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緯33度對於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或許有著特殊的意義。在這個緯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嶺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氣流,其勢延伸到東部即是淮河。淮河與秦嶺共同構成了中國800毫米降水線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為界,中華大地被分為南方和北方。


    屬於暖溫帶半濕潤地區的北方是遼闊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黃土地上生長著小麥和大豆,以及落葉的闊葉林,比如苻堅在前秦的國道旁種植的槐樹。每到秋冬之際,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黃,然後又在轉眼之間變成枯黑。當河流和空氣都被凍結時,天地間更是充滿了肅殺之氣。


    這是出產血性男兒的地方。


    南方卻是亞熱帶濕潤地區,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氣溫也在攝氏零度以上。樹木多為常綠的闊葉林,農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並無結冰期的湖泊裏還有菱角和蓮藕,當然也有魚蝦和螃蟹。在那風吹稻花香兩岸的季節,多情的女子便會為自己的男人獻上輕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難怪北方建立的政權一旦撤到了南方,便會變得文恬武嬉起來,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難怪從古到今,一統天下的總是來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養大的武裝力量。


    嗬嗬,勁草朔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兩樣的風景。


    十六國與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時代。


    區別是顯著的。從政治的立場看,十六國大分裂,南北朝半統一。從文明的角度講,五胡不如東晉,北朝勝過南朝。也就是說,分裂的十六國變成統一的北魏後,曆史進程就發生了逆轉:胡人的北方不斷進步,漢族的南方每下愈況。北進南退,統一大業便隻能由北方來完成。[15]


    這一切,又都與那條南北分界線有關。


    事實上從東晉開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線,也是軍事分界線。後趙與東晉、前燕與東晉、前秦與東晉,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從東到西今之淮陰、蚌埠、淮南、信陽一線,也幾乎一直是東晉的邊防前哨和國境線。


    可以說,沒有淮河就沒有東晉。


    同樣,沒有隔淮而治,也就沒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華夏文明的思想體係中,原本沒有南北兩方的概念。南北和東西一樣,都是“中國”的外圍,而非對峙的兩半。從商周到秦漢再到魏晉,華夏民族從來就認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當中,全世界也隻有這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在魏晉之前就叫中國,魏晉之後則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說,文化先進的夏族和華族為中,東西南北是蠻夷和戎狄。統一大帝國誕生後,中心又有了政治意義,即帝都所在為中,東西南北是帝國的郡縣。換句話說,秦漢以前隻有中國和四方,秦漢兩代則隻有中央和地方,沒有以淮河為界的南方和北方。


    漢的中央就是長安和洛陽,魏晉則隻有洛陽。洛陽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嶺至淮河南北分界線的中間偏北。看來周公他們把洛陽稱為“中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並非沒有道理,甚至堪稱慧眼獨具。何況從東漢到西晉,洛陽還做了近三百年帝都,當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陽的失守,以及五年後長安的淪陷把這一切都改變了。一方麵,這兩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蠻族刀鋒下的羅馬和米蘭一樣慘遭蹂躪;另方麵,大批中原士族紛紛南下,試圖把建康變成中國的拜占庭。


    這時,我們就有了多種選擇。


    第一種是放棄長安和洛陽,華夏文明全麵南移,以建康為中心重振旗鼓,並向更南邊的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發展,實現這些地區的徹底華夏化,就像亞曆山大之後北非的希臘化。中原地區則讓給胡人,讓他們發展壯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臘北邊的羅馬。


    可惜這並不可能。入主中原的並非隻有一個民族,而是五個。他們當中也沒有誰堪比羅馬。偏安江左的漢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願意拱手相讓,甚至直到陳朝時期仍然希望收複中原。事實上他們也未必沒有這個能力,隻是由於後麵將要講到的原因,這一願望總也未能實現。


    因此其他的選擇同樣沒有可能。比方說,由北方胡人統一中國,實現全中國的全盤胡化。或者反過來,入華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為宗主,組成以晉皇帝為天子的中華聯邦,然後融入華夏文明,實現他們的全盤漢化。


    顯然,這都無異於癡人說夢。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比如秦嶺、淮河的阻隔以及雙方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的勢均力敵。更重要的是,無論胡漢都認同華夏文明,爭執僅僅在於誰更有代表權。建康方麵和漢民族當然不會自動棄權,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堅或拓跋北魏,則宣稱隻有他們才代表華夏正宗。


    胡與漢,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是老大。


    於是,一個中心變成了兩個,隻不過一南一北。


    結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並無不妥,兩個中心卻有問題。因為從商周到漢魏,華夏文明從來就是先聚焦於一處,然後再向文化氣息稀薄的外圍擴散。更何況多中心即無中心,除非它們能像長安和洛陽那樣,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長安融合東西,洛陽溝通南北;長安代表進取,洛陽代表穩定。[18]


    建康與北方的“胡都”卻不是這樣。


    何況胡人們的首都星羅棋布,還飄移不定。[19]


    這樣看,拓跋宏的遷都洛陽就意義重大。事實上,正是在這裏,他為後來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順了思路,進行了試點,積累了經驗,聚集了人氣,也留下了希望。盡管後來的東魏和西魏都放棄了洛陽,也盡管隋文帝創立新帝國,唐太宗建設新文明,都不在洛陽而在長安。


    其實長安也地位尊貴。畢竟,關中是周、秦和西漢的龍興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趙,羯人的後趙,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後秦,竟有三個以長安為都(前趙劉曜,前秦苻健,後秦姚萇),恐怕並非沒有原因。


    隻有隋煬帝和武則天,更喜歡洛陽。[20]


    相比較而言,建康就差得遠了。


    現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氣象非凡的。諸葛亮就曾這樣讚歎: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麽樣呢?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從西晉滅吳起,此間建立的政權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將建康政府稱為“僭晉”,也並非沒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孫吳,建康作為帝都也有連續二百七十年的曆史,時間並不比洛陽短多少,北魏反倒在遷都洛陽之後不久就陷入內亂。更何況南方的潛力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曹操蕩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風掃落葉,卻始終不能跨過長江一步,便是證明。


    看來,建康和洛陽都不必對曆史負責,需要負責的隻能是人。實際上中原的混亂和南北的對峙會持續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為南方和北方都有問題。隻不過在十六國那會,北方麻煩更多,所以五胡不如東晉;到南北朝時代,則南方問題更大,因此北朝勝過南朝。


    那麽,他們的問題是什麽?


    [15]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


    [16]比如《三國誌·魯肅傳》裴鬆之的按語就說:“劉備與權(孫權)並力,共拒中國(曹操控製的東漢政權),皆肅(魯肅)之本謀。”


    [17]東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在公元25年,劉曜攻陷洛陽在311年。


    [18]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周時奮《中國曆史十一講》。


    [19]比如劉淵始都平陽,劉曜又遷都長安;石勒始都襄國,石虎又遷都鄴城;北魏都平城,後來又遷都洛陽。


    [20]公元604年,隋煬帝弑父繼位,定洛陽為東都。690年,武則天自稱聖神皇帝,改國號為周,遷都洛陽。


    [21]所引分別見《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六、劉禹錫《西塞山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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