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把目光拉迴到現實人生中來了。


    我曾在一本書中表述一個特別的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真實。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十萬生靈的刹時隕滅,使原先陷於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麽?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潛逃到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以通行的學術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並寫成了好幾本書,但很快就轉迴到了我的學術原點:隻從文化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所有的探詢都依附著一條極不安全的生存底線,因此,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在這之前,我們被灌輸的都是生存意義,而不是生存狀態。


    由於辭得幹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總有人在路邊問我:“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兩者關係如何?”


    我迴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文化。然後,又把文本文化並入了生態文化。


    我的生態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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