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啤酒節,比我預想的好看。


    醉態,誰都見過,但成千上萬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記了身份和姓名,忘記了昨天和明天,實在壯觀。


    醉態其實就是失態,失去平日的常態。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從眾慣性,這種慣性既帶來溝通的方便,又帶來削足適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對這種痛苦產生麻木,漸漸把囚禁當作了天然。因此,偶爾失態,反倒有可能是一種驚醒,一種救贖。


    但是,普通人沒有失態的勇氣,隻能靠酒來遮蓋和幫助。隻是這種幫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態常常變成出醜。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悲哀,維持慣性不行,失態出醜也不行。那就隻能權衡輕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況下天天慣性,特殊機遇中自我放縱。


    啤酒節,讓這種自我放縱變成了群體公約,於是成了連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對的特殊機遇。


    我在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群中邊走邊想,雖然還沒來得及搶到一杯啤酒,卻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懊像一進那個區域,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了。我們的攝像機前一刻安靜不了,一張張怪臉衝著鏡頭又喊又叫,充滿了自我表演的瘋狂欲望。那一刻他們都纔華橫溢,滔滔不絕的演說詞噴瀉而出,關於德國與中國,關於人類和啤酒,等到被別的怪臉擠走,便在旁邊論述起『他人就是地獄”。他們感謝攝像機,順便也感謝起攝像機邊上的人,我們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擁抱親吻得滿臉油膩,隻能逃上高空旋轉車去淩空翻騰。


    端莊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氣紙龍戴在頭上,一伸一縮;滿臉責任的老大爺頂在頭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顛。見了熟人高聲唿叫,像是死裏逃生、劫後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實他們隻不過是辦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鄰居,上午剛剛見過。很多年輕和年長的男女當街以熱烈的動作傾訴衷腸,看情景不像是戀人和夫妻,也許是隱情突顯也許是舊情複萌由於酒的存在,看起來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幾個年輕人躺在街邊睡著了。更可佩服的是幾位老漢,筆挺地坐在人聲喧囂的路口石凳上,鼾聲陣陣。一個穿著黑西裝、打著考究領帶的胖紳士,猛一看應該是部長或大企業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個偏斜的角度舉著黑禮帽,不搖不晃,像端著一個盛滿水的玻璃盅,兩眼微閉,正步向前,別人都為他讓步,他就這麽一直走下去。


    我身邊走著一位風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著眼鏡,笑容慈善。從外形看應該是大學教授,而且好像還沒喝酒。但很快我就發現錯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為他突然感到了熱,想把褲子當街脫掉。


    他輕聲用英語嘀咕:“抱歉,真熱”便解開了自己的皮帶,把褲子脫了下來,露出了三角內褲,但他忘了先脫皮鞋,兩條褲腿翻轉過來緊緊地纏住了他的腳踝,把他絆倒在地。我們周圍的人都想攙扶他起來,誰知他突然生氣,覺得堂堂男子漢脫條褲子怎麽還要人侍候,便揮手把我們趕開。


    兩位上了年紀的婦女估計是虔誠的教徒,滿臉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斷詢問:“你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的嗎”這使他更火了,從喉嚨底吼了一聲,隻顧狠命地拉扯褲子,把褲子的一個口袋底子給拉扯了下來。這時有一群同樣喝醉酒的年輕人上前圍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測他的職業,他幾次想站起身來把他們趕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絆倒。


    這條路上本來就很擁擠,他這麽一鬧幾乎堵塞了人流,於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圍住了,五位男警察,兩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腳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隻聽一位女警察在說:“你怎麽可以在大街上脫褲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這話使他惱羞成怒,向著女警察一揚手:“誰叫你們女人看了”但畢竟已經無法控製自己的動作,這手揚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還動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這次順勢抓住了他的手,隻輕輕一扭,就反到了背後。別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這位隻穿三角內褲、又拖著纏腳長褲的體麵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為他們知道他隻是喝醉在啤酒節上,與質量無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這時,一輛鳴著警笛的救護車戛然停下,跳下幾位白衣醫生,去抬另外兩位醉臥在街心的壯漢,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發現,腳邊有一副眼鏡,是剛纔教授模樣的脫褲男子丟下的,便連忙撿起來去追那群抬著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還要上課,沒有眼鏡挺麻煩。


    “喂———”我終於追上了他們,正要向警察遞上眼鏡,但猶豫了。因為這支抬醉漢的警察隊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漢簇擁著,那些醉漢正興高采烈地向警察遞上一杯杯啤酒和別的吃食,像是在慰問辛勞,警察們又好氣又好笑地一一擋迴、推開。我如果在這種熱鬧中擠進去遞上一副眼鏡,在一片嘈雜聲中又說不清話,結果會是怎樣沒準兒警察會說:“這個東方人醉得離譜,居然送給我一副眼鏡”


    我隻能向警察說明我沒醉,但“我沒醉”恰恰是醉漢的口頭禪。


    於是明白,在這裏,不存在醉和沒醉的界限。啤酒節的最高魅力,是讓沒醉的人有口難辯。


    那就幹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鏡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漢,說聲“他的”,便轉身離開。


    也許,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簡單和幹脆。


    盔甲裏的善良


    人人都說波恩美麗,卻又說不出它有什麽名勝古跡。走了幾圈終於明白,真正的美麗不需要曆史來幫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來描述。


    做了幾十年大國的首都卻幾乎沒有高樓,市政廣場攤販林立,最靠近市政廳的是一個醬菜鋪。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榮耀可能就是貝多芬狹窄的故居。貝多芬彈出驚人的琴聲時還十分幼小,但反倒是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維也納去。


    貝多芬走了。維也納有大師,也有一大群似聽眾似批評家的貴族。他們成了貝多芬的新環境,而貝多芬,卻長久地把波恩帶在自己身上,故意讓他們不舒服。


    曾經有不少文章記載,貝多芬脾氣很壞,鄙視一切沒有共同語言的人。他身矮體碩,皮膚黝黑,頭發蓬亂,愁眉苦臉,鄉下口音,用語粗俗,舉止缺乏教養,衣著寒傖肮髒……但是,據貝多芬長期的“義務私人秘書”申德勒最權威的詳細迴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貝多芬雖然生活比較樸素,但講究體麵和清潔。那些見諸文字的惡意歪曲,是維也納的貴族目光在作祟。


    貝多芬其實早就讀懂了他們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們,但很快驚醒,萬萬不能。音樂的原創激情是一種生命的原始唿號,當這種唿號變成一種雅致的琮琮王爭王爭,隻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創造。貝多芬隻要後退一步,周圍的眼神立即會變得柔和起來,而他卻撤離了生命的前沿,必然會快速地在交際酬酢中自沈自埋。誘惑那麽強烈而堅持又那麽困難,因此他必須穿起盔甲。他與貴族們格格不入的脾氣、形貌、口氣、衣著,就是他自衛的盔甲,一旦脫卸立即致命。


    這樣當然會引起更多人的誤會,這些人未必是貴族卻是聽眾,他實在不想對他們也防範森嚴,但又怎麽區分此間界線呢因此隻能躲在盔甲裏苦惱。


    如雄獅般暴烈的他,有時柔聲細氣。我讀到過他的一句內心獨白:“盡管野性難馴,但我內心本善。”


    難馴的野性也會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語,不知是自我安慰,還是自我警策。他已經看出了反抗、自衛、自恃的峻厲,很可能會與善良產生矛盾,不僅會掩蓋善良,而且也會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偉大,便與此有關。


    偉大的音樂再加上善良的內心,貝多芬其實已經圓滿。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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