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接近訂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處理的事情讓我忙碌，我忙得連為愛情煩惱的時間也沒有了。我記得在俱樂部裏，我向那些兒時的夥伴，他們的父親是我父親的朋友，諮詢了我們怎麽才能弄到希爾頓宴席上需要的香檳酒和其他“歐洲”酒，我們談論了很長時間。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後來參觀我博物館的人們，那些年洋酒的進口在國家嚴格和嫉妒的控製之下，因為國家也沒有可以撥給進口商的外匯，所以隻有極少量的香檳、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徑進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區裏的熟食店裏，出售逃稅商品的店家裏，豪華酒店的酒吧裏，拿著裝滿紙條的口袋轉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個通姆巴拉[1]通姆巴拉，一種對數字的遊戲。把寫有1—90數字的小木牌放進一個口袋裏，然後把上麵寫有這些數字（三行，每行5個數字）的紙牌分發給玩遊戲的人。由一人從布袋裏依次摸出木牌並通報數字，如果紙牌上有摸出的數字，就用幹扁豆或是蠶豆將此數字蓋住，第一個對完第一行數字的人喊“第一個沁可”，贏得三等獎，第一個對完第二行的人喊“第二個沁可”，贏得二等獎，首先把紙牌上15個數字全部對完者喊“通姆巴拉”，贏得一等獎。[1]手那裏，從來不缺香檳、威士忌和美國煙。每個像我這樣大擺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籌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歐洲”酒。酒店裏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調酒師們，在這種情況下也會互相幫助，他們相互運送洋酒以保證特大宴席的順利舉辦。宴席後，報紙上那些撰寫名流軼事的作家們也會提到這個問題，他們會寫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須注意。
在我被這些事情弄得疲憊不堪時，我們會因為茜貝爾的一個電話，到貝貝克或是阿爾納烏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時新開發的艾提萊爾的某個地方，去看一處新蓋的帶風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貝爾那樣，開始對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滿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裏怎樣生活，設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裏看見的長沙發放在哪裏可以更好地看見海峽風景。在我們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請上，茜貝爾會喜歡把我們看見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麵告訴我們的朋友，和別人討論我們的人生計劃。而我會帶著一種奇怪的羞愧轉換話題，談起紮伊姆和梅爾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賽、夏天新開張的一些地方。和芙頌體驗的秘密幸福讓我在朋友的聚會上變得更加沉默了，我越來越喜歡坐在一邊當個旁觀者。一種憂傷在慢慢地向我內心壓來，但那些天我並沒有十分明顯地感覺到這點，在我的故事發生了這麽多年以後，現在我能夠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發現自己“變沉默了”。
一天半夜，當我開車送茜貝爾迴家時，她說：“最近這些天你很少說話。”
“是嗎？”
“我們已經有半小時沒說話了。”
“前些天我和父親吃了一頓午飯……它刺痛了我。他像一個準備要死的人那樣談論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訂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親、哥哥和我坐著切廷開的雪佛蘭去一戶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貝伊奧魯和托普哈內之間、楚庫爾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點的地方。去世的是一個來自馬拉特亞的老工人，父親剛工作時他就在父親身邊了。這個高大、可愛的人已經成為了公司曆史的一部分，從他在父親辦公室幹跑腿的活時我就認識他了。他的一隻手是假的，因為那隻手在工廠裏被卡在機器裏粉碎了。事故發生後，父親把這個他十分喜愛、勤奮的工人調去了辦公室，這樣我們就認識了他。剛開始讓我和哥哥感到恐懼的那隻假手，因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愛，後來變成了我們的玩具。兒時有段時間，每次去父親的辦公室，我們都會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辦公室的一個空房間裏，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鋪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邊，隨後跪在地上做了禮拜。
拉赫米有兩個和他一樣可愛、高大的兒子。他倆都親吻了父親的手。他那膚色微紅、體態豐滿、疲憊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見父親就開始用頭巾的一角擦拭著眼淚哭起來。父親用一種我和哥哥都無法表現出來的真誠安慰了那女人，擁抱並親吻了兩個孩子，還用一種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裏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種精神和心靈上的聯盟。而我和哥哥的心頭卻湧起了一種深切的負罪感。當哥哥說教似的講著什麽時，我則談起了往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重要的不是我們的語言、態度、悲痛的真實和深切，而是我們和周圍環境保持和諧的能力。有時我會想，人們之所以那麽喜歡香煙，不是因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這個虛空和毫無意義的世界裏，它能輕易地給人一種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的感覺。父親、哥哥和我都從拉赫米的大兒子遞過來的馬爾泰派煙盒裏拿了一根煙，又用他點燃的火柴點著了煙，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樣，我們三人用一種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時蹺起二郎腿開始抽煙了。
牆上，像歐洲人在牆上掛油畫那樣“掛著”一塊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為馬爾泰派香煙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種自己在思考一些關於人生“深層次”問題的錯覺。人生最根本的問題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會幸福。當然多數人處在兩者之間。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發現它。現在多年以後，我想沒發現也許是守護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沒發現自己的幸福，不是為了守護它，而是因為我害怕一種正在一步步向我走來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頌。那些天難道就是這種恐懼讓我變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嗎?
看著那些擺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卻是非常幹淨的房間裏的家具（牆上有一個20世紀50年代時髦的漂亮溫度計、一塊寫著“以真主的名義”的木牌），瞬間我以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來了。電視上麵鋪著一塊手工鉤織的墊子，墊子上放著一隻睡覺的小狗擺設。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記得，不知為什麽看到小狗時，我感覺自己好了許多，我先想到了這點，然後是芙頌。
在我被這些事情弄得疲憊不堪時，我們會因為茜貝爾的一個電話，到貝貝克或是阿爾納烏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時新開發的艾提萊爾的某個地方，去看一處新蓋的帶風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貝爾那樣，開始對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滿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裏怎樣生活，設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裏看見的長沙發放在哪裏可以更好地看見海峽風景。在我們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請上，茜貝爾會喜歡把我們看見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麵告訴我們的朋友，和別人討論我們的人生計劃。而我會帶著一種奇怪的羞愧轉換話題，談起紮伊姆和梅爾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賽、夏天新開張的一些地方。和芙頌體驗的秘密幸福讓我在朋友的聚會上變得更加沉默了，我越來越喜歡坐在一邊當個旁觀者。一種憂傷在慢慢地向我內心壓來，但那些天我並沒有十分明顯地感覺到這點，在我的故事發生了這麽多年以後，現在我能夠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發現自己“變沉默了”。
一天半夜，當我開車送茜貝爾迴家時，她說：“最近這些天你很少說話。”
“是嗎？”
“我們已經有半小時沒說話了。”
“前些天我和父親吃了一頓午飯……它刺痛了我。他像一個準備要死的人那樣談論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訂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親、哥哥和我坐著切廷開的雪佛蘭去一戶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貝伊奧魯和托普哈內之間、楚庫爾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點的地方。去世的是一個來自馬拉特亞的老工人，父親剛工作時他就在父親身邊了。這個高大、可愛的人已經成為了公司曆史的一部分，從他在父親辦公室幹跑腿的活時我就認識他了。他的一隻手是假的，因為那隻手在工廠裏被卡在機器裏粉碎了。事故發生後，父親把這個他十分喜愛、勤奮的工人調去了辦公室，這樣我們就認識了他。剛開始讓我和哥哥感到恐懼的那隻假手，因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愛，後來變成了我們的玩具。兒時有段時間，每次去父親的辦公室，我們都會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辦公室的一個空房間裏，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鋪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邊，隨後跪在地上做了禮拜。
拉赫米有兩個和他一樣可愛、高大的兒子。他倆都親吻了父親的手。他那膚色微紅、體態豐滿、疲憊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見父親就開始用頭巾的一角擦拭著眼淚哭起來。父親用一種我和哥哥都無法表現出來的真誠安慰了那女人，擁抱並親吻了兩個孩子，還用一種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裏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種精神和心靈上的聯盟。而我和哥哥的心頭卻湧起了一種深切的負罪感。當哥哥說教似的講著什麽時，我則談起了往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重要的不是我們的語言、態度、悲痛的真實和深切，而是我們和周圍環境保持和諧的能力。有時我會想，人們之所以那麽喜歡香煙，不是因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這個虛空和毫無意義的世界裏，它能輕易地給人一種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的感覺。父親、哥哥和我都從拉赫米的大兒子遞過來的馬爾泰派煙盒裏拿了一根煙，又用他點燃的火柴點著了煙，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樣，我們三人用一種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時蹺起二郎腿開始抽煙了。
牆上，像歐洲人在牆上掛油畫那樣“掛著”一塊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為馬爾泰派香煙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種自己在思考一些關於人生“深層次”問題的錯覺。人生最根本的問題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會幸福。當然多數人處在兩者之間。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發現它。現在多年以後，我想沒發現也許是守護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沒發現自己的幸福，不是為了守護它，而是因為我害怕一種正在一步步向我走來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頌。那些天難道就是這種恐懼讓我變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嗎?
看著那些擺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卻是非常幹淨的房間裏的家具（牆上有一個20世紀50年代時髦的漂亮溫度計、一塊寫著“以真主的名義”的木牌），瞬間我以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來了。電視上麵鋪著一塊手工鉤織的墊子，墊子上放著一隻睡覺的小狗擺設。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記得，不知為什麽看到小狗時，我感覺自己好了許多，我先想到了這點，然後是芙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