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了兩瓶白沙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但我卻咕噥咕噥地喝了半瓶。“你說得對，”我開始認真地接受他的觀點了，用力瞧著他，“跟你談這件事以前，我從沒這樣想過這件事。是的，人往高處走，她沒有道理守著我。你這樣一說，我心裏反倒好受些了。”
“你對女人不要有要求。”江哥淡然地說，蠻有把握的神氣，“女人是水，流到你麵前來了就把腳伸進去感受一下那種味道，當水流向別處的時候，你就不要再指望了。我從來不對女人作要求的，你一要求她，你就會發現你變得很蠢很蠢了。愛情能讓人變蠢。”
“是的，愛情真的讓我變蠢了。”我說，“這一向，我腦殼都轉不過彎了。”
“毛主席說，‘心懷祖國，放眼世界。’這句話的意思你明白不？”
江哥昂著他那張紅紅潤潤的國字臉，“就是要你看開點。你要做到一遇到不順心的事，就把它忘記。”
我知道我很難忘記濤濤，但我得努力去忘記她。我每天和何強及江哥在一起，一心做著拆遷的事情，與行行色色的拆遷戶打交道。這很好，大量的工作使我沒有時間去思念他媽的濤濤。我們的工作是一種跟人鬥爭的工作。往往是房地產公司、派出所及法院出麵都解決不了的拆遷戶。我們從房地產公司承接下這種業務，然後去攻下這些“堡壘”。沒有進入到這個圈子裏時，我並不知道這內中的事情是那麽複雜。一參入進來，才知道這裏麵的內容很豐富，甚至充滿了兇險和狡詐。我們的總老板姓劉，從前是一家很正規的房地產公司的幹部，官至副處級。我們的業務都是他接的，他跑上層，江哥和何強等人就在下麵具體幹。劉總自己擁有一輛很漂亮的公爵王，這輛豪華的轎車不是為了天天來工地上查看工程進度而購置的，純粹是為了釣魚和打獵而買的，美其名曰地稱為應酬。公爵王是老板的身份，甚至可以說是我們公司的形象。老板一來工地上，就叫司機把公爵王開到洗車的地方去洗，要洗得車輪上沒粘一點灰他才高興。老板的工作在我看來就是檢查車輪子，他每次到工地上說上幾句加快速度的話，開幾句不著邊際的粗俗的玩笑，接著就站在一處地方等著他心愛的公爵王歸來，見公爵王駛來了，他就彎下腰很用心地檢查四個車輪子，車輪很幹淨，他才弓身鑽入轎車，然後轎車朝前飛馳而去。這就是我們的老板。
“老板好當，”我對何強小聲說，“反正有人跟他完成事情。”
“老板也有老板的難處，”何強為老板說話，看上去他的腦袋裏真的堆著別人的難處一樣。“他要應酬的人很多，工商、稅務、法院、房地產老板和政府官員……”“我感到老板好當，”我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不屑於何強對老板的理解，“今天陪這個去釣魚，明天陪那個去狩獵場打獵，後天又陪誰去賓館吃飯，這還要好瀟灑？”
“等你走到這一步，你就會覺得不瀟灑了。”何強拍拍我的肩膀。
“滾你的。”我沒好氣道，“你曉得屁。”
何強勉強笑笑，他從來就不計較我的態度。何強是這家房地產公司的副總經理，和江哥及另外兩個副總經理在劉總嘴巴下接飯吃，我這樣說，是因為事實就是如此。劉總為江哥配了輛國產轎車——這輛轎車曾經是劉總坐的，為他們三個副總一人配了一輛摩托車和一台手機，四個副總在劉總手下均拿一千二百元一月，這在一九九三年的長沙，算得上是拿高工資了。我在單位上拿的工資和獎金加起來還不到三百塊錢呢。“劉總會給我好多錢一個月？”一天上午，當劉總又坐著他那輛心愛的公爵王屁顛顛地離開後，我問何強。
“還沒談。”何強說。
這讓我一聽就有氣：“你估計我會有好多錢一月？”
“你可能是拿四百那一檔，也有可能是六百那一檔。”何強說，心平氣和的樣子看著我。他當然可以心平氣和，這個雜種。“開始都是拿四百元一個月。”何強又解釋說，“現在我們公司嚴格地說，人還有多，但是我說你是我的大學同學，做事有頭腦，劉總就沒有吭聲。另外兩個副總介紹來的人，劉總都要他們退了。所以你要慢慢來，莫急。”
“我急他媽的急！”我罵了句，“你這雜種要多美言我幾句。”
“那是當然的，我當然也想你好。”何強說，那神氣好像我是他的部下一樣。
七月份時，劉總接了一筆這樣的業務，這筆業務是一家台灣老板準備在長沙市新開辟的芙蓉路旁投資建商城和寫字樓。芙蓉路從北到南貫穿整個長沙市，是一條具有六股機動車道和兩條非機動車道的大馬路。早在一年前，台灣老板來長沙市考查時，麵對長沙市的城市建設規劃圖，就選中了芙蓉南路這塊地段，那時候芙蓉路還沒修到這裏來，但這裏已被長沙市城市建設規劃局劃為紅線區了。台灣老板在長沙市注冊了一家名為鴻泰房地產實業有限公司，招了幾個人，讓他們去拆遷這處地段的居民，但拆了半年也沒有拆動。他們動用了紅頭文件，動用了代表市政府的國土局和公安局的人，還動用了法院的法官，但是這些拆遷戶卻抱成了一團，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他們提出的要求高出了政策好幾丈遠，是鴻泰房地產公司無法滿足的。劉總把這個“單”接了下來，現在這筆業務就擺在我們麵前，具體由何強和江哥負責。
“我不管你們怎麽動腦筋，”劉總把我們十來個人招集到惠康美食城一起吃飯時，笑容滿麵地大聲說——臉上布滿了自以為是的豬氣！
“三個月，”何強裝作吃一驚的神氣，他喜歡裝這樣的傻。“三個月，”劉總一揮手，擺出一副不能通融的樣子。“台灣老板已經對這塊地很失望了，打算另外找地方投資，我在台灣老板麵前拍了胸脯，三個月後讓他進場開工。”
“現在的關鍵是要把沿街的這十六戶搞定。”江哥總是在最後才說話，“其他拆遷戶都用眼睛盯著這十六戶，這十六戶結成了一塊鐵板，我們現在要割開這塊鐵板。”
“要找到這十六戶中的頭，”劉總說，一臉愚蠢地笑著，還自以為自己了不起。“要搞定他們的頭，擒賊先擒王。別的話我就不說了。”他以為他是廳局長。
這是一棟青磚黑瓦的兩層樓的房子，是六十年代建的那種兩間搭一廚的居民房，住著十六戶年輕人或中年人，個個都表現出一種態度，那就是拆遷可以，但他們要住在市內，而且都要兩室一廳，並且對超出的使用麵積不付錢。他們住的房子，建築麵積隻有四十個平方，而目前建的兩室一廳建築麵積都在五十幾個平方，相差十幾個平方，他們不願付一分錢，理由是付了錢房子又不是他們的。第二，鴻泰房地產公司為他們選擇的幾處地方，他們都嫌遠了，他們要求就近為他們找房，否則他們寧可與這幢青磚黑瓦的房子同歸於荊他們提出的條件是沒法滿足的，這兩個條件都太高了，沒有任何一家房地產公司可以承受。鴻泰房地產公司的人，曾把國土局、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搬來了，還開了兩輛推土機，限定他們兩個小時內把家具什麽的搬出來，準備強行拆除這幢樓房。然而沒拆成，因為這十六戶人均搬出了煤氣瓶和汽油桶，手上執著菜刀和打火機，準備與這幢樓房共存亡。沒有人敢承擔這件事情的後果，鴻泰公司的不敢，代表市政府的國土局和法院以及公安局（來維持秩序）來的人也不敢承擔事情發生的後果，盡管東區法院已經下了強行拆除的判決書，但是這張蓋著法院的大紅印的判決書，在這十六戶抱成一團的拆遷戶麵前等於是一堆廢紙。這堆廢紙現在就擺在何強的桌上。現在我們就在討論如何讓這堆廢紙生效。
“我們隻能用各個擊破的政策，”何強瞥一眼這堆廢紙，很來勁地講著廢話說，“現在我們要尋出突破口，找出為頭的，隻有擺平為首的，才能瓦解這十六戶拆遷戶。”
“問題是要找個人從中打聽，誰是他們中為首的。”江哥不急不慢地說，“不要把他們想得太齊心，人都是‘大難來了各自飛’，叫化子烤火往胯下扒。人在關係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朋友都是假的。我在社會上玩了這麽多年，我太清楚人的本性了。”
我覺得江哥後麵這句話倒是說得他媽的真實。
江哥又說：“這十六戶拆遷戶，看上去綁成了一塊，其實都是各人打著各人的算盤。”
何強領著我，一個一個的電話，把鴻泰公司的那幾個曾經被這些事情搞得焦頭爛額的人請到了惠康美食城的大圓桌上，挑起了飼養員的重擔。何強讓服務員將他們胸前的玻璃杯盛滿啤酒，又讓服務員拿來幾包三五煙，一人胸前放一包。“你們當時拆遷這十六戶時，”何強端起酒杯同他們一一碰了杯後說，“一般是哪個同你們交涉拆遷的事情？”
“一個姓王的，”他們中的一人說，“這個姓王的是在社會上玩的，好惡，開口就是一副要砍人的模樣，手上總是攥著一把菜刀，蠻不講理。”
“還有哪個在這件事情上叫得比較兇？”何強又問，邊側著耳朵聽著。
“另外一個是姓李的，是個三十幾歲的青年哥哥，長著兩隻狼眼睛，瞪著你時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同關在動物園的鐵籠子裏的狼似的，也是一個整天在街上‘飄’的家夥。”他們中的另一個說，“有次我和穿著法院製服的一個法官，還有一個穿著公安製服的公安幹警一起走進姓李的家裏，要把強行拆遷的判決書給他看，他走進廚房裏把煤氣瓶提了出來，要他老婆和女兒出去，說是要和我們同歸於盡，法官臉都嚇白了……”“還有誰？”何強繼續說，昂著他那張牛屎樣的臉。
“主要是這兩個人，”他們中的一人說。
我們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記在心上了，這兩個人無疑是這十六戶拆遷戶的主心骨，要搬動這十六戶人，就必須把這兩根主心骨打斷。我們開始著手調查這兩個人的社會背景，研究他們的社會關係，看看這兩個人的背後是不是有動不得的大人物。結果兩人的社會關係都貧乏得讓人沒勁，居然沒有一個是可以拿上台麵說話的。姓李的倒是有個哥哥在一個什麽單位當科長，但科長在長沙市可以用掃帚掃出幾火車來！太普通了。
這一天，一臉蠢氣但命很好的劉總自己開著洗得幹幹淨淨的公爵王來了，穿著花花公子襯衣，下麵一條料子極好的褲子，手上拎著一個漂亮的金利來包邁下了車，臉上遍布著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討厭這種自以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發戶的派頭。
“開會開會，”他興致勃勃地嚷叫說，“把問題扯一扯，開會開會。”
我們當時正聚精會神地在公司前的幾株法國梧桐樹下打牌和罵娘，邊領略東南風的輕撫。這是一個有風的像是要下雨卻又一直沒下雨的陰天，氣溫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內比室外熱。“就在外麵開會，”江哥笑笑說，“屋裏熱，外麵好舒服的。”
劉總喜歡開會的時候顯得正規，喜歡大家都規規矩矩地圍著桌子發言，談自己的建議。“到房裏開會，”劉總說，“開會就要有開會的樣子。”他說著就往辦公室裏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對我們一招手，意思是沒辦法。我們自然就都一笑，往辦公室裏湧去。劉總已經很正經地坐在會議桌前了，臉上布滿了狗屎樣的莊重。我感覺做老板確實要擺出這副吃了狗屎的模樣才行。劉總看了眼走進來的我，那種眼神是一種讓我感覺不怎麽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個沒有地方吃飯，跑來尋食的狗似的。“劉總，”我叫了聲。
劉總點了下他那顆自認為很重要的豬頭（在我看來他其實是個豬腦殼），吐個口什麽煙，目光拋到走在我身後的何強臉上，“事情應該有眉目了罷？”他說。
何強笑了下，“剛才我們就在商量怎樣搞。”
“剛才你們在打牌！”劉總望著何強指出說，但臉上還是笑了下。
“江哥說他有個朋友拍了胸脯，”何強坐下時迴答說，望著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個朋友說他可以搞定王饅頭罷？”
王饅頭就是十六戶裏那個姓王的拆遷戶，他是十六戶人的主心骨，說話海天海地。我們要拆斷這根骨頭。
“你那個朋友是這麽說的？”劉總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饅頭是什麽關係？”
“認得的關係，”江哥說，輕輕一笑，望著劉總，“長沙市隻有這麽大，在社會上飄的，又有點名氣的人一般都麵熟，扯起來又是朋友關係。”
“你那個朋友叫什麽名字？”劉總問，盯著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說，“就住在離他們那裏不遠的地方，長期牢房裏進牢房裏出，三十幾歲的人了，有一半時間在牢房裏，十六歲就開始吃牢飯了。”
他們談了很多，討論如何入手，我聽著就跟開黑會一樣。我在這樣的黑會上始終插不上嘴，一是不認識這方麵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這些情況。這和我在單位上開會是兩迴事，在單位上開會，一般都是政治學習，學與我們毫不沾邊的材料文件或省裏的有關文件，領導坐正姿勢大聲宣讀，而我們卻在下麵講小話，根本就不用耳朵去聽。在這裏開會，味道就明顯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說話，隻要你有什麽歪主意，盡管這個歪主意不成熟也沒關係。我沒有講話出點子的餘地，我太陌生他們的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強的三五煙，瞅著這個說兩句，那個說兩句，自己一副無語可說的懶樣子。
“你怎不講兩句？”當劉總牛麻花樣地鑽進公爵王走後，何強小聲責備我說。
我深深地歎口氣，“我怎麽講？”我說，“根本就沒有我插嘴的份，我沒說的。”
“劉總看了你好幾眼，”何強望著我說，“看見你仰著頭看著天花板抽煙。”
“我看你們一個個都講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說了。”我對他的責備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爭麵子，說上幾句精辟的話，表示他介紹我進來是多麽正確。
我對自己留職停薪出來，進入他們這個圈子有點後悔。我在何強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他過去的影子了。讀大學的時候，他是我們班上唯一一個拉小提琴的，每天清晨太陽還在天那邊，他就站在學校操坪上，歪著下巴夾著小提琴，一臉心事沉沉的模樣拉著充滿憂傷的《梁祝》，一副沉醉在旋律中的藝術家派頭。我是背著二胡考取大學的，我考進大學的時候拉的就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拉的畢業曲子還是《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得了5分。我本來以為自己會被分到什麽音樂團體裏當一名演奏家，可是這個時代是不需要二胡伴奏的，人們都豎起兩隻耳朵聽香港或台灣的依靠電子琴和電吉它伴奏的流行歌曲去了。二胡和小提琴在這個社會上，已被打入了冷宮，成了沒有人有興致尖著耳朵去聽的兩種樂器。
“這個世界不需要小提琴了。”六年前我們大學畢業後，有一天晚上何強走進我家裏，猴臉上——那時候他是張猴臉——布滿了沮喪地說，“沒有一個單位肯接受我，他媽的。當一問起我所學的專業是小提琴時，他們臉上就體現出了冷淡。我們學錯了東西呢。”
我自然有同感。我大學一畢業就把二胡掛在牆上再也沒取下來過。這個世界被流行音樂和流行歌曲的泡沫澆灌著，商店的音響裏、街頭的廣播以及電視機裏，都充斥著港台歌曲和大陸一些通俗歌手的歌聲。二胡和小提琴都成了文物了，確實沒有單位要我們這種專業人才。“學錯了專業又有什麽辦法？”我安慰一臉失意的何強說，“上帝要跟我們開這樣的玩笑，你有什麽辦法？隻怪我們學的東西局限性太大了，他娘的。”
那時候何強臉上還有一種失意，覺得自己的小提琴拉得好卻英雄沒有用武之地。那時候他臉上還有失意的藝術家的氣質，頭發長長地披在肩上，臉上一種高傲，衣服邋裏邋遢且不修邊幅的樣子。現在他的頭發是那種標準的廣式上峰頭，一根金利來領帶每天把他那張非常光潔的臉鎖得一本正經，看上去完全是那種臉上飄揚著許多俗氣的生意人，而不是用《梁祝》感染人，用《小夜曲》打動人的小提琴手了。隻不過是五六年時間，人就可以完全換一副容貌，而且因為有一千二百元一個月就那麽努力地幹著，且毫無自尊地把自己視為長沙市的白領階層，這讓我深感他的智力嚴重下降了。何強已經把自己丟了，他隻是那個喜愛公爵王、喜愛釣魚、喜愛找姑娘、說話手舞足蹈且一臉的自命不凡，走路手腳亂劃因而體現出一副螃蟹相的矮子劉總的打工崽。我雖然好幾年沒拉過二胡了，與音樂已經脫離了幹係，但還不至於這麽樂於做一個什麽蠢人的打工崽而賣命幹。
我心裏真正向往的是做一個流浪藝術家，就像我非常景仰的阿炳一樣，手上拎著一把二胡，漂泊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將自己的所學表演給願意坐下來傾聽的陌生人聽。但這個願望是沒法實現的，因為我的理智是個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我內心的向往——那種情感隻是個嬌小無能的女人，每當這個“女人”昂起她那張充滿向往的臉時，理智這個絕對權威的“男人”總是能很好地把她的臉按下去。所以我隻能是在家裏或在街上空想，想象自己拎著二胡在中國這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雲遊。一天，我正睡在床上想象自己現在在西藏流浪，穿得破破爛爛，手裏拎著二胡，一臉饑餓地四處走著時，何強騎著摩托車飆來了。“你曉得過吧，”何強走進來說，見我一臉倦意且眼屎巴巴，衣著又十分地不整，“大白天躲在屋裏睡覺。”
我盯著牆上的二胡，那二胡上已經沾滿了厚厚的一層灰。
“在屋裏做什麽？”
“睡覺，人沒點勁。外麵是不是好熱？我覺得外麵有好大的太陽一樣。”
“你對女人不要有要求。”江哥淡然地說，蠻有把握的神氣，“女人是水，流到你麵前來了就把腳伸進去感受一下那種味道，當水流向別處的時候，你就不要再指望了。我從來不對女人作要求的，你一要求她，你就會發現你變得很蠢很蠢了。愛情能讓人變蠢。”
“是的，愛情真的讓我變蠢了。”我說，“這一向，我腦殼都轉不過彎了。”
“毛主席說，‘心懷祖國，放眼世界。’這句話的意思你明白不？”
江哥昂著他那張紅紅潤潤的國字臉，“就是要你看開點。你要做到一遇到不順心的事，就把它忘記。”
我知道我很難忘記濤濤，但我得努力去忘記她。我每天和何強及江哥在一起，一心做著拆遷的事情，與行行色色的拆遷戶打交道。這很好，大量的工作使我沒有時間去思念他媽的濤濤。我們的工作是一種跟人鬥爭的工作。往往是房地產公司、派出所及法院出麵都解決不了的拆遷戶。我們從房地產公司承接下這種業務，然後去攻下這些“堡壘”。沒有進入到這個圈子裏時，我並不知道這內中的事情是那麽複雜。一參入進來，才知道這裏麵的內容很豐富，甚至充滿了兇險和狡詐。我們的總老板姓劉，從前是一家很正規的房地產公司的幹部，官至副處級。我們的業務都是他接的，他跑上層，江哥和何強等人就在下麵具體幹。劉總自己擁有一輛很漂亮的公爵王，這輛豪華的轎車不是為了天天來工地上查看工程進度而購置的，純粹是為了釣魚和打獵而買的，美其名曰地稱為應酬。公爵王是老板的身份，甚至可以說是我們公司的形象。老板一來工地上，就叫司機把公爵王開到洗車的地方去洗，要洗得車輪上沒粘一點灰他才高興。老板的工作在我看來就是檢查車輪子，他每次到工地上說上幾句加快速度的話，開幾句不著邊際的粗俗的玩笑，接著就站在一處地方等著他心愛的公爵王歸來，見公爵王駛來了，他就彎下腰很用心地檢查四個車輪子，車輪很幹淨，他才弓身鑽入轎車，然後轎車朝前飛馳而去。這就是我們的老板。
“老板好當，”我對何強小聲說，“反正有人跟他完成事情。”
“老板也有老板的難處，”何強為老板說話，看上去他的腦袋裏真的堆著別人的難處一樣。“他要應酬的人很多，工商、稅務、法院、房地產老板和政府官員……”“我感到老板好當，”我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不屑於何強對老板的理解，“今天陪這個去釣魚，明天陪那個去狩獵場打獵，後天又陪誰去賓館吃飯，這還要好瀟灑？”
“等你走到這一步，你就會覺得不瀟灑了。”何強拍拍我的肩膀。
“滾你的。”我沒好氣道，“你曉得屁。”
何強勉強笑笑，他從來就不計較我的態度。何強是這家房地產公司的副總經理，和江哥及另外兩個副總經理在劉總嘴巴下接飯吃，我這樣說，是因為事實就是如此。劉總為江哥配了輛國產轎車——這輛轎車曾經是劉總坐的，為他們三個副總一人配了一輛摩托車和一台手機，四個副總在劉總手下均拿一千二百元一月，這在一九九三年的長沙，算得上是拿高工資了。我在單位上拿的工資和獎金加起來還不到三百塊錢呢。“劉總會給我好多錢一個月？”一天上午，當劉總又坐著他那輛心愛的公爵王屁顛顛地離開後，我問何強。
“還沒談。”何強說。
這讓我一聽就有氣：“你估計我會有好多錢一月？”
“你可能是拿四百那一檔，也有可能是六百那一檔。”何強說，心平氣和的樣子看著我。他當然可以心平氣和，這個雜種。“開始都是拿四百元一個月。”何強又解釋說，“現在我們公司嚴格地說，人還有多，但是我說你是我的大學同學，做事有頭腦，劉總就沒有吭聲。另外兩個副總介紹來的人，劉總都要他們退了。所以你要慢慢來，莫急。”
“我急他媽的急！”我罵了句，“你這雜種要多美言我幾句。”
“那是當然的，我當然也想你好。”何強說，那神氣好像我是他的部下一樣。
七月份時，劉總接了一筆這樣的業務，這筆業務是一家台灣老板準備在長沙市新開辟的芙蓉路旁投資建商城和寫字樓。芙蓉路從北到南貫穿整個長沙市，是一條具有六股機動車道和兩條非機動車道的大馬路。早在一年前，台灣老板來長沙市考查時，麵對長沙市的城市建設規劃圖，就選中了芙蓉南路這塊地段，那時候芙蓉路還沒修到這裏來，但這裏已被長沙市城市建設規劃局劃為紅線區了。台灣老板在長沙市注冊了一家名為鴻泰房地產實業有限公司，招了幾個人，讓他們去拆遷這處地段的居民，但拆了半年也沒有拆動。他們動用了紅頭文件，動用了代表市政府的國土局和公安局的人，還動用了法院的法官，但是這些拆遷戶卻抱成了一團，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他們提出的要求高出了政策好幾丈遠，是鴻泰房地產公司無法滿足的。劉總把這個“單”接了下來，現在這筆業務就擺在我們麵前，具體由何強和江哥負責。
“我不管你們怎麽動腦筋，”劉總把我們十來個人招集到惠康美食城一起吃飯時，笑容滿麵地大聲說——臉上布滿了自以為是的豬氣！
“三個月，”何強裝作吃一驚的神氣，他喜歡裝這樣的傻。“三個月，”劉總一揮手，擺出一副不能通融的樣子。“台灣老板已經對這塊地很失望了，打算另外找地方投資，我在台灣老板麵前拍了胸脯，三個月後讓他進場開工。”
“現在的關鍵是要把沿街的這十六戶搞定。”江哥總是在最後才說話，“其他拆遷戶都用眼睛盯著這十六戶，這十六戶結成了一塊鐵板，我們現在要割開這塊鐵板。”
“要找到這十六戶中的頭，”劉總說，一臉愚蠢地笑著，還自以為自己了不起。“要搞定他們的頭，擒賊先擒王。別的話我就不說了。”他以為他是廳局長。
這是一棟青磚黑瓦的兩層樓的房子，是六十年代建的那種兩間搭一廚的居民房，住著十六戶年輕人或中年人，個個都表現出一種態度，那就是拆遷可以，但他們要住在市內，而且都要兩室一廳，並且對超出的使用麵積不付錢。他們住的房子，建築麵積隻有四十個平方，而目前建的兩室一廳建築麵積都在五十幾個平方，相差十幾個平方，他們不願付一分錢，理由是付了錢房子又不是他們的。第二，鴻泰房地產公司為他們選擇的幾處地方，他們都嫌遠了，他們要求就近為他們找房，否則他們寧可與這幢青磚黑瓦的房子同歸於荊他們提出的條件是沒法滿足的，這兩個條件都太高了，沒有任何一家房地產公司可以承受。鴻泰房地產公司的人，曾把國土局、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搬來了，還開了兩輛推土機，限定他們兩個小時內把家具什麽的搬出來，準備強行拆除這幢樓房。然而沒拆成，因為這十六戶人均搬出了煤氣瓶和汽油桶，手上執著菜刀和打火機，準備與這幢樓房共存亡。沒有人敢承擔這件事情的後果，鴻泰公司的不敢，代表市政府的國土局和法院以及公安局（來維持秩序）來的人也不敢承擔事情發生的後果，盡管東區法院已經下了強行拆除的判決書，但是這張蓋著法院的大紅印的判決書，在這十六戶抱成一團的拆遷戶麵前等於是一堆廢紙。這堆廢紙現在就擺在何強的桌上。現在我們就在討論如何讓這堆廢紙生效。
“我們隻能用各個擊破的政策，”何強瞥一眼這堆廢紙，很來勁地講著廢話說，“現在我們要尋出突破口，找出為頭的，隻有擺平為首的，才能瓦解這十六戶拆遷戶。”
“問題是要找個人從中打聽，誰是他們中為首的。”江哥不急不慢地說，“不要把他們想得太齊心，人都是‘大難來了各自飛’，叫化子烤火往胯下扒。人在關係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朋友都是假的。我在社會上玩了這麽多年，我太清楚人的本性了。”
我覺得江哥後麵這句話倒是說得他媽的真實。
江哥又說：“這十六戶拆遷戶，看上去綁成了一塊，其實都是各人打著各人的算盤。”
何強領著我，一個一個的電話，把鴻泰公司的那幾個曾經被這些事情搞得焦頭爛額的人請到了惠康美食城的大圓桌上，挑起了飼養員的重擔。何強讓服務員將他們胸前的玻璃杯盛滿啤酒，又讓服務員拿來幾包三五煙，一人胸前放一包。“你們當時拆遷這十六戶時，”何強端起酒杯同他們一一碰了杯後說，“一般是哪個同你們交涉拆遷的事情？”
“一個姓王的，”他們中的一人說，“這個姓王的是在社會上玩的，好惡，開口就是一副要砍人的模樣，手上總是攥著一把菜刀，蠻不講理。”
“還有哪個在這件事情上叫得比較兇？”何強又問，邊側著耳朵聽著。
“另外一個是姓李的，是個三十幾歲的青年哥哥，長著兩隻狼眼睛，瞪著你時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同關在動物園的鐵籠子裏的狼似的，也是一個整天在街上‘飄’的家夥。”他們中的另一個說，“有次我和穿著法院製服的一個法官，還有一個穿著公安製服的公安幹警一起走進姓李的家裏，要把強行拆遷的判決書給他看，他走進廚房裏把煤氣瓶提了出來，要他老婆和女兒出去，說是要和我們同歸於盡，法官臉都嚇白了……”“還有誰？”何強繼續說，昂著他那張牛屎樣的臉。
“主要是這兩個人，”他們中的一人說。
我們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記在心上了，這兩個人無疑是這十六戶拆遷戶的主心骨，要搬動這十六戶人，就必須把這兩根主心骨打斷。我們開始著手調查這兩個人的社會背景，研究他們的社會關係，看看這兩個人的背後是不是有動不得的大人物。結果兩人的社會關係都貧乏得讓人沒勁，居然沒有一個是可以拿上台麵說話的。姓李的倒是有個哥哥在一個什麽單位當科長，但科長在長沙市可以用掃帚掃出幾火車來！太普通了。
這一天，一臉蠢氣但命很好的劉總自己開著洗得幹幹淨淨的公爵王來了，穿著花花公子襯衣，下麵一條料子極好的褲子，手上拎著一個漂亮的金利來包邁下了車，臉上遍布著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討厭這種自以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發戶的派頭。
“開會開會，”他興致勃勃地嚷叫說，“把問題扯一扯，開會開會。”
我們當時正聚精會神地在公司前的幾株法國梧桐樹下打牌和罵娘，邊領略東南風的輕撫。這是一個有風的像是要下雨卻又一直沒下雨的陰天，氣溫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內比室外熱。“就在外麵開會，”江哥笑笑說，“屋裏熱，外麵好舒服的。”
劉總喜歡開會的時候顯得正規，喜歡大家都規規矩矩地圍著桌子發言，談自己的建議。“到房裏開會，”劉總說，“開會就要有開會的樣子。”他說著就往辦公室裏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對我們一招手，意思是沒辦法。我們自然就都一笑，往辦公室裏湧去。劉總已經很正經地坐在會議桌前了，臉上布滿了狗屎樣的莊重。我感覺做老板確實要擺出這副吃了狗屎的模樣才行。劉總看了眼走進來的我，那種眼神是一種讓我感覺不怎麽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個沒有地方吃飯，跑來尋食的狗似的。“劉總，”我叫了聲。
劉總點了下他那顆自認為很重要的豬頭（在我看來他其實是個豬腦殼），吐個口什麽煙，目光拋到走在我身後的何強臉上，“事情應該有眉目了罷？”他說。
何強笑了下，“剛才我們就在商量怎樣搞。”
“剛才你們在打牌！”劉總望著何強指出說，但臉上還是笑了下。
“江哥說他有個朋友拍了胸脯，”何強坐下時迴答說，望著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個朋友說他可以搞定王饅頭罷？”
王饅頭就是十六戶裏那個姓王的拆遷戶，他是十六戶人的主心骨，說話海天海地。我們要拆斷這根骨頭。
“你那個朋友是這麽說的？”劉總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饅頭是什麽關係？”
“認得的關係，”江哥說，輕輕一笑，望著劉總，“長沙市隻有這麽大，在社會上飄的，又有點名氣的人一般都麵熟，扯起來又是朋友關係。”
“你那個朋友叫什麽名字？”劉總問，盯著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說，“就住在離他們那裏不遠的地方，長期牢房裏進牢房裏出，三十幾歲的人了，有一半時間在牢房裏，十六歲就開始吃牢飯了。”
他們談了很多，討論如何入手，我聽著就跟開黑會一樣。我在這樣的黑會上始終插不上嘴，一是不認識這方麵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這些情況。這和我在單位上開會是兩迴事，在單位上開會，一般都是政治學習，學與我們毫不沾邊的材料文件或省裏的有關文件，領導坐正姿勢大聲宣讀，而我們卻在下麵講小話，根本就不用耳朵去聽。在這裏開會，味道就明顯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說話，隻要你有什麽歪主意，盡管這個歪主意不成熟也沒關係。我沒有講話出點子的餘地，我太陌生他們的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強的三五煙，瞅著這個說兩句，那個說兩句，自己一副無語可說的懶樣子。
“你怎不講兩句？”當劉總牛麻花樣地鑽進公爵王走後，何強小聲責備我說。
我深深地歎口氣，“我怎麽講？”我說，“根本就沒有我插嘴的份，我沒說的。”
“劉總看了你好幾眼，”何強望著我說，“看見你仰著頭看著天花板抽煙。”
“我看你們一個個都講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說了。”我對他的責備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爭麵子，說上幾句精辟的話，表示他介紹我進來是多麽正確。
我對自己留職停薪出來，進入他們這個圈子有點後悔。我在何強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他過去的影子了。讀大學的時候，他是我們班上唯一一個拉小提琴的，每天清晨太陽還在天那邊，他就站在學校操坪上，歪著下巴夾著小提琴，一臉心事沉沉的模樣拉著充滿憂傷的《梁祝》，一副沉醉在旋律中的藝術家派頭。我是背著二胡考取大學的，我考進大學的時候拉的就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拉的畢業曲子還是《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得了5分。我本來以為自己會被分到什麽音樂團體裏當一名演奏家，可是這個時代是不需要二胡伴奏的，人們都豎起兩隻耳朵聽香港或台灣的依靠電子琴和電吉它伴奏的流行歌曲去了。二胡和小提琴在這個社會上，已被打入了冷宮，成了沒有人有興致尖著耳朵去聽的兩種樂器。
“這個世界不需要小提琴了。”六年前我們大學畢業後，有一天晚上何強走進我家裏，猴臉上——那時候他是張猴臉——布滿了沮喪地說，“沒有一個單位肯接受我，他媽的。當一問起我所學的專業是小提琴時，他們臉上就體現出了冷淡。我們學錯了東西呢。”
我自然有同感。我大學一畢業就把二胡掛在牆上再也沒取下來過。這個世界被流行音樂和流行歌曲的泡沫澆灌著，商店的音響裏、街頭的廣播以及電視機裏，都充斥著港台歌曲和大陸一些通俗歌手的歌聲。二胡和小提琴都成了文物了，確實沒有單位要我們這種專業人才。“學錯了專業又有什麽辦法？”我安慰一臉失意的何強說，“上帝要跟我們開這樣的玩笑，你有什麽辦法？隻怪我們學的東西局限性太大了，他娘的。”
那時候何強臉上還有一種失意，覺得自己的小提琴拉得好卻英雄沒有用武之地。那時候他臉上還有失意的藝術家的氣質，頭發長長地披在肩上，臉上一種高傲，衣服邋裏邋遢且不修邊幅的樣子。現在他的頭發是那種標準的廣式上峰頭，一根金利來領帶每天把他那張非常光潔的臉鎖得一本正經，看上去完全是那種臉上飄揚著許多俗氣的生意人，而不是用《梁祝》感染人，用《小夜曲》打動人的小提琴手了。隻不過是五六年時間，人就可以完全換一副容貌，而且因為有一千二百元一個月就那麽努力地幹著，且毫無自尊地把自己視為長沙市的白領階層，這讓我深感他的智力嚴重下降了。何強已經把自己丟了，他隻是那個喜愛公爵王、喜愛釣魚、喜愛找姑娘、說話手舞足蹈且一臉的自命不凡，走路手腳亂劃因而體現出一副螃蟹相的矮子劉總的打工崽。我雖然好幾年沒拉過二胡了，與音樂已經脫離了幹係，但還不至於這麽樂於做一個什麽蠢人的打工崽而賣命幹。
我心裏真正向往的是做一個流浪藝術家，就像我非常景仰的阿炳一樣，手上拎著一把二胡，漂泊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將自己的所學表演給願意坐下來傾聽的陌生人聽。但這個願望是沒法實現的，因為我的理智是個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我內心的向往——那種情感隻是個嬌小無能的女人，每當這個“女人”昂起她那張充滿向往的臉時，理智這個絕對權威的“男人”總是能很好地把她的臉按下去。所以我隻能是在家裏或在街上空想，想象自己拎著二胡在中國這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雲遊。一天，我正睡在床上想象自己現在在西藏流浪，穿得破破爛爛，手裏拎著二胡，一臉饑餓地四處走著時，何強騎著摩托車飆來了。“你曉得過吧，”何強走進來說，見我一臉倦意且眼屎巴巴，衣著又十分地不整，“大白天躲在屋裏睡覺。”
我盯著牆上的二胡，那二胡上已經沾滿了厚厚的一層灰。
“在屋裏做什麽？”
“睡覺，人沒點勁。外麵是不是好熱？我覺得外麵有好大的太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