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七年剛剛十一歲時到上海讀初中的。那所中學的校園典雅富麗，甚至還有歐洲式的大理石噴水池，這在我這麽一個農村來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樓。但當時學校裏的第一景觀是飄飄拂拂的大字報，我們看不懂，隻在紙簾間竄來竄去，捉迷藏。
記得第一節課是音樂課，老師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從畫滿五線譜的黑板前走到鋼琴旁，彈了幾個樂句便張口領唱，他的聲音，那麽漂亮又那麽沉悶，我們已知道，他剛剛劃為右派，正在檢討。他上課時，我們教室的窗口，經常有人頭晃動，音樂老師一看，便隻唱不講，唱的聲音則更加奇怪。三個星期之後，我們接到通知，音樂老師不來了，音樂課的時間，到操場的角落裏練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詞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個勝利年……"
沒過多久，其它課程也很難正常進行了。大理石噴水池已停止噴水，旁邊搭起了一個養豬棚，養豬棚邊上又砌了煉鋼爐。高年級學生養豬、煉鋼，我們的任務則是到街上拾撿破銅爛鐵，作為煉鋼的原料。
當時全民都在煉鋼。國家領導人發出號召，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但對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卻不了解，隻相信了一種說法，即趕上趕不上的標誌是看鋼產量，於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中國大地無處不在煉鋼。裏弄鐵門和各家各戶陽台上的鐵架，已全部砸下來充作原料，我們這些孩子再到哪裏去找鐵呢？誰拾到一枚鏽跡斑斑的鐵釘就如獲至寶了。撿拾了幾個月所得寥寥，而噴水池旁煉出來的鋼更是一團醜陋不堪的黑疙瘩。於是學校根據上級指示轉移方向，讓學生進附近的工廠勞動，說是要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不能老坐在課堂裏讀書。
老師們出發了，到一家家工廠去商量，希望他們能接納我們勞動。這麽多十歲剛出頭的孩子湧到車間去，既無勞動能力又極不安全，工廠理所當然是不歡迎的。老師們隻能紅著臉一次次懇求，一直懇求得那些廠長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師而感動起來，才遲遲疑疑地同意我們去勞動幾個月。畢竟不行，工廠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師隻能再去找另一家。就這麽一家家工廠輪著轉，初中三年，幾乎把學校周圍所有的工廠都勞動遍了。勞動之外也上課，老師們知道時間無多，總是像搶奪珍寶一樣把那一點點上課時間搶在手裏，精琢細磨。那些老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記憶中一個個風度非凡，課講得好極了。就在勞動的夾縫中，僅僅三年，我們的作文寫作能力已達到流暢無礙、幾乎不犯語法錯誤的地步。數學更好，在路上走著走著，一蹲下身來就可與同學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畫出一道道著名的幾何學難題，吵吵嚷嚷地證明起來。
讀高中我換了一所離家更近的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女子中學，剛招男學生，校長是一位女老師，聽說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國劍橋出身。我們進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長，卻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們隻在一旁偷看，想找到這位老師在步態舉止上的反動影子。正麵相遇時，我們叫一聲"老師好"，她立即迴禮，眼睛直直地看著我們，比其他老師迴禮時看我們的時間要長。我們的目光立即躲開，心想這大概就是別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長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戰爭時在上海郊區參加過遊擊隊，給我們作報告時全是很難聽懂的農村口音，但她很少作報告，要作也就是幾句，說自己沒文化，要我們好好讀書。她走在校園裏，臉上沒有表情，顯得拘謹和膽小，但一見到學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滿臉笑容。這位校長的好處是從來不幹涉課堂內容，而老師們則趁機離開正式課文加入大量"課外輔導教材"。正式課文裏，語文以報紙社論為主，英文以政治口號為主，而通過"課外輔導教材"，我們悄悄地學過了全本《論語》，背誦了屈原的《離騷》，甚至把那本當時不知怎麽進來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冊學完了。英語老師孫玨先生以異樣的熱情堅守倫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國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們也大體知道了美國口音是怎麽迴事。
今年母校校慶，我就是帶著這些斷斷續續的迴憶重新踏進離開三十多年的校門的。沒有想到，正是這些迴憶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給老師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老師們所受的汙辱，我即便是用文字複述一遍都覺得不舒服，可以笑談的隻有一件：我們的數學老師曹惠生先生以不關心政治而著稱，在我們讀書那會兒他已經非常講究衣著和發型，連拿粉筆的手勢都像音樂家拿指揮棒一樣漂亮，惹得當時剛剛懂點事的女同學們老是紅著臉傻傻地看著他發怔。"文革"一來，他就沒有一點是處了，一連批了幾年，最後終於又要他上講台，他決定洗心革麵重新做人，把數學課教下去。於是在第一堂函數課裏他把當時最流行的概念引了進來："我們上海有一小撮階級敵人，江蘇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為四小撮階級敵人……"他以為這樣講課總算是關心政治的了，沒想到一下課就遭批判："上級從來隻說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你卻鬧出了四小撮，分明在為階級敵人張目！"
這次我一進校門口就遇到了曹老師，才問候兩句便想證實上麵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曹老師正色道："傳錯了。我當時不是說四小撮而是說五小撮，特別加了一個山東，因為前來聽課的工人宣傳隊師傅是山東人，我怕他受冷落，臨時加的。沒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兇。"
曹老師已經成了一個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認出來，我想根本原因是當年天天盯著看，學生們的眼睛和心靈都還非常純淨，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會失去底本。當然這是對主課老師而言的，而許多非主課老師卻實在有點認不得了。這些非主課老師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趕來，靜靜地站在路旁，站在樓梯拐角處，企盼往日的學生能認出他們。我的目光與他們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們的企盼，便快步趕上去，一邊唿喊著"老師"，一邊試圖以最快的速度迴憶起他們的姓氏。如電擊火濺，有時居然真的在半秒鍾裏迴憶起來，大聲唿出，於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溫熱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裏微微顫動。但是，更多的時候是讓老人失望。這時我想，做一個學生，什麽錯誤都能犯，卻萬不能在畢業多年後麵對一位年邁的老師時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師在操場角上注視我好一會兒了，趕緊迎上去，"李……"我正想親熱地叫他一聲"李老師"，卻又立即收口，因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綽號：李卜克內西。學生們都會調皮地給老師起一些綽號，大多是從老師的講課內容中引發出來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生物學老師叫做"草履蟲"，真是大不敬。眼前這位老師是教世界曆史的，講到李卜克內西時發音特別順溜悅耳，於是就有了這個綽號，他究竟姓什麽，記不起來了。隻記得那時我們這些才十幾歲的學生就聽到傳言，說這位老師原是舊社會的一個著名法官，《六法全書》的編者之一，有嚴重的政治曆史問題。這樣一個大人物怎麽落到中學教曆史來了？我常常在課堂上好奇地注視著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靜而憂鬱，縹緲而蒼涼。當時我已經對哲學發生興趣，有很多問題弄不懂，想來想去覺得隻有他才能幫助我。至今記得那天攔住他請教哲學問題時他那多重的驚訝，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將我拉到樹叢邊，快速地向我推薦了一本外國哲學書，而且告訴我在哪個圖書館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記得，而且說，他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時總想轉告我，那本哲學書有幾處錯誤。"我不姓李，叫杜羨孔，老了，今年已經八十二歲。"
老人們的情況，最應該多問又最不便多問。沒見到幾位當年最熟悉的老師，暗自忐忑，卻隻敢在熱烈的場麵中留半個心眼悄悄搜尋。多搜尋到一個，多一分驚喜。我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已於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趕到校慶會場來找我，她是穆尼老師的女兒。她說，穆尼老師臨終前幾次留話，要把他的藏書全部移贈給我。我和同學們一聽都嚇了一跳，因為我們都知道那是一個近似圖書館的龐大收藏。穆尼老師終生貧寒，全是為了購置這些書；他的家庭幾十年來一直局促在難於轉身的狹隘空間裏，全是為了堆放這些書。他藏書，不是為了著書立說，隻是為了備課，備好一節節的中學語文課；而當他無法再用這些書籍備課的時候，也就毫不猶豫地決定把它們全都交給某個他認為成績較好的學生。我當然不可能真去接受這份無價的饋贈，何況我現在連自己的藏書也已經完全無法對付，但麵對穆尼老師的女兒我還是不能不心情沉重：畢業那麽多年，我去拜訪老師也就一二次罷了，而老師的遺言卻突然使這架人情的天平嚴重失衡。天地間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產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第二產生於老師與學生之間。子女和學生痛切地發現這種失衡時，大多已無法彌補。
驀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麵走來教化學的薑青老師，我化學成績不好，三十年後還保留著對她的畏懼。薑老師清瘦典雅，依然戴著那副眼鏡，笑得那麽高貴。"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說，"幾年前，你還在做院長，我在一家飲食店裏遇到你們學院的一幫學生，他們大聲喧嘩，不按次序，把先來的顧客擠在一邊，而在他們的喧嘩中又老是夾帶著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過去要他們遵守秩序，並且告訴他們，做你們院長的學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們院長的老師，有資格教育你們——你看，我在一個不適當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連忙問，結果如何，薑老師說："這幫孩子不錯，我原以為他們會把我說成騙子罵我一頓，沒有，他們立即安靜了，乖乖地排到了我們後麵。"我安慰地笑了，想象著薑老師柔聲柔氣間的威儀，三十年前在化學課上就領受過的。
但是薑老師，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從學生我不小心出了一點小名，竟然有好幾個從未給我上過一節課的人熱衷充任我的師長，編造我的行跡，而且越說越離奇。我的名字，那個過去在課堂上老被你批評或表揚的名字，如今卻長久浮動在各色盜版書的封麵上，映現在那些我從未"指導"和"顧問"過的影視作品前，甚至還怪誕地成為籌款集資的旗號。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經五十出頭的女同學們遇見當年老師時為什麽會突然孩子般抽泣起來。你是我確證無疑的老師，看著我長大，我的名字隻有在你口中叫出來才是最真實的。由你在公共場合宣布我是你的學生，是我的榮幸。
我也要感謝我的那些頑皮的學生，他們居然立即安靜了，沒有讓我的老師難堪，因此也為我爭了臉。我太知道他們，高個兒高嗓門，大大咧咧，自我感覺過於良好，但基本上還是識大體、通情理的，隻須輕輕一聲斷喝，便能領悟學生的本分。謝謝你們，我的學生。
記得第一節課是音樂課，老師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從畫滿五線譜的黑板前走到鋼琴旁，彈了幾個樂句便張口領唱，他的聲音，那麽漂亮又那麽沉悶，我們已知道，他剛剛劃為右派，正在檢討。他上課時，我們教室的窗口，經常有人頭晃動，音樂老師一看，便隻唱不講，唱的聲音則更加奇怪。三個星期之後，我們接到通知，音樂老師不來了，音樂課的時間，到操場的角落裏練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詞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個勝利年……"
沒過多久，其它課程也很難正常進行了。大理石噴水池已停止噴水，旁邊搭起了一個養豬棚，養豬棚邊上又砌了煉鋼爐。高年級學生養豬、煉鋼，我們的任務則是到街上拾撿破銅爛鐵，作為煉鋼的原料。
當時全民都在煉鋼。國家領導人發出號召，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但對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卻不了解，隻相信了一種說法，即趕上趕不上的標誌是看鋼產量，於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中國大地無處不在煉鋼。裏弄鐵門和各家各戶陽台上的鐵架，已全部砸下來充作原料，我們這些孩子再到哪裏去找鐵呢？誰拾到一枚鏽跡斑斑的鐵釘就如獲至寶了。撿拾了幾個月所得寥寥，而噴水池旁煉出來的鋼更是一團醜陋不堪的黑疙瘩。於是學校根據上級指示轉移方向，讓學生進附近的工廠勞動，說是要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不能老坐在課堂裏讀書。
老師們出發了，到一家家工廠去商量，希望他們能接納我們勞動。這麽多十歲剛出頭的孩子湧到車間去，既無勞動能力又極不安全，工廠理所當然是不歡迎的。老師們隻能紅著臉一次次懇求，一直懇求得那些廠長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師而感動起來，才遲遲疑疑地同意我們去勞動幾個月。畢竟不行，工廠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師隻能再去找另一家。就這麽一家家工廠輪著轉，初中三年，幾乎把學校周圍所有的工廠都勞動遍了。勞動之外也上課，老師們知道時間無多，總是像搶奪珍寶一樣把那一點點上課時間搶在手裏，精琢細磨。那些老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記憶中一個個風度非凡，課講得好極了。就在勞動的夾縫中，僅僅三年，我們的作文寫作能力已達到流暢無礙、幾乎不犯語法錯誤的地步。數學更好，在路上走著走著，一蹲下身來就可與同學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畫出一道道著名的幾何學難題，吵吵嚷嚷地證明起來。
讀高中我換了一所離家更近的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女子中學，剛招男學生，校長是一位女老師，聽說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國劍橋出身。我們進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長，卻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們隻在一旁偷看，想找到這位老師在步態舉止上的反動影子。正麵相遇時，我們叫一聲"老師好"，她立即迴禮，眼睛直直地看著我們，比其他老師迴禮時看我們的時間要長。我們的目光立即躲開，心想這大概就是別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長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戰爭時在上海郊區參加過遊擊隊，給我們作報告時全是很難聽懂的農村口音，但她很少作報告，要作也就是幾句，說自己沒文化，要我們好好讀書。她走在校園裏，臉上沒有表情，顯得拘謹和膽小，但一見到學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滿臉笑容。這位校長的好處是從來不幹涉課堂內容，而老師們則趁機離開正式課文加入大量"課外輔導教材"。正式課文裏，語文以報紙社論為主，英文以政治口號為主，而通過"課外輔導教材"，我們悄悄地學過了全本《論語》，背誦了屈原的《離騷》，甚至把那本當時不知怎麽進來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冊學完了。英語老師孫玨先生以異樣的熱情堅守倫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國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們也大體知道了美國口音是怎麽迴事。
今年母校校慶，我就是帶著這些斷斷續續的迴憶重新踏進離開三十多年的校門的。沒有想到，正是這些迴憶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給老師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老師們所受的汙辱，我即便是用文字複述一遍都覺得不舒服，可以笑談的隻有一件：我們的數學老師曹惠生先生以不關心政治而著稱，在我們讀書那會兒他已經非常講究衣著和發型，連拿粉筆的手勢都像音樂家拿指揮棒一樣漂亮，惹得當時剛剛懂點事的女同學們老是紅著臉傻傻地看著他發怔。"文革"一來，他就沒有一點是處了，一連批了幾年，最後終於又要他上講台，他決定洗心革麵重新做人，把數學課教下去。於是在第一堂函數課裏他把當時最流行的概念引了進來："我們上海有一小撮階級敵人，江蘇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為四小撮階級敵人……"他以為這樣講課總算是關心政治的了，沒想到一下課就遭批判："上級從來隻說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你卻鬧出了四小撮，分明在為階級敵人張目！"
這次我一進校門口就遇到了曹老師，才問候兩句便想證實上麵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曹老師正色道："傳錯了。我當時不是說四小撮而是說五小撮，特別加了一個山東，因為前來聽課的工人宣傳隊師傅是山東人，我怕他受冷落，臨時加的。沒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兇。"
曹老師已經成了一個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認出來，我想根本原因是當年天天盯著看，學生們的眼睛和心靈都還非常純淨，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會失去底本。當然這是對主課老師而言的，而許多非主課老師卻實在有點認不得了。這些非主課老師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趕來，靜靜地站在路旁，站在樓梯拐角處，企盼往日的學生能認出他們。我的目光與他們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們的企盼，便快步趕上去，一邊唿喊著"老師"，一邊試圖以最快的速度迴憶起他們的姓氏。如電擊火濺，有時居然真的在半秒鍾裏迴憶起來，大聲唿出，於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溫熱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裏微微顫動。但是，更多的時候是讓老人失望。這時我想，做一個學生，什麽錯誤都能犯，卻萬不能在畢業多年後麵對一位年邁的老師時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師在操場角上注視我好一會兒了，趕緊迎上去，"李……"我正想親熱地叫他一聲"李老師"，卻又立即收口，因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綽號：李卜克內西。學生們都會調皮地給老師起一些綽號，大多是從老師的講課內容中引發出來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生物學老師叫做"草履蟲"，真是大不敬。眼前這位老師是教世界曆史的，講到李卜克內西時發音特別順溜悅耳，於是就有了這個綽號，他究竟姓什麽，記不起來了。隻記得那時我們這些才十幾歲的學生就聽到傳言，說這位老師原是舊社會的一個著名法官，《六法全書》的編者之一，有嚴重的政治曆史問題。這樣一個大人物怎麽落到中學教曆史來了？我常常在課堂上好奇地注視著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靜而憂鬱，縹緲而蒼涼。當時我已經對哲學發生興趣，有很多問題弄不懂，想來想去覺得隻有他才能幫助我。至今記得那天攔住他請教哲學問題時他那多重的驚訝，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將我拉到樹叢邊，快速地向我推薦了一本外國哲學書，而且告訴我在哪個圖書館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記得，而且說，他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時總想轉告我，那本哲學書有幾處錯誤。"我不姓李，叫杜羨孔，老了，今年已經八十二歲。"
老人們的情況，最應該多問又最不便多問。沒見到幾位當年最熟悉的老師，暗自忐忑，卻隻敢在熱烈的場麵中留半個心眼悄悄搜尋。多搜尋到一個，多一分驚喜。我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已於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趕到校慶會場來找我，她是穆尼老師的女兒。她說，穆尼老師臨終前幾次留話，要把他的藏書全部移贈給我。我和同學們一聽都嚇了一跳，因為我們都知道那是一個近似圖書館的龐大收藏。穆尼老師終生貧寒，全是為了購置這些書；他的家庭幾十年來一直局促在難於轉身的狹隘空間裏，全是為了堆放這些書。他藏書，不是為了著書立說，隻是為了備課，備好一節節的中學語文課；而當他無法再用這些書籍備課的時候，也就毫不猶豫地決定把它們全都交給某個他認為成績較好的學生。我當然不可能真去接受這份無價的饋贈，何況我現在連自己的藏書也已經完全無法對付，但麵對穆尼老師的女兒我還是不能不心情沉重：畢業那麽多年，我去拜訪老師也就一二次罷了，而老師的遺言卻突然使這架人情的天平嚴重失衡。天地間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產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第二產生於老師與學生之間。子女和學生痛切地發現這種失衡時，大多已無法彌補。
驀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麵走來教化學的薑青老師，我化學成績不好，三十年後還保留著對她的畏懼。薑老師清瘦典雅，依然戴著那副眼鏡，笑得那麽高貴。"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說，"幾年前，你還在做院長，我在一家飲食店裏遇到你們學院的一幫學生，他們大聲喧嘩，不按次序，把先來的顧客擠在一邊，而在他們的喧嘩中又老是夾帶著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過去要他們遵守秩序，並且告訴他們，做你們院長的學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們院長的老師，有資格教育你們——你看，我在一個不適當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連忙問，結果如何，薑老師說："這幫孩子不錯，我原以為他們會把我說成騙子罵我一頓，沒有，他們立即安靜了，乖乖地排到了我們後麵。"我安慰地笑了，想象著薑老師柔聲柔氣間的威儀，三十年前在化學課上就領受過的。
但是薑老師，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從學生我不小心出了一點小名，竟然有好幾個從未給我上過一節課的人熱衷充任我的師長，編造我的行跡，而且越說越離奇。我的名字，那個過去在課堂上老被你批評或表揚的名字，如今卻長久浮動在各色盜版書的封麵上，映現在那些我從未"指導"和"顧問"過的影視作品前，甚至還怪誕地成為籌款集資的旗號。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經五十出頭的女同學們遇見當年老師時為什麽會突然孩子般抽泣起來。你是我確證無疑的老師，看著我長大，我的名字隻有在你口中叫出來才是最真實的。由你在公共場合宣布我是你的學生，是我的榮幸。
我也要感謝我的那些頑皮的學生，他們居然立即安靜了，沒有讓我的老師難堪，因此也為我爭了臉。我太知道他們，高個兒高嗓門，大大咧咧，自我感覺過於良好，但基本上還是識大體、通情理的，隻須輕輕一聲斷喝，便能領悟學生的本分。謝謝你們，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