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假日,第二人民醫院掛號、繳費隊伍已從門診大廳一直排到了醫院大門口,整整六條長龍。我一看這陣勢自然被嚇得不輕,好在這所醫院的幾位腦外科主任和精神科醫生我都還認識。進了醫院,我按吳主任的吩咐直奔住院部,並且在神經外科病房找到了張主任。在張主任的安排下,我做了一係列常規檢查,其中就包括腦電圖的檢查。


    在中心工作了這麽久,我很清楚腦電圖檢查的意義之所在。出現失神、遺忘、驚厥、抽搐、暈厥這類的症狀,在懷疑為癔症的同時,醫生肯定都會要求患者去做一下腦電圖檢查,因為癲癇患者也會有上述症狀。癲癇和癔症這兩種病的發病狀況很相似,經常會被誤診。常規腦電圖檢查,如果出現“癇樣波”,可以斷定是癲癇,癔症患做常規腦電圖檢查通常是不會有異常波的。


    我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患有癲癇,所以在腦電圖檢查結果正常的狀況下,我要求醫生再給我做一次腦電圖誘發癔症實驗。按照檢查室醫生的吩咐,我睜眼或閉眼,每分鍾換氣20次。在過度換氣的誘發狀態下,我的腦電圖顯示依然正常。癔症患者在誘發狀態下腦電圖顯示很可能出現異常波樣,然而,腦電圖顯示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患有癔症的可能性。張主任告訴我,如果對於檢查結果還存有疑慮,可以抽空到醫院做一次24小時腦電圖監測。我點頭謝過張主任,當時內心十分矛盾。


    我很不願意相信自己患有“癔症”,在做檢查之前,我是提心吊膽的。可是,在做誘發實驗的時候,我卻希望醫生告訴我,“腦電圖結果顯示你確實患有癔症”。與那些威脅我生命的“未知”事物相比,被診斷為“癔症”大概會讓我好過一點。畢竟,癔症是一種疾病,我知道問題出在哪,就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和途徑。反之,如果這一切詭異事件的根源真的不在“我”身上,我又能怎麽去解決它?


    出了外科大樓,我一邊朝醫院停車場方向走,一邊拿著手機不斷撥打一個電話號碼。打我走進醫院起,就在不斷撥打這個手機號。起初,手機那端是電腦語音提示“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等我做完了檢查出來,再一打,語音提示變成了“您所撥打的用戶已欠費”。這又關機又欠費的,讓我頓時心生懷疑——是不是我之前對他的態度不好,朱弟弟把我拉黑了?我仔細迴想了自己最後一次跟他碰麵的情況,覺得我並不算得罪他,他不是還給我遞眼藥水麽?我連忙用手機登陸支付寶,在網上幫這廝充了10塊錢的話費,再打,依然欠費。我再一次登陸支付寶,又幫他再充10塊,還是欠費。如此,我一路走向停車場,一路十塊十塊地幫他充話費,前前後後加起來也充進去了一百來塊,他的手機卻依然是欠費狀態。我不知道這貨究竟欠了移動公司多少銀兩,但此刻我實在是著急找他,一咬牙、一跺腳,我豁出去,又充了一次。這次,我充進了兩百元巨款!


    當我再次撥打朱弟弟的手機,手機那頭傳來《衝動的懲罰》,我覺得刀郎的歌聲從沒像現在這樣感人肺腑過,我聽著那彩鈴,感動得就要落淚了。三百塊錢話費啊喂!


    “喂……”


    彩鈴過後,手機那端傳來了朱弟弟聲音,依舊是一副沒有睡醒的狀態。


    我說,“我是劉欣楊。”


    他說,“知道。”


    我問:“你吃中午飯沒有?”


    他說:“還沒。”


    我說,“那你趕緊起來,我請你吃飯,就在二醫附近的韓國紙上燒烤吧……你快點!”


    他說:“哦。”,然後掛掉了電話。


    掛掉朱弟弟的電話,我也走到了停車場。我滿腦子都想著要把檢查結果告訴吳主任,並問他接下來要怎麽辦。於是,我自然沒有留意到此前朱弟弟那聽起來十分平常的語調中暗暗隱藏著興奮與歡樂。


    我拉開車門,吳主任正在車內小睡,他顯然睡得不沉,我剛上車他就醒了過來。他揉了揉臉,扭頭問我情況如何。我說,檢查結果一切正常。吳主任似乎也料到了會是這個結果,他沉眉思索片刻,接著要我係好安全帶。


    “小劉,你也別想了。我們先去吃個午飯,然後去找一下你那位表舅媽單位的領導。既然你覺得昨天去的那屋子透著古怪,今天我們就上那屋子裏瞧瞧去。”


    聽吳主任這麽一說,我有些著急了。我問他:“您不是從來不信鬼神之說的嗎?怎麽突然想起去那屋瞧瞧了?”


    他笑了笑,“我不是不信鬼神,是不喜歡妄議沒有根據的事情。不論怎麽說,那家人、那棟屋也算是你現在的一個心結,不去看看怎麽成呢?你現在聽到的關於那家人、那屋的事,都是傳聞。如果傳聞有據可依,它可能就與你現在的狀況有關聯。如果傳聞沒有根據,我們更要把它弄清楚,這樣你心裏也安穩。除此之外,當下我們還能找到其他突破口嗎?”


    吳主任的分析很有道理,不過,其他突破口倒不是完全沒有。我想起與朱弟弟的約定,對吳主任說,“我約了一個人,他跟這件事多少也有那麽一點兒的關聯。我們現在去韓國紙上燒烤,正好,對於我最近的事情,我有很多疑問想要去問他。”


    吳主任問我約了什麽人,我告訴他,就是送給我小葉紫檀木掛珠的那位年輕人,我最近遭遇的一連串事情,都是從得到那串木珠掛墜開始的。對於神奇的朱弟弟,吳主任早就從我這裏聽說過,但他並不認同我對這件事情的歸因傾向性。


    中午1點剛過,我跟吳主任抵達韓國紙上燒烤,當時,距離我打電話給朱弟弟不過二十來分鍾。然而,當吳主任找地方把車給停好,我倆並肩走到韓國紙上燒烤那家店門口的時候,我看見朱弟弟正安靜地蹲在店鋪旁的花壇邊上。他穿著一條灰藍色水洗牛仔褲,咖啡色的t恤將他那兩條白白淨淨的手臂襯托得尤為顯眼。艾瑪,好一位弱質青年。


    朱弟弟看到我與吳主任的瞬間,忽然愣了一下,接著,他好像是想從花壇邊站起來,卻是一個趔趄,差點沒從花壇上栽下來。當他好不容易找到平衡踉踉蹌蹌紮穩了步子,我與吳主任已經走到他麵前了。


    “幹嘛啊,一見麵就五體投地想要拜我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一看到朱弟弟的臉,就忍不住想要戲弄他。不過當時吳主任就站在我旁邊,我那玩世不恭的女流氓調調,在吳老麵前多少也收斂了一點。於是,見朱弟弟沒吭聲,我拍拍他的肩膀介紹道:


    “朱弟弟,這位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領導吳主任。吳主任,這家夥就是我跟你說的那位朋友,他叫……哎……朱弟弟,你叫什麽名字來著?”


    我那混賬的語調惹得吳主任直給我拋白眼,不過朱弟弟倒是不太介意地樣子。


    “我叫朱由儉。”他說。


    我聽著這名字有點耳熟,“豬油剪”、“豬油剪”,一把沾滿了豬油的剪刀,天知道他的父母在給他取名字的時候腦子裏想著些什麽。吳主任聽朱弟弟報出名字之後,反應卻跟暗暗發笑的我全完不同。他愣了一下,接著點頭笑了起來。


    “名字可真貴氣,是跟明光宗朱由檢同姓同名嗎?”吳主任問。


    朱弟弟搖了搖頭說:“不一樣,他是檢查的‘檢’,我是儉樸的‘儉’。”


    “噢,原來如此。”


    由於我文化水平不高,曆史啥的更是沒好好學過,當時我並沒有聽明白吳主任跟朱弟弟說的是什麽。一塊進餐廳,我才問吳主任:“明光宗是誰?”


    吳主任彈了一下我的額頭,頗有些恨鐵不成鋼的味道。


    “你平時在家,就不能多看一點書?明光宗朱由檢是明朝最後一位皇帝。”


    我一聽,這才恍然大悟,我是說這名字有點耳熟,原來是吊死在煤山的那位亡國君主。我聽人說過,這人特節儉,韃子打進來的時候,他的國庫裏還存了不少銀子舍不得花呢。有錢不拿出來招兵買馬,苦巴巴地存著,最後全便宜了韃子。我扶著朱弟弟的肩膀,湊過去小聲問道:“你怎麽跟那個財迷的亡國皇帝名字一樣啊?多晦氣……”


    朱弟弟看來很不滿意這個說法,他扭頭道:“我是節儉的儉。”他那模樣,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們找了個位置坐下來後,朱弟弟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忽然問我:“我給你的掛珠,你怎麽沒戴?”


    我“啊”了一聲,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這才發現,那串木珠沒在脖子上。我想了好一會兒,終於想起來,在遭遇夢魘的第二天晚上,我好像在一時氣憤之下把那串木珠扔在寫字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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