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匈奴、鮮卑、烏桓、羌諸族的問題，都要從記憶中的曆史上，尋找解決的辦法。
這是族運之爭，決定千年族運的爭奪，而這方才是這個世界，楊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獲。
命運掠奪的氣運，也就是這千年來，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爭奪的氣運。
隻要楊伊能厘定這千年氣運的歸屬，那麽命運懷揣的那些氣運，也不會被它支配了，這才是真正決定勝負的方式。
至於百戰，那隻是一個幌子，楊伊怎麽會在規劃好的棋盤上下這盤棋呢？
幾個世界的積累，讓她窺破了這場征戰，最終勝負的方式，不是百戰百勝，而是以心決勝。
這本來就是一個個虛幻的世界，若是楊伊還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戰百勝，隨著命運的逐漸加碼，她必然會有翻車的可能性。
這怎麽允許！
所以，在不知不覺間，楊伊將這一次的比拚，演化到了極致，一舉決定千年族運的演化歸屬，而這之後的千百年間，所有的王朝沉浮，誕生的人道龍氣，都將被她一舉吞下。
這由不得命運來做主了，他隻是一個倉庫管理員，倉庫裏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個個王朝，它們有自主選擇歸屬的權利。
坐鎮在襄陽，但是楊伊卻望向北域，這一局，她將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千年族運之歸屬，而腦海中，那無數的曆史片段，就是她勝負的關鍵。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軍用武力降服了準噶爾蒙古部落，徹底瓦解了蒙古人對清朝的威脅。
但必須要看到，清朝絕不是單純通過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還輔以了係統性的政治手段，正是這種軟硬兼備的策略，才使其再無“北患”。
清朝對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廣的大概就是“減丁製度”和“藏傳佛教”。
實際上的“減丁製度”根本就是個謠傳；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為，《外蒙古行記》中談到，當地蒙古人曾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清王朝長期統治之後，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
這段話從數據上根本站不住腳，每個時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諸多夷族加起來也就五百萬左右的人口，而這就是草原容納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樣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隻會少不會多。
之所以，會有這種說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滿於清王朝的統治，為仇恨而宣揚的。
而且，從從史料的角度上說，也沒有任何可以佐證“減丁政策”的蛛絲馬跡，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實。
而另一個主要觀點，藏傳佛教的影響到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
但藏傳佛教的興盛，顯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過宗教施加影響是一個更柔性的因素，因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對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說中原地區也曾流行過外來宗教，但宗教並沒有深刻改變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
更何況，蒙古地區從原始的薩滿教轉向藏傳佛教的進程，從蒙古帝國時期就開始了，而這時候滿族作為一個民族還遠遠沒有出現。
所以，隻能說滿族人有意識的借助了它的影響，而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選擇，二者間的主次關係是有很大區別的。
自從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帝國後，彪悍的蒙古鐵騎就像狂風一般席卷了整個世界。
但必須得承認，當時的蒙古帝國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設實在是不值一提；別說高等級的文明特征，就連文字都沒有，宗教也停留在殺生祭祀的原始階段。
因此，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幾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當地文化同化。
進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漢文化，中亞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觸了藏族之後，大量蒙古人開始轉信了藏傳佛教。
作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闊端與薩迦班智達（薩迦派，俗稱花教）的涼州會盟。
但必須要注意一點，元朝被重新攆到草原牧馬之後，蒙古人的宗教係統退化了，重新迴到了原始的薩滿教階段。
直到明神宗萬曆六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俺達汗的“青海之晤”後，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遺忘的藏傳佛教。
這就是為什麽，蒙古地區大多數人信奉黃教（格魯派）而不是薩迦派的原因；要知道涼州會盟時，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格魯派的教派存在。
隨著俺達汗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衛拉特法典》的頒布，從律法上約定了佛教的國教地位。
法典不但規定了僧人的來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但此人的親戚可用牲畜贖迴獻身者，是王公則出牲畜五頭，是平民則出牲畜三頭”。
還詳細規定了僧人的特權，“向喇嘛及班第（上層喇嘛的徒眾）征用大車者，處以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賤役者，處以馬一匹的財產刑”、“掠奪僧侶所屬愛馬克者，處以鎧甲百領、駝百隻、牛千頭之財產刑”。
但有意思的是，幾十年過去後，並沒有證據表明，蒙古地區的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隻是借助宗教的手段來消磨蒙古人，而不是僅憑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脅。
但公允的說，佛教的繁盛確實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清王朝初年，各部統計的蒙古族人口約為216萬人，到了清末，僅剩下171萬人。
要知道，當時清朝整體人口呈現爆發式的增長，唯獨蒙、藏這兩個佛教繁盛的地區人口增長停滯。
藏地生存環境比較惡劣，人口增長曆來都比中原緩慢，但蒙古地區則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
大量的僧伽階層確實對蒙古的社會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並不止於人口的減少，還在於寺院供養也是對社會財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這種分配，越來越呈現向少數人的聚集。
有資料記載，每個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兩白銀的供養成本，和當時要上戰場搏殺的八旗兵基本上一個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數據計算，蒙古地區每年都要為此支付1250萬兩白銀，平均每戶牧民每年都要承擔8兩左右的白銀。
應該公允的說，滿清政府是通過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將蒙古人民進行了人群劃分，將整個蒙古劃分為僧人和俗人兩個部分，並通過鼓勵供養的方式，誘導了大量蒙古人投身於信仰。
曾有人傳說，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個兒子中，必須有一個出家的傳聞，這肯定不是真實的，沒有任何一部蒙古史書有過類似記載。
畢竟不需要奮鬥就能擁有衣食無憂的生活，又有多少人會拿起刀來拚命呢？
另外，滿清政府對蒙古地區大活佛的冊封也有著政治考量，本來整個蒙古地區都以喀爾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係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將章嘉唿圖克圖活佛世係扶持起來，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東格魯派；這實際上，攤薄了外蒙活佛世係的權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還采取了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他們在蒙古地區推行的“盟旗製度”了。
作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區最重要的政治製度之一，蒙古盟旗製度從明天啟四年，後金天命九年開始實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部東歸全部入旗為止，曆時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製度有效的解決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領權利過大的問題，將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劃分了固定的牧區，割斷了各部之間的傳統聯係。
更重要的是，從前從屬於一位首領的大部落，被劃分為好幾個旗，每個旗都有各自的劄薩克（執政官），直接向清王朝負責。
在編旗的過程中，遵循如下原則:
1、原來的領主能否成為紮薩克，並不完全取決於其原來的成分，還要考慮其政治表現，如對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貢獻大小；
2、編製戶口時要重新考慮，使之大體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實力太大；
3、編製牛錄，基本是按照整齊劃一的標準進行，使之更像軍隊，這樣更加容易指揮；
4、登記戶口，保證兵源；
5、牧地一經劃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畝，違者要受到處罰。
盟旗製度實施後，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勢力，將曆代都異常頭痛的北方邊患化解於無形。
以至於，連長城都失去了意義，康熙帝曾頗為自詡的說:“普秦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恩施於喀爾喀，是指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簡單點說，清政府的蒙古盟旗製度是另一套人群細分政策；將整個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個個稀碎的牧場藩籬之內，讓這些奔馳的烈馬，失去了縱情馳騁的遼闊草原。
另外，這個政策還有一個令人細思恐極的內核，製定這一政策的政治家，對於草原部族的性格特點掌握之透徹，實在令人發指。
要知道，草原部族之間自古以來就不太團結，各部落之間的掠奪和仇殺司空見慣，大部落正是用這種優勝劣汰的方式壯大自己，最終便會出現，成吉思汗這樣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國這種龐然大物。
但你不能說，這是草原部族中人的性格上有什麽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環境造成了這種情況。
隨時隨地的遊牧生活，讓草原民族難以固化，各部落之間相距甚遠，談不到有什麽親情和睦。
而且，遊牧的生活，抵禦災難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發生災害，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所有人都會拿起武器，去掠奪別的部落和國家。
既然這樣，那就一種劃分牧場的方式來固化民眾，讓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區域，這樣彪悍的草原部族便和農耕文明的漢人沒什麽區別了，失去了馳騁的草原，在烈性的駿馬也得低頭。
而除此之外，通婚、分化拉攏蒙古王公等等，就隻是普通的政治手段，不過也正是在這些手段疊加作用下，清王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邊患。
為此，楊伊在闡述了自己的想法，由翰林眾學士探討，一個簡陋的八旗製度出台，草原部族隻能有八旗，各旗各有其地，不得擅自跨越。
由大漢朝做為裁判，厘定八旗所屬草原，限製活動範圍，也保證不會因為廝殺誕生一個霸主。
定下製度，草原上就將有八個部族了，這八個部族之間，有著嚴格的界限，將來的十年內，會一一築城，分割這八個部族。
其外就是文字、曆史了；允許保留自己的文字，但是必須使用漢言。
種種手段，隻是為了不讓草原上誕生霸主，草原上的族群，本來就沒有民族之分的，今天可以說是匈奴人，但是被烏桓人打敗了，那就是烏桓人，被鮮卑人打敗了，那就是鮮卑人。
隻有一個部族太過強勢，至少延續百年霸業之後，方才可能成就一族，可若不能在整個華夏成為霸主，那這一族，也隻是煙花一般綻放消失。
畢竟，在第一次決定霸主的戰役中，是漢民族勝利了，兩漢數百年，終究讓匈奴人滅亡了，而漢之後，有魏，有晉，還有隋唐，匈奴卻已然消逝。
這才是族運之爭，才是天命在漢不在夷。
劉豹既然已死，劉淵俯首，那麽這八旗製度就可以從南匈奴中開始推行了，厘定南匈奴的地盤，劃分草原八旗，收服秦漢故地，這才是季漢王朝該做的事。
至於遠在千裏之外的荊州，正在發生的戰事，和這一舉決定千年族運的大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不過，在這個時代來說，卻是兩者並重，季漢王朝隻有再次一統天下，方才能真正的決定族運，方才有這個資格。
這是族運之爭，決定千年族運的爭奪，而這方才是這個世界，楊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獲。
命運掠奪的氣運，也就是這千年來，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爭奪的氣運。
隻要楊伊能厘定這千年氣運的歸屬，那麽命運懷揣的那些氣運，也不會被它支配了，這才是真正決定勝負的方式。
至於百戰，那隻是一個幌子，楊伊怎麽會在規劃好的棋盤上下這盤棋呢？
幾個世界的積累，讓她窺破了這場征戰，最終勝負的方式，不是百戰百勝，而是以心決勝。
這本來就是一個個虛幻的世界，若是楊伊還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戰百勝，隨著命運的逐漸加碼，她必然會有翻車的可能性。
這怎麽允許！
所以，在不知不覺間，楊伊將這一次的比拚，演化到了極致，一舉決定千年族運的演化歸屬，而這之後的千百年間，所有的王朝沉浮，誕生的人道龍氣，都將被她一舉吞下。
這由不得命運來做主了，他隻是一個倉庫管理員，倉庫裏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個個王朝，它們有自主選擇歸屬的權利。
坐鎮在襄陽，但是楊伊卻望向北域，這一局，她將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千年族運之歸屬，而腦海中，那無數的曆史片段，就是她勝負的關鍵。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軍用武力降服了準噶爾蒙古部落，徹底瓦解了蒙古人對清朝的威脅。
但必須要看到，清朝絕不是單純通過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還輔以了係統性的政治手段，正是這種軟硬兼備的策略，才使其再無“北患”。
清朝對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廣的大概就是“減丁製度”和“藏傳佛教”。
實際上的“減丁製度”根本就是個謠傳；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為，《外蒙古行記》中談到，當地蒙古人曾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清王朝長期統治之後，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
這段話從數據上根本站不住腳，每個時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諸多夷族加起來也就五百萬左右的人口，而這就是草原容納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樣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隻會少不會多。
之所以，會有這種說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滿於清王朝的統治，為仇恨而宣揚的。
而且，從從史料的角度上說，也沒有任何可以佐證“減丁政策”的蛛絲馬跡，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實。
而另一個主要觀點，藏傳佛教的影響到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
但藏傳佛教的興盛，顯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過宗教施加影響是一個更柔性的因素，因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對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說中原地區也曾流行過外來宗教，但宗教並沒有深刻改變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
更何況，蒙古地區從原始的薩滿教轉向藏傳佛教的進程，從蒙古帝國時期就開始了，而這時候滿族作為一個民族還遠遠沒有出現。
所以，隻能說滿族人有意識的借助了它的影響，而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選擇，二者間的主次關係是有很大區別的。
自從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帝國後，彪悍的蒙古鐵騎就像狂風一般席卷了整個世界。
但必須得承認，當時的蒙古帝國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設實在是不值一提；別說高等級的文明特征，就連文字都沒有，宗教也停留在殺生祭祀的原始階段。
因此，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幾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當地文化同化。
進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漢文化，中亞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觸了藏族之後，大量蒙古人開始轉信了藏傳佛教。
作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闊端與薩迦班智達（薩迦派，俗稱花教）的涼州會盟。
但必須要注意一點，元朝被重新攆到草原牧馬之後，蒙古人的宗教係統退化了，重新迴到了原始的薩滿教階段。
直到明神宗萬曆六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俺達汗的“青海之晤”後，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遺忘的藏傳佛教。
這就是為什麽，蒙古地區大多數人信奉黃教（格魯派）而不是薩迦派的原因；要知道涼州會盟時，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格魯派的教派存在。
隨著俺達汗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衛拉特法典》的頒布，從律法上約定了佛教的國教地位。
法典不但規定了僧人的來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但此人的親戚可用牲畜贖迴獻身者，是王公則出牲畜五頭，是平民則出牲畜三頭”。
還詳細規定了僧人的特權，“向喇嘛及班第（上層喇嘛的徒眾）征用大車者，處以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賤役者，處以馬一匹的財產刑”、“掠奪僧侶所屬愛馬克者，處以鎧甲百領、駝百隻、牛千頭之財產刑”。
但有意思的是，幾十年過去後，並沒有證據表明，蒙古地區的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隻是借助宗教的手段來消磨蒙古人，而不是僅憑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脅。
但公允的說，佛教的繁盛確實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清王朝初年，各部統計的蒙古族人口約為216萬人，到了清末，僅剩下171萬人。
要知道，當時清朝整體人口呈現爆發式的增長，唯獨蒙、藏這兩個佛教繁盛的地區人口增長停滯。
藏地生存環境比較惡劣，人口增長曆來都比中原緩慢，但蒙古地區則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
大量的僧伽階層確實對蒙古的社會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並不止於人口的減少，還在於寺院供養也是對社會財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這種分配，越來越呈現向少數人的聚集。
有資料記載，每個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兩白銀的供養成本，和當時要上戰場搏殺的八旗兵基本上一個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數據計算，蒙古地區每年都要為此支付1250萬兩白銀，平均每戶牧民每年都要承擔8兩左右的白銀。
應該公允的說，滿清政府是通過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將蒙古人民進行了人群劃分，將整個蒙古劃分為僧人和俗人兩個部分，並通過鼓勵供養的方式，誘導了大量蒙古人投身於信仰。
曾有人傳說，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個兒子中，必須有一個出家的傳聞，這肯定不是真實的，沒有任何一部蒙古史書有過類似記載。
畢竟不需要奮鬥就能擁有衣食無憂的生活，又有多少人會拿起刀來拚命呢？
另外，滿清政府對蒙古地區大活佛的冊封也有著政治考量，本來整個蒙古地區都以喀爾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係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將章嘉唿圖克圖活佛世係扶持起來，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東格魯派；這實際上，攤薄了外蒙活佛世係的權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還采取了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他們在蒙古地區推行的“盟旗製度”了。
作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區最重要的政治製度之一，蒙古盟旗製度從明天啟四年，後金天命九年開始實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部東歸全部入旗為止，曆時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製度有效的解決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領權利過大的問題，將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劃分了固定的牧區，割斷了各部之間的傳統聯係。
更重要的是，從前從屬於一位首領的大部落，被劃分為好幾個旗，每個旗都有各自的劄薩克（執政官），直接向清王朝負責。
在編旗的過程中，遵循如下原則:
1、原來的領主能否成為紮薩克，並不完全取決於其原來的成分，還要考慮其政治表現，如對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貢獻大小；
2、編製戶口時要重新考慮，使之大體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實力太大；
3、編製牛錄，基本是按照整齊劃一的標準進行，使之更像軍隊，這樣更加容易指揮；
4、登記戶口，保證兵源；
5、牧地一經劃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畝，違者要受到處罰。
盟旗製度實施後，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勢力，將曆代都異常頭痛的北方邊患化解於無形。
以至於，連長城都失去了意義，康熙帝曾頗為自詡的說:“普秦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恩施於喀爾喀，是指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簡單點說，清政府的蒙古盟旗製度是另一套人群細分政策；將整個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個個稀碎的牧場藩籬之內，讓這些奔馳的烈馬，失去了縱情馳騁的遼闊草原。
另外，這個政策還有一個令人細思恐極的內核，製定這一政策的政治家，對於草原部族的性格特點掌握之透徹，實在令人發指。
要知道，草原部族之間自古以來就不太團結，各部落之間的掠奪和仇殺司空見慣，大部落正是用這種優勝劣汰的方式壯大自己，最終便會出現，成吉思汗這樣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國這種龐然大物。
但你不能說，這是草原部族中人的性格上有什麽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環境造成了這種情況。
隨時隨地的遊牧生活，讓草原民族難以固化，各部落之間相距甚遠，談不到有什麽親情和睦。
而且，遊牧的生活，抵禦災難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發生災害，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所有人都會拿起武器，去掠奪別的部落和國家。
既然這樣，那就一種劃分牧場的方式來固化民眾，讓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區域，這樣彪悍的草原部族便和農耕文明的漢人沒什麽區別了，失去了馳騁的草原，在烈性的駿馬也得低頭。
而除此之外，通婚、分化拉攏蒙古王公等等，就隻是普通的政治手段，不過也正是在這些手段疊加作用下，清王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邊患。
為此，楊伊在闡述了自己的想法，由翰林眾學士探討，一個簡陋的八旗製度出台，草原部族隻能有八旗，各旗各有其地，不得擅自跨越。
由大漢朝做為裁判，厘定八旗所屬草原，限製活動範圍，也保證不會因為廝殺誕生一個霸主。
定下製度，草原上就將有八個部族了，這八個部族之間，有著嚴格的界限，將來的十年內，會一一築城，分割這八個部族。
其外就是文字、曆史了；允許保留自己的文字，但是必須使用漢言。
種種手段，隻是為了不讓草原上誕生霸主，草原上的族群，本來就沒有民族之分的，今天可以說是匈奴人，但是被烏桓人打敗了，那就是烏桓人，被鮮卑人打敗了，那就是鮮卑人。
隻有一個部族太過強勢，至少延續百年霸業之後，方才可能成就一族，可若不能在整個華夏成為霸主，那這一族，也隻是煙花一般綻放消失。
畢竟，在第一次決定霸主的戰役中，是漢民族勝利了，兩漢數百年，終究讓匈奴人滅亡了，而漢之後，有魏，有晉，還有隋唐，匈奴卻已然消逝。
這才是族運之爭，才是天命在漢不在夷。
劉豹既然已死，劉淵俯首，那麽這八旗製度就可以從南匈奴中開始推行了，厘定南匈奴的地盤，劃分草原八旗，收服秦漢故地，這才是季漢王朝該做的事。
至於遠在千裏之外的荊州，正在發生的戰事，和這一舉決定千年族運的大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不過，在這個時代來說，卻是兩者並重，季漢王朝隻有再次一統天下，方才能真正的決定族運，方才有這個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