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情懷、個人道德，或許能約束一時，但是卻不能約束一世，真正的誌同道合，實際上也是大家的利益相同，這還得主導的那個人不貪而理智。
審配此時沉默良久，他審正南的聰慧，自然能明白陳曦說的是什麽意思，但是世家怎麽可能永遠和國同一個步調，終歸少不了國的利益和家的利益互相衝突的時候，有些可以調和，有些是不能調和的。
比如如今實行的察舉製，當初的製度是好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察舉製已經被世家把持，甚至會在幾十年後演變成完全為世家鞏固權位的“九品中正製”。
察舉製最初的時候也是有先進的一麵，從先秦時代的世官製演變而來，察舉製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
世官製的前身則是夏、商、西周實行世卿世祿製；到春秋戰國時，各國變法，開始改革舊有製度，為了富國強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幹出眾的人。
戰國時期出現的有軍功爵製度，興起養士之風，有權者招攬有才幹、善言辭的人才，不論出身，為國君、諸侯服務，到秦代則以辟田和軍功為選官依據，形成了世官製。
到了漢代，為了適應統治的需要，開始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製度，名為察舉製；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製度，也叫選舉；自高祖劉邦首下求賢詔，要求各郡國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此舉開察舉製先河，後惠帝、呂後執政期間詔舉孝弟力田，中選者經常受到賞賜，並免除一切徭役，至文帝時，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教化的鄉官，成為定員，察舉開始有了科目。
漢代察舉製度，嚴格地說是從文帝開始，他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且定下了對策和等第。
武帝時察舉製達到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其後，各種科目不斷充實，特別是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最初，考試是察舉製度的重要環節，被舉者經考試後，量才錄用，這樣既保證了選才標準能貫徹實行，選出真正的人才，還能保證競爭的相對公平，令寒門也有更進一步的可能。
察舉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斷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為多，是根據對專門人才的需要而設立。
這些科目，劃一由皇帝確定，按照舉期分類，察舉的科目可分為歲科與特科兩大類。
歲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祿四行；特科又分為常見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歲科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為最重要，特科中則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
文帝時要求舉賢良方正，武帝時要求舉孝廉，這都是察舉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標準分類，以“德”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為主的有尤異、治劇、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為先，在學問上則以“儒學”為主。
這就給了世家操縱的空間，逐漸的擠占上升的渠道。
在察舉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孝廉之設，始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視，後來孝廉規定為歲舉常科，才受重視，漸顯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這是對官吏的普遍要求。
舉孝廉者，基本上大部分是通儒學的士族或者豪強子弟，舉孝廉之後，前程遠大，升遷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和後世的科舉進士一樣，更被認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舉孝廉是以郡為單位，東漢時，和帝采納丁鴻和劉方的建議，改以人口為單位；郡國人口不滿10萬三歲舉孝廉一人；不滿20萬二歲舉一人，20萬歲舉一人；四十萬舉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
邊境偏遠郡國則適當放寬，隨著孝廉日益增多，又采納左雄建議，限年齡40歲以上才得舉，但此種限年法實行不久，就被廢除了。
察舉製中孝廉是門檻，此外還有種種，比如茂才。
本為察舉歲科之一的秀才，為避光武帝劉秀諱，改作茂才，起源於武帝元封五年。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禦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後才為歲舉，往往與孝廉並稱，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處是，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則多為現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鹹是丞相史，這些現任官吏舉茂才後，因本身資曆高，多起用為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為郎官（六百石）。
不過後來一些人操作好，先舉孝廉，再舉茂才，進而官運亨通。
孝廉和茂才是高官也就是世家主要的把持範圍，歲科還有一科是豪強的根基：廉吏。
廉吏同樣也是察舉歲科之一，察廉就是察舉廉吏的意思，被舉為廉吏者，多為低級官員，被舉後，按原職升補；而舉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為郎官，這是主要區別。
廉吏一般限於鬥食至六百石之吏員，而孝廉則開放予所有吏民。
察舉除了歲科之外，還有特科，也就是臨時開設的一些科目，比如光祿四行。
始於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以質樸、敦厚、遜讓、有行（或作節儉）是四種品行，也是光祿四行的選拔標準；光祿四行的舉主為丞相、禦史，被舉者為光祿勳的屬官。
武帝時，改郎中令置光祿勳，掌管宮廷宿衛及侍從之事，屬官有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諫大夫、謁者等，具上述四種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質樸的人，他們老老實實任職，沒有什麽突出成績，長時間也沒有得到提升，所以設立此科，每年從他們之中選拔一至兩人，予以升遷，這實際上是皇帝提拔一些自己看重的人，特設之科目，隻看道德。
隻看道德的還有賢良方正科，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因此察舉製中就有設立賢良方正科。
賢良方正科，始置於文帝二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此科被舉者皆由帝王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直為九卿者，這一科也是皇帝聖心獨裁的一科，多出道士。
特科還有一科名為賢良文學科；這一科選拔的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也注重文化質素，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備，這一科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備，又有良好的經學底蘊，這一科多授予天下聞名的文宗，出過許多名人，比如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地位顯赫，成就卓異。
特科還有一直言極諫科，主要是授予敢於指出上位者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通常被稱為諍臣。
這一科一般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無私才能無畏，才敢於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就有了後來的“文臣死諫”的說法。
特科有一科為孝弟力田，始於惠帝四年，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為這是兩種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這是兩種高尚的品格，因為它們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
至於力田，因為是農業社會，以農為本，農業為生之本，所以希望百姓勤於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此科多出對農學有大功者。
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而後把明經特立為一科，說明經學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大部分的讀書人自幼苦讀經書，目的都是為了應舉、入仕。
漢代治國是儒、法並用的，選官時既選拔通曉儒學的儒生，也選拔通曉律令的人才，因此還設立了明法一科，作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武帝時令舉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習法令，足以決疑，這是設明法科的開始。
自大儒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的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符；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和人相類相通，天能幹預人事，人的行為亦能感應上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著天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
君臣們大都認為陰陽災異與國家政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在察舉的特科中設立明陰陽災異一科，選拔有關人才。
漢代察舉科目中的特科自然也有武人的一席之地，比如勇猛知兵法科；作戰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軍作戰，這就是此科所選之人才。
此科始於成帝元延元年，這一年發生日蝕，成帝恐天下有變，下詔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察舉製每一科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逐漸的以德行為重，這德行如何，百姓是無法傳揚的，隻有士族來傳揚名聲，也逐漸被士族把持。
到了恆帝年間，甚至有童謠傳：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雞。
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的茂才們根本不懂經典，而那些品德高尚因孝順而聞名的孝廉，真實的情況卻是父母被趕出家門，無所依靠。
而那些所謂的寒門中清正廉潔的人，則更是品德敗壞，道德低下如汙泥一樣令人厭惡。
被舉薦的士族子弟和那些勇武猛將，實際上卻是怯懦不敢擔當，膽子如雞一樣小的人。
如今，這已經成為了天下大勢，世家豪強實際上把持了天下，恆，帝、靈帝都想要改變，扶持外戚和宦官，掀起了一場“戰爭”，史稱“黨錮之禍”。
這一場戰爭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則被鎮壓。
這其中，皇帝一直在拉偏架，是最重要的原因，當然言論和史學家則多同情士大夫一黨，這當然也是正常的，畢竟把持言論的和那些史學家，實際上一直都是黨人一脈，他們這時候是士族、世家、豪強，以後則是士大夫。
不過黨錮之禍雖然接連贏了兩次，但是世家豪強的反噬也傷及了大漢王朝的根本，自黃巾之亂開始，張舉、張純等人叛亂、白波軍叛亂，這一係列席卷北方以及中原地區的叛亂，為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而這背後，幾州的世家豪強，功勞是極大的，可以說就是主使，當然，他們的目的最初可能不是為了讓大漢朝滅亡，可能隻是為了爭權奪利，可能隻是不滿兩次黨爭的結果。
不過最終，一次席卷了天下的亂世，前後將近百年的亂世，自光武帝再興漢室這一百多年的平靜，生養的人口，全都被葬送。
這是一段極其殘酷的曆史，這種亂世開端，楊伊想要試一試能不能直接從源頭掐滅，第一步就是把幽州、冀州的世家全都掃進垃圾堆裏。
拔除世家的統治，以塢堡製進入鄉裏，上傳直達，減少中間的環節，讓從中間漁利的那些豪強也一同滅亡，直接把世家豪強的隱戶給揪出來，讓他們喪失動亂的基礎。
這麽做下去，定然是人頭滾滾，但是不這麽做，那麽就是後續百年的亂世，雖然這個世界隻有三年的時間，但是某種程度上來說，卻也是真實的。
楊伊敢於下這個決定，她有承擔的覺悟和能力，也有一些誌同道合的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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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時要求舉賢良方正，武帝時要求舉孝廉，這都是察舉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標準分類，以“德”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為主的有尤異、治劇、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為先，在學問上則以“儒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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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這是對官吏的普遍要求。
舉孝廉者，基本上大部分是通儒學的士族或者豪強子弟，舉孝廉之後，前程遠大，升遷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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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舉製中孝廉是門檻，此外還有種種，比如茂才。
本為察舉歲科之一的秀才，為避光武帝劉秀諱，改作茂才，起源於武帝元封五年。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禦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後才為歲舉，往往與孝廉並稱，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處是，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則多為現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鹹是丞相史，這些現任官吏舉茂才後，因本身資曆高，多起用為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為郎官（六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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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和茂才是高官也就是世家主要的把持範圍，歲科還有一科是豪強的根基：廉吏。
廉吏同樣也是察舉歲科之一，察廉就是察舉廉吏的意思，被舉為廉吏者，多為低級官員，被舉後，按原職升補；而舉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為郎官，這是主要區別。
廉吏一般限於鬥食至六百石之吏員，而孝廉則開放予所有吏民。
察舉除了歲科之外，還有特科，也就是臨時開設的一些科目，比如光祿四行。
始於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以質樸、敦厚、遜讓、有行（或作節儉）是四種品行，也是光祿四行的選拔標準；光祿四行的舉主為丞相、禦史，被舉者為光祿勳的屬官。
武帝時，改郎中令置光祿勳，掌管宮廷宿衛及侍從之事，屬官有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諫大夫、謁者等，具上述四種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質樸的人，他們老老實實任職，沒有什麽突出成績，長時間也沒有得到提升，所以設立此科，每年從他們之中選拔一至兩人，予以升遷，這實際上是皇帝提拔一些自己看重的人，特設之科目，隻看道德。
隻看道德的還有賢良方正科，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因此察舉製中就有設立賢良方正科。
賢良方正科，始置於文帝二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此科被舉者皆由帝王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直為九卿者，這一科也是皇帝聖心獨裁的一科，多出道士。
特科還有一科名為賢良文學科；這一科選拔的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也注重文化質素，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備，這一科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備，又有良好的經學底蘊，這一科多授予天下聞名的文宗，出過許多名人，比如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地位顯赫，成就卓異。
特科還有一直言極諫科，主要是授予敢於指出上位者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通常被稱為諍臣。
這一科一般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無私才能無畏，才敢於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就有了後來的“文臣死諫”的說法。
特科有一科為孝弟力田，始於惠帝四年，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為這是兩種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這是兩種高尚的品格，因為它們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
至於力田，因為是農業社會，以農為本，農業為生之本，所以希望百姓勤於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此科多出對農學有大功者。
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而後把明經特立為一科，說明經學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大部分的讀書人自幼苦讀經書，目的都是為了應舉、入仕。
漢代治國是儒、法並用的，選官時既選拔通曉儒學的儒生，也選拔通曉律令的人才，因此還設立了明法一科，作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武帝時令舉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習法令，足以決疑，這是設明法科的開始。
自大儒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的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符；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和人相類相通，天能幹預人事，人的行為亦能感應上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著天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
君臣們大都認為陰陽災異與國家政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在察舉的特科中設立明陰陽災異一科，選拔有關人才。
漢代察舉科目中的特科自然也有武人的一席之地，比如勇猛知兵法科；作戰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軍作戰，這就是此科所選之人才。
此科始於成帝元延元年，這一年發生日蝕，成帝恐天下有變，下詔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察舉製每一科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逐漸的以德行為重，這德行如何，百姓是無法傳揚的，隻有士族來傳揚名聲，也逐漸被士族把持。
到了恆帝年間，甚至有童謠傳：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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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的茂才們根本不懂經典，而那些品德高尚因孝順而聞名的孝廉，真實的情況卻是父母被趕出家門，無所依靠。
而那些所謂的寒門中清正廉潔的人，則更是品德敗壞，道德低下如汙泥一樣令人厭惡。
被舉薦的士族子弟和那些勇武猛將，實際上卻是怯懦不敢擔當，膽子如雞一樣小的人。
如今，這已經成為了天下大勢，世家豪強實際上把持了天下，恆，帝、靈帝都想要改變，扶持外戚和宦官，掀起了一場“戰爭”，史稱“黨錮之禍”。
這一場戰爭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則被鎮壓。
這其中，皇帝一直在拉偏架，是最重要的原因，當然言論和史學家則多同情士大夫一黨，這當然也是正常的，畢竟把持言論的和那些史學家，實際上一直都是黨人一脈，他們這時候是士族、世家、豪強，以後則是士大夫。
不過黨錮之禍雖然接連贏了兩次，但是世家豪強的反噬也傷及了大漢王朝的根本，自黃巾之亂開始，張舉、張純等人叛亂、白波軍叛亂，這一係列席卷北方以及中原地區的叛亂，為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而這背後，幾州的世家豪強，功勞是極大的，可以說就是主使，當然，他們的目的最初可能不是為了讓大漢朝滅亡，可能隻是為了爭權奪利，可能隻是不滿兩次黨爭的結果。
不過最終，一次席卷了天下的亂世，前後將近百年的亂世，自光武帝再興漢室這一百多年的平靜，生養的人口，全都被葬送。
這是一段極其殘酷的曆史，這種亂世開端，楊伊想要試一試能不能直接從源頭掐滅，第一步就是把幽州、冀州的世家全都掃進垃圾堆裏。
拔除世家的統治，以塢堡製進入鄉裏，上傳直達，減少中間的環節，讓從中間漁利的那些豪強也一同滅亡，直接把世家豪強的隱戶給揪出來，讓他們喪失動亂的基礎。
這麽做下去，定然是人頭滾滾，但是不這麽做，那麽就是後續百年的亂世，雖然這個世界隻有三年的時間，但是某種程度上來說，卻也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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