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基科·鄧契夫在一起（上）；在卡納維拉爾角的發射塔上（下）
私營公司將宇航員送入預定軌道
從2011年航天飛機陸續退役開始，美國在航天能力、航天意誌和航天願景方麵節節敗退，人們甚至已經無法想象，僅僅在兩代人之前，這個國家曾經開展過九次登月任務。在最後一次航天飛機執行任務結束後，近10年中，美國一直無法將人類再次送入太空，被迫依賴俄羅斯的火箭才能將美國宇航員送入國際空間站。2020年，spacex扭轉了這種局麵。
2020年5月，一枚獵鷹9號火箭準備將兩名nasa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站，火箭頭部是載人龍飛船。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由私營公司將人類送入預定軌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邁克·彭斯飛抵卡納維拉爾角，坐在39a發射台附近的觀禮台上觀看發射。馬斯克在兒子凱的陪同下，戴著耳機，坐在控製室裏。1 000萬人通過電視和各種流媒體平台觀看了現場直播。馬斯克後來告訴播客節目主持人萊克斯·弗裏德曼：“我不信教，但我還是跪了下來，為這次任務祈禱。”
火箭升空時，控製室裏爆發出歡唿聲，特朗普和其他政客們都走進來表示祝賀。特朗普說：“這是50年來我們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出重要的太空進展，想想看，能向世界宣告這一進展本身就是一種榮譽。”馬斯克不知道總統在說什麽，他表現得有點兒敬而遠之。特朗普走到馬斯克和他的團隊成員身邊，問道：“你們準備好再幹4年了嗎？”馬斯克一副聽而不聞的樣子，轉身離開了。
nasa需要火箭把宇航員送入空間站，所以選擇同spacex簽訂這份合同。在2014年的同一天，nasa還同波音公司簽署了一份同一性質的合同，但向波音撥付的資金比給spacex的多40%。到2020年spacex已經發射成功之時，波音公司甚至還沒能完成與空間站對接的無人飛行測試。
為了慶祝spacex的成功發射，埃隆與金博爾、格萊姆斯和盧克·諾塞克等人一起從卡納維拉爾角驅車向南兩個小時，來到佛羅裏達大沼澤地的一個度假村。諾塞克迴憶說，他們強烈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重大時刻”。他們盡情地跳舞狂歡直至深夜，金博爾一躍而起，高喊道：“我哥哥剛剛把宇航員送上太空了！”
基科·鄧契夫
2020年5月，spacex將宇航員送入空間站後，又在5個月內成功發射了11顆衛星，這樣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馬斯克不敢誌得意滿，他擔心除非他能保持狂熱的緊迫感，否則spacex會像波音公司一樣，最終變成一家缺乏後勁兒、行動遲緩的公司。
那年10月的一次發射之後，馬斯克深夜造訪了39a發射台，當時隻有兩個人在場工作。看到類似的情景，他心裏那股勁兒一下就上來了。正如後來推特員工發現的那樣，對於他旗下的每家公司，他都希望大家麵對高強度的工作依然能做到毫不懈怠。“我們在卡納維拉爾角有783名員工，”他冷冷地對在那裏負責發射的副總裁說，“為什麽現在我隻看到兩個人在工作？”馬斯克給這位副總裁48小時時間，讓他準備一份簡報，說清楚每個員工都應該做什麽。
當副總裁所答非所問時，馬斯克決定自己尋找答案。他開始進入一種全身心投入的硬核工作模式：他搬進了卡納維拉爾角的機庫，晝夜不停地工作，他在內華達和弗裏蒙特的特斯拉工廠時就是如此，後來他在推特也是如此。他每天住在公司，既帶有一些身先士卒的表演性質，也體現了他實打實的工作強度。第二天晚上，他聯係不到負責發射的副總裁，對方是有家有室的人，但在馬斯克看來，這位副總裁已經擅離職守，所以他要求與一直在機庫裏和副總裁一起工作的工程師基科·鄧契夫談談。
鄧契夫出生在保加利亞，年幼時隨父母移民到美國，他父親是一位數學家，在密歇根大學工作。鄧契夫本科和研究生階段讀的都是航空航天工程專業，這讓他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在波音公司實習的機會，但他很快就對那裏的工作感到不滿意，決定去拜訪一位在spacex工作的朋友。鄧契夫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走在spacex的工廠裏，我看到所有年輕的工程師都在拚命工作，他們穿著t恤衫，露出了文身，使出渾身解數想攻克眼前的難關。我心想，他們跟我才是一路人，這跟波音公司那種沉悶死板的工作氣氛完全不同。”
那年夏天，他向波音公司的一位副總裁介紹了spacex如何推動年輕工程師開拓創新。“如果波音不做出改變，”他說，“行業頂級人才就會流失。”副總裁迴答說，波音公司不需要聘用這些想在技術上搞顛覆式創新的人，“也許我們想招的就不是什麽頂尖人才，我們要的是能踏踏實實在這長期幹下去的人”。聽完這席話，鄧契夫遞交了辭呈。
在猶他州的一場會議上，鄧契夫參加了spacex舉辦的聚會，喝了幾杯以後，他鼓起勇氣去找了格溫·肖特韋爾。鄧契夫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皺巴巴的簡曆，肖特韋爾看了一張照片，上麵是他曾參與研發的衛星硬件。他告訴肖特韋爾：“我是個能成事的人。”
肖特韋爾被他逗樂了，她說：“不管是誰，敢拿著皺巴巴的簡曆來找我，那他就可能是一個優秀的候選人。”肖特韋爾邀請鄧契夫去spacex參加麵試，公司安排他下午3點去見馬斯克。當時，馬斯克仍然堅持親自麵試每一位待聘用的工程師。像往常一樣，馬斯克有別的事情要忙，所以公司通知鄧契夫改天再來，但鄧契夫沒走，而是在馬斯克的辦公室隔間外坐了五個小時。晚上8點，鄧契夫終於可以進去見馬斯克了，他抓住這個機會，向馬斯克講述了他高漲的工作熱情在波音公司受到了怎樣的輕視。
每當決定錄用一個人或者提拔一個人時，馬斯克都抱著這樣一個觀點：一個人的態度比他的簡曆、他所掌握的技能更重要。他對“工作態度好”的定義就是一個人渴望瘋狂工作、拚命工作。所以馬斯克當場就雇用了鄧契夫。
10月的那天晚上，正當馬斯克在卡納維拉爾角的機庫裏瘋狂工作並要求同鄧契夫交談時，這位工程師已經連續工作了三天，剛剛迴到妻子身邊，開了一瓶酒。起初鄧契夫沒有理會手機上的未知號碼來電，但後來一個同事給他妻子打了電話，說要他立馬迴機庫來，馬斯克想見他。“我當時累極了，還是半醉狀態，好幾天都沒合眼了，所以我上了車，買了包煙提提神，就趕迴了機庫。”鄧契夫說，“我擔心因為醉酒駕車被警察攔下來，但比起不搭理埃隆要付出的代價，醉駕被抓的風險要小得多。”
當鄧契夫到了以後，馬斯克讓他組織了一係列越級召開的會議。馬斯克同那些比高級經理職級低一級的工程師麵對麵交談，由此掀起了一輪人事動蕩，鄧契夫被提拔為卡納維拉爾角工廠的首席工程師，帶他的導師、性格沉著冷靜的資深經理裏奇·莫裏斯被調去做運營負責人。鄧契夫隨後提出了一個明智的請求，他說他想向莫裏斯直接匯報工作，而不是向馬斯克直接匯報，因此構成了一個運轉非常平穩的團隊：一個像尤達大師一樣的導師做經理，搭配一個工程師負責人，並且這個工程師渴望達到同馬斯克本人一樣高的工作強度。
違規發射
馬斯克總想加快工作進度，承擔更多風險，打破各種常規，質疑各類要求，所以他能夠實現那些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將人類送入預定軌道、大規模銷售電動車、讓家庭用戶脫離電網自給自足。這也意味著他所做的事情，要麽無視了sec提出的各項要求，要麽藐視了加州關於新冠病毒防治的各項限製性措施，而這些都會給他帶來新的麻煩。
漢斯·科尼格斯曼是馬斯克在2002年為spacex招來的第一批工程師當中的一位。在獵鷹1號前三次發射失敗和第四次發射成功期間，科尼格斯曼一直是在誇賈林島上忙碌的“無畏軍團”當中的一員。馬斯克將他擢升為副總裁，負責保障飛行過程中的可靠性，確保飛行安全並遵守相關法規。在馬斯克手下，這可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
2020年年底，spacex正準備展開超重型助推器的無人發射測試。所有發射過程都必須遵守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提出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天氣準則。那天早上，遠程監控發射的faa檢查員判定，高空風條件不滿足要求，火箭無法安全發射，如果發射時發生爆炸，附近的房屋可能會受到影響。spacex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天氣模型，表示發射條件足夠安全，要求免除發射禁令，但faa拒絕了。
實際上，控製室裏沒有faa的人，而且發出的規則指令有一點點模糊（雖然也不是非常模糊），所以發射主管默默地轉過臉去，抬起頭看著馬斯克，似乎在問他發還是不發，馬斯克默默點了點頭，火箭就升空了。“整個過程十分微妙，”科尼格斯曼說，“那是埃隆典型的做法：通過點頭來示意做出一個冒險的決定。”
火箭發射過程很完美，天氣不是問題，雖然火箭在6英裏外試圖垂直著陸時失敗了。faa就spacex無視天氣準則展開了調查，並對spacex提出兩個月內不得開展發射測試，但最終沒有做出嚴厲的懲處。
作為工作的一部分，科尼格斯曼寫了一份關於該事件的報告，他並沒有粉飾spacex的行為。“faa既無能又保守，這樣的官僚機構可真糟糕，但我們還是應該在發射之前得到他們的簽字批準，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科尼格斯曼告訴我，“我知道，當faa說我們不能發射時，埃隆已經下令發射。所以我寫了一份真實的報告，陳述了這些情況。”他希望spacex和馬斯克本人承擔責任。
馬斯克可不欣賞這樣的態度。“他的看法與我不同，一說起這個，他就很敏感——特別敏感。”科尼格斯曼說。
科尼格斯曼是spacex的元老級員工，從篳路藍縷的創業初期一路走來。馬斯克不想立即解雇他，但是撤銷了他的監督職責，在幾個月後讓他體麵地離開了。馬斯克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他說：“多年來你的工作都很出色，但最終每個人都會有退休的那一天，現在就是你退休的時候了。”
私營公司將宇航員送入預定軌道
從2011年航天飛機陸續退役開始，美國在航天能力、航天意誌和航天願景方麵節節敗退，人們甚至已經無法想象，僅僅在兩代人之前，這個國家曾經開展過九次登月任務。在最後一次航天飛機執行任務結束後，近10年中，美國一直無法將人類再次送入太空，被迫依賴俄羅斯的火箭才能將美國宇航員送入國際空間站。2020年，spacex扭轉了這種局麵。
2020年5月，一枚獵鷹9號火箭準備將兩名nasa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站，火箭頭部是載人龍飛船。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由私營公司將人類送入預定軌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邁克·彭斯飛抵卡納維拉爾角，坐在39a發射台附近的觀禮台上觀看發射。馬斯克在兒子凱的陪同下，戴著耳機，坐在控製室裏。1 000萬人通過電視和各種流媒體平台觀看了現場直播。馬斯克後來告訴播客節目主持人萊克斯·弗裏德曼：“我不信教，但我還是跪了下來，為這次任務祈禱。”
火箭升空時，控製室裏爆發出歡唿聲，特朗普和其他政客們都走進來表示祝賀。特朗普說：“這是50年來我們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出重要的太空進展，想想看，能向世界宣告這一進展本身就是一種榮譽。”馬斯克不知道總統在說什麽，他表現得有點兒敬而遠之。特朗普走到馬斯克和他的團隊成員身邊，問道：“你們準備好再幹4年了嗎？”馬斯克一副聽而不聞的樣子，轉身離開了。
nasa需要火箭把宇航員送入空間站，所以選擇同spacex簽訂這份合同。在2014年的同一天，nasa還同波音公司簽署了一份同一性質的合同，但向波音撥付的資金比給spacex的多40%。到2020年spacex已經發射成功之時，波音公司甚至還沒能完成與空間站對接的無人飛行測試。
為了慶祝spacex的成功發射，埃隆與金博爾、格萊姆斯和盧克·諾塞克等人一起從卡納維拉爾角驅車向南兩個小時，來到佛羅裏達大沼澤地的一個度假村。諾塞克迴憶說，他們強烈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重大時刻”。他們盡情地跳舞狂歡直至深夜，金博爾一躍而起，高喊道：“我哥哥剛剛把宇航員送上太空了！”
基科·鄧契夫
2020年5月，spacex將宇航員送入空間站後，又在5個月內成功發射了11顆衛星，這樣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馬斯克不敢誌得意滿，他擔心除非他能保持狂熱的緊迫感，否則spacex會像波音公司一樣，最終變成一家缺乏後勁兒、行動遲緩的公司。
那年10月的一次發射之後，馬斯克深夜造訪了39a發射台，當時隻有兩個人在場工作。看到類似的情景，他心裏那股勁兒一下就上來了。正如後來推特員工發現的那樣，對於他旗下的每家公司，他都希望大家麵對高強度的工作依然能做到毫不懈怠。“我們在卡納維拉爾角有783名員工，”他冷冷地對在那裏負責發射的副總裁說，“為什麽現在我隻看到兩個人在工作？”馬斯克給這位副總裁48小時時間，讓他準備一份簡報，說清楚每個員工都應該做什麽。
當副總裁所答非所問時，馬斯克決定自己尋找答案。他開始進入一種全身心投入的硬核工作模式：他搬進了卡納維拉爾角的機庫，晝夜不停地工作，他在內華達和弗裏蒙特的特斯拉工廠時就是如此，後來他在推特也是如此。他每天住在公司，既帶有一些身先士卒的表演性質，也體現了他實打實的工作強度。第二天晚上，他聯係不到負責發射的副總裁，對方是有家有室的人，但在馬斯克看來，這位副總裁已經擅離職守，所以他要求與一直在機庫裏和副總裁一起工作的工程師基科·鄧契夫談談。
鄧契夫出生在保加利亞，年幼時隨父母移民到美國，他父親是一位數學家，在密歇根大學工作。鄧契夫本科和研究生階段讀的都是航空航天工程專業，這讓他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在波音公司實習的機會，但他很快就對那裏的工作感到不滿意，決定去拜訪一位在spacex工作的朋友。鄧契夫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走在spacex的工廠裏，我看到所有年輕的工程師都在拚命工作，他們穿著t恤衫，露出了文身，使出渾身解數想攻克眼前的難關。我心想，他們跟我才是一路人，這跟波音公司那種沉悶死板的工作氣氛完全不同。”
那年夏天，他向波音公司的一位副總裁介紹了spacex如何推動年輕工程師開拓創新。“如果波音不做出改變，”他說，“行業頂級人才就會流失。”副總裁迴答說，波音公司不需要聘用這些想在技術上搞顛覆式創新的人，“也許我們想招的就不是什麽頂尖人才，我們要的是能踏踏實實在這長期幹下去的人”。聽完這席話，鄧契夫遞交了辭呈。
在猶他州的一場會議上，鄧契夫參加了spacex舉辦的聚會，喝了幾杯以後，他鼓起勇氣去找了格溫·肖特韋爾。鄧契夫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皺巴巴的簡曆，肖特韋爾看了一張照片，上麵是他曾參與研發的衛星硬件。他告訴肖特韋爾：“我是個能成事的人。”
肖特韋爾被他逗樂了，她說：“不管是誰，敢拿著皺巴巴的簡曆來找我，那他就可能是一個優秀的候選人。”肖特韋爾邀請鄧契夫去spacex參加麵試，公司安排他下午3點去見馬斯克。當時，馬斯克仍然堅持親自麵試每一位待聘用的工程師。像往常一樣，馬斯克有別的事情要忙，所以公司通知鄧契夫改天再來，但鄧契夫沒走，而是在馬斯克的辦公室隔間外坐了五個小時。晚上8點，鄧契夫終於可以進去見馬斯克了，他抓住這個機會，向馬斯克講述了他高漲的工作熱情在波音公司受到了怎樣的輕視。
每當決定錄用一個人或者提拔一個人時，馬斯克都抱著這樣一個觀點：一個人的態度比他的簡曆、他所掌握的技能更重要。他對“工作態度好”的定義就是一個人渴望瘋狂工作、拚命工作。所以馬斯克當場就雇用了鄧契夫。
10月的那天晚上，正當馬斯克在卡納維拉爾角的機庫裏瘋狂工作並要求同鄧契夫交談時，這位工程師已經連續工作了三天，剛剛迴到妻子身邊，開了一瓶酒。起初鄧契夫沒有理會手機上的未知號碼來電，但後來一個同事給他妻子打了電話，說要他立馬迴機庫來，馬斯克想見他。“我當時累極了，還是半醉狀態，好幾天都沒合眼了，所以我上了車，買了包煙提提神，就趕迴了機庫。”鄧契夫說，“我擔心因為醉酒駕車被警察攔下來，但比起不搭理埃隆要付出的代價，醉駕被抓的風險要小得多。”
當鄧契夫到了以後，馬斯克讓他組織了一係列越級召開的會議。馬斯克同那些比高級經理職級低一級的工程師麵對麵交談，由此掀起了一輪人事動蕩，鄧契夫被提拔為卡納維拉爾角工廠的首席工程師，帶他的導師、性格沉著冷靜的資深經理裏奇·莫裏斯被調去做運營負責人。鄧契夫隨後提出了一個明智的請求，他說他想向莫裏斯直接匯報工作，而不是向馬斯克直接匯報，因此構成了一個運轉非常平穩的團隊：一個像尤達大師一樣的導師做經理，搭配一個工程師負責人，並且這個工程師渴望達到同馬斯克本人一樣高的工作強度。
違規發射
馬斯克總想加快工作進度，承擔更多風險，打破各種常規，質疑各類要求，所以他能夠實現那些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將人類送入預定軌道、大規模銷售電動車、讓家庭用戶脫離電網自給自足。這也意味著他所做的事情，要麽無視了sec提出的各項要求，要麽藐視了加州關於新冠病毒防治的各項限製性措施，而這些都會給他帶來新的麻煩。
漢斯·科尼格斯曼是馬斯克在2002年為spacex招來的第一批工程師當中的一位。在獵鷹1號前三次發射失敗和第四次發射成功期間，科尼格斯曼一直是在誇賈林島上忙碌的“無畏軍團”當中的一員。馬斯克將他擢升為副總裁，負責保障飛行過程中的可靠性，確保飛行安全並遵守相關法規。在馬斯克手下，這可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
2020年年底，spacex正準備展開超重型助推器的無人發射測試。所有發射過程都必須遵守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提出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天氣準則。那天早上，遠程監控發射的faa檢查員判定，高空風條件不滿足要求，火箭無法安全發射，如果發射時發生爆炸，附近的房屋可能會受到影響。spacex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天氣模型，表示發射條件足夠安全，要求免除發射禁令，但faa拒絕了。
實際上，控製室裏沒有faa的人，而且發出的規則指令有一點點模糊（雖然也不是非常模糊），所以發射主管默默地轉過臉去，抬起頭看著馬斯克，似乎在問他發還是不發，馬斯克默默點了點頭，火箭就升空了。“整個過程十分微妙，”科尼格斯曼說，“那是埃隆典型的做法：通過點頭來示意做出一個冒險的決定。”
火箭發射過程很完美，天氣不是問題，雖然火箭在6英裏外試圖垂直著陸時失敗了。faa就spacex無視天氣準則展開了調查，並對spacex提出兩個月內不得開展發射測試，但最終沒有做出嚴厲的懲處。
作為工作的一部分，科尼格斯曼寫了一份關於該事件的報告，他並沒有粉飾spacex的行為。“faa既無能又保守，這樣的官僚機構可真糟糕，但我們還是應該在發射之前得到他們的簽字批準，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科尼格斯曼告訴我，“我知道，當faa說我們不能發射時，埃隆已經下令發射。所以我寫了一份真實的報告，陳述了這些情況。”他希望spacex和馬斯克本人承擔責任。
馬斯克可不欣賞這樣的態度。“他的看法與我不同，一說起這個，他就很敏感——特別敏感。”科尼格斯曼說。
科尼格斯曼是spacex的元老級員工，從篳路藍縷的創業初期一路走來。馬斯克不想立即解雇他，但是撤銷了他的監督職責，在幾個月後讓他體麵地離開了。馬斯克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他說：“多年來你的工作都很出色，但最終每個人都會有退休的那一天，現在就是你退休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