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這半年多來，肖天健留在北京，除了關注著遼東戰況之外，也關注著北方的疫情，他最擔心的北方鼠疫之事，在這一年之中，並沒有像曆史上那樣大規模的爆發，由於北方提前平定下來，加上太醫局方麵和各地官府受命重視北方疫情的控製，雖然年初四月間在宣大一帶和河北保定府一帶，確確實實小規模的出現一些疫情，但是據太醫局的迴複，這些地方的疫情並不屬於鼠疫，而是屬於一般性的時疫。
由於官府的重視，這種疫情發現很早，太醫局又有提前準備，一經發現便立即調集大量藥物進入疫區，並且按照肖天健的旨意，派兵對疫區進行封鎖，並且對於死亡人員的屍體進行火化深埋處理，同時在疫區派發預防藥物，設立施藥處進行施藥，免費治療感染時疫之人，另外還對於疫區進行消灑，所以這種小規模的時疫，並未大規模的擴散，很快便被撲滅。
進入冬季之後，曆史上可能發生的那場大規模的鼠疫，並未在北方出現，這也讓肖天健徹底放心了下來，再也不用為這件事擔憂了。
再者由於大中朝早已定下要定都北京城的事情，在這件事最早議定之後，一些嗅覺敏銳的商人便開始提前在北方布局，本來北京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現在大中朝又要定都北京，肯定今後北方會再次繁榮起來，所以一些商人便有意識的提前到北方置辦產業，雖然大中朝推出舉措，限製土地的兼並，但是卻鼓勵商人到北方投資興辦各種實業產業，同時也推出各種措施，鼓勵南方朝北方乃至是陝西移民，填充這些年來北方天災人禍所造成的人口劇減的土地。
所以這一兩年來，南方的商賈和移民，在這些政策的鼓勵下，紛紛朝著北方移民，大中朝朝廷也不斷推出各種措施，引導北方農業結構的改變，一是大力推廣農業部門新選育出來的優質種子，另外大麵積擴繁種植產量高而且耐旱的作物，比如玉米紅薯之類的品種，同時也通過南方，引種了馬鈴薯也就是土豆，開始在北方擴繁，以此來改善北方種植結構，提高北方農田土地的但產量。
而且肖天健為了改善中國人的飲食結構，提高中國人飲食營養，大力鼓勵發展畜牧業特別是家庭的雞鴨鵝以及豬牛羊的養殖，田間地頭的空地也鼓勵人盡可能的利用起來，種植上蔬菜以及高產的南瓜等農作物，以此來引導農民能更好的滿足他們的需求。
對於賦稅方麵，其實大中朝也並沒有降低加在百姓頭上的賦稅，甚至於比起明朝的賦稅征收額度還要高一些，但是大明之所以老百姓負擔不起朝廷的賦稅，原因並不是賦稅太高，而是下級的官吏以及胥吏們在征收賦稅的時候，所增加的各種加派以及規費還有許多巧立名目的東西，這才是讓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事情。
這些錢收上來之後，並未進入到國庫抑或是地方府庫之中，而是讓各層的官以及胥吏們給收入到了他們的私囊之中，在大明朝形成了惡性循環，大家都按照這些潛規則辦事，老百姓的負擔日益加重，這才導致了最終大明朝財政的崩壞以及民間造反浪潮。
但是大中朝建立之後，便針對這些弊政，接連出台各種措施，先是提高官員的收入，也就是他提出的高薪\養廉政策，大中朝官員的薪俸超出明朝官員薪俸了數倍還多，每年還拿出一筆錢，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考核成績優良的官員，還可以拿到一筆頗為不菲的獎勵。
另外進而將胥吏的薪俸也改由國家負擔起來，也給其比較高的薪俸，雖然這麽做明裏增加了相當多的財政負擔，但是卻將一大塊灰色收入納入到了國家管理體係之中。
將之前官吏聯手暗地裏做的一些事情，歸入到了明麵正規途徑之中辦理，解決下層胥吏生計的問題，使之可以用薪俸養活家用。
另外推行改良版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政策，重新清理丈量土地，定製新的稅額，避免那些地主通過各種手段隱匿田地，規避田賦，盡可能做到公平，誰的地多，誰交稅就高，地越多交稅額度也越高，有力的抑製了地主對於土地兼並的熱情。
在搭建起這些製度之後，嚴令各地取消像之前舊明時代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加派以及規費之類的東西，又接著出重拳整治前朝胥吏，各地對於前朝的胥吏，都進行了清算，殺了一大批前朝各地身負惡名的胥吏，大塊了人心，穩定了地方，最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手段，取消了加派到老百姓頭上的各種負擔。
另外肖天健著令各地官府將財政收入交到中華銀行進行代管，以中華銀行代理管裏地方財政戶頭，使得地方官員不經手錢物，自然也就沒法再收什麽火耗之類的東西，掐斷官員撈錢的一些途徑，總之大中朝推行這些製度，大幅度的減免掉了之前大明百姓身上的負擔，使得老百姓在種田交稅之後，可以留下足夠他們生存的糧食，手頭上今後會有所結餘，老百姓要求其實就這麽低，吃飽肚子能活下去，手中多少有點小零花錢，能穿上遮體禦寒的衣服，想要再讓他們抄家夥造朝廷的反，門也沒有！
所以這幾年來，老百姓眼看著日子一天好過似一天，每一次夏糧秋糧收獲之後，都可以存下一些糧食供他們食用，各地的匪患也自然而然的開始消聲滅跡，實在是有些冥頑不化的悍匪，繼續作惡，各地官府和軍方對其便施以重拳，攆的他們雞飛狗跳無法為生，最終隻能落得一個被俘之後身首異處的下場。
而大中朝的財政收入從最初元年時候，一年下來財政收入不到五百萬兩白銀，到了第四年的年頭的時候，已經激增到了近兩千萬兩，幾乎達到了大明王朝財政收入最高的階段，而且下一步增長的空間還非常巨大，戶部甚至樂觀的估計，到天元五年末的時候，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大中朝的財政收入突破三千萬兩白銀是沒有一點問題的。
當然收入高，支出也高，肖天健下旨在全國各地興辦各種新學，開辦各種礦冶，另外要求各地在農閑時候大肆修路，維修疏浚河道，興修各種農田水利設施，對土地進行改良，等等舉措都要花錢，所以各地看著財政收入流水一般的進賬，但是馬上便又通過各種途徑流水一般的花出去。
為了監控各地財政支出的情況，肖天健考慮再三之後，下旨在監察院下設立一個總審計局，各省、各府、州縣所花出去的錢，交由總審計局進行審計，省的下麵的官員，通過這些事物，從財政支出裏麵大肆撈錢。
如此一來，天元四年的時候，總審計局單單是通過這樣的審計，便查獲了數百起貪墨的罪案，對於貪墨官員，肖天健下了狠心，雖然沒有采取像朱元璋那樣，對他們剝皮實草，但是卻下旨抄沒其家產，犯罪官員該殺的殺，該發配勞改的勞改，而且即便是不判處斬立決，活刑也判的極重，許多貪墨官員和胥吏，除了被判處終身勞改，永不釋放之外，還在判決之後，不論是死罪活罪，都在服刑之前，先是在他們犯案之地扒光他們的衣服遊街示眾，然後再發送他們返迴原籍遊街示眾，讓他們丟人丟到家門口，最後才該殺的殺，該送往勞改營的送往勞改營服刑。
這樣的刑罰對於這些官員來說，更要讓他們比被判處斬立決還要感到懼怕許多，能當官的都是讀書人，羞恥之心是比較重的，當官對他們來說，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犯下貪墨之罪的時候，扒光他們遊街示眾還要返迴原籍再來一次，讓他們徹徹底底的顏麵掃地，除了他們個人蒙羞之外，整個家族都要跟他們一起蒙羞，很長時間他們家族的成員在當地都抬不起頭，如同過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這無疑比殺了他們，更讓他們感到懼怕。
另外肖天健下旨，規定每一年各級各地的官員以及胥吏們，都要到各地的勞改營之中參觀一次，親身體會一天時間勞改營中犯人的工作和夥食，以此作為對官吏們的警示作用。
數管齊下，官吏們仔細想想，現如今朝廷開給他們的薪俸，已經著實不低了，足夠他們過上相當體麵的日子，要是再因為伸手撈錢而犯事的話，那就大大的不值當了，所以大中朝一手拿錢實施高薪\養廉，一手拿刀重拳打擊貪\腐的政策，還是起到了相當不錯的作用，再加上監察院的獨立監察權作為監督，大理寺獨立審案權力，使得官官相護也受到了很大的遏製，有效的阻止了一條線一爛一窩的窩案發生，使得官吏們人人對貪墨之事自危不易，這天下大有一番新的氣象，說還天下一個朗朗乾坤，也不算過分。
由於官府的重視，這種疫情發現很早，太醫局又有提前準備，一經發現便立即調集大量藥物進入疫區，並且按照肖天健的旨意，派兵對疫區進行封鎖，並且對於死亡人員的屍體進行火化深埋處理，同時在疫區派發預防藥物，設立施藥處進行施藥，免費治療感染時疫之人，另外還對於疫區進行消灑，所以這種小規模的時疫，並未大規模的擴散，很快便被撲滅。
進入冬季之後，曆史上可能發生的那場大規模的鼠疫，並未在北方出現，這也讓肖天健徹底放心了下來，再也不用為這件事擔憂了。
再者由於大中朝早已定下要定都北京城的事情，在這件事最早議定之後，一些嗅覺敏銳的商人便開始提前在北方布局，本來北京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現在大中朝又要定都北京，肯定今後北方會再次繁榮起來，所以一些商人便有意識的提前到北方置辦產業，雖然大中朝推出舉措，限製土地的兼並，但是卻鼓勵商人到北方投資興辦各種實業產業，同時也推出各種措施，鼓勵南方朝北方乃至是陝西移民，填充這些年來北方天災人禍所造成的人口劇減的土地。
所以這一兩年來，南方的商賈和移民，在這些政策的鼓勵下，紛紛朝著北方移民，大中朝朝廷也不斷推出各種措施，引導北方農業結構的改變，一是大力推廣農業部門新選育出來的優質種子，另外大麵積擴繁種植產量高而且耐旱的作物，比如玉米紅薯之類的品種，同時也通過南方，引種了馬鈴薯也就是土豆，開始在北方擴繁，以此來改善北方種植結構，提高北方農田土地的但產量。
而且肖天健為了改善中國人的飲食結構，提高中國人飲食營養，大力鼓勵發展畜牧業特別是家庭的雞鴨鵝以及豬牛羊的養殖，田間地頭的空地也鼓勵人盡可能的利用起來，種植上蔬菜以及高產的南瓜等農作物，以此來引導農民能更好的滿足他們的需求。
對於賦稅方麵，其實大中朝也並沒有降低加在百姓頭上的賦稅，甚至於比起明朝的賦稅征收額度還要高一些，但是大明之所以老百姓負擔不起朝廷的賦稅，原因並不是賦稅太高，而是下級的官吏以及胥吏們在征收賦稅的時候，所增加的各種加派以及規費還有許多巧立名目的東西，這才是讓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事情。
這些錢收上來之後，並未進入到國庫抑或是地方府庫之中，而是讓各層的官以及胥吏們給收入到了他們的私囊之中，在大明朝形成了惡性循環，大家都按照這些潛規則辦事，老百姓的負擔日益加重，這才導致了最終大明朝財政的崩壞以及民間造反浪潮。
但是大中朝建立之後，便針對這些弊政，接連出台各種措施，先是提高官員的收入，也就是他提出的高薪\養廉政策，大中朝官員的薪俸超出明朝官員薪俸了數倍還多，每年還拿出一筆錢，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考核成績優良的官員，還可以拿到一筆頗為不菲的獎勵。
另外進而將胥吏的薪俸也改由國家負擔起來，也給其比較高的薪俸，雖然這麽做明裏增加了相當多的財政負擔，但是卻將一大塊灰色收入納入到了國家管理體係之中。
將之前官吏聯手暗地裏做的一些事情，歸入到了明麵正規途徑之中辦理，解決下層胥吏生計的問題，使之可以用薪俸養活家用。
另外推行改良版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政策，重新清理丈量土地，定製新的稅額，避免那些地主通過各種手段隱匿田地，規避田賦，盡可能做到公平，誰的地多，誰交稅就高，地越多交稅額度也越高，有力的抑製了地主對於土地兼並的熱情。
在搭建起這些製度之後，嚴令各地取消像之前舊明時代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加派以及規費之類的東西，又接著出重拳整治前朝胥吏，各地對於前朝的胥吏，都進行了清算，殺了一大批前朝各地身負惡名的胥吏，大塊了人心，穩定了地方，最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手段，取消了加派到老百姓頭上的各種負擔。
另外肖天健著令各地官府將財政收入交到中華銀行進行代管，以中華銀行代理管裏地方財政戶頭，使得地方官員不經手錢物，自然也就沒法再收什麽火耗之類的東西，掐斷官員撈錢的一些途徑，總之大中朝推行這些製度，大幅度的減免掉了之前大明百姓身上的負擔，使得老百姓在種田交稅之後，可以留下足夠他們生存的糧食，手頭上今後會有所結餘，老百姓要求其實就這麽低，吃飽肚子能活下去，手中多少有點小零花錢，能穿上遮體禦寒的衣服，想要再讓他們抄家夥造朝廷的反，門也沒有！
所以這幾年來，老百姓眼看著日子一天好過似一天，每一次夏糧秋糧收獲之後，都可以存下一些糧食供他們食用，各地的匪患也自然而然的開始消聲滅跡，實在是有些冥頑不化的悍匪，繼續作惡，各地官府和軍方對其便施以重拳，攆的他們雞飛狗跳無法為生，最終隻能落得一個被俘之後身首異處的下場。
而大中朝的財政收入從最初元年時候，一年下來財政收入不到五百萬兩白銀，到了第四年的年頭的時候，已經激增到了近兩千萬兩，幾乎達到了大明王朝財政收入最高的階段，而且下一步增長的空間還非常巨大，戶部甚至樂觀的估計，到天元五年末的時候，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大中朝的財政收入突破三千萬兩白銀是沒有一點問題的。
當然收入高，支出也高，肖天健下旨在全國各地興辦各種新學，開辦各種礦冶，另外要求各地在農閑時候大肆修路，維修疏浚河道，興修各種農田水利設施，對土地進行改良，等等舉措都要花錢，所以各地看著財政收入流水一般的進賬，但是馬上便又通過各種途徑流水一般的花出去。
為了監控各地財政支出的情況，肖天健考慮再三之後，下旨在監察院下設立一個總審計局，各省、各府、州縣所花出去的錢，交由總審計局進行審計，省的下麵的官員，通過這些事物，從財政支出裏麵大肆撈錢。
如此一來，天元四年的時候，總審計局單單是通過這樣的審計，便查獲了數百起貪墨的罪案，對於貪墨官員，肖天健下了狠心，雖然沒有采取像朱元璋那樣，對他們剝皮實草，但是卻下旨抄沒其家產，犯罪官員該殺的殺，該發配勞改的勞改，而且即便是不判處斬立決，活刑也判的極重，許多貪墨官員和胥吏，除了被判處終身勞改，永不釋放之外，還在判決之後，不論是死罪活罪，都在服刑之前，先是在他們犯案之地扒光他們的衣服遊街示眾，然後再發送他們返迴原籍遊街示眾，讓他們丟人丟到家門口，最後才該殺的殺，該送往勞改營的送往勞改營服刑。
這樣的刑罰對於這些官員來說，更要讓他們比被判處斬立決還要感到懼怕許多，能當官的都是讀書人，羞恥之心是比較重的，當官對他們來說，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犯下貪墨之罪的時候，扒光他們遊街示眾還要返迴原籍再來一次，讓他們徹徹底底的顏麵掃地，除了他們個人蒙羞之外，整個家族都要跟他們一起蒙羞，很長時間他們家族的成員在當地都抬不起頭，如同過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這無疑比殺了他們，更讓他們感到懼怕。
另外肖天健下旨，規定每一年各級各地的官員以及胥吏們，都要到各地的勞改營之中參觀一次，親身體會一天時間勞改營中犯人的工作和夥食，以此作為對官吏們的警示作用。
數管齊下，官吏們仔細想想，現如今朝廷開給他們的薪俸，已經著實不低了，足夠他們過上相當體麵的日子，要是再因為伸手撈錢而犯事的話，那就大大的不值當了，所以大中朝一手拿錢實施高薪\養廉，一手拿刀重拳打擊貪\腐的政策，還是起到了相當不錯的作用，再加上監察院的獨立監察權作為監督，大理寺獨立審案權力，使得官官相護也受到了很大的遏製，有效的阻止了一條線一爛一窩的窩案發生，使得官吏們人人對貪墨之事自危不易，這天下大有一番新的氣象，說還天下一個朗朗乾坤，也不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