越來越得到強化，對他而言，正是求之不得且期盼已久的好事。
他在其中不但自得其樂，而且就如同魚兒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溫的變化一樣，他也一樣能準確衡量和把握住經濟的溫度。
金錢和利潤對他來說，就像嗜血的鯊魚對血的味道那麽敏感。
他甚至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對未來的了解，結合這輩子學到的本事，自然而然，輕而易舉就總結出了未來幾十年賺錢的秘訣。
並且在年節的酒桌上趁著高興勁，告訴了張士慧。
“想掙錢，那太容易啦。我說哥們兒，你永遠不要擔心生意不好幹。我告訴你個保證管用商業訣竅，就能讓你一勞永逸。其實你隻要盯準了咱們這上山下鄉的一代人到底需要什麽就足夠了。”
“什麽意思呢，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要抓主要矛盾啊。做生意，當然是顧客越多越好。對不對？那你想啊，當今的社會哪代人的數量最多啊？不就是咱們這代人口高峰的產物啊。那也就是說，咱們這代人就代表了社會最大的消費需求。”
“我這不是胡說啊。你好好想想，就咱們這代人，從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生的人，因為沒有人口控製，數量完全失控了。結果就導致咱們這些人，幹什麽都難。咱們是需要什麽，什麽漲價，是不是這樣？”
“你好好琢磨琢磨，那些各種票券都是打什麽時候開始實行的？不就是隨著咱們這代人成長愈演愈烈的嘛。小的時候喝奶難，看病難，穿衣難，入托難，入學難，然後找工作難。咱們誰不是這麽長大的。否則的話，咱們也不至於被弄到廣大農村受再教育去啊。迴城之後，更是亂成一鍋粥。”
“其實連共和國初期的時候，百廢待興的時期，都沒那麽難。真正的社會資源緊張，就是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一直貫徹到了七十年代。所以說啊，想掙錢就得琢磨咱們這代人眼下最需要什麽。”
“你比方說，吃不飽的時候，你倒騰糧票來錢。現在差不多能吃飽了，人們又想吃好了，開飯館就掙錢。這人一要臉了，服裝、理發、這個化妝品，就掙錢。迴城之後，咱們這代人要找工作要求人，咱們就能從煙酒上掙錢。廚子和木匠為什麽現在吃香啊？因為返城的人都要結婚了。”
“哎，你明白了吧？咱們倒騰彩電也是這個道理。現在完全可以預見的是，這撥人都把婚結了，跑大棚和私人打家具準涼，到時候木材也就不緊張了，不行你就看著。反過來，等咱們這代人結婚了，也就概要孩子了。那麽有關兒童用品發財的時候就到了。過幾年，你無論賣玩具、童裝、文具，書籍，都能發財，如果考慮咱們社會目前的經濟水平，那零食類和文具類顯然是最有發展前途的。”
“再之後就是一代人的輪迴，等這些孩子長大，又是找工作，結婚，生子。你想想，如今實行計劃生育了，都是獨生子女。這代人掙得錢，不全貼自己孩子身上？我就這麽跟你說吧，盯緊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沒錯。直到等咱這代人老了，死了，才算是不用惦記了。”
“而這代人可悲的是，隻有敢出圈，要麽領先，要麽落後，才有可能活好了。否則樣樣都得麵臨最嚴重的同齡人競爭。那一輩子都得著急。又有幾個人能看明白這一點呢？”
“不過，這對咱們倆當然是好事了。隻要守著我這一條，你就一輩子不愁買賣清冷。寬心吧哥們，咱們趕上好時候了。發財的機會是貫穿咱們整個人生的……”
對此，張士慧那是徹頭徹腦的拜服啊。
甚至迴去後，越琢磨越有道理。
情緒一激動，他都有心想做個牌位把寧衛民供起來。
因為在他的眼裏，寧衛民就是共和國的“鬆下幸之助”，比那鬼子還像商業之神。
所以，發現寧衛民現在全心全意盯上了的郵票，這就有點讓張士慧感到患得患失了。
他是既想跟著去摻乎一下，又有點想不明白，為什麽這事兒寧衛民不帶自己玩兒。
難道他們不是好朋友了嗎？不是足鐵的哥們兒了嗎？
他這麽一個大男人，居然開始為了另一個男人對自己的態度，感到心煩意亂了。
最可怕的，有一天做夢，他夢到自己變成了《火燒圓明園》裏被殺頭的安德海。
那是一聲冷汗，惡心，外加膽戰心驚啊！
恐怕是他們在整個八十年代裏，印象最深刻，幸福感最強烈的一個春節。
原因很簡單，今年的春節對比去年，京城有關民生的各方各麵都獲得了較大的進步。
甚至可以說趨於完美，就沒有明顯的短板。
首先社會治安獲得了大治，溜門撬鎖杜絕了，打架鬥毆的也沒有了。
所有的年輕人都變老實了，該上班的上班，該念，沒工作的也老實家待著，不敢惹是生非了。
年前又恰逢大雪，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皚皚白雪之中。
這個年，無論是人的精神還是城市的環境，都感覺到清淨了。
這本身就讓人痛快。
其次，物資供應上也是比較充裕的。
不但油、酒、肉、禽、蛋、幹貨，樣樣不缺，而且有些東西還率先一步實現“自由”了。
大米白麵徹底放開了供應，隨時隨地隨意購買。
各個單位都發福利茶，各個單位都在做西服……
再加上對京城人意義頗深的老字號南味餑餑鋪“稻香村”，也在這一年的春節重新開業了。
京城還有了反季節的大棚綠色蔬菜，讓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際，享受到了過去隻有天潢貴胄才能享受的“洞子貨”，也能吃上新鮮的黃瓜、蒜苗、韭菜了。
這一切的一切，都讓這個年顯得豐美非常。
尤其讓人高興的是，好東西變多了，手裏還有錢買呢。
別忘了，早在1983年的10月，大家夥兒就漲了工資。
大部分人每個月收入都會增加了七塊七。
甚至還有少部分的知識份子長了兩級工資，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塊二毛錢。
反過來，物價的變動卻因計劃經濟呈現出嚴重的滯後性。
所以這就讓大家夥很舒服了。
這幾個月下來，老百姓明顯覺得手頭寬裕了許多。
於是大家都體會到了一種好像實現了“共同富裕”的錯覺。
不相信的話，就看這一年人們是怎麽放鞭炮的吧。
過去的春節，還從來沒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點，滿胡同的硫磺味兒還散不幹淨的時候。
更沒有過爆竹蹦碎的紙屑鋪滿整條胡同的時候。
可今年，全都有了。
為什麽？
不就因為大家夥覺著手裏有點閑錢了嘛，就樂意多放點**個吉慶。
不誇張的說，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賣點，在節前三天就徹底賣斷貨，連小鞭兒都沒了。
這一年，就連大人們給孩子的壓祟錢，都前所未有的漲到了五毛、一塊錢。
這就叫歡天喜地，普天同慶啊。
當然，像寧衛民給羅家和邊家的孩子每人一張大團結，那就有點過分了。
隻能說他是亂入了這個時代的病毒，不能以常理衡量。
最後，有關民眾的文化生活方麵，也同樣讓老百姓們感到滿意。
要知道，這一年是國家電視台第二次舉辦春晚。
正是春晚這塊“招牌”剛剛打響，這個欄目挾大好勢頭，迅速成長，生命力最蓬勃的時候。
所以不但這屆春晚資金投入大了，製作更精良了，請來的名家名角，高質量的好節目也多極了。
比如馬季的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幾乎夠全國人民樂上一年的。
陳培斯和老茂的小品《吃麵條》，更是直接引發了“小品熱”。
戲曲節目裏，譚元壽的《定軍山》、馬蘭的《女駙馬》，全是戲迷憋著劇場都未必能聽到的名家名段。
李穀一和薑昆反串的花鼓戲《劉海砍樵》也很出彩，讓人發自肺腑的輕鬆一笑。
至於歌曲節目，能讓人如癡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裏》、《黨啊，親愛的媽媽》。
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鄉》、《迴娘家》。
蔣大為《要問我們想什麽》、《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
全是都在這同一台晚會上呈現，成了永遠留在人們記憶裏的難忘經典。
以至於多年之後許多人迴顧春晚曆史，都有一個共識。
認為1984年的春晚，是曆年春晚中節目質量最高的一台春節聯歡晚會。
不過，要說到這屆春晚，最具劃時代意義和突破性的創舉。
卻當屬春晚導演黃一鶴本著同血同源之心，邀請港台演員參加春晚演出的決定。
這一屆春晚，主持人的隊列裏不但多了寶島的黃阿原和港城的陳思思。
受邀前來的還有兩位港台歌手張明敏和奚秀蘭。
他們各自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國心》和《阿裏山的姑娘》，引發了全國觀眾的強烈的共鳴，堪稱一夜走紅。
事實上，從大年初一開始，“河山隻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和“高山長青，澗水長藍”，就取代了“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成了京城年輕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調。
用三十年後的話來說，好像誰要是不會這麽哼上兩句，就“out”了一樣。
所以說，這屆春節晚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讓國人大大的增強了民族認同感，並且從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內地傳播的官方途徑。
此外，還有天壇公園的“齋宮雕塑藝術展遊園會”也並非再是一枝獨秀了。
新春廟會有了強有力的競爭者，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選擇。
敢情原有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複春節廟會傳統的地壇公園，不願意坐視天壇公園出盡風頭，占盡好處。
今年也推出了民俗風味更濃的傳統春節廟會，要和天壇公園這邊，“皮爾-卡頓”公司冠名的“洋廟會”打擂台。
那邊的組織者還挺懂行，特別重視小吃和傳統雜技、曲藝節目。
於是今年南城這邊的不少藝人，都被高價挖過去演出了。
而且那邊還發覺除了，寧衛民沒有關注到的拉洋片、皮影戲、氣功表演、訓鳥、耍猴等項目。
內容上的優勢相當明顯。
也就是京城最出名的小吃，多數都在南城。
飲食業又受服務局的管理，沒能像賣藝的那些人跑到北城去。
再加上皮爾-卡頓的“齋宮陳列館”和“雕塑藝術展”，早已經成了京城知名的文化活動，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
否則今年墨守成規的天壇公園，恐怕很難繼續保持文化活動方麵的領先地位了。
想想看，如果連吃帶玩兒全被人家比下去了。
這兒還剩下什麽啊？
也就隻剩下管理和設施上，因為經驗和資金充裕的些許優勢了。
總而言之，論活動的組織能力，論民眾的消費能力，論文化的豐富性。
盡管這年頭的共和國，都沒法跟三十年後相比。
可當代老百姓的質樸、熱情、實在，對生活要求之簡單、純粹，卻是這個年代的特殊優勢。
也隻有在經濟開始急速發展和精神尚未墮落之際，這兩者達到了微妙的平衡，才會讓京城的老百姓難得的擁有了生活裏樣樣都好的滿足之感。
那真是吃也吃的香，玩也玩兒的歡，逛也逛得美，笑也笑得真啊。
即便有些許的瑕疵，也被精神與物質的出色均衡性所抵消了，遮蓋了。
不得不說，像這種大多數人都認為生活一定會更好，集體充滿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時刻，太不容易得到了。
如果真要能讓時光永遠保留在這一刻，那可就太好了！
但讓人遺憾的是，變化才是客觀世界的現實，社會是不斷向前走的，時間是不斷流逝的。
平衡越微妙，也就越脆弱。
在此消彼長下，此時的美好如同曇花一現。
一旦翻過年來，當1984年的春節這幾頁被撕了下來，這種絕妙的平衡性就開始消失。
時光的列車越過了人們最幸福的節點，把哲學、詩歌、道德和信仰拋在了身後。
無從選擇的向著更實際的、物欲橫流的未來駛去。
一個更複雜、更紛亂、更熱鬧，讓人眼花繚亂的萬花筒時代，迎麵而來！
毋庸置疑，全國有一個算一個，對這種社會變化最為敏感的人，當然就是寧衛民。
為什麽這麽說？
就因為早知未來會變成什麽樣的他，可不像旁人，成天關注的都是過日子的那點雞毛蒜皮的事兒。
但凡有點多餘的時間和精力，還基本上都放在社會的花邊新聞和那些知名演員上了。
就像眼下，大部分人就都在說，“你們廠發的西服怎麽比我們的好看啊？哎呀，現在怎麽哪兒哪兒都發西服啊，這玩意我看要成工作服了……”
或者是，“喲，薑昆這麽年輕，怎麽就成了京城曲藝團的團長了？這是誰定的啊？這小子背後有人吧？我覺著馬季可比他合適啊……”
要不就是，“哎，你說，電視台那《紅樓夢》劇組怎麽想的啊。拍古典名著，居然不用知名演員，向全國各大文藝團體征集新人，這不是胡鬧嗎？我看應該讓北影廠來拍才對哪。劉曉芩，那不活脫一個王熙鳳嗎？你看她演慈禧那麽狠，這個角色，她絕對合適。哎哎，你們說寶玉誰演像啊？唐國強，有點老……周裏京，又太硬了……遲誌強，不夠漂亮……郭凱敏，哎，好像挺合適啊……”
出於貪婪本性和喜好投機的天性，寧衛民所關注和感興趣的，永遠是如何利用當下的經濟局勢，為自己牟利。
所以社會的經濟屬性越來越得到強化，對他而言，正是求之不得且期盼已久的好事。
他在其中不但自得其樂，而且就如同魚兒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溫的變化一樣，他也一樣能準確衡量和把握住經濟的溫度。
金錢和利潤對他來說，就像嗜血的鯊魚對血的味道那麽敏感。
他甚至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對未來的了解，結合這輩子學到的本事，自然而然，輕而易舉就總結出了未來幾十年賺錢的秘訣。
並且在年節的酒桌上趁著高興勁，告訴了張士慧。
“想掙錢，那太容易啦。我說哥們兒，你永遠不要擔心生意不好幹。我告訴你個保證管用商業訣竅，就能讓你一勞永逸。其實你隻要盯準了咱們這上山下鄉的一代人到底需要什麽就足夠了。”
“什麽意思呢，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要抓主要矛盾啊。做生意，當然是顧客越多越好。對不對？那你想啊，當今的社會哪代人的數量最多啊？不就是咱們這代人口高峰的產物啊。那也就是說，咱們這代人就代表了社會最大的消費需求。”
“我這不是胡說啊。你好好想想，就咱們這代人，從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生的人，因為沒有人口控製，數量完全失控了。結果就導致咱們這些人，幹什麽都難。咱們是需要什麽，什麽漲價，是不是這樣？”
“你好好琢磨琢磨，那些各種票券都是打什麽時候開始實行的？不就是隨著咱們這代人成長愈演愈烈的嘛。小的時候喝奶難，看病難，穿衣難，入托難，入學難，然後找工作難。咱們誰不是這麽長大的。否則的話，咱們也不至於被弄到廣大農村受再教育去啊。迴城之後，更是亂成一鍋粥。”
“其實連共和國初期的時候，百廢待興的時期，都沒那麽難。真正的社會資源緊張，就是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一直貫徹到了七十年代。所以說啊，想掙錢就得琢磨咱們這代人眼下最需要什麽。”
“你比方說，吃不飽的時候，你倒騰糧票來錢。現在差不多能吃飽了，人們又想吃好了，開飯館就掙錢。這人一要臉了，服裝、理發、這個化妝品，就掙錢。迴城之後，咱們這代人要找工作要求人，咱們就能從煙酒上掙錢。廚子和木匠為什麽現在吃香啊？因為返城的人都要結婚了。”
“哎，你明白了吧？咱們倒騰彩電也是這個道理。現在完全可以預見的是，這撥人都把婚結了，跑大棚和私人打家具準涼，到時候木材也就不緊張了，不行你就看著。反過來，等咱們這代人結婚了，也就概要孩子了。那麽有關兒童用品發財的時候就到了。過幾年，你無論賣玩具、童裝、文具，書籍，都能發財，如果考慮咱們社會目前的經濟水平，那零食類和文具類顯然是最有發展前途的。”
“再之後就是一代人的輪迴，等這些孩子長大，又是找工作，結婚，生子。你想想，如今實行計劃生育了，都是獨生子女。這代人掙得錢，不全貼自己孩子身上？我就這麽跟你說吧，盯緊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沒錯。直到等咱這代人老了，死了，才算是不用惦記了。”
“而這代人可悲的是，隻有敢出圈，要麽領先，要麽落後，才有可能活好了。否則樣樣都得麵臨最嚴重的同齡人競爭。那一輩子都得著急。又有幾個人能看明白這一點呢？”
“不過，這對咱們倆當然是好事了。隻要守著我這一條，你就一輩子不愁買賣清冷。寬心吧哥們，咱們趕上好時候了。發財的機會是貫穿咱們整個人生的……”
對此，張士慧那是徹頭徹腦的拜服啊。
甚至迴去後，越琢磨越有道理。
情緒一激動，他都有心想做個牌位把寧衛民供起來。
因為在他的眼裏，寧衛民就是共和國的“鬆下幸之助”，比那鬼子還像商業之神。
所以，發現寧衛民現在全心全意盯上了的郵票，這就有點讓張士慧感到患得患失了。
他是既想跟著去摻乎一下，又有點想不明白，為什麽這事兒寧衛民不帶自己玩兒。
難道他們不是好朋友了嗎？不是足鐵的哥們兒了嗎？
他這麽一個大男人，居然開始為了另一個男人對自己的態度，感到心煩意亂了。
最可怕的，有一天做夢，他夢到自己變成了《火燒圓明園》裏被殺頭的安德海。
那是一聲冷汗，惡心，外加膽戰心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