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時間開始了
易中天中華史：奠基者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
1. 觀念</h2>
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麽、為什麽、怎麽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迴答它們。隻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迴答，或願意迴答。
比如曆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曆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持之有故，言之有據，可以說是基本要求。所以，學曆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曆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麽”，而不願意迴答“為什麽”，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曆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曆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隻是數據庫，不是曆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曆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曆史，是“真曆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曆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h2>
2. 啟迪</h2>
啟迪來自方方麵麵。
與專業的曆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麽”。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複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係列研究成果，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係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係統。
係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係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麽，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h2>
3. 直覺</h2>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問題在於，為什麽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隻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仍然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衝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隻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裏麵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製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製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製度，封建是政治製度，宗法是社會製度，禮樂是文化製度。更重要的是，這些製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係統工程。
製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係。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係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h2>
4. 證據</h2>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 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那麽，“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4]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詁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於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係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並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h2>
5. 靈感</h2>
靈感來自字形之別。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古文字詁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於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以德治國”為周人所獨有獨創，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
後麵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國”聯係在一起的，則“受天命而居中國，居中國者治天下”，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後來，曆代皇帝都自稱“奉天承運”，北京天壇的占地麵積遠大於紫禁城，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5]
周，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當然是。
靈光現，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禮為儀，周禮為製，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會社等，已無須贅述。反正，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時間也開始了。[6]
邏輯成立，證據確鑿，剩下的是細節。
<h2>
6. 細節</h2>
細節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這不僅因為細節決定成敗，也因為本中華史追求的敘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紀錄片《我們的故事：美國》一樣，做到“大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敘事。隻有這樣，曆史才會是生動鮮活、貼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來卻其實很難。因為所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兒找去？事實上，本卷提到的那個“愛國賊”南蒯，便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為季孫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能留下姓名已是萬幸，哪裏還能指望隨處可見？
看來，也隻能依靠直覺和靈感，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這個意識。有此意識，便總能在宏大敘事中發現漏網之魚。
其實“愛國賊”南蒯這個人，是我在讀楊寬先生《西周史》時發現的；而第二卷《國家》中古希臘那個“賣香腸的”，則是讀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時發現的。該書隻是把《阿裏斯托芬》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作為鏈接附在正文旁邊，我卻認為大有文章可做。通過吉爾伯特·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我查到了《騎士》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於是很快就在《史記·趙世家》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黴鬼，雖然是“君之子”，卻名不見經傳，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個“賣香腸的”，一個“掉腦袋的”，擱在一起好玩極了。希臘民主製和西周封建製的比較，更是意味深長。
實際上西周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是相當於希臘之於西方文明的。隻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我們民族則是“早熟的兒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
這是下一卷要講的。
[1]該書原名《走出美學的迷惘》，花山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後更名為《黃與藍的交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鄧曉芒。
[2]請參看拙撰《論中國文化的精神》，收入《中華文化研究》一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國維稱，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製度論》）；楊向奎稱，沒有周公，就沒有禮樂文明和儒家思想，中華文明就會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陳來稱，今天所謂“中國文化”，其基因和特點有許多都是在西周開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古代宗教與倫理》）；啟良稱，周公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國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獻中屢見不鮮，如《尚書》之《泰誓》、《康誥》、《酒誥》、《召誥》、《多士》、《君奭》、《立政》，頻繁出現“德”字，《詩經》和《左傳》也有類似觀念。商人講德，見《尚書·盤庚》。但此文係偽造，不足為憑。
[5]明清時期的天壇，東西長1700米，南北寬1600米，總麵積272萬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長961米，東西寬753米，總麵積72萬平方米。天壇占地麵積大約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築物比天壇多幾十倍。文獻記載中，長安天壇也是皇宮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題目就叫《時間開始了》。至於中華文明真正開始的時間，當在西周。之前，應看作序曲。
1. 觀念</h2>
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麽、為什麽、怎麽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迴答它們。隻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迴答，或願意迴答。
比如曆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曆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持之有故，言之有據，可以說是基本要求。所以，學曆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曆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麽”，而不願意迴答“為什麽”，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曆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曆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隻是數據庫，不是曆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曆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曆史，是“真曆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曆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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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迪</h2>
啟迪來自方方麵麵。
與專業的曆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麽”。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複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係列研究成果，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係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係統。
係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係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麽，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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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覺</h2>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問題在於，為什麽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隻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仍然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衝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隻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裏麵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製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製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製度，封建是政治製度，宗法是社會製度，禮樂是文化製度。更重要的是，這些製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係統工程。
製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係。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係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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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證據</h2>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 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那麽，“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4]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詁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於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係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並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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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靈感</h2>
靈感來自字形之別。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古文字詁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於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以德治國”為周人所獨有獨創，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
後麵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國”聯係在一起的，則“受天命而居中國，居中國者治天下”，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後來，曆代皇帝都自稱“奉天承運”，北京天壇的占地麵積遠大於紫禁城，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5]
周，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當然是。
靈光現，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禮為儀，周禮為製，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會社等，已無須贅述。反正，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時間也開始了。[6]
邏輯成立，證據確鑿，剩下的是細節。
<h2>
6. 細節</h2>
細節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這不僅因為細節決定成敗，也因為本中華史追求的敘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紀錄片《我們的故事：美國》一樣，做到“大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敘事。隻有這樣，曆史才會是生動鮮活、貼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來卻其實很難。因為所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兒找去？事實上，本卷提到的那個“愛國賊”南蒯，便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為季孫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能留下姓名已是萬幸，哪裏還能指望隨處可見？
看來，也隻能依靠直覺和靈感，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這個意識。有此意識，便總能在宏大敘事中發現漏網之魚。
其實“愛國賊”南蒯這個人，是我在讀楊寬先生《西周史》時發現的；而第二卷《國家》中古希臘那個“賣香腸的”，則是讀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時發現的。該書隻是把《阿裏斯托芬》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作為鏈接附在正文旁邊，我卻認為大有文章可做。通過吉爾伯特·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我查到了《騎士》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於是很快就在《史記·趙世家》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黴鬼，雖然是“君之子”，卻名不見經傳，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個“賣香腸的”，一個“掉腦袋的”，擱在一起好玩極了。希臘民主製和西周封建製的比較，更是意味深長。
實際上西周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是相當於希臘之於西方文明的。隻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我們民族則是“早熟的兒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
這是下一卷要講的。
[1]該書原名《走出美學的迷惘》，花山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後更名為《黃與藍的交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鄧曉芒。
[2]請參看拙撰《論中國文化的精神》，收入《中華文化研究》一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國維稱，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製度論》）；楊向奎稱，沒有周公，就沒有禮樂文明和儒家思想，中華文明就會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陳來稱，今天所謂“中國文化”，其基因和特點有許多都是在西周開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古代宗教與倫理》）；啟良稱，周公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國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獻中屢見不鮮，如《尚書》之《泰誓》、《康誥》、《酒誥》、《召誥》、《多士》、《君奭》、《立政》，頻繁出現“德”字，《詩經》和《左傳》也有類似觀念。商人講德，見《尚書·盤庚》。但此文係偽造，不足為憑。
[5]明清時期的天壇，東西長1700米，南北寬1600米，總麵積272萬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長961米，東西寬753米，總麵積72萬平方米。天壇占地麵積大約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築物比天壇多幾十倍。文獻記載中，長安天壇也是皇宮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題目就叫《時間開始了》。至於中華文明真正開始的時間，當在西周。之前，應看作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