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股戰不是人與人的爭鬥，而是眼光與眼光的抗衡
證券投機會麵臨很多危險，沒有預料到的事件（或者“無法預料的事件”）的危險相當大。再謹慎的人也會遭遇風險，如果他不想流為一般的商人。正常的商業風險很小，和出門上街或坐火車去旅行遭遇車禍的概率差不多。有些事沒人可以預料得到。因為突發事件虧損，我並不會怨天尤人，頂多會像對突然刮風下雨一樣罵句“真倒黴”罷了。生命本就是一場對未知的探索，從搖籃到墳墓的每一步都是。我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所以會淡定地承受一切事故。但是在我的證券生涯中，卻有多次這種情況：雖然我判斷準確，行事光明磊落，卻被不遵守遊戲規則的對手用卑鄙下流的手段竊取了勞動果實。
心思縝密、高瞻遠矚的商人知道如何防範危險，保護自己不受騙子、懦夫的傷害，也不會和股民一起犯傻。除了在一兩家投機行，我從未碰到過明目張膽的欺詐行為，因為即使在那種地方，誠信也是上策。大錢都是靠光明磊落賺來的，坑蒙拐騙賺不到大錢。無論在哪兒交易什麽，我覺得都沒必要總去提防券商，提防一不小心他們就會欺騙你。那不是做生意的模式。但總有一些卑鄙無恥的小人，麵對他們，君子也無能為力。我們都願意相信市場是有職業道德的市場，但我可以舉出十幾個親身經曆，因為我相信誓言的神聖或君子協定的不可侵犯而成為受害者。但我還是不細說了，多說無益。
小說家、牧師和婦女都喜歡把股票交易大廳比喻成強盜的戰場，把華爾街每日的交易說成一場戰鬥。這非常吸引人，卻很誤導人。我不認為自己的活動充滿了衝突與爭執。我從不與人爭鬥，無論是針對個人還是投機集團。我隻是和別人的觀點不一樣，堅持自己對大環境的解讀。劇作家們說商戰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其實不是，商戰隻是商業眼光之間的較量。68我努力弄清事實，並隻相信事實，並根據事實行動。這就是伯納德·巴魯克成功賺錢的秘方。有時我看不清事實，或者沒有提前看清所有的事實，或者推理不合理，隻要發生這些情況，我就會虧錢。因為我錯了，而犯錯就得虧錢。
犯錯就得埋單，隻有愚蠢的人才會拒絕為自己犯的錯支付罰金。在犯錯這個問題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沒人例外，也沒人可以豁免，它也不像債權人一樣還有先後之分。但當我判斷正確時，我絕不允許自己虧錢，當然，這裏並不包括那些因為交易製度突然變化而導致的虧損交易。我把特定的投機風險銘記於心，它們一直提醒人們：在把賬麵利潤存入銀行戶頭之前，那都不保險。
歐洲大戰爆發後，商品價格如期上漲。這很容易預見，就像很容易預見內戰會引起通貨膨脹一樣。隨著戰爭的持續，總體上漲的趨勢自然也不會停。你應該還記得，1915年我就是這樣忙著重整旗鼓的。股市的繁榮就在那裏，而我的責任就是好好利用它。我在股市做了最快、最穩也最有利可圖的大筆交易。而且你知道，我一直挺幸運的。
到1917年7月，我不僅還清了債務，還剩了不少，所以我有時間、資金和意願，考慮同時做期貨和股票了。多年來，我養成了研究所有市場的習慣。期貨市場的價格比戰前漲了100%-400%不等，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咖啡。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歐洲爆發戰爭，歐洲市場就得關閉，巴西咖啡被大批轉運到了美國這個大市場。國內咖啡豆很快就變得極度過剩，於是價格持續走低。啊，當我開始考慮投機咖啡的可能性時，價格已經低於戰前水平了。如果導致咖啡價格異常低下的原因很明顯，那就還有一個同樣明顯的推論：德國和奧匈帝國潛水艇積極高效運轉，打擊美國的商用船隻，大大降低船隻數量，最終將會減少美國的咖啡進口量。進口量減少而消費量不變，過剩的庫存就會被消化，一旦走到這一步，咖啡的價格一定會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樣上漲。
看清整體形勢，你不需要福爾摩斯的推理能力，但我不知道為什麽沒人買進咖啡。我決定買進咖啡時，覺得這並不是投機，而是穩賺的投資。我知道盈利是需要時間的，但我同時也確定，利潤空間會很大。所以這筆投資操作，其實非常保守而不冒險，這是銀行家的行為，而不是賭徒的遊戲。
1917年冬天我開始大宗吸收咖啡。市場一點反應都沒有，繼續保持橫盤，價格也沒有如期上漲。結果，我毫無意義地持了九個月的倉位，直到合約到期，我把期權全部賣出。這筆交易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我還是確信我的觀點是穩妥的。很顯然，時間點沒算準，但我確定咖啡會像其他商品一樣上漲。所以我在平倉後又立刻開始買進，而且數量是上次的三倍，雖然我曾經持倉九個月也沒什麽收獲。當然，這次我買進的是延遲期權，延得越久越好。
這次我沒做錯。我買進三倍的數量後，市場開始上揚。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咖啡市場的必然走勢。看來，我的投資就要產生巨大的迴報了。
我持有的合約，其賣方都是烘焙商，大多是德國公司或其附屬機構。他們信心十足地從巴西買進咖啡，盼著能運到美國來，卻發現沒有運輸船隻，所以處境非常尷尬：一麵是巴西咖啡無休止的下跌，一麵是在美國賣給我大宗期權，預期美國的價格會跌。
請記住，我在咖啡還是戰前價格時就看漲了，而且持倉後我被套牢了大半年的時間，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判斷錯誤的代價就是虧損，判斷正確的獎賞就是贏利。我的判斷明顯是正確的，而我手中持有大筆期權，所以我有理由期待這次能來一記絕殺。價格無須漲太多我就能獲得滿意的利潤，因為我持有幾十萬包咖啡。我不喜歡透露我的交易量，因為有時數字太嚇人，別人會認為我在吹牛。實際上，我總是根據自己的財力交易，而且總是留有足夠大的安全空間。這次交易已經夠謹慎的了。我毫無顧忌地買進期權，因為我看不到輸的可能性。環境對我有利。我已經等了一年了，現在是獎賞我的耐心和正確判斷的時候了。我可以看到利潤滾滾而來。這不是精明，隻是不瞎。
果然，幾百萬的利潤穩穩當當地快速流來！但是，卻沒流到我手裏。沒有。不是環境突然改變把球打偏了。市場沒有突然逆轉，咖啡沒有湧進國內。那到底發生了什麽？無法預料的事情！這是一件任何人都沒有經曆過的事情，所以我也猝不及防。在我要牢記於心的眾多投機風險中，增加了這全新的一項。事情很簡單，那些賣咖啡期權給我的空頭知道自己將遭遇什麽，他們給自己設了圈套後，現在又努力想擺脫，於是想出了一個新的方法逃避責任。他們跑到華盛頓去尋求幫助，並得到了。
你可能還記得那時政府製定了多種規定，防止人們從生活必需品中獲取暴利，你知道大多數規定都很嚴厲。啊，那些咖啡空頭搖身一變成了仁愛家，跑到戰時工業部的價格管理委員會（我記得那個部門的全稱好像就是這個）那裏，提出了一項愛國請求：保護美國人吃早餐的權利。他們告訴委員會說：一個名叫勞倫斯·利文斯頓的專業投機倒把者，已經或即將壟斷咖啡市場。如果不搗毀其企圖，他就會利用戰爭環境充分進行投機倒把行為，美國人就得被迫以昂貴的價格才能喝上每日的咖啡了。那些找不到運輸船隻才把大量咖啡賣給我的愛國者們，宣稱自己無法想象一億多美國人都得向沒良心的投機倒把者致敬的情景。他們說自己代表的是咖啡業，而不是在咖啡上下注的賭徒，他們願意協助政府控製牟取暴利的行為或傾向。
我十分討厭那些上訪的人，我也不是暗示價格管理委員會在打擊暴利和浪費行為中有些瀆職，但我要說出自己的意見：委員會根本沒有切實研究咖啡市場的實際情況。他們製定了咖啡豆的最高限價和終止現存咖啡合約的期限。這個決定自然導致咖啡交易所的停市，而我唯一可做的就是賣出所有合約。我隻能這麽做。
我本來十分確定這幾百萬的利潤會像以前賺的錢一樣順利到手，現在卻完全化為烏有。無論以前還是現在，我都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強烈反對從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但價格管理委員會對咖啡市場進行管製的同時，其他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已經是戰前水平的3.5～5倍了，而咖啡豆的價格實際上低於戰前多年的平均價。誰持有咖啡根本就沒有什麽區別，價格無論如何都會上漲，原因根本就不是黑心投機商的無良操作，而是德國潛艇打沉了很多船，咖啡進口減少，所以咖啡存量必然縮減。委員會還沒等它開始漲價就踩下了刹車。
強關咖啡交易所的戰時權宜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如果委員會不幹涉咖啡市場，價格肯定會漲（原因已經說過了），跟所謂囤集居奇、投機倒把、壟斷物價屁毛關係都沒有。而漲後的價格，無須太高就能刺激咖啡供應的增加。我聽伯納德·巴魯克先生說過：戰時工業部考慮過限價會影響供給保證，所以，對某些商品進行最高限價是無理取鬧。後來咖啡交易所重新開市時，咖啡的價格是23美分。“仁愛的空頭們”建議政府把價格定低，低得無法抵消運費，所以進口不足，所以供應很少，所以美國人隻好認倒黴了。
我一直認為，那次咖啡交易是完全合法的，和我其他所有交易一樣合法，我甚至覺得它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投機。它耗時一年多。如果其中有任何違反道德的成分，也是那些擁有德國姓氏和血統的愛國烘焙商們幹的。他們在巴西買進咖啡，在紐約賣給我。價格管理委員會管製了唯一沒有上漲的商品的價格，在價格上漲之前就保護人民免受投機倒把行為的侵害，結果還是沒能保護人民免受高價的侵擾。不僅如此，當生咖啡豆的價格被限價在每磅9美分左右時，烘烤咖啡的價格卻沒有被限價，所以在跟著大勢上漲。所以，隻有烘焙商受益了。如果生咖啡豆每磅漲二三美分，我就能賺幾百萬了，而且不會讓美國人在後來的漲價中付出這麽大的代價了。
事後傷情對證券投機來說隻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但這次交易頗具教育價值。它和我的其他交易一樣漂亮，肯定漲價，符合理性，以致我覺得不賺幾百萬都難，但最終卻事與願違。
還有兩次，交易所管理委員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下令改變交易規則，搞得我深受其害（在這幾次事件中，我的倉位從技巧上看雖然正確，卻不像咖啡交易這麽符合賺錢的標準）。在投機操作中，沒有什麽事是絕對的。上述經曆讓我在風險列表的意外欄項增加了“不可預測”一條。
咖啡事件後，我在其他期貨上非常成功。期貨牛市，股票則是熊市，我在股市也賺了很多錢，這招來了一些無聊的閑話。華爾街的股票專家和財經記者開始習慣性地把價格的下跌怪到我的頭上。下跌都是客觀形勢決定的必然，但我卻總變成“打壓股價的罪犯”。有時，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在放空，他們都指責我不愛國。我想，他們誇大我的操作規模和影響，隻是為了滿足股民那種不可遏製的需求，他們隻是想知道每次價格變動的背後原因，不管那原因是不是真的。
我多次說過，操作可以打壓股票，但沒有任何操作可以使其保持低位。沒什麽奧秘，任何人花半分鍾想一下就能找到原因。如果一個操盤手打壓一支股票，把價格壓低到實際價值以下，會發生什麽？對，他必將麵臨內線的瘋狂買進。內線知道股票的實際價值，如果真便宜他們會瘋狂吃進的。如果內線不買，那一定是因為基本環境讓他們不能自由支配公司的資金，這就說明發行這支股票的公司本身出了問題。人們一說起打壓，就暗指不正當行為，甚至是犯罪。但把股票壓低至實際價值以下是非常危險的操作。你最好記住：壓下去爬不起來的股票是本身就有問題的股票，因為內線不買進撐盤。隻要有打壓股價的行為（即不正當賣空），內線一般都會買進，價格不可能持續走低。我說：所謂的打壓，實際上99%都是合理下跌，隻是有時某個專業操盤手的操作加速了跌勢，但不管他的交易量有多大，都不是下跌的根本原因。69大多數情況下，價格突然暴跌時，人們會傾向於認為這是有空頭在操作，但這種理論完全是編造出來滿足那些盲目的賭徒的。這種解釋很容易給他們提供一些原因，而他們不願思考，所以極易相信這些解釋。券商和編造金融謠言的人經常告訴股民，操盤手在打壓股價，所以他們才倒黴虧損，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邪惡的，隻是為了誤導股民。正義的做法是：明確地告訴你這是熊股，讓你賣空。邪惡的做法是：給你個算不上解釋的解釋，阻止你明智地賣空。股票暴跌時的正確反應應該是賣空，即使原因不明也一定有充足的原因，所以你就該清倉離場；但如果你被告知是操盤手在打壓，你就不會退出，因為你覺得等他停止打壓，股價就會反彈。這就是邪惡的建議！
證券投機會麵臨很多危險，沒有預料到的事件（或者“無法預料的事件”）的危險相當大。再謹慎的人也會遭遇風險，如果他不想流為一般的商人。正常的商業風險很小，和出門上街或坐火車去旅行遭遇車禍的概率差不多。有些事沒人可以預料得到。因為突發事件虧損，我並不會怨天尤人，頂多會像對突然刮風下雨一樣罵句“真倒黴”罷了。生命本就是一場對未知的探索，從搖籃到墳墓的每一步都是。我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所以會淡定地承受一切事故。但是在我的證券生涯中，卻有多次這種情況：雖然我判斷準確，行事光明磊落，卻被不遵守遊戲規則的對手用卑鄙下流的手段竊取了勞動果實。
心思縝密、高瞻遠矚的商人知道如何防範危險，保護自己不受騙子、懦夫的傷害，也不會和股民一起犯傻。除了在一兩家投機行，我從未碰到過明目張膽的欺詐行為，因為即使在那種地方，誠信也是上策。大錢都是靠光明磊落賺來的，坑蒙拐騙賺不到大錢。無論在哪兒交易什麽，我覺得都沒必要總去提防券商，提防一不小心他們就會欺騙你。那不是做生意的模式。但總有一些卑鄙無恥的小人，麵對他們，君子也無能為力。我們都願意相信市場是有職業道德的市場，但我可以舉出十幾個親身經曆，因為我相信誓言的神聖或君子協定的不可侵犯而成為受害者。但我還是不細說了，多說無益。
小說家、牧師和婦女都喜歡把股票交易大廳比喻成強盜的戰場，把華爾街每日的交易說成一場戰鬥。這非常吸引人，卻很誤導人。我不認為自己的活動充滿了衝突與爭執。我從不與人爭鬥，無論是針對個人還是投機集團。我隻是和別人的觀點不一樣，堅持自己對大環境的解讀。劇作家們說商戰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其實不是，商戰隻是商業眼光之間的較量。68我努力弄清事實，並隻相信事實，並根據事實行動。這就是伯納德·巴魯克成功賺錢的秘方。有時我看不清事實，或者沒有提前看清所有的事實，或者推理不合理，隻要發生這些情況，我就會虧錢。因為我錯了，而犯錯就得虧錢。
犯錯就得埋單，隻有愚蠢的人才會拒絕為自己犯的錯支付罰金。在犯錯這個問題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沒人例外，也沒人可以豁免，它也不像債權人一樣還有先後之分。但當我判斷正確時，我絕不允許自己虧錢，當然，這裏並不包括那些因為交易製度突然變化而導致的虧損交易。我把特定的投機風險銘記於心，它們一直提醒人們：在把賬麵利潤存入銀行戶頭之前，那都不保險。
歐洲大戰爆發後，商品價格如期上漲。這很容易預見，就像很容易預見內戰會引起通貨膨脹一樣。隨著戰爭的持續，總體上漲的趨勢自然也不會停。你應該還記得，1915年我就是這樣忙著重整旗鼓的。股市的繁榮就在那裏，而我的責任就是好好利用它。我在股市做了最快、最穩也最有利可圖的大筆交易。而且你知道，我一直挺幸運的。
到1917年7月，我不僅還清了債務，還剩了不少，所以我有時間、資金和意願，考慮同時做期貨和股票了。多年來，我養成了研究所有市場的習慣。期貨市場的價格比戰前漲了100%-400%不等，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咖啡。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歐洲爆發戰爭，歐洲市場就得關閉，巴西咖啡被大批轉運到了美國這個大市場。國內咖啡豆很快就變得極度過剩，於是價格持續走低。啊，當我開始考慮投機咖啡的可能性時，價格已經低於戰前水平了。如果導致咖啡價格異常低下的原因很明顯，那就還有一個同樣明顯的推論：德國和奧匈帝國潛水艇積極高效運轉，打擊美國的商用船隻，大大降低船隻數量，最終將會減少美國的咖啡進口量。進口量減少而消費量不變，過剩的庫存就會被消化，一旦走到這一步，咖啡的價格一定會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樣上漲。
看清整體形勢，你不需要福爾摩斯的推理能力，但我不知道為什麽沒人買進咖啡。我決定買進咖啡時，覺得這並不是投機，而是穩賺的投資。我知道盈利是需要時間的，但我同時也確定，利潤空間會很大。所以這筆投資操作，其實非常保守而不冒險，這是銀行家的行為，而不是賭徒的遊戲。
1917年冬天我開始大宗吸收咖啡。市場一點反應都沒有，繼續保持橫盤，價格也沒有如期上漲。結果，我毫無意義地持了九個月的倉位，直到合約到期，我把期權全部賣出。這筆交易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我還是確信我的觀點是穩妥的。很顯然，時間點沒算準，但我確定咖啡會像其他商品一樣上漲。所以我在平倉後又立刻開始買進，而且數量是上次的三倍，雖然我曾經持倉九個月也沒什麽收獲。當然，這次我買進的是延遲期權，延得越久越好。
這次我沒做錯。我買進三倍的數量後，市場開始上揚。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咖啡市場的必然走勢。看來，我的投資就要產生巨大的迴報了。
我持有的合約，其賣方都是烘焙商，大多是德國公司或其附屬機構。他們信心十足地從巴西買進咖啡，盼著能運到美國來，卻發現沒有運輸船隻，所以處境非常尷尬：一麵是巴西咖啡無休止的下跌，一麵是在美國賣給我大宗期權，預期美國的價格會跌。
請記住，我在咖啡還是戰前價格時就看漲了，而且持倉後我被套牢了大半年的時間，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判斷錯誤的代價就是虧損，判斷正確的獎賞就是贏利。我的判斷明顯是正確的，而我手中持有大筆期權，所以我有理由期待這次能來一記絕殺。價格無須漲太多我就能獲得滿意的利潤，因為我持有幾十萬包咖啡。我不喜歡透露我的交易量，因為有時數字太嚇人，別人會認為我在吹牛。實際上，我總是根據自己的財力交易，而且總是留有足夠大的安全空間。這次交易已經夠謹慎的了。我毫無顧忌地買進期權，因為我看不到輸的可能性。環境對我有利。我已經等了一年了，現在是獎賞我的耐心和正確判斷的時候了。我可以看到利潤滾滾而來。這不是精明，隻是不瞎。
果然，幾百萬的利潤穩穩當當地快速流來！但是，卻沒流到我手裏。沒有。不是環境突然改變把球打偏了。市場沒有突然逆轉，咖啡沒有湧進國內。那到底發生了什麽？無法預料的事情！這是一件任何人都沒有經曆過的事情，所以我也猝不及防。在我要牢記於心的眾多投機風險中，增加了這全新的一項。事情很簡單，那些賣咖啡期權給我的空頭知道自己將遭遇什麽，他們給自己設了圈套後，現在又努力想擺脫，於是想出了一個新的方法逃避責任。他們跑到華盛頓去尋求幫助，並得到了。
你可能還記得那時政府製定了多種規定，防止人們從生活必需品中獲取暴利，你知道大多數規定都很嚴厲。啊，那些咖啡空頭搖身一變成了仁愛家，跑到戰時工業部的價格管理委員會（我記得那個部門的全稱好像就是這個）那裏，提出了一項愛國請求：保護美國人吃早餐的權利。他們告訴委員會說：一個名叫勞倫斯·利文斯頓的專業投機倒把者，已經或即將壟斷咖啡市場。如果不搗毀其企圖，他就會利用戰爭環境充分進行投機倒把行為，美國人就得被迫以昂貴的價格才能喝上每日的咖啡了。那些找不到運輸船隻才把大量咖啡賣給我的愛國者們，宣稱自己無法想象一億多美國人都得向沒良心的投機倒把者致敬的情景。他們說自己代表的是咖啡業，而不是在咖啡上下注的賭徒，他們願意協助政府控製牟取暴利的行為或傾向。
我十分討厭那些上訪的人，我也不是暗示價格管理委員會在打擊暴利和浪費行為中有些瀆職，但我要說出自己的意見：委員會根本沒有切實研究咖啡市場的實際情況。他們製定了咖啡豆的最高限價和終止現存咖啡合約的期限。這個決定自然導致咖啡交易所的停市，而我唯一可做的就是賣出所有合約。我隻能這麽做。
我本來十分確定這幾百萬的利潤會像以前賺的錢一樣順利到手，現在卻完全化為烏有。無論以前還是現在，我都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強烈反對從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但價格管理委員會對咖啡市場進行管製的同時，其他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已經是戰前水平的3.5～5倍了，而咖啡豆的價格實際上低於戰前多年的平均價。誰持有咖啡根本就沒有什麽區別，價格無論如何都會上漲，原因根本就不是黑心投機商的無良操作，而是德國潛艇打沉了很多船，咖啡進口減少，所以咖啡存量必然縮減。委員會還沒等它開始漲價就踩下了刹車。
強關咖啡交易所的戰時權宜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如果委員會不幹涉咖啡市場，價格肯定會漲（原因已經說過了），跟所謂囤集居奇、投機倒把、壟斷物價屁毛關係都沒有。而漲後的價格，無須太高就能刺激咖啡供應的增加。我聽伯納德·巴魯克先生說過：戰時工業部考慮過限價會影響供給保證，所以，對某些商品進行最高限價是無理取鬧。後來咖啡交易所重新開市時，咖啡的價格是23美分。“仁愛的空頭們”建議政府把價格定低，低得無法抵消運費，所以進口不足，所以供應很少，所以美國人隻好認倒黴了。
我一直認為，那次咖啡交易是完全合法的，和我其他所有交易一樣合法，我甚至覺得它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投機。它耗時一年多。如果其中有任何違反道德的成分，也是那些擁有德國姓氏和血統的愛國烘焙商們幹的。他們在巴西買進咖啡，在紐約賣給我。價格管理委員會管製了唯一沒有上漲的商品的價格，在價格上漲之前就保護人民免受投機倒把行為的侵害，結果還是沒能保護人民免受高價的侵擾。不僅如此，當生咖啡豆的價格被限價在每磅9美分左右時，烘烤咖啡的價格卻沒有被限價，所以在跟著大勢上漲。所以，隻有烘焙商受益了。如果生咖啡豆每磅漲二三美分，我就能賺幾百萬了，而且不會讓美國人在後來的漲價中付出這麽大的代價了。
事後傷情對證券投機來說隻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但這次交易頗具教育價值。它和我的其他交易一樣漂亮，肯定漲價，符合理性，以致我覺得不賺幾百萬都難，但最終卻事與願違。
還有兩次，交易所管理委員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下令改變交易規則，搞得我深受其害（在這幾次事件中，我的倉位從技巧上看雖然正確，卻不像咖啡交易這麽符合賺錢的標準）。在投機操作中，沒有什麽事是絕對的。上述經曆讓我在風險列表的意外欄項增加了“不可預測”一條。
咖啡事件後，我在其他期貨上非常成功。期貨牛市，股票則是熊市，我在股市也賺了很多錢，這招來了一些無聊的閑話。華爾街的股票專家和財經記者開始習慣性地把價格的下跌怪到我的頭上。下跌都是客觀形勢決定的必然，但我卻總變成“打壓股價的罪犯”。有時，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在放空，他們都指責我不愛國。我想，他們誇大我的操作規模和影響，隻是為了滿足股民那種不可遏製的需求，他們隻是想知道每次價格變動的背後原因，不管那原因是不是真的。
我多次說過，操作可以打壓股票，但沒有任何操作可以使其保持低位。沒什麽奧秘，任何人花半分鍾想一下就能找到原因。如果一個操盤手打壓一支股票，把價格壓低到實際價值以下，會發生什麽？對，他必將麵臨內線的瘋狂買進。內線知道股票的實際價值，如果真便宜他們會瘋狂吃進的。如果內線不買，那一定是因為基本環境讓他們不能自由支配公司的資金，這就說明發行這支股票的公司本身出了問題。人們一說起打壓，就暗指不正當行為，甚至是犯罪。但把股票壓低至實際價值以下是非常危險的操作。你最好記住：壓下去爬不起來的股票是本身就有問題的股票，因為內線不買進撐盤。隻要有打壓股價的行為（即不正當賣空），內線一般都會買進，價格不可能持續走低。我說：所謂的打壓，實際上99%都是合理下跌，隻是有時某個專業操盤手的操作加速了跌勢，但不管他的交易量有多大，都不是下跌的根本原因。69大多數情況下，價格突然暴跌時，人們會傾向於認為這是有空頭在操作，但這種理論完全是編造出來滿足那些盲目的賭徒的。這種解釋很容易給他們提供一些原因，而他們不願思考，所以極易相信這些解釋。券商和編造金融謠言的人經常告訴股民，操盤手在打壓股價，所以他們才倒黴虧損，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邪惡的，隻是為了誤導股民。正義的做法是：明確地告訴你這是熊股，讓你賣空。邪惡的做法是：給你個算不上解釋的解釋，阻止你明智地賣空。股票暴跌時的正確反應應該是賣空，即使原因不明也一定有充足的原因，所以你就該清倉離場；但如果你被告知是操盤手在打壓，你就不會退出，因為你覺得等他停止打壓，股價就會反彈。這就是邪惡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