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時已經從香港方麵傳來消息，日本的《朝日新聞》在找我。我想不管什麽事等我結束這次旅行後再說吧，沒太留心。誰知昨天接到電話，說《朝日新聞》的中國總局局長加藤千洋先生已經與翻譯楊晶女士一起趕到了新德裏，而且已經找到這家旅館住下了。這使我頗為吃驚，什麽事這麽緊急？
見麵纔知，《朝日新聞》在世界各國選了十個人，讓他們在二○○○年開頭十天依次發
表對新世紀的看法，不知怎麽竟選上了我。這就把身為中國總局局長的加藤先生急壞了，先到上海找我，沒找到，後來終於在香港大體摸清了我們的旅行路線，準備到尼泊爾攔截，但算時間，到尼泊爾已經接近年尾，來來去去可能會趕不及發稿時間，就決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訪。
人家那麽誠心，我當然要認真配合。於是閑話少說，立即進入正題。我已走過的路程和今天談話的地點，使話題沒法不大，又難免沉重。
加藤先生準備得很仔細。他采訪的問題大致是：二十世紀眼看就要結束，人類有哪些教訓要帶給新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有沒有銘記？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不久前說，最近十年死於戰亂的人數仍高達五十萬，可見自相殘殺並未停止，新世紀怎麽避免？除了戰爭，還有大量危機，例如地球資源已經非常匱乏，而近幾十年發展情況較好的國家卻以膨脹的物欲在大量浪費，資源耗盡了該怎麽辦？又如人口爆炸還在繼續，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狀況好的群落卻是人口劇減，真正發生人口爆炸的是貧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國家和地區，這又如何是好？至於在政治和宗教方麵的衝突，雖然改變了方式，卻沒有大幅度緩和的跡象，如何減少差異、共生共存？什麽是理想的國家風範？什麽是全人類的文明共享？……
當然更主要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中國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和今後的發展前途怎樣？有哪一些難以逾越的麻煩問題？這次對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係統考察，對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看法有什麽變化？
這些問題都很大，沒有人能簡單迴答，隻能討論。錄音機亮著紅燈在桌子上無聲地轉動，我和加藤先生、楊晶女士三人越談越懮心忡忡，不時地搖頭、歎氣，確實很難輕鬆起來，隻是我對中國的情況還比較樂觀。感謝《朝日新聞》帶來的刺激，使我可以把這些問題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這份日記，也應該在結束前稍稍整理一下這方麵的思路。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怵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裏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麵影、唿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曆史數據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偉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曆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所謂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但是，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又談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些趣事。
他迴憶了坐出租汽車時與司機討價還價的過程，為了防止被騙，不說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讓他真的生了氣。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隻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裏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麵孔勸加藤先生出二百盧比……
沒等加藤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麽這樣相似。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有人向我潑汙，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所不同的是，他們潑汙的工具是文章、書籍，而代價是允許他們盜版。
加藤先生說："你看，我對付不了那個擦鞋者，你對付不了那些盜版者，最簡單的是非曲直徹底顛倒，我們竟然毫無辦法。就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麽來有效地阻止邪惡？實在不能樂觀。"
我說："請允許我繼續以小見大，借這些小事來看看世紀難題。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這件小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你已看到，除了那兩個幫兇，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如果別人來關心就更麻煩，還會把各自的觀念全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這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法律、輿論和宗教等等都不解決問題。那麽引申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控製，由誰來裁判，控製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麽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我的惆悵，即來自於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製衡的中堅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至於個人，在人類麵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裏，夜宿surya旅館
見麵纔知，《朝日新聞》在世界各國選了十個人，讓他們在二○○○年開頭十天依次發
表對新世紀的看法，不知怎麽竟選上了我。這就把身為中國總局局長的加藤先生急壞了，先到上海找我，沒找到，後來終於在香港大體摸清了我們的旅行路線，準備到尼泊爾攔截，但算時間，到尼泊爾已經接近年尾，來來去去可能會趕不及發稿時間，就決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訪。
人家那麽誠心，我當然要認真配合。於是閑話少說，立即進入正題。我已走過的路程和今天談話的地點，使話題沒法不大，又難免沉重。
加藤先生準備得很仔細。他采訪的問題大致是：二十世紀眼看就要結束，人類有哪些教訓要帶給新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有沒有銘記？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不久前說，最近十年死於戰亂的人數仍高達五十萬，可見自相殘殺並未停止，新世紀怎麽避免？除了戰爭，還有大量危機，例如地球資源已經非常匱乏，而近幾十年發展情況較好的國家卻以膨脹的物欲在大量浪費，資源耗盡了該怎麽辦？又如人口爆炸還在繼續，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狀況好的群落卻是人口劇減，真正發生人口爆炸的是貧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國家和地區，這又如何是好？至於在政治和宗教方麵的衝突，雖然改變了方式，卻沒有大幅度緩和的跡象，如何減少差異、共生共存？什麽是理想的國家風範？什麽是全人類的文明共享？……
當然更主要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中國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和今後的發展前途怎樣？有哪一些難以逾越的麻煩問題？這次對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係統考察，對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看法有什麽變化？
這些問題都很大，沒有人能簡單迴答，隻能討論。錄音機亮著紅燈在桌子上無聲地轉動，我和加藤先生、楊晶女士三人越談越懮心忡忡，不時地搖頭、歎氣，確實很難輕鬆起來，隻是我對中國的情況還比較樂觀。感謝《朝日新聞》帶來的刺激，使我可以把這些問題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這份日記，也應該在結束前稍稍整理一下這方麵的思路。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怵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裏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麵影、唿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曆史數據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偉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曆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所謂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但是，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又談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些趣事。
他迴憶了坐出租汽車時與司機討價還價的過程，為了防止被騙，不說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讓他真的生了氣。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隻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裏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麵孔勸加藤先生出二百盧比……
沒等加藤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麽這樣相似。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有人向我潑汙，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所不同的是，他們潑汙的工具是文章、書籍，而代價是允許他們盜版。
加藤先生說："你看，我對付不了那個擦鞋者，你對付不了那些盜版者，最簡單的是非曲直徹底顛倒，我們竟然毫無辦法。就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麽來有效地阻止邪惡？實在不能樂觀。"
我說："請允許我繼續以小見大，借這些小事來看看世紀難題。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這件小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你已看到，除了那兩個幫兇，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如果別人來關心就更麻煩，還會把各自的觀念全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這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法律、輿論和宗教等等都不解決問題。那麽引申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控製，由誰來裁判，控製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麽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我的惆悵，即來自於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製衡的中堅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至於個人，在人類麵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裏，夜宿surya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