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說，這裏的春天最美麗。
……
歌詞中所說的“這裏”，應該是東北邊境地區的某處吧。那裏如今貧窮落後，估計沒誰願意去。
“這裏的春天最美麗。”電影裏，年輕苗條的護士哼著這首歌，臉上洋溢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多年過去，那位護士的扮演者在香港開了一家中國素食餐館。她偶爾也會向來店裏用餐的中國顧客唱起這首昔日的歌謠，隻是此時的她已不再是當年那位窈窕的少女。當然，人們不能強求一位女星終生都如同她年輕時飾演過的角色一般，保持那麽曼妙的身姿。
然而電影中穿著旗袍的人卻是那位護士的母親，一位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舊社會中年貴婦人。不過佩琴並不怎麽感到失望。因為在她的印象中，無論在電影裏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旗袍都是屬於上流社會婦女的時裝。
正當她打算看《金鎖記》的時候，無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帶迴家的書。扉頁上白發蒼蒼的作者看起來與她的父親頗為相像。照片下麵有一行生平介紹：“沈文昌，文學家，新中國成立後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中國服裝史專家。”
佩琴翻開書，卻發現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隻有寥寥數語。在後記裏，找不到一位旗袍專家的名字。也就是說她隻能從書中的某些段落找尋相關信息了。
作者拍攝那張照片時應該已經年過八旬了。她放下書，看著照片上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請教他這樣的專家該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飯時間了，電話鈴聲響起。是陳超打來的。聽到佩琴說於光明還沒下班，他似乎有些遺憾。
“我們家老於最近挺忙的，總是很晚才迴來。別管他了，你的論文寫得怎樣了？”佩琴問道。
“還可以，慢慢來唄。這種時候不在局裏，我挺不好意思的。不過對我來說，要想嚐試點兒不一樣的東西，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你怎麽樣？”陳超道。
“我倒不怎麽忙。隻是在讀一些書。大家都在談論紅旗袍的事，我覺得我也應該查點兒資料什麽的。”
“你又打算助老於一臂之力了吧，發現什麽有意思的沒？”
“現在還沒有。我剛開始讀一本關於中國服飾史的書，書的作者也是個大作家呢。”
“難不成是沈文昌？”陳超問道。
“你也知道他？”
“當然，那可是著名學者。最近新拍了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呢。”
“我沒看過你說的這個紀錄片。哦，對了，我買了一張《意外收獲》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歡那部原著小說。老於跟我提過你在外灘公園的那些事。”
“謝謝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現在就看看這部電影。”陳超說道，“那就這樣，等老於到家讓他給我迴個電話，哦，還有啊，讓他方便的時候把那張影碟捎給我。”
七
清晨，陳超從混沌之中醒來，仿佛還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區已經發現了第二具屍體，而各大媒體已如初夏鳴蟬一般喋喋不休。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麽。就算是為了於光明和曉紅，他也得做點兒什麽。在他們的幫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進展，好在那位牢騷滿腹的廖隊長麵前擠出燦爛的笑容。
然而在看過同事們查到的線索後，陳超覺得自己很難比他們取得更多進展，至少在現在這種半工半讀的“兼職”狀態下是如此。論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辦案與寫論文類似，隻有全神貫注才能找到靈感。
想到這裏，陳超嘴裏一陣發苦，於是他決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勁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與那位中國服飾史權威沈老先生有過一麵之緣。
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詩人，主要創作後來很流行的意象派詩歌。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在上海博物館謀了個差事，公開聲明說自己曾經創作的詩歌都是糟粕，隨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這不失為一種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如道家所雲，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由於他突然從文壇上消失了，他所謂的“資產階級文人”身份居然沒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輕的“紅衛兵”們發現，從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攜其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卓越建樹，這位沈老先生重新迴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譯成數種外國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國際知名權威學者”。此時的文壇充斥著各種新生麵孔，已經沒人記得他曾經的詩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經在與一位英國漢學家的會麵中談到這位沈老先生，陳超大概也記不得他了。那位漢學家對沈文昌早年的文學作品讚不絕口。陳超對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詩印象深刻：
懷孕了，他妻子因為將誕生的孩子充滿幸福，
這會是一個上海孩子，
她想，輕撫乳房上綻現的淡青色經脈，仿佛像——
他多年前離開的那天，
故鄉的山巒映襯著白雲，他的老祖母，
邁著小腳，跌跌撞撞地趕出來，把一團土塞進他手裏，欷歔說：
“這——（一條殘缺的蚯蚓正從土塊中蠕動出來）會給你帶來好運。”
作為作家協會的執行會員，陳超將這首詩記下，收進了再版的《沈文昌詩集》中。再版這部詩集並不容易。沈老先生不願提及曾經的詩歌創作經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那些出版單位因害怕經濟損失也有所猶豫。不過最終詩集還是得以再版，成了彌漫於這座城市的集體懷舊情緒中的一部分。能夠重新發掘出這樣一位屬於舊時代的詩歌天才，人們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輕的評論家撰文稱，美國意象派詩人們得益於中國古典詩詞；而同樣被稱做意象派詩人的沈文昌，事實上是在恢複古代詩歌創作傳統。這篇評論文章得到許多新民族主義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詩集因此銷量大增。
陳超掏出電話本，撥通了沈文昌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請求。不過我得親眼看看那些旗袍。”
“沒問題。不過我今天不在局裏，您跟於光明警官或者廖國昌警官說就行了。他倆都會給您看那些旗袍的。”
掛斷電話之後，陳超將沈文昌要去局裏的事通知了於光明。不出所料，於光明對於這意想不到的幫助很是開心，他向陳超保證一定會讓沈老先生親自驗看旗袍。說完這些，陳超補充道：“對了，佩琴記性真不錯。說是有一張《意外收獲》的影碟要捎給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從電影裏找線索。”於光明笑道。
“有發現嗎？”
“至今為止沒有。不過看看影碟也能讓她放鬆放鬆吧。”
“你說得沒錯。”陳超就是嘴上一說，他心裏可不這麽想。就像這兩周時間他一直在讀書一樣，如果他是抱著某個目的而嚴肅對待這件事的話，就根本談不上是放鬆了。
正當他要出門去圖書館繼續調查工作的時候，又有一份特快專遞送到他的家中。這是鍾保國寄來的一包關於賈銘的最新資料。
其中多數都是關於賈銘和政府作對的推測。賈銘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個時代便失去了雙親。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師，而當時很少有人選擇這一職業。律師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很難起到什麽作用，因為這個職業與股票一樣都被看做萬惡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辦理，都是黨政領導們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決定。擔任過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就曾未經審判而入獄，並最終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後才得知真相。賈銘決定當一名律師的時候，這一行業尚未成為熱門。也就是說，他從一開始就想跟政府較勁。
由於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業有成。隨著改革進程不斷深入，法製愈發深入人心。而賈銘因曾為一位異見作家辯護而聲名鵲起，那一迴他的精彩辯護駁得當庭法官好幾次啞口無言，在電視直播中看到這一切的觀眾們無不拍手稱快。這種“新興”法律實踐引發了一波熱潮，無數律師事務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但賈銘與別的律師不同，他並不是隻接那些有利可圖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從祖輩那裏繼承了一筆遺產，他不用為了賺錢而工作。有時賈銘會去接手一些有爭議的案件，這導致他在插手西九區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進了“黑名單”。
陳超決定不再閱讀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學時代也曾被列進“黑名單”，原因是私自翻譯了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現代詩。
當他來到圖書館時，已經是十點多了。長著一對迷人小酒窩的管理員蘇蘇為他端來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氣濃鬱撲鼻。
隻是陳超的精力還沒辦法集中起來。也許相對於愛情故事來說，謀殺案更能引起他的興趣。對此，他並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來看自己為論文選的第二篇古典文學著作——《鶯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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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中所說的“這裏”，應該是東北邊境地區的某處吧。那裏如今貧窮落後，估計沒誰願意去。
“這裏的春天最美麗。”電影裏，年輕苗條的護士哼著這首歌，臉上洋溢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多年過去，那位護士的扮演者在香港開了一家中國素食餐館。她偶爾也會向來店裏用餐的中國顧客唱起這首昔日的歌謠，隻是此時的她已不再是當年那位窈窕的少女。當然，人們不能強求一位女星終生都如同她年輕時飾演過的角色一般，保持那麽曼妙的身姿。
然而電影中穿著旗袍的人卻是那位護士的母親，一位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舊社會中年貴婦人。不過佩琴並不怎麽感到失望。因為在她的印象中，無論在電影裏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旗袍都是屬於上流社會婦女的時裝。
正當她打算看《金鎖記》的時候，無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帶迴家的書。扉頁上白發蒼蒼的作者看起來與她的父親頗為相像。照片下麵有一行生平介紹：“沈文昌，文學家，新中國成立後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中國服裝史專家。”
佩琴翻開書，卻發現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隻有寥寥數語。在後記裏，找不到一位旗袍專家的名字。也就是說她隻能從書中的某些段落找尋相關信息了。
作者拍攝那張照片時應該已經年過八旬了。她放下書，看著照片上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請教他這樣的專家該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飯時間了，電話鈴聲響起。是陳超打來的。聽到佩琴說於光明還沒下班，他似乎有些遺憾。
“我們家老於最近挺忙的，總是很晚才迴來。別管他了，你的論文寫得怎樣了？”佩琴問道。
“還可以，慢慢來唄。這種時候不在局裏，我挺不好意思的。不過對我來說，要想嚐試點兒不一樣的東西，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你怎麽樣？”陳超道。
“我倒不怎麽忙。隻是在讀一些書。大家都在談論紅旗袍的事，我覺得我也應該查點兒資料什麽的。”
“你又打算助老於一臂之力了吧，發現什麽有意思的沒？”
“現在還沒有。我剛開始讀一本關於中國服飾史的書，書的作者也是個大作家呢。”
“難不成是沈文昌？”陳超問道。
“你也知道他？”
“當然，那可是著名學者。最近新拍了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呢。”
“我沒看過你說的這個紀錄片。哦，對了，我買了一張《意外收獲》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歡那部原著小說。老於跟我提過你在外灘公園的那些事。”
“謝謝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現在就看看這部電影。”陳超說道，“那就這樣，等老於到家讓他給我迴個電話，哦，還有啊，讓他方便的時候把那張影碟捎給我。”
七
清晨，陳超從混沌之中醒來，仿佛還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區已經發現了第二具屍體，而各大媒體已如初夏鳴蟬一般喋喋不休。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麽。就算是為了於光明和曉紅，他也得做點兒什麽。在他們的幫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進展，好在那位牢騷滿腹的廖隊長麵前擠出燦爛的笑容。
然而在看過同事們查到的線索後，陳超覺得自己很難比他們取得更多進展，至少在現在這種半工半讀的“兼職”狀態下是如此。論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辦案與寫論文類似，隻有全神貫注才能找到靈感。
想到這裏，陳超嘴裏一陣發苦，於是他決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勁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與那位中國服飾史權威沈老先生有過一麵之緣。
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詩人，主要創作後來很流行的意象派詩歌。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在上海博物館謀了個差事，公開聲明說自己曾經創作的詩歌都是糟粕，隨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這不失為一種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如道家所雲，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由於他突然從文壇上消失了，他所謂的“資產階級文人”身份居然沒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輕的“紅衛兵”們發現，從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攜其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卓越建樹，這位沈老先生重新迴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譯成數種外國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國際知名權威學者”。此時的文壇充斥著各種新生麵孔，已經沒人記得他曾經的詩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經在與一位英國漢學家的會麵中談到這位沈老先生，陳超大概也記不得他了。那位漢學家對沈文昌早年的文學作品讚不絕口。陳超對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詩印象深刻：
懷孕了，他妻子因為將誕生的孩子充滿幸福，
這會是一個上海孩子，
她想，輕撫乳房上綻現的淡青色經脈，仿佛像——
他多年前離開的那天，
故鄉的山巒映襯著白雲，他的老祖母，
邁著小腳，跌跌撞撞地趕出來，把一團土塞進他手裏，欷歔說：
“這——（一條殘缺的蚯蚓正從土塊中蠕動出來）會給你帶來好運。”
作為作家協會的執行會員，陳超將這首詩記下，收進了再版的《沈文昌詩集》中。再版這部詩集並不容易。沈老先生不願提及曾經的詩歌創作經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那些出版單位因害怕經濟損失也有所猶豫。不過最終詩集還是得以再版，成了彌漫於這座城市的集體懷舊情緒中的一部分。能夠重新發掘出這樣一位屬於舊時代的詩歌天才，人們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輕的評論家撰文稱，美國意象派詩人們得益於中國古典詩詞；而同樣被稱做意象派詩人的沈文昌，事實上是在恢複古代詩歌創作傳統。這篇評論文章得到許多新民族主義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詩集因此銷量大增。
陳超掏出電話本，撥通了沈文昌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請求。不過我得親眼看看那些旗袍。”
“沒問題。不過我今天不在局裏，您跟於光明警官或者廖國昌警官說就行了。他倆都會給您看那些旗袍的。”
掛斷電話之後，陳超將沈文昌要去局裏的事通知了於光明。不出所料，於光明對於這意想不到的幫助很是開心，他向陳超保證一定會讓沈老先生親自驗看旗袍。說完這些，陳超補充道：“對了，佩琴記性真不錯。說是有一張《意外收獲》的影碟要捎給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從電影裏找線索。”於光明笑道。
“有發現嗎？”
“至今為止沒有。不過看看影碟也能讓她放鬆放鬆吧。”
“你說得沒錯。”陳超就是嘴上一說，他心裏可不這麽想。就像這兩周時間他一直在讀書一樣，如果他是抱著某個目的而嚴肅對待這件事的話，就根本談不上是放鬆了。
正當他要出門去圖書館繼續調查工作的時候，又有一份特快專遞送到他的家中。這是鍾保國寄來的一包關於賈銘的最新資料。
其中多數都是關於賈銘和政府作對的推測。賈銘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個時代便失去了雙親。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師，而當時很少有人選擇這一職業。律師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很難起到什麽作用，因為這個職業與股票一樣都被看做萬惡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辦理，都是黨政領導們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決定。擔任過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就曾未經審判而入獄，並最終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後才得知真相。賈銘決定當一名律師的時候，這一行業尚未成為熱門。也就是說，他從一開始就想跟政府較勁。
由於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業有成。隨著改革進程不斷深入，法製愈發深入人心。而賈銘因曾為一位異見作家辯護而聲名鵲起，那一迴他的精彩辯護駁得當庭法官好幾次啞口無言，在電視直播中看到這一切的觀眾們無不拍手稱快。這種“新興”法律實踐引發了一波熱潮，無數律師事務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但賈銘與別的律師不同，他並不是隻接那些有利可圖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從祖輩那裏繼承了一筆遺產，他不用為了賺錢而工作。有時賈銘會去接手一些有爭議的案件，這導致他在插手西九區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進了“黑名單”。
陳超決定不再閱讀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學時代也曾被列進“黑名單”，原因是私自翻譯了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現代詩。
當他來到圖書館時，已經是十點多了。長著一對迷人小酒窩的管理員蘇蘇為他端來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氣濃鬱撲鼻。
隻是陳超的精力還沒辦法集中起來。也許相對於愛情故事來說，謀殺案更能引起他的興趣。對此，他並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來看自己為論文選的第二篇古典文學著作——《鶯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