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茨堡,瓢潑大雨。


    打傘走過一條小路,向這個城市的標誌性城堡走去。


    中歐山區的雨,怎麽會下得這樣大。雨簾中隱隱約約看到很多雕塑,但無法從傘中伸出頭來細看。它們莊嚴安詳的神態被雨一淋顯得有點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時候,不看也罷。


    城堡在懸崖峭壁之上,要坐纜車上去。過去沒有纜車,上去一次千難萬難。在政教合一的時代,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腦機關,如此俯視眾生卻又如此隔絕眾生,從這個形勢一看就是中世紀,與希臘、羅馬的城邦製度已相去甚遠。


    到了城堡門口,就需要用雙腳攀援古老的旋轉樓梯。古城堡兩邊圓桶形的部位,就是樓梯的所在。樓梯越轉越小,越轉越高,到大家都頭昏眼花的時分,終於有了一個小門,側身進入,居然金碧輝煌,明亮寬敞,大主教離群索居在一個天堂般的所在。


    綁來,主教下山了,因為時代發生了非讓他們下山不可的變化。於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曆史,升格為古跡,讓人毫無畏懼地仰望,汗流浹背地攀登。


    我喜歡這種攀登。瞻仰古跡,如果一步踏入就如願以償,太令人遺憾了。曆史是坎坷,曆史是幽暗,曆史是旋轉的恐怖,曆史是秘藏的奢侈,曆史是大雨中的泥濘,曆史是懸崖上的廢棄,因此,不能太輕易地進入。


    我好不容易攀上來的這個龐大的城堡,曆屆主教修修停停、不斷擴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沒有讀到過城堡落成典儀的記述,估計不太隆重,因為當任主教已經不存在建造動機,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樂師卻在家裏慶祝著另一件喜事,他的兒子正好在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為沃爾夫岡·莫紮特。


    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比那個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讀過莫紮特的多種傳記,它們立場各不相同,內容頗多抵牾,但是,沒有一部傳記懷疑他的稀世偉大,也沒有一部傳記不是哀氛迴繞、催人淚下。


    那也就是說,薩爾茨堡終於問鼎偉大,於是也就開始告別那種世俗笑鬧。


    薩爾茨堡不再無人經過,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會把它省略,因為它向全人類貢獻了一個永恆的偉人。薩爾茨堡的最高標誌,不再是那座懸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廢棄之日,真是蹊蹺。


    一座城市就這樣快速地改變了自己的坐標,於是也改變了生活氣氛和美學格調。


    故鄉和名人的心理對話,並不一定暢達愉悅,而往往荊棘叢生。荊棘間的偶爾溝通,楚楚紮人。請聽今天薩爾茨堡人的說法:莫紮特的偉大和悲哀,都因為是離開了薩爾茨堡。


    我理解這種說法,腦海中閃現出那些傳記的片斷。


    有一種傳記說,莫紮特三十五歲在維也納去世,出殯那天沒有音樂,沒有親人,隻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風,一個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進了貧民墓坑。幾天之後,他病弱的妻子從外地趕來尋找,找不到墓碑,隻能去問看墓老人:『您知道他們把我丈夫埋在哪兒了嗎?他叫莫紮特。”


    看墓老人說:“莫紮特?沒聽說過。”


    這樣的結局發生在維也納,沒有一個薩爾茨堡人能讀得下去,也沒有哪個國家、哪座城市的音樂愛好者能讀得下去。


    故鄉要不迴遊子的遺體倒也罷了,問題是———薩爾茨堡不能不厲聲責問———你們怎麽把他弄丟了?爭搶了他的全部成果卻弄丟了他。但在當時,唯一提出質問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隻是輕聲打聽,因為對象是看墓老人。


    但是,另一種傳記曾經讓我五雷轟頂,原來,主要責任就在這個“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紮特一生悲劇的禍根。這種傳記的作者查閱了各種賬簿、信件、筆記、文稿之後作出判斷,莫紮特其實一直不缺錢,甚至可以說報酬優渥,饋贈豐厚,隻是由於妻子的貪婪、算計、抱怨,把家庭經濟搞得一團糟。即便他的出殯,也收到大量捐贈,是妻子決定“高度節儉”。妻子打聽他的墓地所在並不是幾天之後,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還是迫於外界查詢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還有材料證明,這個妻子不僅毀了莫紮特,甚至還禍及莫紮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愛麵子的老莫紮特隻能在薩爾茨堡人的嘲諷中苦度晚年。


    其實所謂全城的嘲諷隻是老莫紮特的敏感,薩爾茨堡懂得音樂,知道自己養育了什麽,失去了什麽。


    薩爾茨堡更多的是在沈思:一個偉大的音樂生命,為何如此拙於情感選擇一個撼人的精神係統,為何陷落於連常人都能很快發現的邪惡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無知如何通達藝術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內心創傷為何未曾在樂曲中有點滴流露?他怎麽有可能在剛剛聽過最低俗的家務責難後轉而彈奏出世間最華美的樂章?他那天纔的手指又怎麽抖抖瑟瑟地寫出了那些卑謙乞討的字句……一般民眾隻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來試圖解讀大師,他們的思維依據是日常的行為圖譜。


    其實這是解讀不了大師的,因為大師們主要活動在另外一個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個天域,就能解讀麽未必。薩爾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對莫紮特的困惑,卻傳來了晚年歌德的聲音:


    莫紮特現象是十八世紀永遠無法理解的謎。


    連歌德也承認永遠無法理解,更何況區區薩爾茨堡。


    我這次來,聽他們引述最多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個問答。對此,他們更加覺得光榮,又更加覺得難解:


    問:愛因斯坦先生,請問,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麽?答:意味著不能再聽莫紮特。


    這一切,無疑大大地加重了薩爾茨堡的思維負擔。除非不要莫紮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一座素來調皮笑鬧的城市,隻是由於一個人的出生和離去,陡然加添如許深沈,我不知道這對薩爾茨堡的普通市民來說,究竟是好還是不好?榮譽剝奪輕鬆,名聲增加煩惱,這對一個人和對一個城市都是一樣。今天的薩爾茨堡不得不滿麵笑容地一次次承辦規模巨大的世界音樂活動,為了方便外人購置禮品,大量的品牌標徽都是莫紮特,連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氣十足的彩色大頭像。這便使我警覺,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產生某種不公平的壟斷,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也使高層文化失去應有身份。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致使世俗文化整體黯淡,生命激情日趨疲遝,失落了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問題。奧地利大如維也納,小如薩爾茨堡,都是如此。為此,我反倒想念起這座城市在莫紮特出現前的那些鬧劇。


    但是話又說迴來,也隻有文化大師的出現,纔能夠讓一座城市快速地從整體上擺脫平庸和無聊,然後再在新高度上討論挽救世俗文化的問題。如果永遠以平庸對世俗,全然是泥途荒灘,千年徘徊,隻能是群體生命的沈陷。


    因此,有一個莫紮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灘的山梁。翻過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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