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侯治蜀 殊途同歸
易中天中華史：三國紀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跟東漢一樣，曹魏其實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以後，政權實際上就是司馬家族的了。十六年後司馬炎逼魏元帝禪讓，也隻是辦了一道手續而已。
政變的過程是以後要說的（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這裏隻說根本原因。
原因得從曹魏建國說起。
曹魏的建國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因為曹操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製，包括剿滅和暗殺。[34]
然而官渡之戰把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則成為帝國的象征。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麵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沒有皇帝這張牌，他們都將失去鬥爭的正當性。
漢獻帝能平安無恙，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邊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軍閥多，也不奇怪。因為在曹丕代漢之前，曹魏與大漢並無區隔。因此，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於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於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於一條道走到黑。
也就是說，曹操與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時候，就看誰會下棋了。
公開叫板的是孔融，結果被曹操毫不客氣地殺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結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對曹操封魏公。兩人分別被視為反曹和擁曹派，結局卻殊途同歸，不免讓人悵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畫線的標準，他們似乎別無選擇。
選擇曲線救國的是陳群。
陳群跟魯肅一樣，深知漢室不可複興，卻又堅信士族階級前途無量。成敗的關鍵，則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對曹操建國，甚至積極勸進。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製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製”。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和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因此，這個法案如能通過並且實行，則東漢雖亡，士族卻勝利了。
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別。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為了大漢江山還是為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為是後者。於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並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作為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麽，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麵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麵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隻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隻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他害怕的。
於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於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麵衝突。諸葛亮執政後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為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哪裏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複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為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在政治上控製，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顛覆。
不能“本土化”，就沒有必要“士族化”。
實際上跟曹操一樣，劉備和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權”，隻不過劉備更傾向於寒族，諸葛亮更傾向於法家。但，不走袁紹路線，是一樣的。
號稱宗室的劉備其實出身貧寒，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也都不是名門望族出身，關羽對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劉備和諸葛亮則表麵上客氣，政治上警惕。一旦發現名士的言論和行為危害政權，他們都不會手軟。
所以，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廖立的罪名是誹謗先帝，詆毀群臣；來敏的罪名是亂群。張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來敏是荊楚名族，可見劉備、諸葛亮隻是打擊士族，與地域無關。[38]
這就跟曹操沒有兩樣。
事實上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們要建設的也都是高效廉潔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會。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隻看出身，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所有這些，都跟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製輿論，成為豪強”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們怎麽會擁護？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得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麽抗爭得了？
所以，蜀漢必定先亡。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隻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這就是“三國紀”。
那麽，我們該怎樣看待這段曆史？
[34]陳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一文即將其稱之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
[35]孔融事見《後漢書·孔融傳》，荀彧事見前述。
[36]範文瀾先生即指出：“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見範文瀾《中國通史》。
[37]《三國誌·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結果是“有誌之士，無不競功”。《三國誌·張裔傳》則稱諸葛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38]見《三國誌》之《周群傳》、《彭羕傳》、《廖立傳》、《來敏傳》。
政變的過程是以後要說的（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這裏隻說根本原因。
原因得從曹魏建國說起。
曹魏的建國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因為曹操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製，包括剿滅和暗殺。[34]
然而官渡之戰把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則成為帝國的象征。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麵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沒有皇帝這張牌，他們都將失去鬥爭的正當性。
漢獻帝能平安無恙，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邊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軍閥多，也不奇怪。因為在曹丕代漢之前，曹魏與大漢並無區隔。因此，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於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於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於一條道走到黑。
也就是說，曹操與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時候，就看誰會下棋了。
公開叫板的是孔融，結果被曹操毫不客氣地殺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結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對曹操封魏公。兩人分別被視為反曹和擁曹派，結局卻殊途同歸，不免讓人悵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畫線的標準，他們似乎別無選擇。
選擇曲線救國的是陳群。
陳群跟魯肅一樣，深知漢室不可複興，卻又堅信士族階級前途無量。成敗的關鍵，則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對曹操建國，甚至積極勸進。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製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製”。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和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因此，這個法案如能通過並且實行，則東漢雖亡，士族卻勝利了。
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別。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為了大漢江山還是為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為是後者。於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並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作為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麽，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麵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麵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隻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隻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他害怕的。
於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於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麵衝突。諸葛亮執政後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為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哪裏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複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為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在政治上控製，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顛覆。
不能“本土化”，就沒有必要“士族化”。
實際上跟曹操一樣，劉備和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權”，隻不過劉備更傾向於寒族，諸葛亮更傾向於法家。但，不走袁紹路線，是一樣的。
號稱宗室的劉備其實出身貧寒，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也都不是名門望族出身，關羽對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劉備和諸葛亮則表麵上客氣，政治上警惕。一旦發現名士的言論和行為危害政權，他們都不會手軟。
所以，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廖立的罪名是誹謗先帝，詆毀群臣；來敏的罪名是亂群。張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來敏是荊楚名族，可見劉備、諸葛亮隻是打擊士族，與地域無關。[38]
這就跟曹操沒有兩樣。
事實上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們要建設的也都是高效廉潔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會。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隻看出身，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所有這些，都跟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製輿論，成為豪強”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們怎麽會擁護？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得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麽抗爭得了？
所以，蜀漢必定先亡。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隻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這就是“三國紀”。
那麽，我們該怎樣看待這段曆史？
[34]陳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一文即將其稱之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
[35]孔融事見《後漢書·孔融傳》，荀彧事見前述。
[36]範文瀾先生即指出：“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見範文瀾《中國通史》。
[37]《三國誌·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結果是“有誌之士，無不競功”。《三國誌·張裔傳》則稱諸葛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38]見《三國誌》之《周群傳》、《彭羕傳》、《廖立傳》、《來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