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歐國家到處可以看見地麵上蜿蜒的管道，有的離開地麵一點點，有的淩空而設，高過橋梁。它們呈現的是一幅力不勝任的工業化景象。順著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縫處都在往外冒氣，空氣中到處彌漫著這種氣體，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氣體。如果感覺受到威脅了，把這種氣體當做威脅的鬼怪顯身，這不是隱喻，而幾乎就是現實。德國的公路上沒有這種困境喘出的白色氣體。德國公路平坦，交通標示牌上畫著蹦跳的鹿，標示牌上的鹿甚至還長著角。我有時問自己，這些鹿角是帶著皮的還是不帶皮？沿途都有電話設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還在路上開著車的人還不需要它們。開著車我覺得不能讓這些電話設施發現自己，它們代表著那些數不勝數的已經不再在路上的人——死於車禍者。他們在這裏與仍舊在路上的活人打電話。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這些，但我卻總是這樣想，就像是一種強迫症。這隻是有關我那看不見的行囊，也就是我所離開的那個國家的更深含義的一個例子。
後來我在報紙中讀到：
“金克爾在他的講話中使用了航海學隱喻。他說，自由民主黨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為蘭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離開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頭聚會是自由民主黨在自由主義大本營舉行的閱兵式。
‘我是從這裏走出去的，這裏有我的根，我願意與這裏息息相關。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
……自我批評和公開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後必須航向明確地重新起航。’天氣好的時候做到思想自由並不難，碰到狂風暴雨的時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貢獻力量，讓自由民主黨在艱難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外交部長雖然說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實際上他卻是在應用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把昂納克歸入薩爾州。人們很難反駁金克爾的地方主義，金克爾在德國確實很有根基。盡管如此，為了談論家鄉，他還是要用航海方麵的隱喻，這樣他的語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園的方向。航海的畫麵給了他詩意的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無家可歸過。
羅馬尼亞對這個國家剛剛發生在我眼前的事來說意味著更深含義。德語是我的母語，但與這裏的語言相比，它是我帶來的語言。在我學會它的地方，政治上隱喻的乏味是類似的。那裏和這裏一樣，這類詞匯同樣經過人為的過度牽強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滑稽，從而詞不達意。雖然這樣還是有區別：那邊的意圖更陰暗，目標直指生活本身。
就是一般的詞如商店、街道、理發師、警察，在日常使用時的內涵也不盡相同，因為它們所指稱的東西本身就不同。人們無法兩次學習同一門語言：我說的是從前說話時使用的相同的詞，但現在我要賦予它們一些新的內涵。
我們的腦袋裏沒有電影中的快動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東西，人們也無法更快地理解。因為隻有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有可能了解所有細節。一個陌生的地點使母語的思維和表達也變得遲緩，因為母語對我的嘴和耳朵來說都是熟悉的，這就讓人覺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有一天報紙上登了一條消息：“下大雪時房主沒有義務掃雪和撒石頭子防滑。雪下得不那麽急時才需要拿起雪鏟和沙石桶。鑒於這一理由，紐倫堡-菲爾特地區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駁迴了一名過路人的賠償訴訟。這位婦女要求房主賠償5000馬克，因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們卻認為，房主‘隻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體到這裏是能起防滑作用時’，才有義務鏟雪和撒防滑石子。”
誰要是來自獨裁體製和一貧如洗的國家，他就很難想象這種對公正的追求。我讀這則消息時無意間覺得像模仿式的諷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卻出於害怕笑了起來。就像我看到以下場麵會害怕得笑起來一樣：有兩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們要去人民公園，在路過某後排房屋的籬笆牆前她們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個小池塘，像扇門那麽大，上麵遊著三隻鴨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那是人民公園的鴨子。另一位說：那我們得報告。
在德語中可以用報告這個詞來婉轉地表達那個直白的詞：告密。在這個語言中告密這個詞可以文雅化，大概是通過經常被使用。隻有在做某件事的同時把相應的詞弱化，做這件事的人才能擺脫良心的不安。一個經過弱化的詞也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不是也可以說與朋友們聯係，或是說給他們打電話，那邊沒人接聽嘛。但是在居民登記處一詞中這個詞讓人聽起來就兩樣了。
到達德國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一種定局的感覺。我想不是因為兩國在空間上的距離，這種感覺不可能平白無故地產生。我痛恨鄉思這個詞，我拒絕如此來命名那份痛。我可以一直不使用這個詞，但那種狀況卻無可否認。想起過去總覺得悲哀。我知道自己是自願離開那裏的。但如果自願的原因是因為來自他人的威脅的話，又何從談起自願呢？被安全局逼入絕境，最後我自己不得不遠走他鄉。沒有什麽是結束了，僅僅是中止，因為被打斷了。
在我到達德國後的最初幾周，德國房間中的那種空空蕩蕩讓我十分害怕。在羅馬尼亞住房都是塞得滿滿的，到處是五顏六色的地毯和壁毯，桌子總是放在屋子當中。無論往哪兒看都是擁塞的生活。這裏房間中空著的地方讓我害怕，它們給人一種沒著沒落的感覺。我的眼睛看到這種空著的地方就會眩暈。無論我坐在哪兒或站在哪兒都覺得不牢靠，無論我吃什麽、喝什麽、手裏拿著什麽或是嘴裏嚼著什麽，味道都不錯，對我來說卻是生疏的。無論我說什麽，隻能表達出一半意思，我覺得自己正在自我消失。在羅馬尼亞恐懼讓人無法忍受房子裏有空的地方。東西越少的地方，人們想要的越多。讓身邊充滿各種物件給人一種安全感。什麽都摸一摸，確實能觸碰到立在那裏的東西，這讓人產生信任感，因為在外麵大街上每個個人的特點都被抹煞了。僅僅那些人們費力搞到的物品才肯定能保證人們擁有自己的曆史。人們讓生活有個固定的形式，為的是不失去自我。
那時我對柏林的朋友們說，為了能在這麽空蕩蕩的住房裏生活，人的內心得特別堅強。
我在羅馬尼亞的房間——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們也在那裏進進出出——裏的冰箱上多年貼著一首詩。這首詩是薩拉·基爾施在東德寫的，當我把它貼到冰箱上的時候，基爾施早已被從東德趕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依舊孤寂
筆尖滑落信箋，為他們
威嚴的國王們，和令人
無比心動的王子們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仍舊戰栗
是灰暗的房，寂靜的街
是忽然的
一聲淒涼的車鳴
這首詩向我保證，日子會一天天過下去，這種齷齪的生活不會突然結束和消失。我每天都預計著，我的朋友們和我會遇上什麽事，生命從而就會終止。這首詩也預計到這一點，所以它既讓人恐懼，又讓人不再害怕。如果我在腦子裏默誦這首詩，它會被自己的詩行嚇住。我坦然麵對危險，因為我無法通過自己去減少它。要是有一天情報部門所威脅的幹掉我的事被付諸實施的話，我想，那麽危險也付出了自己的代價，因為它結束了。我知道危險願意活著。我們的心仍舊戰栗成為一種保證，死亡還沒有成為已經決定了的事。這首詩中也寫道，人們如何在住宅裏或是在外麵的光天化日下走動，如何從窗戶往外看。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這些，但我卻總是這樣想，就像是一種強迫症。這隻是有關我那看不見的行囊，也就是我所離開的那個國家的更深含義的一個例子。
後來我在報紙中讀到：
“金克爾在他的講話中使用了航海學隱喻。他說，自由民主黨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為蘭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離開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頭聚會是自由民主黨在自由主義大本營舉行的閱兵式。
‘我是從這裏走出去的，這裏有我的根，我願意與這裏息息相關。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
……自我批評和公開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後必須航向明確地重新起航。’天氣好的時候做到思想自由並不難，碰到狂風暴雨的時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貢獻力量，讓自由民主黨在艱難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外交部長雖然說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實際上他卻是在應用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把昂納克歸入薩爾州。人們很難反駁金克爾的地方主義，金克爾在德國確實很有根基。盡管如此，為了談論家鄉，他還是要用航海方麵的隱喻，這樣他的語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園的方向。航海的畫麵給了他詩意的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無家可歸過。
羅馬尼亞對這個國家剛剛發生在我眼前的事來說意味著更深含義。德語是我的母語，但與這裏的語言相比，它是我帶來的語言。在我學會它的地方，政治上隱喻的乏味是類似的。那裏和這裏一樣，這類詞匯同樣經過人為的過度牽強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滑稽，從而詞不達意。雖然這樣還是有區別：那邊的意圖更陰暗，目標直指生活本身。
就是一般的詞如商店、街道、理發師、警察，在日常使用時的內涵也不盡相同，因為它們所指稱的東西本身就不同。人們無法兩次學習同一門語言：我說的是從前說話時使用的相同的詞，但現在我要賦予它們一些新的內涵。
我們的腦袋裏沒有電影中的快動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東西，人們也無法更快地理解。因為隻有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有可能了解所有細節。一個陌生的地點使母語的思維和表達也變得遲緩，因為母語對我的嘴和耳朵來說都是熟悉的，這就讓人覺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有一天報紙上登了一條消息：“下大雪時房主沒有義務掃雪和撒石頭子防滑。雪下得不那麽急時才需要拿起雪鏟和沙石桶。鑒於這一理由，紐倫堡-菲爾特地區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駁迴了一名過路人的賠償訴訟。這位婦女要求房主賠償5000馬克，因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們卻認為，房主‘隻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體到這裏是能起防滑作用時’，才有義務鏟雪和撒防滑石子。”
誰要是來自獨裁體製和一貧如洗的國家，他就很難想象這種對公正的追求。我讀這則消息時無意間覺得像模仿式的諷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卻出於害怕笑了起來。就像我看到以下場麵會害怕得笑起來一樣：有兩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們要去人民公園，在路過某後排房屋的籬笆牆前她們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個小池塘，像扇門那麽大，上麵遊著三隻鴨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那是人民公園的鴨子。另一位說：那我們得報告。
在德語中可以用報告這個詞來婉轉地表達那個直白的詞：告密。在這個語言中告密這個詞可以文雅化，大概是通過經常被使用。隻有在做某件事的同時把相應的詞弱化，做這件事的人才能擺脫良心的不安。一個經過弱化的詞也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不是也可以說與朋友們聯係，或是說給他們打電話，那邊沒人接聽嘛。但是在居民登記處一詞中這個詞讓人聽起來就兩樣了。
到達德國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一種定局的感覺。我想不是因為兩國在空間上的距離，這種感覺不可能平白無故地產生。我痛恨鄉思這個詞，我拒絕如此來命名那份痛。我可以一直不使用這個詞，但那種狀況卻無可否認。想起過去總覺得悲哀。我知道自己是自願離開那裏的。但如果自願的原因是因為來自他人的威脅的話，又何從談起自願呢？被安全局逼入絕境，最後我自己不得不遠走他鄉。沒有什麽是結束了，僅僅是中止，因為被打斷了。
在我到達德國後的最初幾周，德國房間中的那種空空蕩蕩讓我十分害怕。在羅馬尼亞住房都是塞得滿滿的，到處是五顏六色的地毯和壁毯，桌子總是放在屋子當中。無論往哪兒看都是擁塞的生活。這裏房間中空著的地方讓我害怕，它們給人一種沒著沒落的感覺。我的眼睛看到這種空著的地方就會眩暈。無論我坐在哪兒或站在哪兒都覺得不牢靠，無論我吃什麽、喝什麽、手裏拿著什麽或是嘴裏嚼著什麽，味道都不錯，對我來說卻是生疏的。無論我說什麽，隻能表達出一半意思，我覺得自己正在自我消失。在羅馬尼亞恐懼讓人無法忍受房子裏有空的地方。東西越少的地方，人們想要的越多。讓身邊充滿各種物件給人一種安全感。什麽都摸一摸，確實能觸碰到立在那裏的東西，這讓人產生信任感，因為在外麵大街上每個個人的特點都被抹煞了。僅僅那些人們費力搞到的物品才肯定能保證人們擁有自己的曆史。人們讓生活有個固定的形式，為的是不失去自我。
那時我對柏林的朋友們說，為了能在這麽空蕩蕩的住房裏生活，人的內心得特別堅強。
我在羅馬尼亞的房間——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們也在那裏進進出出——裏的冰箱上多年貼著一首詩。這首詩是薩拉·基爾施在東德寫的，當我把它貼到冰箱上的時候，基爾施早已被從東德趕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依舊孤寂
筆尖滑落信箋，為他們
威嚴的國王們，和令人
無比心動的王子們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仍舊戰栗
是灰暗的房，寂靜的街
是忽然的
一聲淒涼的車鳴
這首詩向我保證，日子會一天天過下去，這種齷齪的生活不會突然結束和消失。我每天都預計著，我的朋友們和我會遇上什麽事，生命從而就會終止。這首詩也預計到這一點，所以它既讓人恐懼，又讓人不再害怕。如果我在腦子裏默誦這首詩，它會被自己的詩行嚇住。我坦然麵對危險，因為我無法通過自己去減少它。要是有一天情報部門所威脅的幹掉我的事被付諸實施的話，我想，那麽危險也付出了自己的代價，因為它結束了。我知道危險願意活著。我們的心仍舊戰栗成為一種保證，死亡還沒有成為已經決定了的事。這首詩中也寫道，人們如何在住宅裏或是在外麵的光天化日下走動，如何從窗戶往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