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書。它發生在拉合爾,也是在柬埔寨,在種植園,無處不在。《副領事》一開始就有一位十五歲的懷孕的女孩,這位安南姑娘被母親趕了出來,在菩薩藍色大理石的山區裏遊蕩。後來如何我記不清了,隻記得我費了很大的力氣尋找這個地方,尋找我從未去過的這座菩薩的山。我的書桌上擺著地圖,我循著乞丐和孩子們走的小路尋找,孩子們兩腿無力,目光呆滯。他們被母親所拋棄,撿垃圾充饑。這本書很難寫。不可能做提綱來表述苦難的深度,因為沒有引發這苦難的明顯事件。這裏隻有饑餓和痛苦。


    野蠻的事件之間沒有聯係,因此始終沒有計劃。我生活中從來沒有計劃。從來沒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沒有,一次也沒有。


    我每天早上寫作。但沒有任何時間表。從來沒有。除非是做飯。我知道什麽時候該讓食物沸騰或避免燒焦。對於書我也心裏有數。我發誓。用一切發誓。我從未在書裏說謊。甚至也從未在生活裏說謊。除了對男人。從來沒有。這是因為母親以前嚇唬我說,謊言會殺死說謊的孩子。


    我想這正是我責怪書籍的一點,因為,一般來說,它們並不自由。通過文字就能看出來:書被製作、被組織、被管轄,可以說變得規規矩矩。這是作家經常對自己使用的審查職能。於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尋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無害的形式。還有幾代人死氣沉沉,書寫得十分靦腆,甚至還有年輕人。這是些可愛的書,但沒有任何發展,沒有黑夜。沒有沉默。換句話說,沒有真正的作者。應景的書,解悶的書,旅行的書。但不是嵌入思想、講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傷的書,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談。


    我不知道書是什麽。誰也不知道。但有書時我們知道。沒有書時,我們知道,好比知道我們活著,還沒有死。


    每本書和每位作家一樣,有一段艱難的、無法繞過的行程。他必須下決心將這個失誤留在書裏,使它成為真正的、不撒謊的書。孤獨,我還不知道它後來如何。我還不能談論它。我相信的是這種孤獨變得平凡,天長日久變得平庸,而這很幸運。


    當我第一次談到法國駐拉合爾大使的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特和副領事之間的戀情,我感到毀壞了這本書,使它辜負了期望。可是沒有,它不僅站住了,而且不負所望。作家也有失誤,像這種失誤,它實際上是機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誤使人欣喜,就連其他的失誤,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淺易的失誤常常也是美妙的。


    別人的書,我往往覺得很“幹淨”,但常常仿佛出自毫無危險的古典主義。大概該用“必然”一詞。我不知道。


    我平生讀得最多的書,我獨自閱讀的書,是男人寫的書。是米什萊。米什萊,還是米什萊,催人淚下。也有政治書籍,但較少。聖朱斯特,司湯達,但奇怪的是沒有巴爾紮克。文本中之文本是聖經中的《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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