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後來你就搬到豐台這邊來了?


    呂月月:對,這兒條件好,也沒人知道。


    海岩:你兒子呢?


    呂月月:我把他托給這兒附近的一個老太太了,我每天上午到老太太家去,和兒子在一起玩玩兒。


    海岩:我原來還以為你每天上午都忙著出去在別處另打一份工呢。怪不得好幾天都見不著你。


    呂月月:前些天孩子鬧病。


    海岩:和你過去的同事,像伍隊長、薛宇什麽的,還有來往嗎?


    呂月月:沒來往。前一陣在街上碰見了劉保華,他見到我挺驚訝,問我在哪兒發財呢,我說在皇族夜總會當服務員,他直犯愣,覺得我居然幹這活兒真有點不可思議。


    海岩:呂月月,我也覺得你在夜總會那種地方陪人家喝酒,總不是個事情。


    呂月月:現在不讓陪酒了,公安局總來查。客人少了,小費也少了,再下去恐怕我連“麵的”也打不起了。錢對我來講比別人更重要。海岩,你知道我在原來那家酒樓當領位時,領到第一份工資以後去了哪裏嗎?


    海岩:去哪兒了?


    呂月月:我去亞洲大酒店了。我在酒店一樓的那間“香港酒廊”裏坐了整整一個下午。也是坐在靠窗子那兒,坐在我和潘小偉第一次相對而坐的地方,也是要了一杯咖啡。


    海岩:你是想追尋什麽,還是僅僅出於懷念?


    呂月月:懷念對於我來說,隻能是一種懺悔,欲哭無淚,隻能。


    海岩:對誰懺悔,潘小偉嗎?


    呂月月:潘小偉,伍隊長,薛宇,我的組織,我媽,我對不起一切人,因為我的幼稚,還有盲動。


    坐在這個酒廊的窗前,看著麵前一杯濃濃的咖啡。這咖啡和茶幾上的所有東西就像一幅靜物畫一樣,使人清醒。這時候我才隱約看清自己靈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淺薄,那麽容易被誘惑,又那麽容易失望。也許我從十六歲時被卷進那個醜聞開始,就造就了保護自己的本能,果斷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猶豫地保護自己,而不考慮是否傷害了別人。


    於是潘小偉和我就成了一對冤家對頭,他同樣耽於幻想易於失望,是一個喜怒哀樂著於心形於色的人。當幻想滋潤他時,他就青春勃勃充滿動力;當幻想破滅時,就心靈枯萎、灰心絕望。


    我們的悲劇就在於都把對方當作自己的幻想。我們不幸地忽視了這樣一個認識:人如同樹木一樣也要枝枝杈杈地成長,而我們都把對方當作固定的雕像了,因此既不能容納對方的缺點,又使自己變得神經過敏,總是全身心地期待從對方那裏得到自己的生命。於是,當對方給我們一點點愛意或者無情,溫暖或者冰冷時,都能逼使我們求生或者求死,陷入瘋狂!


    於是,就有了這個孩子式的遊戲和它的荒唐的結局。


    海岩:月月,現在你能夠這樣檢討反思,就等於有了重新開始的基礎,這就是人的成熟的過程。關於整個故事的結局,你還有什麽要交待的嗎?


    呂月月:沒有了。說不定我又辦了一件傻事,沒準你會失信發表這個故事,甚至把它直接賣給公安局,讓他們知道當年我和潘小偉私奔的真相,讓他們把我當叛徒抓起來。別看我辭職已經兩年了,不知為什麽我總預感到這事沒完!


    海岩:現在再去告發你,對國家和社會好像也沒什麽實際意義了。我隻希望你能振作,你的失敗的經曆能使你比同齡人獲得更多的人生養分。一個人經曆了挫折和痛苦,常常就產生了同等的覺悟,說不定你今後會因此成為一個很有質量的人。


    呂月月:我現在從不幻想今後會是怎樣,我今後最大的任務,最大的樂趣,就是帶大我的兒子。按我母親的意願,兒子姓了呂。但我以後一定要告訴他,他的父親是誰。他是潘小偉曾經希望得到的兒子。我決心用我的一生全力以赴地去愛,去換取他對他父母這段愛情的諒解。我現在唯一擔心的,就是我的兒子,千萬別沾上我們呂家這一代一代斷絕不了的厄運。我記得我說過我老是做一個相同的噩夢:我在一個車子裏,抱著一個孩子,孩子是潘小偉給我的,他把孩子給了我就不辭而別,任憑一個惡麵兇手置我於死地……我現在總想那孩子不會就是我的兒子吧?


    海岩:對做夢科學家是早有解釋的,你別那麽迷信。


    呂月月:但願如人所說,夢都是反的。


    尾聲


    我對呂月月的采訪,曆時兩月,凡二十六次,小提琴一案的來龍去脈,大體了然。


    采訪多半在呂月月租住的那間寒窯鬥室中進行,偶爾也找個僻靜的茶樓酒肆,邊喝邊談。我對呂月月的敘述做了詳細的記錄,在謄寫這些記錄時,順手對文字做了適當的修飾和整理。我把整理過的厚厚的采訪手記用一隻粗牛皮紙的檔案袋裝好,如約鎖進抽屜。


    整個春天我忙忙碌碌,沒有再和呂月月聯係,甚至連這個曾使我感歎一時的故事,也漸漸遺忘了。五一節前夕的一個周末,我去科學院采訪一位學部委員,迴家時母親遞給我一張字條,上麵寫著一個“呂”字和一個電話號碼,母親問我這位來電話的呂小姐是誰,認識多久了,幹什麽工作的。因我大齡未婚,女友不少,所以母親帶著既關心又習以為常的神態不緊不慢地盤問。我隻好當著母親的麵給呂月月打電話,很正常地同她寒暄,而且特別問到她的孩子身體可好,作為對母親的解釋。


    呂月月在電話裏約我見麵。我問她是否有事,她說有事。我問急嗎?她說急。我問是好事壞事,她說最好見麵再談。


    於是約了第二天見。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點,我們約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快餐店見麵。因為不到吃飯的時間,快餐店裏人不算多,我們在二樓找了個角落對麵而坐,一人喝著一杯冰鎮的奶昔。呂月月請客。


    我問她:“你還在皇族夜總會幹嗎?”


    她說:“還在,不過最近我想辭了。”


    我問:“為什麽,想換個工作嗎?”


    她出語躊躇:“我就是想跟你商量這事的,我有可能,怎麽說呢,有可能要去香港了。”


    對於別人,去香港也許不算是件非常事,但對於呂月月來說,確實有點令人吃驚而且耐人尋味。我問:


    “你最近是不是認識了一位香港人?”


    “怎麽說呢,前兩天從香港來了個人,不知怎麽找到皇族夜總會,說要約我出去談談,我開始還以為是個拈花惹草的色鬼呢。沒想他拿出一張照片來,我一看,原來竟是潘小偉的照片,我嚇壞了,簡直不知所措。那個人自稱是個律師,是受潘小偉母親的委托來找我的,並且他很清楚地知道我有一個兒子。”


    說到此處,我似乎明白了呂月月突然約我見麵的事由,這真使我意想不到並且感到興奮,因為這個不速而來的香港客人,無疑是這個小提琴的故事的一個意外的進展和精彩的續集,我帶著極大的興趣問道:


    “那人想帶你去香港嗎?”


    “是的,他說他會很快替我和我的兒子辦好單程去香港的一切手續。”


    “那麽你打算去嗎?”


    呂月月遲疑地看我,試探著說:“我是想……想讓你幫我出出主意。”


    “你告訴你母親了嗎?”


    “沒有,她肯定反對。”


    “那個香港律師怎麽說的,是潘小偉的母親要你去?”


    “是的,潘家想要我的兒子,潘氏兄弟全死了,可以說,我兒子是唯一可以繼承潘家姓氏的血緣後代。”


    “那他們對你呢,他們對你怎麽看。”


    “他們讓我和我兒子一同去香港定居,他們承認我是這孩子的母親。”


    呂月月的臉上不知不覺流露出一絲難以掩飾的得意。這個發自香港的突如其來的召喚,顯然已使她非常心動。我想我無論如何應該潑一瓢冷水了。


    “月月,如果你當初跟著潘小偉去了香港或其他什麽陌生的地方,我還覺得你多少有個親人有個保障,可現在你要一個人去,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你就不怕上當受騙嗎?”


    “現在我的兒子就是我的保障。”呂月月蠻有把握地說。“潘小偉的母親就是他的親奶奶,我想那老太太肯定會容納我們母子的,不然她幹嗎這麽千方百計地找我?”


    我冷笑著:“她也許還不知道,你對她兩個兒子的死,負有責任。”


    “她不會知道。我問那個律師來著,他說老夫人隻知道她的小兒子在北京曾經認識一個姑娘,曾經想把那姑娘帶迴家去‘拉埋天窗’,後來他死了,給那姑娘留下身孕。”


    “也許我不該勸你月月,雖然你現在在北京的這份工作,確實也不是長久之計,可這事太突然了,而且我總覺得你去投奔潘家實在不可思議……”


    呂月月低下頭去:“海岩,你知道我多希望我兒子和我媽媽都能過上好日子,可我這樣一個人在北京,得掙紮多少年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有正式的戶口,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啊?我不想嫁人了,不想嫁個大款把我養著,可光憑我自己,哪一天才是我的出頭之日?”


    我無言以對,確實,每個人都麵臨著自己的問題,都有不同的處境和對未來的期望。我隻好點點頭,說:


    “我理解,如果你已經決定了,我祝你好運。”


    她笑了一笑,笑得很苦:“謝謝你,海岩,這事除了你,我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我報之以謝意:“難得你這麽信任我。”


    她說:“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麽這樣信任你,毫無保留地把一切都講給你了,所以我覺得現在我有資格求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麽事,你說吧。”


    “你能發誓在我和我兒子的在生之日,絕不對任何人公開我給你講的那段故事嗎?”


    “當然,我們不是早有約定嗎?”


    “你能再發個誓嗎?你知道如果潘家的人知道了這些事,我就完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以說,你捏著我的命呢。”


    我這才徹底搞清了她今天約我出來的真正目的,我連忙表態:


    “我發誓,隻要你還在,你兒子還在,我絕不發表這個故事。”


    “以你的人格發誓。”


    呂月月緊盯不放,我隱隱有些反感了,但我依然承諾:“我以人格發誓。”


    呂月月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地說謝謝你了,海岩。


    那天在“麥當勞”分手後,我心裏非常不是滋味,說不清是該為她感到慶幸還是不幸,或者,僅僅是一種擔憂。她難道不知道潘家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家嗎?


    也許真是錢能通神,潘家的銀彈似乎與他們的子彈同等有效。在我們這次見麵之後不到一個月,大約是五月底的一天,我又接到了呂月月的電話,她告訴我他們母子去香港的一切手續均已辦妥,甚至也已訂好了啟程的機票。她問我到時候能不能去機場送送她,我答應了。


    在機場我見到了她的兒子,一歲多還抱在母親懷裏的呂念偉,很可愛很靦腆的臉蛋,像個女孩,很乖。可以肯定他的奶奶準會一見就愛。


    呂月月手裏隻帶了一件很簡單的行李,她告訴我已把一切東西或扔或送處理掉了,辭色之間毫不掩飾破釜沉舟一去不返的決心。


    她笑著對我說,自從她跟著潘小偉悠過石景山遊樂園的那條“賊船”之後就注定下不來了。她說她過去那麽喜歡北京,這個城市曾經有她的夢想和寄托,但現在她已厭倦了這裏的一切。


    我還見到了那位貌不驚人的香港律師,西裝革履,正待與呂月月同機而往。呂月月向他介紹我說,我是她的表哥,是一位有名的記者在大陸認識很多政要。我明白她如此借以標榜可能完全是出於一種自衛。


    那律師風度平平,但遞過來的名片上卻頭銜累累。簡單告別之後他們便一同進去交驗行李領取登機證,我被隔離在候機樓的大廳外麵。


    望著呂月月頭也不迴的背影,我百感交集,想她畢竟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傻傻的女人啊,她早先隻不過是被一個少年的清純所惑,演了一場離家出走的荒唐遊戲。可今天,她跟著這位其貌不揚的律師坐著飛機合法地背井離鄉,去為潘家守寡,為潘姓傳宗接代,這迴倒是真真正正地嫁入黑幫了!


    我隻能祝願她一切如意。


    一個月之後的一個深夜,我突然接到呂月月從香港打來的長途電話,她的聲音聽上去還算快活。她告訴我他們母子平安。老夫人很喜歡她的兒子,對她的態度也說得過去。她說她現在總算是安定下來了,目前並不急於出去工作,每天主要是帶孩子和補習英語。她說在香港不會英語就無法在富人堆裏生存,就沒人看得起你。她還告訴我她打算過些時候迴一趟大陸,把她母親接出去。


    看來她是站穩了,不然絕不會開始策劃與母親的團聚。我問:“那潘家老夫人願意和你母親一起住嗎?”


    她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另給我媽找地方住,我現在供她吃住還是不成問題的。”


    我笑道:“你現在也算是個有錢人了吧?”


    她也笑:“我?餓不死罷了。告訴你,那老太太,就是念偉他奶奶,那才是名副其實的富婆呢。不過真正的富人倒是從不鋪張,丈夫死了多年,她也沒動過再嫁的念頭,更沒找過什麽小夥子給自己當經紀人,咯咯咯!”


    掛了電話,四周出奇的靜,呂月月的笑聲還留在黑洞洞的屋子裏。我想,人各有命,有人注定富貴,有人注定貧窮,呂月月注定母以子貴。但是,如果刻薄地說,她現在的衣食榮華,不過是一種守活寡的代價,而且說不定這種活寡,也還算不上明媒正娶的話,那麽這對一個文化層次並不低的青年女子來說,究竟是幸福呢,還是不幸?


    也許,錢、時裝、虛榮和孩子,對女人來說,就是幸福。對女人來說,除此還有什麽呢?


    在夏季快要結束的時候,呂月月果然迴來了,她從凱賓斯基飯店打來電話,約我去飯店吃晚飯,說要請我吃德國菜。


    凱賓斯基飯店的德國餐廳不大,卻有歐式宮殿般的華貴,整個晚餐時間餐廳裏隻有我們兩位客人。呂月月如今也大大地塗脂抹粉了,不過並不過分,那張經過專門修飾保養的臉上,更顯出懾魂奪魄的美麗,隻是那一身白紗一樣的連衣裙,看上去蓬蓬鬆鬆有點累贅,她說這是香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這衣服上的標誌,也是現在世界上女裝最硬的牌子。


    “我現在隻用這個牌子。”她漫不經心地向我展示著她的皮製手包和金光燦燦的耳環,都是兩個c字一正一反扣在一起的標誌,有點像x。我問她這個牌子是不是和當年潘小偉在賽特購物中心給你買的那個手包差不多,她說不一樣,那個牌子是cd兩個字母,也算是頂尖級的名牌了。她又用英文和法文說了幾個我從未聽說過的牌子,問我現在大陸有沒有得賣,我滿臉慚愧說沒有留意這方麵的情況,實在孤陋寡聞。


    呂月月笑著告訴我,剛才她在飯店大堂裏等我的時候,有一個北京的大款把她當做出來做世界的妓女了,大模大樣地跟她搭話,“他也不看看我這一身‘行頭’,是那種下賤女人穿得起的嗎?真沒文化。在香港,人家隻要一看你這一身的牌子,就知道你的身份了,不會上來討沒趣的。”


    此時的呂月月,雖未財富纏身但已有點珠光寶氣,連吃西餐的動作,也透著嫻熟老到,不但絕對內行,而且大家風範。她問我喝不喝酒,我說不用了謝謝。她給自己點了一杯紅酒,慢慢啜飲,上來的菜隻是用刀叉略動一二,並不多用。


    “我本想住在亞洲大酒店的,想就住在潘小偉住過的那間904號套房。”她說:“可那兒代管嬰兒的設施不好,不像這家飯店專門有一個幼兒園,有專門的玩具,還有英文很好的老師。我孩子從小就得讓他說英文。”


    “你帶孩子來了?”我問。


    “對。不過他太小,帶他出來很不方便的,所以我還是住到這兒來了,有人看孩子,我就省事多了。”


    “你不是專門來接你媽嗎,幹嗎非要帶著孩子來?”


    “孩子我必須隨身帶,在香港也是,我從來不讓他離開我。”


    看她能住這種級別的飯店,看她這一身足可誇富的“行頭”,我不禁感歎了一句:


    “你媽一生的願望,她對你的願望,總算讓她看到了。”


    呂月月望著酒杯,半晌才苦笑一下,“可我媽不肯跟我去。”


    “你已經見過她了?”


    “我剛從東北迴來,勸了我媽三天,她就是不肯跟我走。我們老家那地方條件又太差,我不能多呆,我怕偉偉會生病。”


    “你媽為什麽不肯去?”


    “你知道,年紀大的人是不願再找一個陌生的地方住的。而且,說實在的我也不瞞你,他們潘家確實是挺複雜的,老太太現在對我還可以,可小偉他姐姐姐夫特膩歪我,他們不敢惹老太太,但老太太也不管事,潘家兩兄弟都不在了,現在公司的事是他姐夫說了算。”


    “你又沒惹他們,他們幹嗎特膩歪你?”


    “你不知道香港那地方,翻來覆去就是一個錢字,公司裏的業務現在雖然是他姐夫主持,可說到底,潘家這份產業,我兒子是有繼承權的,好像他的繼承權還排在潘小偉姐姐的前麵呢。你想想,我兒子能不讓他們頭疼嗎?”


    “啊,我知道咱們國家的法律也規定在繼承人死後,他的兒子是享有代父繼承權的,照理你兒子應該現在就擁有潘家的一份產權了,隻不過他還未成年,所以他繼承的財產要由其他成年人代管,但在他十八歲以後是要如數還給他的。”


    我的提醒使呂月月呆呆地沉思了好一會兒,這問題看來對她十分重要。半晌,她猛省到自己失態,笑笑說:


    “小偉他姐夫就怕這個。他這個‘駙馬’現在倒反客為主成了潘氏家族的老大了,他就怕我兒子長大以後大權旁落,所以他現在也不敢明著得罪我。其實他不惹我,我也不會惹他的。”呂月月強做出幾分得意,但掩飾不住心事重重,“我迴去馬上找個律師問問,不能讓他們把我給蒙了。”


    也許我畢竟無法理解她現在身處的環境,於是我勸了一句: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月月,你說過不想再和別人爭了,麵上不爭,心裏也不爭。我一直以為你在經曆了人生波折之後,突然大徹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為你今後會生活在一個明心見性的心靈淨土上了。”


    呂月月擺了一下手,說:“得了,你別書生氣了,在潘家,善良就等於糊塗。”


    她居然嘲笑我書生氣,我想替自己辯解一下,可她已沒興趣再談這個話題,打斷我說:


    “海岩,有件事,我想求你幫忙。”


    我半開玩笑地說:“我以為你請我吃飯隻為敘舊呢,沒想到又是有求於我,還是關於那個采訪記錄的事嗎?”


    “不,我把我媽接到北京來了,我想在北京租間房子給她住,北京的生活條件畢竟比東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幫忙照顧她一下。”


    “哦,”我莊重起來,“怎麽照顧呢?”


    “我給她請個保姆,你幫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別讓她騙了我媽,另外我媽萬一有個什麽重要事,總得有個明白人能照應。”


    “日常照顧一下可以,可你媽萬一有什麽三長兩短,我可負不起責任。”


    “日常照顧一下就行,我不會讓你白幹的,我肯定會付你一定的報酬。”


    她居然談到錢,這使我感到意外,但從她泰然的神態上,又覺得也在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樣一個社會環境,請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錢的。


    我隻是沒想到她這麽快就理所當然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香港人了。


    她通過她母親的同學在西直門那兒租了一套一房一廳的單元樓,付了房東一年的租金,把母親和一位江蘇鄉下來的小保姆安頓下來。


    她母親頭發全白了,看上去老態龍鍾,其實還不到五十歲的年紀。雖然百病纏身,但除非強迫絕不求醫。她的簡樸、謹慎、寡歡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呂月月這樣一位貴婦的母親。


    呂月月每月給我兩千塊錢,包括小保姆的工資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費用,以及她母親看病吃藥的開銷,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買的彩色電視)。憑天地良心,我並未從中留出半點剩餘作為我的所謂報酬,我想我還不至於貪這孤兒寡母的活命錢來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騎車子到她們那裏坐坐,和她母親聊聊家常。她母親雖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錢,但依然把享受和鋪張視為罪惡。她自己幹活,教那小保姆幹活,兩人不像主仆倒似師生。她從不看報,閑時就看些知識性的雜誌,是從舊書攤上買的過期雜誌。雜誌是過期的但知識並沒有過期。她也讓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給她講解,但小保姆不愛看,她愛看電視——《戲說乾隆》和《包青天》之類。


    有時我問她:“您想女兒嗎?”


    她總是說:“哪能不想呢。”


    “您愛小外孫嗎?”


    “哪能不愛呢。”


    “那你為什麽不去香港和他們同住?”


    迴答總是沉默。


    後來我發現她的桌子上不知從什麽時候擺了一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禪理散文《風·花·雪·月》,這使我感到驚奇,她女兒出國發財,她自己吃穿不愁,怎麽還會對這種出世之作產生共鳴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邊看到一本台灣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頓》,更其不解,於是我問她:


    “您要皈依佛門了嗎?”


    她答:“入了苦海,再進空門,恐怕太晚了,隻是看看這些書心裏明淨點兒。咱們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隻有讀讀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問:“什麽是‘身心安頓’?”


    她翻開書,指著其中一頁,一字一句地給我讀:“身心的安頓始於智慧的開啟,中間經過煩惱、恐怖、顛倒夢想的斷除,然後越過生死的大河流,達到一個清靜不動的境界。”


    她讀書的神情虔誠而投入,讀得很慢,但我依然沒有全懂,風馬牛不相及地問:


    “您一個人帶個保姆住在這獨門獨戶的單元裏,難道還嫌不夠清靜嗎?”


    她麵帶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問,就像麵對一個冥頑不靈的少年講經布道:


    “憤怒和悲哀都是虛妄的,人生是一個大舞台,可是人千萬不要太入戲,不要計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歡樂和苦難,都是有因緣的。人要隨緣而安。”


    這個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這些話題就變得侃侃而談了,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談還是與自己的人生對話,因為她的話聽上去確實有點玄機密布,自言自語。


    有一天她說:“我給我女兒寫信了,我告訴她我想迴老家去住,我不想在這兒叫人這麽伺候著,我想迴去工作。我都想過了,不管月月怎麽樣,不管她是窮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養活自己。我這麽多年陪著她爸爸,拉扯著她,我什麽苦都吃過,什麽窩心的事都受過。我太愛他們了,所以每逢他們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受不了,我頭發都急白了。可現在我想開了,我想開了,無論我的女兒怎麽樣,哪怕她再也不迴來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會活下去,我會一個人好好地活下去。”


    幾乎難以置信這樣冷靜堅強的聲音是出自我麵前這位弱不禁風的瘦小的婦人之口。


    後來我和呂月月通電話時,傳達了她母親的這番話。呂月月哭了,她說她也明顯地感到母親對她原來那種感情上的依賴越來越淡了,母親在寫給她的信中,那種生死相依的掛念和焦灼不安的關切,漸漸被一種平靜而簡短的自述代替。母親常常給她寫信,但信寫得越來越短,內容大多轉為對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賬式的記錄和幾句學佛的心得。特別是最近的一兩封信,呂月月字裏行間也察覺出母親對大都市的這種有閑生活的厭倦。


    但母親依然掛念著外孫子,不斷地詢問他的情況,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兒發出要接外孫迴東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懇求。這當然是不現實的。


    但是此時的呂月月,卻恰恰萬分思念她的母親,香港雖然繁華,對她卻是一個感情的孤島。我曾經在電話中問她為什麽不索性帶了孩子迴來和母親同享天倫,她說這不可能,“人家是不會讓我把孩子帶走的。”而且,她承認:“現在再讓我迴大陸迴老家去住那種沒有空調的小房子,自己買菜做飯,上街打‘麵的’,我也不習慣了,也受不了。”


    從和她的交談中我知道,她的兒子——潘小偉的這個遺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個幾人喜歡幾人憂的重要人物。作為潘家今後的一脈單傳,潘老夫人視其為掌上明珠,嗬護備至。作為潘家財產的合法繼承人,又被家裏某些掌權的既得利益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呂月月對香港看來也漸漸熟能生巧了,她已開始悄悄和律師接觸,並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務上滲透。


    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社會意識取決於人的社會存在,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永恆真理,我想沒準呂月月將來會成為香港的一位什麽人物呢,說不定會成為電影裏描寫的那種黑社會的大姐大呢。


    但後來情況並未如我所想地發展,進入冬季之後呂月月再沒有打電話給我,我也有很長時間未去看望她的母親。下第一場雪的那天下午,呂月月的母親突然打電話到我家裏,請我到她的住處去一趟,說有事要告訴我。我沒有猶豫便冒雪趕去了,因為她從未主動給我打過電話,從未主動麻煩過我任何事情,現在突然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中請我過去,我預感事關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車,我隻好騎著自行車去了。趕到西直門時天已傍晚。是呂月月的母親親自給我開的門,我進屋,一邊撣身上的雪一邊問:“小阿姨呢,買菜去了?”


    她沒有迴答,讓我進屋坐下,她也坐下。屋裏已暗得看不清臉色。


    她打開台燈,說:


    “我讓她買火車票去了。”


    “怎麽,您打算出門嗎?”


    這麵目蒼老的婦人突然聲音哽咽,說:“我要迴東北,迴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問道:“出了什麽事嗎?”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驚,以為自己聽錯,“您說什麽,您說月月嗎?”


    她的臉上看不見眼淚,但聲音卻分明是壓抑著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見桌上有一隻顯然是寄自香港的大信封,上麵壓著一張半疊著的香港報紙,報紙上赫然登著呂月月的相片。


    呂月月麵孔嚴肅毫無表情,那顯然是證件上用的相片。


    我拿過報紙來看,迎頭撲麵兩行醒目的標題:


    孤兒寡母橫遭亂槍狙擊送院救治無奈返魂無術


    這行黑體字讓我如墜深淵,心髒幾乎停跳。


    (本報消息)昨晨沙田正街希爾頓中心外,一輛平治房車突遭兩名騎電單車的槍匪襲擊,車內一名兩歲幼童身中七彈,當場斃命,另一少婦亦中數彈,於十時三十分急送沙田醫院,中午十二時證實不治。


    據警方透露:死亡少婦名叫呂月月,原籍北京,大前年與負芨美國的本港潘氏實業公司東主之胞弟潘小偉邂逅相遇,生有一子。潘氏實業公司涉嫌黑道多年,在大前年與天龍幫的一場火並中,潘氏掌門人潘大偉與天龍幫首領馮世民同歸於盡,震驚黑白兩道。其弟潘小偉在火並中吞槍自盡。今年潘家將呂月月母子接來香港定居。與呂月月同車慘死之幼童即是其子潘念偉。


    據目擊人士披露,案發時呂月月母子乘坐的平治房車停在道旁,司機不在車內,突然有兩名殺手騎電單車從側道衝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車兩側刹停,亂槍齊發,然後迅速向違華中心方向逃逸。潘念偉頭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呂氏也被槍彈貫穿頭部,送往醫院後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電影公司東主蔡子明和‘灣仔之虎’陳耀興相繼被殺後,近年本港黑幫仇殺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傳媒對因此而引起的社會的動蕩不安,深感憂慮。由於此案受害者又係無辜婦孺,且死狀極為悲慘,相信將進一步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現沙田警署重案組和反黑組已聯合著手調查工作,目前尚無有力線索。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於潘大偉係本港黑社會後來居上的年輕輩大哥,與其他幫會人物多有糾紛,積怨甚多,雖然死去已有兩年,但不排除被人尋仇報複,殃及後人的可能性,而且潘馮兩家當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斷絲連,並未了結。因此懷疑死者收到的閻王帖,依然是天龍幫人員所發。


    但是從現場情況判斷,潘念偉身中七彈,當場斃命,似為此次狙殺的主要目標。潘念偉雖來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為潘氏實業的繼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內部,麵臨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內部傾軋謀殺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兇徒手法熟練,計劃周詳,行事冷靜,顯係職業殺手……


    這是我認識的所有人中,發生的最悲慘最不幸的事件。


    這也是整個故事的最後結局。


    出乎意料的是,呂月月母親的悲慟異乎尋常地短促。幾天後她鎮定果斷地按照自己的意願,迴到東北去了。我給了那位小保姆足夠的報酬和盤纏,囑咐她一路護送這位已變得極為沉默的母親,直到旅途的終點。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覺得自己和某一塊土地有緣。我想象著多年以前這個女知青離開父母雙亡舉目無親的北京,來到東北落戶,並且毅然嫁給呂月月的父親時,就把那個地方當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聲不響地為了那個沒落家族的血脈延續和脫胎換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掙紮努力,慘淡經營。當一切夢想最終破碎的時候,她又是那麽鎮定地一聲不響地退迴到那塊讓老呂家興盛與衰敗、罪惡與贖罪的黑土地上,去獨自度過自己生命的尾聲,這真是一個女人非常動人也非常悲壯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會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罪惡家族中的最後一個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車,她買的是硬座車票,她帶走了全部屬於自己的東西,和女兒給她留下的最後九百多塊錢。


    火車開動時,我站在站台上同她們告別,小保姆透過車窗露出一張傻傻的笑臉,無憂無慮地揮手再見。呂月月的母親僅僅向我短短頷首便全神專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伶仃,她對悲痛的麻木,和對北京的毫無留戀的冷淡,讓我心顫!


    我從車站迴到家裏,從抽屜裏取出鎖了整整一年的采訪手記。我帶上這部手記再次來到公安局的偵查處,把它交給了傳達室,並且留下一張字條。


    伍立昌同誌:


    送上我對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訪手記,請您審閱。並請告知,如果把它作為一部小說,有無不妥。


    此致


    敬禮!


    海岩


    看傳達室的已經不是那個老頭兒了,換了一個懶懶洋洋的年輕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後,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電話,約我前去見麵。


    見麵就安排在他的辦公室裏。作為公安偵查單位的一位處長,他的辦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簡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卻與呂月月的描述,無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頁不少地交還給我,表示無意幹預文學創作的自由。我試探地問:


    “您是否覺得這個記述不夠真實呢?”


    這位老資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說:“這個記錄,我看僅僅是呂月月個人的眼光吧。她當時作為一個下級偵查人員,對案子的很多內幕情況並不全麵了解。不過她對她自己看到的情況以及對她個人生活感情的敘述,我看還算是基本真實吧。”


    我想他們這種公安偵查人員對真實性的要求,可能是相當苛刻的。


    我問:“您知道呂月月去香港了嗎?”


    他點頭:“知道。”


    “您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伍立昌依然不動聲色地點頭:“知道。”


    “您對她怎麽看呢,您對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聰明,很漂亮,很開朗,是個很有發展的女同誌。有人說她太風流我不同意,對年輕人不能求全責備。這樣一個女孩子如果真能培養鍛煉成一個合格的刑警的話,那將是很圓滿的一個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太善變了。就像過去毛主席打遊擊時批評的那種機會主義一樣。毛主席說:什麽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就是這裏有利就到這裏去,那裏有利就到那裏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評的是當時的一種缺乏遠見的軍事政治傾向,其實對一個人的為人處事來說,也一樣適用。今天這件東西吸引你就投向這個,明天那件東西吸引你你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拋棄原來的追求,轉過去投向那個,那就很討厭了。太不安分的人,過於忠於自己的人,是很難相交共事的,因為這種人是不肯為了團體的事業或者他的夥伴而使自己委屈犧牲忍讓一點的。如果一個人總以自己一時的喜怒和利益為進退的取舍,那我看實際上就喪失了起碼的操守。”


    我很讚同。


    從伍立昌同誌那裏告別出來,我直接去了位於長安街的郵政大樓。大樓前的街道上,積雪未化,人來人往,嘈雜紛亂。互不相識的人擦肩而過,麵無表情目中無人地匆匆趕路。這種熱鬧與冷漠並存的都市生態,又使人感歎:不管怎麽說,在這個因物質化、官能化、功利化而變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場真實的感情激動,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種真實無邪的感情從發生到破滅雖然總是短暫,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卻能給人的世界加入一種美麗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邊一排個體攤檔還亮著刺眼的燈光。天很冷,風很大,沒有生意,隻有一個賣錄音帶的小攤前,偶見一兩位騎車的過客駐足流連。那攤子上架著一台破舊的錄音機,高聲放送著一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風裏唿喊的名字,


    憂傷的旋律訴說陳年的往事,


    所謂山盟海誓隻是年少無知,


    …………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有沒有機會,重來一次。


    …………


    我向那位衝我大聲吆喝的攤主笑笑,沒有買磁帶,站在風裏聽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子,然後走進郵政大樓。大樓裏很溫暖,我來到郵寄掛號信的櫃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給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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