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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在滬寧線上由西向東行駛，時間是1991年11月19日。這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因為從這一天起，我開始了艱難的旅行，走走停停，已經走了十年，而且還要繼續走下去，仿佛這旅行是在兜圈子，永無盡頭。
這次旅行的起點是安徽省馬鞍山市，目的地是深圳。深圳太出名了，前麵不需要冠某某省，後麵不需要加上“市”，深圳就是深圳，說深圳誰都知道，不象說馬鞍山，前麵非得加上安徽省，否則別人還真不知道你說的是香港的馬鞍山還是東北的馬鞍山；後麵的“市”更重要，有了這個“市”，馬鞍山就能與上海、北京、武漢、廣州平起平坐，他們不都是叫“市”嗎？“市”的作用絲毫不亞於阿q名字前麵的那個“趙”姓，有了這個“趙”，一貧如洗的阿q就可以和趙老太爺攀上親了。
往上攀是人的天性，捫心自問，我們誰不想往上攀？剛開始是姑娘們喜歡傍大款，後來發展到小夥子喜歡傍富婆，現在您看看，連政府官員都要傍大企業家。事實上，現在不僅人喜歡往上攀，凡是活著的東西它都喜歡往上攀，就說現在我搭乘的這輛火車吧，放著現成的皖贛線近道不走，偏要道上海杭州這些有錢的大城市裏轉一圈，沾點財氣才肯上路，與舊時拉車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勢利得很！
火車的勢利讓我生氣。由於火車的嫌貧愛富，害得我非得跟著它先從南京到上海，再從上海到杭州，又從杭州經南昌到株洲，最後才從株洲沿京廣線南下，十足走了個“之”字形，費時費事費錢，少慢差費，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精神，同時也預示著我此次旅行的不順。如果火車不勢利，它就可以走皖贛線，我就可以直接在馬鞍山上車，火車穿越皖南大地，直插鷹潭，既快又省。如果那樣，我就可以在家吃完晚飯再出門，至少可以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多待半天，而且他們還可以直接把我送上火車，多好！
生氣歸生氣，旅行還得繼續，我犯不著與火車這樣的家夥賭氣。好在我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上車就能睡覺，睡著了也就自然不生氣了。以前我與同事一起出差時，他們總是羨慕我，甚至有人還正兒八經地向我討教上車就睡的秘訣，我想了半天，說：小時候我媽忙，沒空抱我，於是將我放在搖籃裏搖，一搖一晃，轟隆轟隆，跟火車上差不多，所以現在上火車就能睡著了。過年的時候老母親來，我恭恭敬敬地敬老人家酒，感謝她給我養成了這個好習慣。母親恍惚，說不對，你小時候哪裏有什麽搖籃給你睡呀。我說那我為什麽現在一上火車就能睡著，而別人卻睡不著？母親想了半天，說：這個呀，那時候我們家住在二場站，整天火車來來往往，從小就習慣了。母親不會新名詞，如果她會，她一定會說到“胎教”。
“胎教”雖好，但我今天可能難入睡。剛剛要睡著時，就被一個賣雜誌的吵醒。賣雜誌的在叫：“哎，看了看了，請看一個賓館女服務員的自白。”我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這個人，或者是一個與他差不多的人，也是這樣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為什麽自殺，陳衝為什麽一定要嫁給黑人。”我當時抵不住誘惑，買了一本，但從頭看到尾，也沒看到陳衝為什麽一定要嫁給黑人，退雜誌是不可能的，火車早跑幾百裏了。
其實，睡不著的主要原因是我心裏有事。
這次旅行是我精心策劃的。本來審稿會是在武漢開的，從哪裏到武漢都近，再說出版社就在武漢工業大學裏麵，在武漢開這個審稿會天經地義。但我不想去武漢開，我想將會址遷到深圳，這樣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出差的方式去一趟深圳，如果在深圳找到合適的單位，幹脆就不迴來了。為達此目的，我串通了南方新型建材廠的謝廠長，鼓動他為會議提供方便，並反複講解了此舉對他們廠及他本人的意義，最後，謝廠長被我說動心了，表示願意出錢出力，這才最終促成了會議的南遷。
“這位同誌你是工程師吧？”
我正在想著心思，對鋪的漢子突然對我說。我覺得很奇怪，他為什麽一口就說我是工程師，而不說我是軍人或警察？其實從外表上看我更像軍人或警察。我沒戴眼鏡，一點沒有知識分子的外在特征，想當年找對象時，就因為自己一點不像知識分子，還被一個崇拜陳景潤的女孩當麵拒絕過，我清楚地記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對介紹人說：“哼！還說是知識分子呢，別騙我了，你以為我傻？他要是知識分子為什麽不戴眼鏡？”
我今天仍然沒有戴眼鏡，這位大哥為什麽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師，並且不說我是醫生或教師呢？神了。
“何以見得？”我問。
“跑得多了，看人總有個八九不離十。”中年漢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體點？”我的好奇新被調動起來。
中年漢子認認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說：“你應該是研究所的。”
我心裏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會看相，因為我確實是設計院的，並且設計院從去年開始決定緊跟形勢，正式由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改為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雖然隻加了兩個字，對我們來說也沒有任何改變，但聽起來大多了，尤其是現在，這位中年漢子說我是研究所的，與研究院幾乎就沒有什麽差別了。再仔細一想，應該說中年漢子說的完全正確，我確實是研究所的。以前我們是設計院情報室，自從設計院改成設計研究院之後，我們情報室也水漲船高，從室升格為所，所以，我現在的完整身份應該是設計研究院情報研究所的工程師，一點沒錯！
“你真會看相？”我問，態度也明顯變地友好起來。
中年漢子笑了，沒說會，也沒說不會。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進一步要求道。其實我是不信這些東西的，但人在麵臨一個重大決策時往往會寧可信一點，就當是參考一下吧，況且這位老兄能看得這麽準。
“你要看什麽呢？”漢子問。
“看看我這次出去運氣怎麽樣？”我實話實說，就像是當時的病人對當時的醫生。
中年漢子又認認真真看了看我，再讓我伸出左手裏外翻看了半天。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就引起上麵幾個鋪位的旅客們的好奇，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紛紛用身體或眼神向中年漢子靠過來。中年漢子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賣力起來，仿佛正在做一項偉大的測試，而我就是實驗品，但我是完全誌願的，沒人強迫我。
“你這次旅途很長啊。”中年漢子說。
“是，是，是很長。”我必須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勵他。
“你運氣不錯，”他說，“每每在關鍵時刻總有貴人相助。”
“對，對，對。”我說。
“貴人相助”這句話我是聽過的，前幾年看過一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中就有這句話。從我已經走過的這些年來看，確實是每每在關鍵時刻確實有人幫我。就說這次南下吧，我人還沒動，那邊至少已經有兩條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條是張一民，我的同學加同事，他說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條是鄭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雖然我並不認識他，但我手裏既有尚方寶劍又有敲門磚，不怕他不熱情；至於那半條路嘛，是石大哥，雖說隻是在飛機上偶爾認識的，但我對深圳早就有心，所以迴來後特意給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綠茶，他收到後還給我寫了迴信，明確表示歡迎我來深圳玩，雖說這種萍水相逢的關係並不可靠，但算作半條路是可以的，關鍵時刻好過沒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單純是為了求財我勸你別抱太大希望。”中年漢子給我潑了一瓢涼水。
“為什麽？”我有點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為了錢我離開設計院幹什麽？說實話，我想著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錢。前麵說了，我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工作，不僅我在設計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設計院工作，夫妻倆一個單位，我在情報所，她在自控所。包括複用二底圖在內，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張甲a圖紙，相當能戰鬥了。而我當時已經是“高產作家”，情報室規定每人每年的編寫或翻譯量為六萬字，我實打實要完成幾十萬字。就這樣，夫妻倆合起來還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資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來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們那裏是罵人的話，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個人能拿這個不吉利數，我就不會想著“下海”了，不想著“下海”我就不會有今天這趟旅行了。
當時我那個小家庭是四個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還有兒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還要領工資，剛開始是四十五，後來漲到五十，當時對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銷。窮則思變，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幾乎每月都有一兩篇文稿見刊，至今我的家中還保留幾十本《鋼鐵》、《耐火材料》、《工業爐》及安徽、江蘇、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雜誌，上麵有我的“大作”。後來覺得投稿不過癮了，幹脆寫書，日以繼夜地幹了三個月，每天七頁稿紙，我寫她抄，用標準的繪圖仿宋體抄七頁也不比我輕鬆多少。拿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從銀行匯過來的兩千多元稿費，我們夫妻二人加上兒子和保姆，將錢攤了滿滿一地，充分享受一把電影“百萬英磅”中亨利亞當的喜悅。
但這種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徹底改變經濟狀況，惟有“下海”。那時候我們那裏流行一個說法，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這種流行說法有點類似於古代的兒童歌謠，有時不失預見性。那時還沒有“下崗”這一說，報上甚至還不敢說中國有“失業”，隻是閃爍其辭地說“待業”，可見“等待安排”就很有預見性。受這種有預見性的“歌謠”的鼓惑，我蠢蠢欲動，每天高度緊張地關注有關特區那邊的一切消息。恰好在這時候，我的好朋友張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對我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促使我下定了決心。“不過你也不用擔心，你是馬命，總是要跑的，不跑反而會把你憋死，遲跑不如早跑。”中年漢子說。
我聽了這最後一番話如墜入雲裏霧裏，不知道該怎麽辦。我發現幾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這樣，一是從來都不把話說死，總是留有餘地；二是同一番話能有多種解釋。現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實和當前的股評人士差不多，怎麽聽都有道理，什麽結果他都不算錯。但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麽多了，反正是決心已下，開弓沒有迴頭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車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馬命，那就注定要不斷地跑。
後來的發展證明，中年漢子還真說得對，至少大部分是對的。
火車在滬寧線上由西向東行駛，時間是1991年11月19日。這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因為從這一天起，我開始了艱難的旅行，走走停停，已經走了十年，而且還要繼續走下去，仿佛這旅行是在兜圈子，永無盡頭。
這次旅行的起點是安徽省馬鞍山市，目的地是深圳。深圳太出名了，前麵不需要冠某某省，後麵不需要加上“市”，深圳就是深圳，說深圳誰都知道，不象說馬鞍山，前麵非得加上安徽省，否則別人還真不知道你說的是香港的馬鞍山還是東北的馬鞍山；後麵的“市”更重要，有了這個“市”，馬鞍山就能與上海、北京、武漢、廣州平起平坐，他們不都是叫“市”嗎？“市”的作用絲毫不亞於阿q名字前麵的那個“趙”姓，有了這個“趙”，一貧如洗的阿q就可以和趙老太爺攀上親了。
往上攀是人的天性，捫心自問，我們誰不想往上攀？剛開始是姑娘們喜歡傍大款，後來發展到小夥子喜歡傍富婆，現在您看看，連政府官員都要傍大企業家。事實上，現在不僅人喜歡往上攀，凡是活著的東西它都喜歡往上攀，就說現在我搭乘的這輛火車吧，放著現成的皖贛線近道不走，偏要道上海杭州這些有錢的大城市裏轉一圈，沾點財氣才肯上路，與舊時拉車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勢利得很！
火車的勢利讓我生氣。由於火車的嫌貧愛富，害得我非得跟著它先從南京到上海，再從上海到杭州，又從杭州經南昌到株洲，最後才從株洲沿京廣線南下，十足走了個“之”字形，費時費事費錢，少慢差費，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精神，同時也預示著我此次旅行的不順。如果火車不勢利，它就可以走皖贛線，我就可以直接在馬鞍山上車，火車穿越皖南大地，直插鷹潭，既快又省。如果那樣，我就可以在家吃完晚飯再出門，至少可以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多待半天，而且他們還可以直接把我送上火車，多好！
生氣歸生氣，旅行還得繼續，我犯不著與火車這樣的家夥賭氣。好在我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上車就能睡覺，睡著了也就自然不生氣了。以前我與同事一起出差時，他們總是羨慕我，甚至有人還正兒八經地向我討教上車就睡的秘訣，我想了半天，說：小時候我媽忙，沒空抱我，於是將我放在搖籃裏搖，一搖一晃，轟隆轟隆，跟火車上差不多，所以現在上火車就能睡著了。過年的時候老母親來，我恭恭敬敬地敬老人家酒，感謝她給我養成了這個好習慣。母親恍惚，說不對，你小時候哪裏有什麽搖籃給你睡呀。我說那我為什麽現在一上火車就能睡著，而別人卻睡不著？母親想了半天，說：這個呀，那時候我們家住在二場站，整天火車來來往往，從小就習慣了。母親不會新名詞，如果她會，她一定會說到“胎教”。
“胎教”雖好，但我今天可能難入睡。剛剛要睡著時，就被一個賣雜誌的吵醒。賣雜誌的在叫：“哎，看了看了，請看一個賓館女服務員的自白。”我一聽就知道是騙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這個人，或者是一個與他差不多的人，也是這樣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為什麽自殺，陳衝為什麽一定要嫁給黑人。”我當時抵不住誘惑，買了一本，但從頭看到尾，也沒看到陳衝為什麽一定要嫁給黑人，退雜誌是不可能的，火車早跑幾百裏了。
其實，睡不著的主要原因是我心裏有事。
這次旅行是我精心策劃的。本來審稿會是在武漢開的，從哪裏到武漢都近，再說出版社就在武漢工業大學裏麵，在武漢開這個審稿會天經地義。但我不想去武漢開，我想將會址遷到深圳，這樣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出差的方式去一趟深圳，如果在深圳找到合適的單位，幹脆就不迴來了。為達此目的，我串通了南方新型建材廠的謝廠長，鼓動他為會議提供方便，並反複講解了此舉對他們廠及他本人的意義，最後，謝廠長被我說動心了，表示願意出錢出力，這才最終促成了會議的南遷。
“這位同誌你是工程師吧？”
我正在想著心思，對鋪的漢子突然對我說。我覺得很奇怪，他為什麽一口就說我是工程師，而不說我是軍人或警察？其實從外表上看我更像軍人或警察。我沒戴眼鏡，一點沒有知識分子的外在特征，想當年找對象時，就因為自己一點不像知識分子，還被一個崇拜陳景潤的女孩當麵拒絕過，我清楚地記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對介紹人說：“哼！還說是知識分子呢，別騙我了，你以為我傻？他要是知識分子為什麽不戴眼鏡？”
我今天仍然沒有戴眼鏡，這位大哥為什麽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師，並且不說我是醫生或教師呢？神了。
“何以見得？”我問。
“跑得多了，看人總有個八九不離十。”中年漢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體點？”我的好奇新被調動起來。
中年漢子認認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說：“你應該是研究所的。”
我心裏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會看相，因為我確實是設計院的，並且設計院從去年開始決定緊跟形勢，正式由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改為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雖然隻加了兩個字，對我們來說也沒有任何改變，但聽起來大多了，尤其是現在，這位中年漢子說我是研究所的，與研究院幾乎就沒有什麽差別了。再仔細一想，應該說中年漢子說的完全正確，我確實是研究所的。以前我們是設計院情報室，自從設計院改成設計研究院之後，我們情報室也水漲船高，從室升格為所，所以，我現在的完整身份應該是設計研究院情報研究所的工程師，一點沒錯！
“你真會看相？”我問，態度也明顯變地友好起來。
中年漢子笑了，沒說會，也沒說不會。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進一步要求道。其實我是不信這些東西的，但人在麵臨一個重大決策時往往會寧可信一點，就當是參考一下吧，況且這位老兄能看得這麽準。
“你要看什麽呢？”漢子問。
“看看我這次出去運氣怎麽樣？”我實話實說，就像是當時的病人對當時的醫生。
中年漢子又認認真真看了看我，再讓我伸出左手裏外翻看了半天。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就引起上麵幾個鋪位的旅客們的好奇，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紛紛用身體或眼神向中年漢子靠過來。中年漢子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賣力起來，仿佛正在做一項偉大的測試，而我就是實驗品，但我是完全誌願的，沒人強迫我。
“你這次旅途很長啊。”中年漢子說。
“是，是，是很長。”我必須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勵他。
“你運氣不錯，”他說，“每每在關鍵時刻總有貴人相助。”
“對，對，對。”我說。
“貴人相助”這句話我是聽過的，前幾年看過一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中就有這句話。從我已經走過的這些年來看，確實是每每在關鍵時刻確實有人幫我。就說這次南下吧，我人還沒動，那邊至少已經有兩條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條是張一民，我的同學加同事，他說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條是鄭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雖然我並不認識他，但我手裏既有尚方寶劍又有敲門磚，不怕他不熱情；至於那半條路嘛，是石大哥，雖說隻是在飛機上偶爾認識的，但我對深圳早就有心，所以迴來後特意給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綠茶，他收到後還給我寫了迴信，明確表示歡迎我來深圳玩，雖說這種萍水相逢的關係並不可靠，但算作半條路是可以的，關鍵時刻好過沒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單純是為了求財我勸你別抱太大希望。”中年漢子給我潑了一瓢涼水。
“為什麽？”我有點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為了錢我離開設計院幹什麽？說實話，我想著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錢。前麵說了，我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工作，不僅我在設計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設計院工作，夫妻倆一個單位，我在情報所，她在自控所。包括複用二底圖在內，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張甲a圖紙，相當能戰鬥了。而我當時已經是“高產作家”，情報室規定每人每年的編寫或翻譯量為六萬字，我實打實要完成幾十萬字。就這樣，夫妻倆合起來還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資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來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們那裏是罵人的話，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個人能拿這個不吉利數，我就不會想著“下海”了，不想著“下海”我就不會有今天這趟旅行了。
當時我那個小家庭是四個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還有兒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還要領工資，剛開始是四十五，後來漲到五十，當時對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銷。窮則思變，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幾乎每月都有一兩篇文稿見刊，至今我的家中還保留幾十本《鋼鐵》、《耐火材料》、《工業爐》及安徽、江蘇、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雜誌，上麵有我的“大作”。後來覺得投稿不過癮了，幹脆寫書，日以繼夜地幹了三個月，每天七頁稿紙，我寫她抄，用標準的繪圖仿宋體抄七頁也不比我輕鬆多少。拿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從銀行匯過來的兩千多元稿費，我們夫妻二人加上兒子和保姆，將錢攤了滿滿一地，充分享受一把電影“百萬英磅”中亨利亞當的喜悅。
但這種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徹底改變經濟狀況，惟有“下海”。那時候我們那裏流行一個說法，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這種流行說法有點類似於古代的兒童歌謠，有時不失預見性。那時還沒有“下崗”這一說，報上甚至還不敢說中國有“失業”，隻是閃爍其辭地說“待業”，可見“等待安排”就很有預見性。受這種有預見性的“歌謠”的鼓惑，我蠢蠢欲動，每天高度緊張地關注有關特區那邊的一切消息。恰好在這時候，我的好朋友張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對我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促使我下定了決心。“不過你也不用擔心，你是馬命，總是要跑的，不跑反而會把你憋死，遲跑不如早跑。”中年漢子說。
我聽了這最後一番話如墜入雲裏霧裏，不知道該怎麽辦。我發現幾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這樣，一是從來都不把話說死，總是留有餘地；二是同一番話能有多種解釋。現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實和當前的股評人士差不多，怎麽聽都有道理，什麽結果他都不算錯。但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麽多了，反正是決心已下，開弓沒有迴頭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車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馬命，那就注定要不斷地跑。
後來的發展證明，中年漢子還真說得對，至少大部分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