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天,兩位年過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風塵仆仆地從柏林來到了蘇黎世,這兩個學者就是普朗克和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論的天才創始人,也是一個具有廣泛科學興趣和敏銳直覺的物理學家,他還是高度評價相對論的內在嚴整和諧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說感覺到愛因斯坦的理論將長期決定物理學的研究方向,這些研究將帶來不能預先確定的、但對科學和文化的所有領域無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學院院士中無可爭議的權威,不隻是科學上的,還有道德上的權威,全力讚譽著愛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貴族,循規蹈矩,舉止文雅沉著,姿態端莊,在柏林官場以及德意誌年輕軍官中廣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個政治型的大學者。一方麵,他是20世紀最大的化學家之一;另一方麵,他又對德意誌民族的對外擴張特別感興趣。有人說能斯特是一個具有驚人的積極性和能量的人,是一個天生的組織者、一位深邃(sui)的和獨創的思想家。


    這兩個大學者來蘇黎世幹什麽?觀光?旅遊?都不是,他們是帶著德意誌的使命來拜訪愛因斯坦的。


    當時的德國,不斷地湧現出了很多的專門的國家科學機構。在這些機構中,毫無疑問,理論研究一定會帶來大量的預先不可能確定的實際效果。


    為了從英國那裏奪取科技和工業發展的優勢,以“鐵血政策”重新劃分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日耳曼帝國特別強烈地希望使理論思維的實力集中於增強工業和軍事競爭的勢力。


    金融寡頭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計劃,宣布建立以受過加冕禮的倡議者的名字命名的協會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協會”就這樣誕生了。“威廉皇家協會”是由銀行家和工業家們組成的,他們對研究所提供資助,研究所則給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授予元老稱號、特製的長袍和參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權利。


    在德意誌為上的德國人心目中,有誰會反對這種前途呢?威廉皇家研究所準備吸收最優秀的科學家們參加,他們可以獲得比較優厚的酬勞,沒有教學任務,有權進行任何個人感興趣的研究。


    挑選學者的具體工作就是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負責的。普朗克和能斯特聯名向上司報告:隻有把愛因斯坦請來,柏林才能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物理學研究中心。


    我的作文素材


    愛因斯坦經過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受到了科學界人士的肯定。


    這是一種需要勇氣的非凡眼力。在德國人眼裏,愛因斯坦是個“怪人”。年紀小的時候,愛因斯坦就毅然放棄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國人。忠君、愛國、英勇、服從,這些德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愛因斯坦的嘲笑,他把這些東西叫做愚蠢和盲目。


    顯然,要把這樣一個“怪人”拉迴到德國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需要具備多大的吸引力啊!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釣餌”是誘人的:


    第一,請愛因斯坦擔任正在籌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長。這個建議似乎很奇怪。隨便誰來領導一個研究機構,恐怕都比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雲端翱(áo)翔的愛因斯坦教授強。可是不要緊,所長隻是一種代表地位和榮譽。他如果高興,可以提供一些建議;如果不高興,也可以撒手不管,因為日常事務自有常務秘書辦得妥妥帖帖。


    第二,選愛因斯坦當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沒有薪水的榮譽頭銜的,但愛因斯坦就任的是實任院士,年薪1200馬克。


    第三,聘愛因斯坦為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教授有授課的權利,但卻沒有講課的義務。講多講少,講課的內容和時間,均由他自行安排。大學裏的一切事務,他一概可以不聞不問。


    這個一攬子方案,真不愧是網羅愛因斯坦的妙計。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義和能斯特的實幹精神合作的產物,他們算是摸透了愛因斯坦的心思,愛因斯坦不能不動心了。


    在這個世界上,還企求什麽呢?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裕的研究時間、不受任何束縛和幹擾、全心全意進行相對論研究,實在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可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愛因斯坦的內心並不是坦然的。在他看來,移居普魯士首府——這個德意誌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窩,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學時代,他離開出生地,就是企圖從那時起能放棄德國國籍,以便與軍事操練和“黷武氣息”一刀兩斷。現在,難道還要返迴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大本營去安家定居?甚至還要去當普魯士皇家機構的官員?


    再說,米列娃怎麽辦呢?德國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歡德國人。柏林那種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遠不會喜歡的。


    還有一點,愛因斯坦這時候已經對自己的創造性有了一種隱隱的憂慮。他曾對蘇黎世的摯友說過:“柏林的先生們把我當成豢(huàn)養的產卵雞,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下蛋!”


    我的作文素材


    聲譽之下的愛因斯坦,總能保持冷靜的謙虛。


    愛因斯坦陷入了深深的猶疑不定之中。“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國在等待著你!”普朗克以他自以為最神聖的感情勸說著愛因斯坦。


    “可是,我是個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說,“德國真的會歡迎我嗎?”


    “德國歡迎的是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風度與外交辭令恰到好處。


    “但是”,愛因斯坦打斷他們的話,笑著說,“這算得了什麽呢?朗之萬說過,全世界隻有12個人懂相對論。”


    “這一點我們同意。可是,在這12個人裏,倒有8個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負地大笑起來。


    愛因斯坦也笑了。確實,柏林是當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那裏擁有一流的設施、一流的人才,確實是研究與推廣相對論的最佳地點。


    “這樣吧,”愛因斯坦麵對難題時的幽默又表現出來了,“你們二位先生先去玩幾天,等你們再迴蘇黎世,我到車站來接你們。”


    普朗克與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裏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紅玫瑰花,就是‘去柏林’。”愛因斯坦作出了一個浪漫的決定。


    當普朗克、能斯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郊外返迴蘇黎世火車站時,一束紅玫瑰花在愛因斯坦手裏盛開著,他們的心放下了。


    我的一句話感受


    無論在什麽樣的盛譽之下,愛因斯坦都不驕不躁,正是這種品格決定了愛因斯坦必然會作出不菲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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