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舉子們聚集起來，敲了登聞鼓，這在明朝絕對是大事件。
朱翊鈞也不敢怠慢，在看了舉子們奏報上來的陳情後，便立即命都察院徹查此事了。
不過此時的吏治已經糜爛，都察院那是沈同和老爹沈季文的娘家，自然也沒有把沈同和往死裏整的意思，甚至還想為其遮掩。
都察院掌院事左都禦史李鋕念及其父的香火情，便找到了禮部尚書吳道南，準備將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吳道南作為本次的副主考，也是實際負責人，最是不希望此事鬧大。
兩人一琢磨，便想了一個餿主意，奏請皇帝，擬以複試考察沈同和的才學。
萬曆皇帝準了，不過隨後卻又補充額一句，他要親自出題，當場測試。
李鋕和吳道南出了乾清宮，便知道此事涼了，李鋕決定不再過多參與此事，免得引火燒身，吳道南則直接迴家寫辭官的折子去了。
三月初一，萬曆皇帝在乾清宮見了沈同和，當場便從手邊的《孟子》一書中摘了一句。
令沈同和以“賢君必恭儉禮下”為題，作一篇八股文。
實話實說，朱翊鈞出的這道四書題非常簡單，沒有斷句，沒有拚湊，更沒有截搭，意思也很淺顯，就是讓盧颺來答，也能答個不錯。
“賢君必恭儉禮下”出自《孟子》中的《滕文公》篇，是孟子勸說滕文公的話，意思是一個賢明的君主，一定會莊重、節儉、禮待臣屬。
非常淺顯明白並且寬泛，即使盧颺一個小秀才對此也能侃侃而談，而且這篇《滕文公》篇的原文，盧颺也是背過的，其中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成語“為富不仁”便是在此句之後。
但沈同和本身就學藝不精，再加上天子威儀壓迫，一時之間竟然忘了這句話的出處，兩刻鍾的時間，連破題都做不了，結果便不言而明。
沈同和隨後便被駱思恭給帶走了，還沒到用午膳的點，沈同和的供述便放到了朱翊鈞的案桌上。
這沈同和紈絝一個，剛到了北鎮撫司的大堂，駱思恭還沒開始問，便什麽都說了。
事情報到了萬曆這裏，因為十日後還有殿試，落第的舉子們還聚在京城等著朝廷的態度，朱翊鈞隻得快刀斬亂麻，當日便下了旨意。
沈同和奪去會元、舉人、秀才功名，杖一百，充軍遼東。
趙鳴陽奪去貢士、舉人、秀才功名，終身不可參加科舉。
至於沈同和的老爹沈季文，則罷官抄家，發迴原籍。
其餘幫助沈同和作弊的禦史和搜檢官員，一律罷官抄家，發迴原籍。
朱翊鈞作為一個老政治人，甚至都沒有細審這個案子，也沒聽方從哲的聒噪，他知道此時如何才能平息那些落第舉子的怒火，也清楚這事不能拖得太久。
事情拖得越久，牽扯的人員便越多，朝堂上的各黨各派正虎視眈眈的盯著呢，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便會有人上來攪混水。
朝堂已經經不起折騰了，於是朱翊鈞便發了狠，凡是與此事有牽扯的官員，一律罷免了事，至於有沒有冤枉的，朱翊鈞便也沒心思一一甄別。
而作為此次會試副主考兼實際負責人的禮部尚書吳道南，一看風向不對，便主動請辭迴家了。
不到十日時間，一場轟轟烈烈的科場舞弊案，便處理的幹幹淨淨了。
相比於弘治朝那場為後人所詬病的科場舞弊案，朱翊鈞的處理算得上可圈可點了。
對於這樣的處理結果，參加此次文會的秀才童生們自然津津樂道，好似這大明朝的科場上就此便幹淨了似的，但盧颺卻無感。
自古以來，凡是涉及人才選拔的，就從沒有幹淨過，隻是黑的程度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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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萬曆皇帝可以滅了一個沈同和，但下一次科考肯定還會有一個李同和的。
而且盧颺覺得這次科考未必就沒有李同和，畢竟如沈同和這般倒黴，作弊中了會元的，還是小概率事件，可能那李同和隱藏在一眾同進士中，不被人知罷了。
當然，就盧颺本心來講，即是科舉製度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舞弊現象，但瑕不掩瑜，科舉製度依然是這個時代最公平、最高效、最合理、最實際的人才選拔機製。
即使他當了皇帝，也隻能在這個製度上修修補補，頂多澄清吏治、更改下考試內容什麽的。
若是想換個更公平的人才選拔機製，他自認為也沒那個能力。
到什麽山上唱什麽歌，到哪個時代說哪個時代的話，一切不基於時代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革都注定會失敗，而且冒進者很可能被時代所碾碎。
盧颺在前世便是一個極其務實且隱於社會環境的人，到了這個時代，他自也不敢過分激進，隻想隨著自己這一世的機緣來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盧颺也隨著雲仁忠這些明代文人，為萬曆皇帝唱了一曲讚歌，對那吳道南和沈季文口誅筆伐了一番。
人生便是這樣，當你迫於環境做出了一些改變之後，你便慢慢融入了環境，思想行為便會隨著環境所改變，甚至時日唱了，你也會忘記以前的自己了。
當然一些知識技能可能永遠忘不了，但為人處世肯定要被同化掉的，這便是環境的壓力。
而隨著時日漸長，盧颺也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一個明朝人了，以至於被宋雲霄、雲仁忠等人同化的，也想去科場一試了。
在明朝，有身份的文化人初次見麵，總要問問哪年進學、哪年取得的功名，再有身份的，更是問幾時中舉，幾時中的進士，所中幾榜等等。
畢竟在明朝，科舉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唯一進身之階，若是剝奪了一個讀書人的科舉之路，那比殺了他還難受。
唐寅、柳永便是最好的例子，才華璀璨如斯，但依然被時人恥笑，最後鬱鬱而終。
盧颺也是好強的人，自然也不想那日碰見個舉人進士的，被人看不起。
但盧颺心裏繼續進學的這個想法，暫時也是個萌芽，也是盧颺被這個時代一點一滴同化的標誌，但以後是否真的要去參加鄉試會試什麽的，盧颺卻也沒想好。
畢竟在明朝科舉可謂是獨木橋中的獨木橋，比他那個時代的高考要難的多，而且這種事也不是光靠想便能成功的，大部分讀書人即使用盡心思鑽研此道，一生也未必能成。
朱翊鈞也不敢怠慢，在看了舉子們奏報上來的陳情後，便立即命都察院徹查此事了。
不過此時的吏治已經糜爛，都察院那是沈同和老爹沈季文的娘家，自然也沒有把沈同和往死裏整的意思，甚至還想為其遮掩。
都察院掌院事左都禦史李鋕念及其父的香火情，便找到了禮部尚書吳道南，準備將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吳道南作為本次的副主考，也是實際負責人，最是不希望此事鬧大。
兩人一琢磨，便想了一個餿主意，奏請皇帝，擬以複試考察沈同和的才學。
萬曆皇帝準了，不過隨後卻又補充額一句，他要親自出題，當場測試。
李鋕和吳道南出了乾清宮，便知道此事涼了，李鋕決定不再過多參與此事，免得引火燒身，吳道南則直接迴家寫辭官的折子去了。
三月初一，萬曆皇帝在乾清宮見了沈同和，當場便從手邊的《孟子》一書中摘了一句。
令沈同和以“賢君必恭儉禮下”為題，作一篇八股文。
實話實說，朱翊鈞出的這道四書題非常簡單，沒有斷句，沒有拚湊，更沒有截搭，意思也很淺顯，就是讓盧颺來答，也能答個不錯。
“賢君必恭儉禮下”出自《孟子》中的《滕文公》篇，是孟子勸說滕文公的話，意思是一個賢明的君主，一定會莊重、節儉、禮待臣屬。
非常淺顯明白並且寬泛，即使盧颺一個小秀才對此也能侃侃而談，而且這篇《滕文公》篇的原文，盧颺也是背過的，其中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成語“為富不仁”便是在此句之後。
但沈同和本身就學藝不精，再加上天子威儀壓迫，一時之間竟然忘了這句話的出處，兩刻鍾的時間，連破題都做不了，結果便不言而明。
沈同和隨後便被駱思恭給帶走了，還沒到用午膳的點，沈同和的供述便放到了朱翊鈞的案桌上。
這沈同和紈絝一個，剛到了北鎮撫司的大堂，駱思恭還沒開始問，便什麽都說了。
事情報到了萬曆這裏，因為十日後還有殿試，落第的舉子們還聚在京城等著朝廷的態度，朱翊鈞隻得快刀斬亂麻，當日便下了旨意。
沈同和奪去會元、舉人、秀才功名，杖一百，充軍遼東。
趙鳴陽奪去貢士、舉人、秀才功名，終身不可參加科舉。
至於沈同和的老爹沈季文，則罷官抄家，發迴原籍。
其餘幫助沈同和作弊的禦史和搜檢官員，一律罷官抄家，發迴原籍。
朱翊鈞作為一個老政治人，甚至都沒有細審這個案子，也沒聽方從哲的聒噪，他知道此時如何才能平息那些落第舉子的怒火，也清楚這事不能拖得太久。
事情拖得越久，牽扯的人員便越多，朝堂上的各黨各派正虎視眈眈的盯著呢，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便會有人上來攪混水。
朝堂已經經不起折騰了，於是朱翊鈞便發了狠，凡是與此事有牽扯的官員，一律罷免了事，至於有沒有冤枉的，朱翊鈞便也沒心思一一甄別。
而作為此次會試副主考兼實際負責人的禮部尚書吳道南，一看風向不對，便主動請辭迴家了。
不到十日時間，一場轟轟烈烈的科場舞弊案，便處理的幹幹淨淨了。
相比於弘治朝那場為後人所詬病的科場舞弊案，朱翊鈞的處理算得上可圈可點了。
對於這樣的處理結果，參加此次文會的秀才童生們自然津津樂道，好似這大明朝的科場上就此便幹淨了似的，但盧颺卻無感。
自古以來，凡是涉及人才選拔的，就從沒有幹淨過，隻是黑的程度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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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盧颺覺得這次科考未必就沒有李同和，畢竟如沈同和這般倒黴，作弊中了會元的，還是小概率事件，可能那李同和隱藏在一眾同進士中，不被人知罷了。
當然，就盧颺本心來講，即是科舉製度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舞弊現象，但瑕不掩瑜，科舉製度依然是這個時代最公平、最高效、最合理、最實際的人才選拔機製。
即使他當了皇帝，也隻能在這個製度上修修補補，頂多澄清吏治、更改下考試內容什麽的。
若是想換個更公平的人才選拔機製，他自認為也沒那個能力。
到什麽山上唱什麽歌，到哪個時代說哪個時代的話，一切不基於時代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革都注定會失敗，而且冒進者很可能被時代所碾碎。
盧颺在前世便是一個極其務實且隱於社會環境的人，到了這個時代，他自也不敢過分激進，隻想隨著自己這一世的機緣來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盧颺也隨著雲仁忠這些明代文人，為萬曆皇帝唱了一曲讚歌，對那吳道南和沈季文口誅筆伐了一番。
人生便是這樣，當你迫於環境做出了一些改變之後，你便慢慢融入了環境，思想行為便會隨著環境所改變，甚至時日唱了，你也會忘記以前的自己了。
當然一些知識技能可能永遠忘不了，但為人處世肯定要被同化掉的，這便是環境的壓力。
而隨著時日漸長，盧颺也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一個明朝人了，以至於被宋雲霄、雲仁忠等人同化的，也想去科場一試了。
在明朝，有身份的文化人初次見麵，總要問問哪年進學、哪年取得的功名，再有身份的，更是問幾時中舉，幾時中的進士，所中幾榜等等。
畢竟在明朝，科舉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唯一進身之階，若是剝奪了一個讀書人的科舉之路，那比殺了他還難受。
唐寅、柳永便是最好的例子，才華璀璨如斯，但依然被時人恥笑，最後鬱鬱而終。
盧颺也是好強的人，自然也不想那日碰見個舉人進士的，被人看不起。
但盧颺心裏繼續進學的這個想法，暫時也是個萌芽，也是盧颺被這個時代一點一滴同化的標誌，但以後是否真的要去參加鄉試會試什麽的，盧颺卻也沒想好。
畢竟在明朝科舉可謂是獨木橋中的獨木橋，比他那個時代的高考要難的多，而且這種事也不是光靠想便能成功的，大部分讀書人即使用盡心思鑽研此道，一生也未必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