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是一個人頭腦中固定的思考模式，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假設條件之下，比如說見著衣著豔麗的女性，第一反應就是不正經的女人，見著男女二人相處融洽，必想關係曖昧等等，這樣的思維是最易出現偏差的。
“那是因為你對這種人的偏見在先吧？”那個偵查員毫不客氣地說，“不管一個人的思想品質如何，聽到的總歸是客觀真實的！”
我想了想，沒有什麽理由反駁，於是就沒有再說下去。沒有客觀物證佐證，此類問題討論的結果，隻能是陷入僵持不下的爭執。而且對我來說，到城郊分局辦案，意味著踏過了界，他們心存不服，反映激烈，憋著勁跟我較量是意料之中的事！這從我剛來時，沒人願意向我介紹案情就可以看出來！
“看來本案的關鍵，在於查實死者的身份！隻有這樣，才能找到與她關係密切的人。”張局長這樣說，看來他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調查結果。
“沒能在現場找到顯露死者身份的戶口簿或其他證件！”偵查人員說道，“我們通過手機卡登記調查，女死者手機的機主叫陳秀，沒有登記身份證號和其它信息！到戶口管理部門進行人員檢索，叫陳秀和張穎的人很多，但沒有符合兩個死者身份的！”
“對女死者的社會關係調查得如何？”
“向房東調查過了！死者深居簡出，有一個男人經常到那裏過夜，前一段時間住在那裏，與死者很像一家人，但案發後不知了去向。除外之外，沒發現其他來往的人，更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男性！”
第十九章 鄧哲，你還欠著兩條人命呢（三）
“看來同居那個男人的疑點最大！應該就是小男孩提到的‘恐龍’叔叔了！”張局長說，“把這個人做為調查工作的重點，一定要找到他！”
“小男孩的證詞可不可信？”想了想，張局長又問了張法醫一句。
“可信！小孩要比大人誠實，有認知能力的小孩的證詞比成人更可信。”張法醫說道，“而且，我們在勘查現場時發現，死者的血跡有自內向外的運動跡象。這說明，死者受傷時，是從裏向外運動的，兇手實施傷害時也是自裏向外的！這就意味著，兇手之前已身處室內！由此可以得出與小孩證言一致的結論，兇手是受害者的熟人！”
我很讚成他前麵的論據，卻不同意最後的結論。這似乎很矛盾，因此我沒有說出來。
“女死者的手機通話記錄查過了沒有？”張局長問偵查人員。
“查過了，大多是送汽送水之類的電話，沒有什麽可疑之處。最後的電話是打給一個心理諮詢所的，通話時間比較長。經過我們調查，那裏的心理醫生認識女死者，她經常去他們那裏接受心理輔導，最後那個電話是為了諮詢一些個人問題。但因為女死者不願意把自己的基本情況說出來，所以心理諮詢所沒有做任何登記，他們對她的個人信息了解得不多！……”偵查人員迴答道。
“他們所了解的有那些？”
“除了知道女死者叫陳秀，四十九歲外，其他情況都不清楚。”
“她有什麽心理疾病？”
“有一些抑鬱，但並不嚴重！”
“心理諮詢時，女死者說到自己的哪些情況嗎？”
“她曾經跟心理醫生說，自己是個上山下鄉的知青，很小的時候就去了一個山村，在那裏和別人結了婚，後來還生了一個女兒，很久沒有聯係了，她一直感到心理非常內疚，不能原諒自己。”
“這條線索可以利用一下。”張局長說，“調查一下我市的知青情況，看能不能有所收獲。”
“查過了，女死者沒有詳細說明從哪裏下的鄉，去的山村在哪個地方，因此根本無法查找！我們還了解到，返城的知青大都得到了安置，剩餘的是自願留在農村的，連戶口都遷移過去了，而且原有的安置部門已經撤銷，所以並沒有保存下來的檔案。”
“女死者是什麽原因要找心理醫生呢？”有人隨口問了一句。
說實話，這並不是我們必須弄清的。一般說來，死者的心理狀態與案件無關，沒有人會意識到，能從這方麵找到什麽線索，因此並沒有人在意這句話，包括我在內！隻到後來，我結識那個心理醫生之後，才真正感覺到當時的思維有多麽遲鈍！
“女死者沒有跟那個同居的男人通過話？”張局長有些詫異。
“沒有！”
“這麽一個大活人，怎麽成了連身份都無法查實的黑市人口了呢？”張局長一著急，把女死者說成了大活人！
“現場還有什麽其他情況嗎？”張局長問。
技術人員想了想，拿出幾封信說道：“從現場找出幾封信，寫信的人沒有署名，也沒有開頭的稱謂，不知道是寫給誰的！”
“是從哪裏寄出的？”
“寄信的地點都是鄧法醫的轄區，北江市三溪郵局。最後寄出信件的時間是案發的前幾天。”
“那個地方我知道。”我說道，“有沒有寄信人的具體地址？”
“沒有，寄信的人似乎有意隱瞞了地址！”
“信的內容是什麽？”
“我把其中的大概內容讀一下吧。”技術人員開始念那幾封信，“……你還真是活得很開心，重新有了男人，還生了小孩，我想你不會再胡亂跟他起名，叫什麽‘絕精’之類的了吧！因為你這次生的是兒子，再不會無地自容，可以抬頭做人了！沒再次見到你之前，我還抱了一絲幻想，我想，再怎麽你也會記得還有個曾經親近過的人吧？不過看你的樣子，確實忘記了！這樣也好，我們再沒有了什麽關係，我也沒再有什麽牽掛！——來到這個世界上，我本就是孤單一個，隻不過是借了你的身子而已！……”
“站在你家門口，我恨極了！你抬頭看了我幾眼，竟然認不出我了。從那時，我徹底絕望了！我們再也沒有關係，彼此隻是陌生的路人！我看著你寶貝一樣對待自己的兒子，我嫉妒！我恨！我有著撕碎一切的衝動！……”
所有的信，都充滿了對收信人的怨恨！
“這個寄信的人疑點也很大呀。”有人說。
“我們把信件送給筆跡專家分析過，這些字跡均出自女人之手，與兇手是男性的調查情況不符。至於是否存在雇兇殺人的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偵查。”技術人員說道。
“從這些信的字行裏間，可以看出寫信者應該是收信人的子女！”我說。
“何以見得？”張局長問。
“注意到那句話了嗎？‘來到這個世界上，我本就是孤單一個，隻不過是借了你的身子而已！’”
“沒錯！那麽女死者是不是就是收信人呢？”
“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場隻有她一個女性！”
“看來也有可能是寫信者出於忌恨，叫人殺了母子倆！”
“完全存在這種可能性！”我說。
“從信件的內容來看，女死者似乎已經不認識寫信的人！但是，對於每一個疑點，我們都不能放過，這個女子也是必須要找到的！”張局長最後沉思著說道。
對於案情的分析，我發覺自己完全跟著他們的思路走了，於是心裏隱隱覺得有些什麽不妥，但一下子又想不出不妥的地方在哪裏！
思索了一陣後，我覺得在死亡過程的分析上，應該有與他們不一樣的判斷。因為他們認為是女死者準備出門時，兇手實施了犯罪，這與之前的判斷相互矛盾。如果證人淩晨四點多鍾聽到的爭執是真的，女死者為什麽會那個時候穿戴整齊地出門，而且還帶著自己不滿六歲的孩子？
“關於女死者的死亡時間，能不能再往前推點？”我於是試著問他們，“首先，死者那麽晚帶著小孩出門不太符合常理。其次，從屍體狀態和現場血跡來看，應該有著很長的時間了！從法醫角度，我倒完全讚同張法醫之前的時間判斷，如果發生在白天，似乎可以更合理地解釋這些疑點！”
“那是因為你對這種人的偏見在先吧？”那個偵查員毫不客氣地說，“不管一個人的思想品質如何，聽到的總歸是客觀真實的！”
我想了想，沒有什麽理由反駁，於是就沒有再說下去。沒有客觀物證佐證，此類問題討論的結果，隻能是陷入僵持不下的爭執。而且對我來說，到城郊分局辦案，意味著踏過了界，他們心存不服，反映激烈，憋著勁跟我較量是意料之中的事！這從我剛來時，沒人願意向我介紹案情就可以看出來！
“看來本案的關鍵，在於查實死者的身份！隻有這樣，才能找到與她關係密切的人。”張局長這樣說，看來他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調查結果。
“沒能在現場找到顯露死者身份的戶口簿或其他證件！”偵查人員說道，“我們通過手機卡登記調查，女死者手機的機主叫陳秀，沒有登記身份證號和其它信息！到戶口管理部門進行人員檢索，叫陳秀和張穎的人很多，但沒有符合兩個死者身份的！”
“對女死者的社會關係調查得如何？”
“向房東調查過了！死者深居簡出，有一個男人經常到那裏過夜，前一段時間住在那裏，與死者很像一家人，但案發後不知了去向。除外之外，沒發現其他來往的人，更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男性！”
第十九章 鄧哲，你還欠著兩條人命呢（三）
“看來同居那個男人的疑點最大！應該就是小男孩提到的‘恐龍’叔叔了！”張局長說，“把這個人做為調查工作的重點，一定要找到他！”
“小男孩的證詞可不可信？”想了想，張局長又問了張法醫一句。
“可信！小孩要比大人誠實，有認知能力的小孩的證詞比成人更可信。”張法醫說道，“而且，我們在勘查現場時發現，死者的血跡有自內向外的運動跡象。這說明，死者受傷時，是從裏向外運動的，兇手實施傷害時也是自裏向外的！這就意味著，兇手之前已身處室內！由此可以得出與小孩證言一致的結論，兇手是受害者的熟人！”
我很讚成他前麵的論據，卻不同意最後的結論。這似乎很矛盾，因此我沒有說出來。
“女死者的手機通話記錄查過了沒有？”張局長問偵查人員。
“查過了，大多是送汽送水之類的電話，沒有什麽可疑之處。最後的電話是打給一個心理諮詢所的，通話時間比較長。經過我們調查，那裏的心理醫生認識女死者，她經常去他們那裏接受心理輔導，最後那個電話是為了諮詢一些個人問題。但因為女死者不願意把自己的基本情況說出來，所以心理諮詢所沒有做任何登記，他們對她的個人信息了解得不多！……”偵查人員迴答道。
“他們所了解的有那些？”
“除了知道女死者叫陳秀，四十九歲外，其他情況都不清楚。”
“她有什麽心理疾病？”
“有一些抑鬱，但並不嚴重！”
“心理諮詢時，女死者說到自己的哪些情況嗎？”
“她曾經跟心理醫生說，自己是個上山下鄉的知青，很小的時候就去了一個山村，在那裏和別人結了婚，後來還生了一個女兒，很久沒有聯係了，她一直感到心理非常內疚，不能原諒自己。”
“這條線索可以利用一下。”張局長說，“調查一下我市的知青情況，看能不能有所收獲。”
“查過了，女死者沒有詳細說明從哪裏下的鄉，去的山村在哪個地方，因此根本無法查找！我們還了解到，返城的知青大都得到了安置，剩餘的是自願留在農村的，連戶口都遷移過去了，而且原有的安置部門已經撤銷，所以並沒有保存下來的檔案。”
“女死者是什麽原因要找心理醫生呢？”有人隨口問了一句。
說實話，這並不是我們必須弄清的。一般說來，死者的心理狀態與案件無關，沒有人會意識到，能從這方麵找到什麽線索，因此並沒有人在意這句話，包括我在內！隻到後來，我結識那個心理醫生之後，才真正感覺到當時的思維有多麽遲鈍！
“女死者沒有跟那個同居的男人通過話？”張局長有些詫異。
“沒有！”
“這麽一個大活人，怎麽成了連身份都無法查實的黑市人口了呢？”張局長一著急，把女死者說成了大活人！
“現場還有什麽其他情況嗎？”張局長問。
技術人員想了想，拿出幾封信說道：“從現場找出幾封信，寫信的人沒有署名，也沒有開頭的稱謂，不知道是寫給誰的！”
“是從哪裏寄出的？”
“寄信的地點都是鄧法醫的轄區，北江市三溪郵局。最後寄出信件的時間是案發的前幾天。”
“那個地方我知道。”我說道，“有沒有寄信人的具體地址？”
“沒有，寄信的人似乎有意隱瞞了地址！”
“信的內容是什麽？”
“我把其中的大概內容讀一下吧。”技術人員開始念那幾封信，“……你還真是活得很開心，重新有了男人，還生了小孩，我想你不會再胡亂跟他起名，叫什麽‘絕精’之類的了吧！因為你這次生的是兒子，再不會無地自容，可以抬頭做人了！沒再次見到你之前，我還抱了一絲幻想，我想，再怎麽你也會記得還有個曾經親近過的人吧？不過看你的樣子，確實忘記了！這樣也好，我們再沒有了什麽關係，我也沒再有什麽牽掛！——來到這個世界上，我本就是孤單一個，隻不過是借了你的身子而已！……”
“站在你家門口，我恨極了！你抬頭看了我幾眼，竟然認不出我了。從那時，我徹底絕望了！我們再也沒有關係，彼此隻是陌生的路人！我看著你寶貝一樣對待自己的兒子，我嫉妒！我恨！我有著撕碎一切的衝動！……”
所有的信，都充滿了對收信人的怨恨！
“這個寄信的人疑點也很大呀。”有人說。
“我們把信件送給筆跡專家分析過，這些字跡均出自女人之手，與兇手是男性的調查情況不符。至於是否存在雇兇殺人的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偵查。”技術人員說道。
“從這些信的字行裏間，可以看出寫信者應該是收信人的子女！”我說。
“何以見得？”張局長問。
“注意到那句話了嗎？‘來到這個世界上，我本就是孤單一個，隻不過是借了你的身子而已！’”
“沒錯！那麽女死者是不是就是收信人呢？”
“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場隻有她一個女性！”
“看來也有可能是寫信者出於忌恨，叫人殺了母子倆！”
“完全存在這種可能性！”我說。
“從信件的內容來看，女死者似乎已經不認識寫信的人！但是，對於每一個疑點，我們都不能放過，這個女子也是必須要找到的！”張局長最後沉思著說道。
對於案情的分析，我發覺自己完全跟著他們的思路走了，於是心裏隱隱覺得有些什麽不妥，但一下子又想不出不妥的地方在哪裏！
思索了一陣後，我覺得在死亡過程的分析上，應該有與他們不一樣的判斷。因為他們認為是女死者準備出門時，兇手實施了犯罪，這與之前的判斷相互矛盾。如果證人淩晨四點多鍾聽到的爭執是真的，女死者為什麽會那個時候穿戴整齊地出門，而且還帶著自己不滿六歲的孩子？
“關於女死者的死亡時間，能不能再往前推點？”我於是試著問他們，“首先，死者那麽晚帶著小孩出門不太符合常理。其次，從屍體狀態和現場血跡來看，應該有著很長的時間了！從法醫角度，我倒完全讚同張法醫之前的時間判斷，如果發生在白天，似乎可以更合理地解釋這些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