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梅老師是他‘革命行動’的對象嗎？”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師‘談心’。有人說他找女老師談心的時候都是關著門的。不過說句公道話，我倒沒看出他有什麽不軌舉動。他每次找梅老師‘談心’時間都不長，而且門也不是一直關著的。梅老師見到他就像耗子見了貓一般。我意思是說，她一直盡全力想避開那個家夥。”
“您也在替他擔心吧？告訴過她嗎？”
“沒有，當年隨便懷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可是犯罪啊，”向子龍苦笑道，“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誰在明府牆上用粉筆寫上了一串反革命標語。當時有十幾家‘革命群眾’住在那兒，但居委會卻堅稱這是階級敵人的‘又一次瘋狂反撲’。有個鄰居指認說曾經看到梅老師的兒子手裏拿著粉筆，還有人說梅老師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於是居委會派人來我們學校，與‘革命行動同誌’碰頭。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對梅老師的兒子進行了單獨隔離審查。什麽隔離審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鎖到小黑屋裏，不認罪就不放出來。”
“這也太過分了，”陳超說道，“隔離審查的時候他們虐待孩子了嗎？”
“審查組具體幹了些什麽我也不知道。那個‘革命行動同誌’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動。不過梅老師倒是沒被隔離審查，她每天還是來學校上班，隻是看起來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著身子從閣樓跑出來，跌下樓梯，當場就摔死了。有人說她失心瘋了，有人說她當時正在洗澡，因為孩子迴家太過激動。”
“就是說她兒子是那天被釋放的？”
“沒錯，那天下午迴去的。可是他剛到閣樓門口就轉身跑下樓梯。按照他們家鄰居的說法，梅老師當時就跑出來追她兒子。”
“這說不過去啊，即便小男孩兒撞見自己母親在洗澡，也不至於那樣跑吧。再說梅老師也不至於就光著身子跑出來。”陳超皺起眉頭。
“她太愛自己的兒子了，可能是兒子迴家帶來的喜悅讓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龍歎了口氣。
“關於她的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人怎麽說？”
“他們說那是一場意外，僅此而已。”
“難道當時沒人對她的死提出疑問嗎？”
“沒有。當時我也在受批鬥，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學生’。說實話我那時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向子龍說道，“‘文化大革命’之後，我曾經去‘革命行動同誌’工作的工廠了解情況，可他卻從來都不提當年每天在梅老師家附近轉悠的事。他是宣傳隊領導，應該在我們學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師家附近轉悠。那他到底去幹什麽了？我也不敢確定，因為我沒有真憑實據，再說我實在不想在梅老師的痛苦上再添一筆。不過我聽說那個‘革命行動同誌’最後沒得好，遭了許多災禍，被工廠開除，也被懲罰了。”
“等一下，您記得那個‘革命行動同誌’的姓名嗎？”陳超問道。
“忘了。不過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調查他嗎？”
“他還有什麽不同尋常之處嗎？”
“還真有。‘文化大革命’時期，通常派駐某學校的宣傳隊都是由同一家工廠的工人組成的。但是來我們學校的卻不一樣，‘革命行動同誌’和他手下的隊員來自不同的兩個工廠。”
“這的確很奇怪，”陳超拿出本子和筆，“他是哪個工廠的？”
“上海第三煉鋼廠。”
“當時他多大年紀？”
“三十八九、四十出頭吧。”
“好的，我會去調查的。”陳超說道。不過，不論這個“革命行動同誌”做過些什麽，他如今也得六十多歲了。可是按照於光明提供的情報，百樂門監控錄像裏那個人大概也就三十多歲，“梅老師的後事是怎麽辦的？”
“說到這事兒我就很生氣！我本想給她送個花圈什麽的，說實話我也應該這麽做。可是她的遺體當晚就被拉到火葬場燒了，骨灰被隨便撒掉了。她活著的時候我沒能為她做點什麽，甚至連她死後都不能！這是我的終生憾事。”
“您不必自責，向教授，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是啊，都過去了，”向子龍拿出一張唱片，“我把一首宋詞譜成曲子了，就是為了紀念她。”
陳超接過唱片。封套正麵印著一個身穿紅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麵則印著晏幾道的那首《臨江仙》：
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梅老師若泉下有知，一定會很喜歡這張唱片的。”陳超說道。
“我會燒一張給她的，”向子龍忽然顯得有些尷尬，“不過我從來沒對我太太說起梅老師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說的這些我都會保密的。”
“我太太快迴來了，”向子龍把唱片重新放迴書架，“她有點小心眼兒。”
“最後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梅老師的兒子，他後來怎樣了？”
“關於那條反革命標語他們啥都沒查出來。總之那孩子後來成了孤兒，跟親戚住在一起。我聽說他‘文化大革命’之後好像上大學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學嗎？”
“不知道，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都已經是幾年前了。不過如果這個事情很重要的話我可以打幾個電話問問。”
“可以嗎？那太好了，太謝謝您了。”
“陳隊長，別這麽說。終於有一位警官願意為梅老師做點什麽了，該說謝謝的是我。”向子龍誠懇地說道，“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你們的調查結束後，能幫我複製一份那套照片嗎？”
“沒問題，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給您。”
“十年生死兩茫茫啊……”向子龍說道，“哦，對了，去她鄰居那裏也許能打聽到些什麽。”
“您有她當年的住址嗎？”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個老洋房吧，離寶慶路不遠，你去問問就知道了。現在那兒已經被改成一家飯店了。我去過一次，手上有一張他們的名片，”說著，向子龍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陳超，“喏，就這個，老洋房飯店。”
二十四
待陳超趕到衡山路，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處的居委會。“真不容易。”他自語道。天氣很冷，找到居委會起碼意味著可以進屋暖和一下。
既然紅色旗袍當年的穿著者身份已經確定，那麽接下來就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案件展開調查了。
單憑向子龍教授的一麵之詞恐怕不能斷定梅老師沒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狂熱年代，以梅老師的才華和美貌，應該也會有很多男人為她傾倒。
那位被稱做“革命行動同誌”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也值得調查，也許他加入宣傳隊的目的就是為了靠近梅老師。如果是這樣，那麽他也是後來導致慘劇的嫌疑人之一。
總之，陳超需要先通過居委會了解更多關於梅老師的情況。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師‘談心’。有人說他找女老師談心的時候都是關著門的。不過說句公道話，我倒沒看出他有什麽不軌舉動。他每次找梅老師‘談心’時間都不長，而且門也不是一直關著的。梅老師見到他就像耗子見了貓一般。我意思是說，她一直盡全力想避開那個家夥。”
“您也在替他擔心吧？告訴過她嗎？”
“沒有，當年隨便懷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可是犯罪啊，”向子龍苦笑道，“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誰在明府牆上用粉筆寫上了一串反革命標語。當時有十幾家‘革命群眾’住在那兒，但居委會卻堅稱這是階級敵人的‘又一次瘋狂反撲’。有個鄰居指認說曾經看到梅老師的兒子手裏拿著粉筆，還有人說梅老師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於是居委會派人來我們學校，與‘革命行動同誌’碰頭。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對梅老師的兒子進行了單獨隔離審查。什麽隔離審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鎖到小黑屋裏，不認罪就不放出來。”
“這也太過分了，”陳超說道，“隔離審查的時候他們虐待孩子了嗎？”
“審查組具體幹了些什麽我也不知道。那個‘革命行動同誌’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動。不過梅老師倒是沒被隔離審查，她每天還是來學校上班，隻是看起來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著身子從閣樓跑出來，跌下樓梯，當場就摔死了。有人說她失心瘋了，有人說她當時正在洗澡，因為孩子迴家太過激動。”
“就是說她兒子是那天被釋放的？”
“沒錯，那天下午迴去的。可是他剛到閣樓門口就轉身跑下樓梯。按照他們家鄰居的說法，梅老師當時就跑出來追她兒子。”
“這說不過去啊，即便小男孩兒撞見自己母親在洗澡，也不至於那樣跑吧。再說梅老師也不至於就光著身子跑出來。”陳超皺起眉頭。
“她太愛自己的兒子了，可能是兒子迴家帶來的喜悅讓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龍歎了口氣。
“關於她的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人怎麽說？”
“他們說那是一場意外，僅此而已。”
“難道當時沒人對她的死提出疑問嗎？”
“沒有。當時我也在受批鬥，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學生’。說實話我那時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向子龍說道，“‘文化大革命’之後，我曾經去‘革命行動同誌’工作的工廠了解情況，可他卻從來都不提當年每天在梅老師家附近轉悠的事。他是宣傳隊領導，應該在我們學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師家附近轉悠。那他到底去幹什麽了？我也不敢確定，因為我沒有真憑實據，再說我實在不想在梅老師的痛苦上再添一筆。不過我聽說那個‘革命行動同誌’最後沒得好，遭了許多災禍，被工廠開除，也被懲罰了。”
“等一下，您記得那個‘革命行動同誌’的姓名嗎？”陳超問道。
“忘了。不過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調查他嗎？”
“他還有什麽不同尋常之處嗎？”
“還真有。‘文化大革命’時期，通常派駐某學校的宣傳隊都是由同一家工廠的工人組成的。但是來我們學校的卻不一樣，‘革命行動同誌’和他手下的隊員來自不同的兩個工廠。”
“這的確很奇怪，”陳超拿出本子和筆，“他是哪個工廠的？”
“上海第三煉鋼廠。”
“當時他多大年紀？”
“三十八九、四十出頭吧。”
“好的，我會去調查的。”陳超說道。不過，不論這個“革命行動同誌”做過些什麽，他如今也得六十多歲了。可是按照於光明提供的情報，百樂門監控錄像裏那個人大概也就三十多歲，“梅老師的後事是怎麽辦的？”
“說到這事兒我就很生氣！我本想給她送個花圈什麽的，說實話我也應該這麽做。可是她的遺體當晚就被拉到火葬場燒了，骨灰被隨便撒掉了。她活著的時候我沒能為她做點什麽，甚至連她死後都不能！這是我的終生憾事。”
“您不必自責，向教授，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是啊，都過去了，”向子龍拿出一張唱片，“我把一首宋詞譜成曲子了，就是為了紀念她。”
陳超接過唱片。封套正麵印著一個身穿紅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麵則印著晏幾道的那首《臨江仙》：
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梅老師若泉下有知，一定會很喜歡這張唱片的。”陳超說道。
“我會燒一張給她的，”向子龍忽然顯得有些尷尬，“不過我從來沒對我太太說起梅老師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說的這些我都會保密的。”
“我太太快迴來了，”向子龍把唱片重新放迴書架，“她有點小心眼兒。”
“最後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梅老師的兒子，他後來怎樣了？”
“關於那條反革命標語他們啥都沒查出來。總之那孩子後來成了孤兒，跟親戚住在一起。我聽說他‘文化大革命’之後好像上大學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學嗎？”
“不知道，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都已經是幾年前了。不過如果這個事情很重要的話我可以打幾個電話問問。”
“可以嗎？那太好了，太謝謝您了。”
“陳隊長，別這麽說。終於有一位警官願意為梅老師做點什麽了，該說謝謝的是我。”向子龍誠懇地說道，“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你們的調查結束後，能幫我複製一份那套照片嗎？”
“沒問題，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給您。”
“十年生死兩茫茫啊……”向子龍說道，“哦，對了，去她鄰居那裏也許能打聽到些什麽。”
“您有她當年的住址嗎？”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個老洋房吧，離寶慶路不遠，你去問問就知道了。現在那兒已經被改成一家飯店了。我去過一次，手上有一張他們的名片，”說著，向子龍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陳超，“喏，就這個，老洋房飯店。”
二十四
待陳超趕到衡山路，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處的居委會。“真不容易。”他自語道。天氣很冷，找到居委會起碼意味著可以進屋暖和一下。
既然紅色旗袍當年的穿著者身份已經確定，那麽接下來就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案件展開調查了。
單憑向子龍教授的一麵之詞恐怕不能斷定梅老師沒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狂熱年代，以梅老師的才華和美貌，應該也會有很多男人為她傾倒。
那位被稱做“革命行動同誌”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也值得調查，也許他加入宣傳隊的目的就是為了靠近梅老師。如果是這樣，那麽他也是後來導致慘劇的嫌疑人之一。
總之，陳超需要先通過居委會了解更多關於梅老師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