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麽我的作品中總出現國王，卻很少看到獨裁者？那是因為“國王”聽起來比較柔和。還有人問，為什麽理發師會經常現身？那是因為理發師丈量著頭發，而頭發丈量著生活。
在小說《狐狸那時已是獵人》中，孩子問理發師：“那個把貓扔了的男人什麽時候會死啊？”理發師往孩子嘴裏塞了一把糖果，說道：“等他的頭發能塞滿一隻夯實的麻袋，等麻袋和他一樣重的時候，他就會死的。我把所有人的頭發都裝進麻袋，直到麻袋被夯實被填滿。”理發師說：“我不用秤，我用眼睛稱頭發的重量。”
在我還不知道獨裁者，在我還未開始寫作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理發師、頭發和國王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國王在世時像一隻狗像一隻小牛，死後皇冠粘在頭上一半是膽一半是瓜。發絲下所有夏雨讓它們悄無聲息的天使潛入玉米秸，它們都曾是國王身邊的衛士。我長大的那個偏遠鄉村，沒有柏油馬路，隻有顛簸的土路。但國王認識這條路，否則我們不會相遇。他和童話裏的國王毫無關係，因為我沒有一本童話書。他來自現實的世界，來自我們共同經曆的事情：我祖父的象棋。祖父的象棋和他的頭發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祖父當過兵，曾被關在戰俘營，在戰俘營裏刻過象棋子。
祖父的頭發一綹一綹落下。營地理發師把樹葉揉碎，用它的汁液塗抹頭皮。理發師有個下象棋的嗜好，無論在哪兒，隻要有機會就來一盤。他從老家帶了一副棋，有七顆棋子兒在前線的混戰中丟了，下棋時隻好用麵包塊、羽毛、小樹棍兒或小石子之類的東西代替。幾個星期後，新生的頭發又厚又密，祖父開始琢磨帶點什麽東西去見理發師。他在營地發現了兩棵樹，一棵淺蠟，一棵深紅。於是他用兩棵樹的樹枝刻了那七枚缺了的棋子，送給理發師。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祖父說。刻棋子拉近了他和象棋的距離，讓他覺得，如果不了解棋子在棋盤上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缺了點兒什麽。於是祖父開始學下象棋。下棋不僅縮短了漫長等待時的乏味，也給生活帶來些許依靠。下棋時，大腦和手指雖然沒有進入真正的生活，卻也是生活的一種變奏。人們活在時間的一個斷片，坐在裏麵可以迴首張望記憶中的故鄉，同時翹首企盼著早日迴家。人們逃進棋子，遁入遊戲時光，不必再忍受時間的空乏。從戰俘營迴到村子後，和理發師一樣，象棋也成了祖父的嗜好。
雕刻那七個象棋子的訓練，加上迴村後漫長從容的時光，讓祖父能夠把刻棋子的手藝繼續下去。木料在樹上隨時可得，他給自己刻了一套完整的棋子。他刻的第一顆棋子是兵，他說，因為打仗以前自己是農民，迴家後還要繼續當農民。
給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祖父已經擁有了一副商店裏買來的正規象棋。所以我可以玩他那副自製的、缺了四顆子的棋。這裏麵我最喜愛的是兩顆（國）王，那蠟白和暗紅的。棋子經年累月已經陳舊肮髒，變成灰白和深褐，像陽光下幹涸的土地，或是被雨水浸濕的土地。所有棋子都有裂縫，搖搖晃晃，雕刻時新鮮的木質在裏麵隨意幹枯，使得每顆棋子最終的樣子各不相同。最歪的那兩隻，腆著肚子弓著背、一副老態龍鍾模樣的，就是兩個王。他們腦袋上的皇冠歪了，而且刻得過大，跌跌撞撞的。幾十年來，祖父每周末都會下象棋。後來，下棋的朋友一個個離開人世，為了湊熱鬧，他隻好在星期天去打牌。不過他還算運氣好。每年，他隔幾個星期就會去看望嫁到鄰村的姐姐，有一次在她那兒遇到一個用他的話說是“真正的”棋手。此後，他每周三都坐火車去鄰村下棋，而且經常把我帶上。我們村住的都是德國人，他們村都是匈牙利人。姑奶奶的木匠丈夫是匈牙利人，那個象棋手也是匈牙利人。祖父下棋時可以盡情享受他的兩個愛好，因為他也喜歡講匈牙利語。每次去他都帶著我，這樣他在下棋時我也能學點匈牙利語。
祖父的木匠姐夫經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滿了木屑，隻能在胳膊下麵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頭戴木屑巴斯克帽，頭上是木屑太陽穴和木屑耳朵，濃密的木屑八字胡。他會做家具、木地板、門窗、帶卷門的童車，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飯勺這樣的小東西，還有，就是棺材。
柏林牆倒塌後，媒體上經常能看到有關東德人用詞的報道。這些詞在人們口中重複時，變成構詞和內容都極其糟糕的“詞語怪物”。在東德，聖誕樹上的天使叫“歲末飛人”，舞台下人們揮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飲售貨亭是“飲料基地”。有兩個詞讓我感覺很親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爺爺家裏的情景。一個是棺木，在東德叫“地下家私”；另一個是安全局的下屬部門，負責幹部節日及忌日之類的事務，叫“悲喜部”。“歲末飛人”是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諱“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詞會使“旗幟”受傷，“飲料基地”則把商亭軍事化了，也許東德的幹部們在那裏用瓶子解“自由之渴”。這些概念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笨拙無聲的意識形態詞語的諷刺畫。“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對我來說並不奇怪，我在其中聽出對死亡的恐懼。死亡衝破了顯貴和小人物之間的界限，它無視官位的高低。統治集團不願與“凡夫俗子”為伍，但在這權力無法企及之處，英雄和敵人沒有分別。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主流意識形態似乎並沒有排除上帝在它內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時又被保留。雖然沒有明白無誤地提到“複活”，卻將一劑慰藉注入死亡，暗示著來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們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個房間裏。塗滿防腐劑的領袖住在別墅，普通百姓在墓地裏住個單間，倒也合乎邏輯。
穿著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並不會講東德德語，但他每天都在做著“地下家私”。他的勞動成果就是他工作間裏的棺木，一件人死後被放進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兒亂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間，哪兒有地方就放哪兒：一輛童車可能放在棺材的旁邊、上麵，甚至可能是它裏麵。木工房裏的作品代表了一個人從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個驛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時光的觸角。在衣櫃、床頭櫃、床、凳子和桌子中間，棺材隻是一件稀鬆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們站在那裏，比任何言語的表達更清晰，無需有關生與死的廢話，它們就是人在生和死時實實在在需要的東西。在我眼裏，木匠是萬能的，整個世界都是他創造的。對我來說，世界不是雲遊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變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頭放到哪裏，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飛逝的季節，無論是荒蕪裸露，還是綠草綿延的季節。這裏的死亡之日陳列館，全部是表麵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黃到深褐覆蓋下的清澈。色彩在這裏不再遊蕩，隻為各自濃濃地抹上一筆。它們不再是風景四處飄舞和鋪張，隻呈現一種沉靜的特質，一種安寧的明晰。它們不會使我害怕，在我觸摸之時，靜靜地待著，讓寧靜也在我身體彌漫。門外，四季一個緊追一個，直到把前麵的吞噬，而木工房裏的棺木並不急於靠近肉體，它是死者最後的床，耐心地等著人們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個縫紉機，用來給棺材做枕頭的。“這白色的錦緞，”他說，“像是國王的用度，裏麵裝滿刨子幽靈。”那長長的、從刨子裏落下的卷卷的東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靈”。我喜歡這個詞，那時就喜歡，用幽靈而不是用樹葉、稻草或鋸末做死者的枕頭。幽靈原本住在活著的樹冠裏，樹枝被砍下被鋸開後，它也隨木料落了下來。亞曆山大·沃納（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說《牆中窗》裏寫道：“要了解真相，就要從混跡於和我們無關的所有詞語中找到那些和我們相關的。”“刨子幽靈”就是一個和我相關的詞。
刨子幽靈沙沙作響，聞起來一股苦味。祖父在陽台上下棋的時候，我在木工房用短刨花做假發，用長刨花做腰帶、裙邊和圍巾。一個大盒子裏裝著金色的字母，油漆的氣味辛辣刺鼻，木匠用這些字母拚出死者的名字，粘到棺木上。我用它們做戒指、項鏈和耳環。如果是現在，這些刨花和燙金的字母會讓我感到害怕，但那時我見過太多的死人，他們活著時都是我熟悉的，我記得他們的聲音，和他們走路的樣子，常年看著他們穿什麽樣的衣服，吃什麽飯，如何在地裏幹活，怎樣跳舞。有一天，他們躺進棺材裏，還是原來的那個人，隻是不會動了，渴望別人最後再來看他們一眼。他們還想再重要一次，躺在雕刻精美的馬車裏，像躺在行走的陽台，在音樂的陪伴下，在村中招搖一番。上帝從他們身上拿迴了他的物質，周邊地區連同四季把他們一起吃掉。我把金色字母掛滿一身的時候，從未想到過死者，我隻是佩服木匠姑爺爺，在死人被抬走的時候，為他們準備了金色的名字有蓋的床，還準備了刨子幽靈做的錦緞枕頭。有的棺材像柵欄一樣垂立著，一個挨一個，有的裝滿刨子幽靈橫躺在地上。我在他那兒從來沒看見棺木上有金色的字母，沒看見他縫過枕頭，往裏麵裝刨子幽靈，也沒見他賣過一副棺材。姑奶奶在中午送飯時，怕飯菜涼了，會把它們放進棺材的刨子幽靈裏。
木工房裏是刨子幽靈和國王用度一樣的白色錦緞枕頭。棋盤上方，祖父蹙著額頭，摩挲著顴骨。有時是他，有時是他的對手，用王將死對方。坐夜車迴家的短暫路途上，耀眼的夜色從天空傾瀉而下，無與倫比。月亮有時像馬蹄鐵有時像一顆杏掛在空中，屋頂上的風信雞像吵吵鬧鬧的象棋子，朝火車相反的方向跑去。有的風信雞像王。第二天，草地上的公雞，頭上也頂著皇冠而不是雞冠。我每周三和六都要殺一隻雞，這活兒和削土豆皮、抹灰沒什麽兩樣，我做起來老道而麻木，仿佛是一輩子注定要做的家務。村裏，殺雞是女人的活兒，不能看雞的痛苦、不能見血的女人，是沒用的女人。最多是男人刮胡子的時候不應該見血，很少聽說女人——人們常說的沒用的女人——不能見血。也許我是後來才沒用的。
在我的夢境中，各種東西總是糾纏在一起：我剪開雞的肚子，裏麵裝滿棋子，黑的白的棋子變成了紅的藍的，棋子又幹又硬。如果雞在草地上跑來跑去，一定能聽到棋子在它肚子裏嘩嘩作響。我從雞肚子裏取出棋子，按顏色把它們排成兩行。隻有一隻王。他晃晃悠悠，像在鞠躬。王是綠色的，鞠躬時變成紅色。我把他握在手中，感覺他的心跳。他害怕起來。於是我咬開他，裏麵是柔軟的黃色，他的肉是甜的，像杏一樣。我把他吃了。
所有事物都有它們自己的（國）王。每個王出場時，都會向別的王點頭示意。王們不會離開自己的物體，但他們彼此認識，在我腦子裏相遇後合為一體。他們其實是一個王，被散到各處去挑選可以生存的新物質：象棋裏的是木王，風信雞裏的是鐵王，公雞裏的是肉王。組成這些事物的物質，在觀望時發現大腦中發生迷失的起點。事物中平凡的東西暴露出來，物質成為人。同類事物中出現了不同等級，我和它們之間的距離相差更大。我必須應對自己展開的對比，卻敗下陣來。和木頭、鐵皮或羽毛相比，皮膚是最脆弱的物質。我隻得依賴國王時好時壞的權力。公雞住在羽毛屋。樹葉屋裏林蔭道。兔子住在毛皮屋。水屋住著一片湖。巡邏隊在拐角屋，碰到某男從陽台，縱身越過接骨木。又是一個自殺者，紙屋住著確認書。發髻住著某女郎。這首剪報詩是我後來對拚湊起來的村莊國王思考的結果。不過，角屋的巡邏隊，在紙上被偽造成自殺的謀殺，都是城市國王的作為。他是國家的王，在河界將生與死玩弄於股掌之間：悄悄地把他討厭的人扔出窗外，扔進火車或汽車的車輪下，從橋上扔進河裏，或者把他們吊死，用藥毒死??，然後把殺戮偽裝成自殺。他讓訓練有素的獵犬撕咬那些企圖越境的逃亡者，讓他們暴屍荒野，當農人在收獲時發現的已是腐爛了一半的屍體。他命令手下沿多瑙河追捕逃跑者，讓船槳把他們碾碎，去喂魚和海鷗。都知道這一切天天發生，但誰都沒有證據。
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麽我的作品中總出現國王，卻很少看到獨裁者？那是因為“國王”聽起來比較柔和。還有人問，為什麽理發師會經常現身？那是因為理發師丈量著頭發，而頭發丈量著生活。
在小說《狐狸那時已是獵人》中，孩子問理發師：“那個把貓扔了的男人什麽時候會死啊？”理發師往孩子嘴裏塞了一把糖果，說道：“等他的頭發能塞滿一隻夯實的麻袋，等麻袋和他一樣重的時候，他就會死的。我把所有人的頭發都裝進麻袋，直到麻袋被夯實被填滿。”理發師說：“我不用秤，我用眼睛稱頭發的重量。”
在我還不知道獨裁者，在我還未開始寫作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理發師、頭發和國王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國王在世時像一隻狗像一隻小牛，死後皇冠粘在頭上一半是膽一半是瓜。發絲下所有夏雨讓它們悄無聲息的天使潛入玉米秸，它們都曾是國王身邊的衛士。我長大的那個偏遠鄉村，沒有柏油馬路，隻有顛簸的土路。但國王認識這條路，否則我們不會相遇。他和童話裏的國王毫無關係，因為我沒有一本童話書。他來自現實的世界，來自我們共同經曆的事情：我祖父的象棋。祖父的象棋和他的頭發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祖父當過兵，曾被關在戰俘營，在戰俘營裏刻過象棋子。
祖父的頭發一綹一綹落下。營地理發師把樹葉揉碎，用它的汁液塗抹頭皮。理發師有個下象棋的嗜好，無論在哪兒，隻要有機會就來一盤。他從老家帶了一副棋，有七顆棋子兒在前線的混戰中丟了，下棋時隻好用麵包塊、羽毛、小樹棍兒或小石子之類的東西代替。幾個星期後，新生的頭發又厚又密，祖父開始琢磨帶點什麽東西去見理發師。他在營地發現了兩棵樹，一棵淺蠟，一棵深紅。於是他用兩棵樹的樹枝刻了那七枚缺了的棋子，送給理發師。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祖父說。刻棋子拉近了他和象棋的距離，讓他覺得，如果不了解棋子在棋盤上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缺了點兒什麽。於是祖父開始學下象棋。下棋不僅縮短了漫長等待時的乏味，也給生活帶來些許依靠。下棋時，大腦和手指雖然沒有進入真正的生活，卻也是生活的一種變奏。人們活在時間的一個斷片，坐在裏麵可以迴首張望記憶中的故鄉，同時翹首企盼著早日迴家。人們逃進棋子，遁入遊戲時光，不必再忍受時間的空乏。從戰俘營迴到村子後，和理發師一樣，象棋也成了祖父的嗜好。
雕刻那七個象棋子的訓練，加上迴村後漫長從容的時光，讓祖父能夠把刻棋子的手藝繼續下去。木料在樹上隨時可得，他給自己刻了一套完整的棋子。他刻的第一顆棋子是兵，他說，因為打仗以前自己是農民，迴家後還要繼續當農民。
給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祖父已經擁有了一副商店裏買來的正規象棋。所以我可以玩他那副自製的、缺了四顆子的棋。這裏麵我最喜愛的是兩顆（國）王，那蠟白和暗紅的。棋子經年累月已經陳舊肮髒，變成灰白和深褐，像陽光下幹涸的土地，或是被雨水浸濕的土地。所有棋子都有裂縫，搖搖晃晃，雕刻時新鮮的木質在裏麵隨意幹枯，使得每顆棋子最終的樣子各不相同。最歪的那兩隻，腆著肚子弓著背、一副老態龍鍾模樣的，就是兩個王。他們腦袋上的皇冠歪了，而且刻得過大，跌跌撞撞的。幾十年來，祖父每周末都會下象棋。後來，下棋的朋友一個個離開人世，為了湊熱鬧，他隻好在星期天去打牌。不過他還算運氣好。每年，他隔幾個星期就會去看望嫁到鄰村的姐姐，有一次在她那兒遇到一個用他的話說是“真正的”棋手。此後，他每周三都坐火車去鄰村下棋，而且經常把我帶上。我們村住的都是德國人，他們村都是匈牙利人。姑奶奶的木匠丈夫是匈牙利人，那個象棋手也是匈牙利人。祖父下棋時可以盡情享受他的兩個愛好，因為他也喜歡講匈牙利語。每次去他都帶著我，這樣他在下棋時我也能學點匈牙利語。
祖父的木匠姐夫經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滿了木屑，隻能在胳膊下麵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頭戴木屑巴斯克帽，頭上是木屑太陽穴和木屑耳朵，濃密的木屑八字胡。他會做家具、木地板、門窗、帶卷門的童車，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飯勺這樣的小東西，還有，就是棺材。
柏林牆倒塌後，媒體上經常能看到有關東德人用詞的報道。這些詞在人們口中重複時，變成構詞和內容都極其糟糕的“詞語怪物”。在東德，聖誕樹上的天使叫“歲末飛人”，舞台下人們揮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飲售貨亭是“飲料基地”。有兩個詞讓我感覺很親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爺爺家裏的情景。一個是棺木，在東德叫“地下家私”；另一個是安全局的下屬部門，負責幹部節日及忌日之類的事務，叫“悲喜部”。“歲末飛人”是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諱“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詞會使“旗幟”受傷，“飲料基地”則把商亭軍事化了，也許東德的幹部們在那裏用瓶子解“自由之渴”。這些概念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笨拙無聲的意識形態詞語的諷刺畫。“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對我來說並不奇怪，我在其中聽出對死亡的恐懼。死亡衝破了顯貴和小人物之間的界限，它無視官位的高低。統治集團不願與“凡夫俗子”為伍，但在這權力無法企及之處，英雄和敵人沒有分別。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主流意識形態似乎並沒有排除上帝在它內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時又被保留。雖然沒有明白無誤地提到“複活”，卻將一劑慰藉注入死亡，暗示著來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們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個房間裏。塗滿防腐劑的領袖住在別墅，普通百姓在墓地裏住個單間，倒也合乎邏輯。
穿著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並不會講東德德語，但他每天都在做著“地下家私”。他的勞動成果就是他工作間裏的棺木，一件人死後被放進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兒亂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間，哪兒有地方就放哪兒：一輛童車可能放在棺材的旁邊、上麵，甚至可能是它裏麵。木工房裏的作品代表了一個人從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個驛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時光的觸角。在衣櫃、床頭櫃、床、凳子和桌子中間，棺材隻是一件稀鬆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們站在那裏，比任何言語的表達更清晰，無需有關生與死的廢話，它們就是人在生和死時實實在在需要的東西。在我眼裏，木匠是萬能的，整個世界都是他創造的。對我來說，世界不是雲遊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變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頭放到哪裏，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飛逝的季節，無論是荒蕪裸露，還是綠草綿延的季節。這裏的死亡之日陳列館，全部是表麵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黃到深褐覆蓋下的清澈。色彩在這裏不再遊蕩，隻為各自濃濃地抹上一筆。它們不再是風景四處飄舞和鋪張，隻呈現一種沉靜的特質，一種安寧的明晰。它們不會使我害怕，在我觸摸之時，靜靜地待著，讓寧靜也在我身體彌漫。門外，四季一個緊追一個，直到把前麵的吞噬，而木工房裏的棺木並不急於靠近肉體，它是死者最後的床，耐心地等著人們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個縫紉機，用來給棺材做枕頭的。“這白色的錦緞，”他說，“像是國王的用度，裏麵裝滿刨子幽靈。”那長長的、從刨子裏落下的卷卷的東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靈”。我喜歡這個詞，那時就喜歡，用幽靈而不是用樹葉、稻草或鋸末做死者的枕頭。幽靈原本住在活著的樹冠裏，樹枝被砍下被鋸開後，它也隨木料落了下來。亞曆山大·沃納（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說《牆中窗》裏寫道：“要了解真相，就要從混跡於和我們無關的所有詞語中找到那些和我們相關的。”“刨子幽靈”就是一個和我相關的詞。
刨子幽靈沙沙作響，聞起來一股苦味。祖父在陽台上下棋的時候，我在木工房用短刨花做假發，用長刨花做腰帶、裙邊和圍巾。一個大盒子裏裝著金色的字母，油漆的氣味辛辣刺鼻，木匠用這些字母拚出死者的名字，粘到棺木上。我用它們做戒指、項鏈和耳環。如果是現在，這些刨花和燙金的字母會讓我感到害怕，但那時我見過太多的死人，他們活著時都是我熟悉的，我記得他們的聲音，和他們走路的樣子，常年看著他們穿什麽樣的衣服，吃什麽飯，如何在地裏幹活，怎樣跳舞。有一天，他們躺進棺材裏，還是原來的那個人，隻是不會動了，渴望別人最後再來看他們一眼。他們還想再重要一次，躺在雕刻精美的馬車裏，像躺在行走的陽台，在音樂的陪伴下，在村中招搖一番。上帝從他們身上拿迴了他的物質，周邊地區連同四季把他們一起吃掉。我把金色字母掛滿一身的時候，從未想到過死者，我隻是佩服木匠姑爺爺，在死人被抬走的時候，為他們準備了金色的名字有蓋的床，還準備了刨子幽靈做的錦緞枕頭。有的棺材像柵欄一樣垂立著，一個挨一個，有的裝滿刨子幽靈橫躺在地上。我在他那兒從來沒看見棺木上有金色的字母，沒看見他縫過枕頭，往裏麵裝刨子幽靈，也沒見他賣過一副棺材。姑奶奶在中午送飯時，怕飯菜涼了，會把它們放進棺材的刨子幽靈裏。
木工房裏是刨子幽靈和國王用度一樣的白色錦緞枕頭。棋盤上方，祖父蹙著額頭，摩挲著顴骨。有時是他，有時是他的對手，用王將死對方。坐夜車迴家的短暫路途上，耀眼的夜色從天空傾瀉而下，無與倫比。月亮有時像馬蹄鐵有時像一顆杏掛在空中，屋頂上的風信雞像吵吵鬧鬧的象棋子，朝火車相反的方向跑去。有的風信雞像王。第二天，草地上的公雞，頭上也頂著皇冠而不是雞冠。我每周三和六都要殺一隻雞，這活兒和削土豆皮、抹灰沒什麽兩樣，我做起來老道而麻木，仿佛是一輩子注定要做的家務。村裏，殺雞是女人的活兒，不能看雞的痛苦、不能見血的女人，是沒用的女人。最多是男人刮胡子的時候不應該見血，很少聽說女人——人們常說的沒用的女人——不能見血。也許我是後來才沒用的。
在我的夢境中，各種東西總是糾纏在一起：我剪開雞的肚子，裏麵裝滿棋子，黑的白的棋子變成了紅的藍的，棋子又幹又硬。如果雞在草地上跑來跑去，一定能聽到棋子在它肚子裏嘩嘩作響。我從雞肚子裏取出棋子，按顏色把它們排成兩行。隻有一隻王。他晃晃悠悠，像在鞠躬。王是綠色的，鞠躬時變成紅色。我把他握在手中，感覺他的心跳。他害怕起來。於是我咬開他，裏麵是柔軟的黃色，他的肉是甜的，像杏一樣。我把他吃了。
所有事物都有它們自己的（國）王。每個王出場時，都會向別的王點頭示意。王們不會離開自己的物體，但他們彼此認識，在我腦子裏相遇後合為一體。他們其實是一個王，被散到各處去挑選可以生存的新物質：象棋裏的是木王，風信雞裏的是鐵王，公雞裏的是肉王。組成這些事物的物質，在觀望時發現大腦中發生迷失的起點。事物中平凡的東西暴露出來，物質成為人。同類事物中出現了不同等級，我和它們之間的距離相差更大。我必須應對自己展開的對比，卻敗下陣來。和木頭、鐵皮或羽毛相比，皮膚是最脆弱的物質。我隻得依賴國王時好時壞的權力。公雞住在羽毛屋。樹葉屋裏林蔭道。兔子住在毛皮屋。水屋住著一片湖。巡邏隊在拐角屋，碰到某男從陽台，縱身越過接骨木。又是一個自殺者，紙屋住著確認書。發髻住著某女郎。這首剪報詩是我後來對拚湊起來的村莊國王思考的結果。不過，角屋的巡邏隊，在紙上被偽造成自殺的謀殺，都是城市國王的作為。他是國家的王，在河界將生與死玩弄於股掌之間：悄悄地把他討厭的人扔出窗外，扔進火車或汽車的車輪下，從橋上扔進河裏，或者把他們吊死，用藥毒死??，然後把殺戮偽裝成自殺。他讓訓練有素的獵犬撕咬那些企圖越境的逃亡者，讓他們暴屍荒野，當農人在收獲時發現的已是腐爛了一半的屍體。他命令手下沿多瑙河追捕逃跑者，讓船槳把他們碾碎，去喂魚和海鷗。都知道這一切天天發生，但誰都沒有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