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我應邀到海內外各地講述中華文化史，總是截止於清末，再順帶講述幾句近代。但是，幾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講一段中華文化的現狀和未來。記得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時，每一場聽眾的現場提問都主要集中在當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從災難的廢墟上開始尋覓中華文化的艱難曆程，最後似乎也應該加上這麽一篇。
一個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論述當代是很困難的，唯一可行的是從自己的個人感受出發。這就像帶著一批朋友暢遊了名山大川，最後走進小巷子，邀他們到家裏坐一會兒。
這似乎不太妥當，但沒有辦法。現今的街市間沒有名山大川，與其去參觀搭建起來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見聞。
那麽，“當代”的界定也隻能把我自己出生後的曆程當做標尺。
我對中國的當代文化，有一些比較正麵的體諒。這一點，曾使很多海外華人學者有點吃驚，懷疑我是不是迫於某種政治壓力在講奉迎話。但他們細看我前前後後幾十年的言論，又沒有這方麵的痕跡。我直言相告，他們是上了“政治文化一體論”的當。不管是褒是貶，都從政治立場出發來綁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靜理性，失去了事實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歲，已經有點懂事，生活在浙東一個離縣城還有六十裏地的偏僻農村裏。長大後知道，當時發生過很多過激行為，但在浙東似乎比較溫和。體現在我們親屬裏，就是外公被評上了“地主”，遭了幾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來就已經敗落，家徒四壁，從來也不關門，抄不抄一個樣。剩下來的事情，大多屬於文化範圍了。
許多從城鎮裏來的知識青年，以“工作隊”的名義穿流在各個村莊之間，組織婦女會批評一個個“惡婆婆”，成立農會勸導一個個“懶漢”、“二流子”，全力掃除文盲，開辦小學，設立衛生站，為民眾注射各種疫苗……
我後來慢慢明白，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著匆忙填補。當然也與新政權要向人民表達自己的文明水準和辦事能力有關，但在內容上卻不完全是政治行為。我母親作為地主的女兒應該是政治對立麵吧，卻是最受尊敬的掃盲班教師。而我，則進了剛剛開辦的小學，開始了我漫長的學習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畢業生，也主動報名到安徽農村去做類似的事情了，偶爾迴家鄉探視祖母，還在村莊裏組織農民劇團。
為此我曾在台灣發表過演講，說如果隻用政治對抗的目光來看待一切，一定會遺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實。例如，中國早先是一個農業國，像我家鄉一樣的廣大農村，第一所小學、第一個郵局、第一家醫院、第一條公路、第一張報紙、第一部電影是什麽時候出現的？這無論如何應該予以正麵肯定。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出現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這中間，我最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時，周圍方圓幾十裏地，作為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家鄉，識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自豪的中華文化會在哪裏呢？這片遼闊的土地又與文化有什麽關係呢？因此，當年我母親有機會教書，我和很多同學有機會讀書，是不小的事情。曆史已經證明，近三十年我家鄉經濟的突飛猛進，第一批開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學和他們的學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後，教育文化受到極左政治的騷擾。我們最喜歡的幾位老師被劃為“右派”，抬不起頭來了。課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政治性課文。但是，即使這樣，政治與文化還是兩件事。不僅數學、物理、化學仍然教得非常認真，而且語文課本裏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讀寫能力訓練很嚴。我那時已經到上海讀中學，在學校裏熟讀了《論語》和《離騷》，瀏覽了幾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和世界文學名著，學會了寫作古體詩詞，英文學得也不錯。
政治終於強蠻地籠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為什麽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實在太不聽政治的話了，因此要狠狠地對文化開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還是按照自己的邏輯在走的，否則不會讓政治發那麽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述，還是停留在上層政治人物的起落進退上，實在是把一場民族災禍縮小了，太對不起那個時候遭受苦難的廣大民眾。
對此，我作為一個親曆者，與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國思想家萊辛說過，那些政治人物因為地位太高，所以變得不太重要。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矛盾，其實非常深刻。在沒有政治民主的時代，地位並不具備代表性。他們在特殊的圈子裏升沉榮辱，有特殊的遊戲規則和因果邏輯，廣大民眾並不了解，也難以判斷，更無法拿自己去類比，完全不存在社會的典型意義，因此當然不太重要。
什麽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眾的生態，尤其是決定一種文明能否延續的文化生態。
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生態帶來以下兩方麵的禍害——
第一方麵，縱容了邪惡與野蠻。也就是說，縱容了文明的敵人。這與我小時候在鄉間看到的文明普及運動正好完全逆反。其實，邪惡與野蠻到處都有，永遠都有，卻在那個時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稱之為“造反派”、“紅衛兵”的激進分子，惡言惡語，到處批判，橫衝直撞，無所不為。我仔細觀察過，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於對官僚專製的不滿趁機爆發，而多數則是各單位的偏執人物和狂妄人物，以“響應號召”為名，衝撞社會上一切高於自己的文雅所在。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況就更加嚴重。他們經過極短時間的互相模仿，居然奪得了很大一部分權力，天天進行著反文明、反文化的示範。我父親和叔叔，以及後來的嶽父，都在那個時候受到嚴重迫害。
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範，最終集中在一種觀念上，那就是：攻擊永遠有理，傷害永遠無愧，名人永遠有罪，罪名永遠無限。這種觀念立即普及於社會，使文化頃刻變得形影相吊、孤立無助。
第二方麵，是全國停課廢學，“上山下鄉”。說農村就是學校，農民就是教師，實際上是全盤取消教學，全盤否定城市。這種情況，自從中國進人文明門檻之後，在非戰爭狀態下還是第一次發生。在歐洲，法國大革命期間也出現過很多暴力，卻沒有停止教學，因此法國文化沒有受到太大傷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中國的停課廢學，由於事涉千家萬戶，牽連文化傳承，實在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文化大事件，等於爆發了一場文化大地震。我們全家子女從我開始，留下了毫無指望的祖母、父親、母親，全部“上山下鄉”，無一幸免。
在農場勞動時，我們藏在箱底的那些書也被收繳了，可見這是一場徹底反文化的災難。曾經作為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課廢學、“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刺痛，當然更加強烈。記得當時上海編排了一台話劇，強迫每個即將“上山下鄉”的學生和家長必須去看，甚至一遍遍反複去看。這個戲一再告訴觀眾，教育是多麽有害，學校是多麽有害，邊疆是多麽美好，使學生和家長徹底解除了對於投入極其艱苦的邊疆農牧生活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直到“文革”結束，那批傷痕累累的中年人終於迴城，一定要找那個劇作者算賬。那個劇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鄉”代表者的身份為他開脫。我真的去為他開脫了，並且至今認為，那個戲雖然禍及家家戶戶，但整個社會悲劇的責任不應該由那個劇作者來承擔。
不過，這個事件平息之後，我也曾對那位作者說，一個文化人寫錯點什麽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的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能馬虎。
三
轉機發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極左勢力因內訌而受挫，政府中的開明派領導人執掌實權，著手恢複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認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結束了，為期五年。因為它的“邏輯拋物線”已經落地，以後的日子，隻是一場有關糾正這五年還是維護這五年的鬥爭。連不太過問政治的作家張愛玲也在美國寫了一篇文章，讚同這個終結期。有的研究者認為應該根據“文革”發動者自己的說法，把中共九大定為終結期，那就更早了。這個問題，留待曆史學家們繼續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後即使還算是“文革”，氣氛也已經大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結束的幾天之後就趕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說除了理工科大學外，文科大學也要恢複。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領袖的著作和革命樣板戲，可以先用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
由於全麵複課，這一類教材編寫組大量成立。幾年停課像是經曆了一次休克，反而調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覺，突然發現連“文革”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單薄了。於是，著手標點《二十四史》，周恩來親點由曆史學家顧頡剛主持；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周恩來親點由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持；再集中力量編撰規模浩大的《英漢大詞典》，重編《辭海》，開始籌備編寫《漢語大詞典》，翻譯國際上各種人文、曆史、科學著作，恢複各大學學報，一時如火如荼。極左派勢力難於阻擋，隻能勉強跟隨，卻等待時機反擊。
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以後指揮文化教育的恢複、文化典籍的編纂，實在功勞不小。我始終認為，對文化的態度，決定著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終於在繁重體力勞動的泥坑中被點到名字，以青年教師的身份參加了周恩來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學魯迅教材編寫組，地點在複旦大學。雖然我分到的任務很輕，幾天就做完了，但是，在複旦大學看到的景象卻讓我激動不已。
各個教材編寫組的教師，絕大多數都像我一樣剛剛從農村上來。大家臉色黝黑，衣衫破舊，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傷痕還沒有恢複，一聽到複課編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趕來，二話不說便埋首在書籍文稿間了。
終於，大家看到，幾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課堂、遠離城市、去了“廣闊天地”的年輕人，又被召迴城來，拿起了我們剛剛編出來的教材。一種人類公認的文明程序重新開始了。
我記得當時的複旦大學圖書館，從早晨開門就得搶座位，到夜間閉館前還燈火通明。我一再抬頭仰望著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華。
後來，“文革”終於被否定，但編教材、編辭典也全都算成了“文革寫作”。正好教材、辭典裏確實還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文革”中批判他們的那些人。那是一種特殊的中國職業。
隻不過，直到今天，世界各國漢學家的案頭，最常看到的還是那一大堆《英漢大詞典》、《漢語大詞典》、《辭海》、《中國曆史地圖集》、《二十四史》標點本。這些文化工程的學術質量，大多超過先於它們或後於它們的同類書籍。而被當年的教材改變了命運的學生，早已成了各個文化專業的中堅力量，現在都已臨近退休年齡。
其實，就在我們編教材的同時，還出現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國突然發現了一係列頂級的文化古跡。
即使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也常常應付不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古跡發現。而中國當時接連發現的是什麽呢？居然是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稍低一點等級的，就更多了。
這一係列足以改寫中國曆史、改寫人類考古史的偉大遺跡的同時出現，考驗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潛力。從發掘、勘測、鑒識、研究到修複、保存，需要調動一支支職能齊全的文化隊伍。我們看到的最終結果是，每一個環節都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經常問我：你們國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稱，“文化大革命”毀滅了一切曆史文物，但是為什麽我們現在去參觀的最重要古跡都是在那個時間發掘和保護的？
我是這樣迴答的：請不要嘲笑災難時期的中國文化。災難的本意是要破壞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國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獲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四
“文革”期間，通過一位老師的幫助，我一度在浙江奉化的一座山上潛藏。正是在那裏，我巧遇原先以蔣介石名字命名的一處隱蔽藏書樓，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係統研讀。
後來有人一直問我，在當時，還絲毫看不出社會對於一個文化學者的需要，為什麽能夠沉下心來刻苦研讀？我說，我雖然沒有看到需要，卻已經看到一種崇高。那麽多教師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辭典、史籍、學報的場麵，那麽多專家把自己生命融入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的壯舉，使我明白，文化不是盛世的點綴，而應該是黑夜的蠟炬。如果世人暫時不需要這種蠟炬，那麽，我就讓它先在自己的心底點亮。
一旦投入就發現，根本不必亟亟地期待世人的需要，因為要點亮自己的心底就很難，需要花費太長的時間。
幸好終於迎來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文化又被關注。很多文化人獲得了創造的權利，我也獲得了一種自由，可以辭職遠行，走遍中國，再走遍世界，對比中華文化與別種文化的異同。
然而，奇怪的是，雖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過去，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卻越來越滯後，越來越迷亂，越來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煩、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幾十年的體驗和觀察，來說一說中國文化在現代遇到的一個大陷阱。
五
不錯，把文化當做歡慶的裝飾、宣傳的工具、政治的話筒，不斷地營造由晚會、評獎、精品、大牌所組成的假大空排場，是一個陷阱。但是，這個陷阱對於真正的文化人和藝術家而言，是能夠避開的。而且，即便算是一個陷阱，也已經眾目睽睽，而眾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
另外，把文化當做一己的裝飾、圈內的擺弄、超世的枯奧，不斷地編織著由無效、無能、無聊、無稽所組成的偽精英表演，也是一個陷阱。但是，這個陷阱也已經被漸漸識破，造不成太大危害了。
那麽，特別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裏？
大家不妨在心底自問——
文化是由人創造的，文化史是由一串無可置疑的名字構成的，但是為什麽在文化的旗號下越來越排不出像樣的名字來了？那些沒有官銜衛護的文化創造者，為什麽全都流失在文化的邊緣地帶？他們的光榮和尊嚴是被一種什麽樣的力量消解了？
中國現代政治風波雖然很多，但是不少藝術家本來並不是政治運動的目標，也沒有被政治人物點名，卻為什麽總是首先受害？是什麽力量把他們推進了政治誣陷的泥坑？
老舍為什麽自殺？沈從文為什麽擱筆？趙丹為什麽要留下一個“免鬥”的遺願？
眼下中國已經不可能在文化界發動大規模的整人運動，卻為什麽幾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創造者都難於放鬆，是什麽樣的潛在信號給了他們這種心理防範？
為什麽一些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有爭議的作品”，它們的作者又都成了“有爭議的人物”？
大家都說“人怕出名豬怕壯”，那麽，是什麽樣的隱藏群體拿著一把把殺豬刀，等待著一個個文化名人？
……
這樣的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但似乎不必了。一種看起來並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這一切。
它是什麽？答案很簡單，但表述起來卻很長：它是一種以鄙視文化為前提，以嫉賢妒能為起點，以窺私抹黑為手段，以上綱上線為套路，以大眾傳播為舞台，以打倒名人為目的，以一些充滿整人衝動的低層文人為主體，能夠快速引發世俗起哄而又永遠找不到阻止辦法的民粹主義大揭發、大批判。
這句話雖然長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但隻要是中國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國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貴的文化靈魂，被它纏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說，中國文化界隻有兩種人：一種是做事的人，一種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後一種人的力量大得多。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們所說的這種大揭發、大批判，與西方近代學術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討、反思為基礎，而是以虛假、情緒、造勢、攻擊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與人文精神背道而馳。中國文化千好萬好，卻也有不少致命弱點，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條件。
例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實證意識。到處都喜歡謠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個文化不具備辨偽、辟謠的功能和程序，這就成了它長駐不走的溫床。
又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還缺少法製意識。從來未曾把人身權、名譽權太當一迴事，也從來未曾把誹謗罪、誣陷罪太當一迴事，這就成了它安居無憂的圍牆。
再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又缺少對公共空間的認知。很多人看到傷害文化的事件，不知道自己應該承擔什麽責任。甚至像英國哲學家羅素批評中國人的那樣，看到同行受到傷害還暗暗自喜。這就縱容了它在大庭廣眾之間、公共媒體之上如入無人之境。
如果說得更深遠一些，那麽，中國曆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謀術、小人哲學、暴民心理、反智傳統，加上現代史上無邊無際、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和實踐，合力挖出了這個巨大的陷阱。
從表麵上看，很多文化創造者並沒有直接遭遇這種大揭發、大批判，因此沒有切膚之痛。而他們的作品為什麽永遠被民眾冷淡？他們的職業為什麽永遠被社會側目？正是因為這種大揭發、大批判反複地蹂躪了民眾的審美感知，長久地汙辱了文化的基本尊嚴。那些人所發起的每一個整人事件，都是對整個文明機體的蠶食。
其實，很多沉默的中國民眾雖然深受荼毒，卻也看出了一個規律：某種人物越活躍，某些報刊越暢銷，文化的狀態就越糟糕。
中國最有骨氣的現代作家巴金終於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對“某種人物”發出了挑戰。巴金說，那批人數量不多，影響極大，平日不知道藏在哪裏，一有風吹草動就突然跳出來，在報刊上一會兒揭發這個，一會兒批判那個。看到這家院子裏花草茂盛，就大聲咒罵，聽到那家陽台上鳥聲動聽，就掄起了棍棒。他們總是製造各種帽子給別人戴，帽子上寫著他們隨意編造的各種罪名。他們這批人，使中國作家一直處於恐懼之中，無法寫出像樣的作品。
巴金的這個發言，很快被西方報刊報道。因此，他被加上了“為帝國主義反華勢力提供炮彈”的罪名，在“文革”中受盡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裏曾多次探望他，看著他單薄而不屈的身軀，一次次從心裏讚歎。
我想，向專製強權發出不同聲音雖然也需要勇氣，但對象明確、話語簡潔，容易被人記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難做到，而要與一團邪惡的戾氣搏鬥，對方高調高聲，號稱言論自由，又時時轉移話題，自己被熏得渾身發黑，還無法向民眾說清是非，真是難上加難。但是，巴金沒有知難而退。
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六
那麽，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如何繼承巴金的遺誌，來戰勝這團邪惡的戾氣呢？對此，我這個樂觀主義者有點悲觀。照理，我們也應該唿籲政府以更完善的法製來保護文化創造者，並讓全社會明白，文化保護的功勞不下於文化創造。但是我又知道，這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很多傳媒為了自己的銷售量，已經成了這團邪惡戾氣的鼓動者，它們以自己的話語權，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創造者的對立麵。因此，不管再過多少年，還是會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國文化創造者被渦旋在裏邊逃不出來，而且也總會有一代代正義的精神導師試圖驅除它卻無功而返。
文化人要想不受傷害，也有一些別的路可走，周圍很多人也確實這樣走了。但是，那已經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他們，也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人。
這種情景，怎麽能讓我樂觀起來呢？
但是，有時我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覺得這團邪惡的戾氣隻會傷害卻不會葬送中華文化。
理由是，我在反複梳理中華文化發展曆程後形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一種大文化，是一個龐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它滲透在千家炊煙、萬家燈火之間。中華文化的悠久生命力，並不是靠官方的喂養和寵愛，也不是靠文壇的商榷和爭執，而是靠廣大華人的崇敬和守護，才維持下來的。它的靈魂，就是“止於至善”的天下大道。
法國思想家狄德羅說過，一種偉大文化的終極生命力，一定不會是富華精細的。它不會是修剪過度的皇家園林，而是粗糲嶙峋的海邊礁石；它不會是宮廷禦池的節慶噴泉，而是半夜山間的狂風暴雨；它不會是沙龍名嘴的激烈爭辯，而是白發夫妻的臨別擁抱；它不會是巴黎學府的字音考據，而是泥腿首領的艱難跋涉。
是的，在很多情況下，倒是一些並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眾，從大感覺、粗線條上維護住了中華文化的尊嚴。
我小時候，村裏不識字的農民見到路上一張有字的紙，哪怕是一角舊報紙，也一定不會踩踏。他們必定會彎腰撿起來，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到廟門邊的一個焚香爐前，燒掉。焚香爐上刻著四個字：敬惜字紙。
鄰村漁民出海打魚，如遇大風季節，一定在出海前走很遠的路，到一個讀書人的家裏求得一大遝字紙，壓在船底。他們說，天下沒有比文字更重的東西了，就靠它壓住風浪。
農民彎腰撿起來的字，漁民遠行求得來的字，他們都不認識，但他們懂得尊重。連不認識也尊重，這就構成一股狄德羅所說的終極生命力，邪不能入。
什麽時候，人們能對中華文化少一點舍本逐末、洗垢求瘢，多一點泥途撿拾、浪中信賴？
當然，我在這裏說農民和漁民，隻是要表達他們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意義。我所真正企盼的人，隻能出現在中華文化大踏步向前邁進的時刻。隻有這樣的人，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氣擋不住路，也追不上來。
七
到了那樣的時刻，中華文化將會變成什麽模樣？那是我們難以預想的了。就像先秦諸子無法預想唐代文化，就像晚清學人難於勾畫今天景象。隻希望，它能夠與全球文明親切相融，偶爾又閃現出一點幾千年積累的高貴。
這不是出於炫耀，隻是因為所有的古文明隻剩下這麽一支持續了，它應該承擔一點時間所交給的義務。時間交給的義務，既是一種聚集，又是一種淘洗。因此，最複雜，也最簡單。
最後隻剩下了一個意念，那就是：足以感動全人類的大愛和至善。這樣，中華文化也就成了人類詩意生存、和諧生存的積極參與者。在終極意義上，我不認為它還要有什麽別的特殊訴求。
點評一：
這是作者的文化自敘狀。他講述自己的文化信念得以產生的過程，既是心路曆程的坦白，也是鏗鏘的自我辯護。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對文化遭際的怨憤，和著巨大的悲憫，化作殷切的期盼袒露一個真文人的心聲。（老愚）
點評二：
“苦旅”不易，“摩挲”、“尋覓”中貫穿著作者的憂患、悲憫、良知、道義、抱負、使命……“尋覓”作者大詞背後的“正心誠意”，然後“摩挲”作者的“格物致知”。作者尋覓個人心中的文化史，我則呈現一已的閱讀方式，作者激發了我的文化想象，我也寄望於激發讀者的閱讀想象。（馬策）
點評三：
中華文化的現狀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生態？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經曆與感受揭示了文化在當代的起落進退。
作者下筆就理性地表明了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態度，那就是“有一些比較正麵的體諒”，敏銳地指出“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著匆忙填補”。文化再次迎來了被關注，迎來了自由，但“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卻越來越滯後，越來越迷亂，越來越失去公信力”。作者層層設疑，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在發展中遇到了一個“大陷阱”，不僅讓“好好一段中國文化史，被它困住了”，而且“一批批真正的中國文化創造者被渦旋在裏邊逃不出來”。但作者對此又並未絕望，“有時我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那就是廣大民眾對文化的崇敬和守護。作者揮動如椽大筆對當代文化作了不同於他見的細致反思，其情真，其理切，其據實。（胡傑）
近年來我應邀到海內外各地講述中華文化史，總是截止於清末，再順帶講述幾句近代。但是，幾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講一段中華文化的現狀和未來。記得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時，每一場聽眾的現場提問都主要集中在當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從災難的廢墟上開始尋覓中華文化的艱難曆程，最後似乎也應該加上這麽一篇。
一個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論述當代是很困難的，唯一可行的是從自己的個人感受出發。這就像帶著一批朋友暢遊了名山大川，最後走進小巷子，邀他們到家裏坐一會兒。
這似乎不太妥當，但沒有辦法。現今的街市間沒有名山大川，與其去參觀搭建起來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見聞。
那麽，“當代”的界定也隻能把我自己出生後的曆程當做標尺。
我對中國的當代文化，有一些比較正麵的體諒。這一點，曾使很多海外華人學者有點吃驚，懷疑我是不是迫於某種政治壓力在講奉迎話。但他們細看我前前後後幾十年的言論，又沒有這方麵的痕跡。我直言相告，他們是上了“政治文化一體論”的當。不管是褒是貶，都從政治立場出發來綁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靜理性，失去了事實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歲，已經有點懂事，生活在浙東一個離縣城還有六十裏地的偏僻農村裏。長大後知道，當時發生過很多過激行為，但在浙東似乎比較溫和。體現在我們親屬裏，就是外公被評上了“地主”，遭了幾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來就已經敗落，家徒四壁，從來也不關門，抄不抄一個樣。剩下來的事情，大多屬於文化範圍了。
許多從城鎮裏來的知識青年，以“工作隊”的名義穿流在各個村莊之間，組織婦女會批評一個個“惡婆婆”，成立農會勸導一個個“懶漢”、“二流子”，全力掃除文盲，開辦小學，設立衛生站，為民眾注射各種疫苗……
我後來慢慢明白，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著匆忙填補。當然也與新政權要向人民表達自己的文明水準和辦事能力有關，但在內容上卻不完全是政治行為。我母親作為地主的女兒應該是政治對立麵吧，卻是最受尊敬的掃盲班教師。而我，則進了剛剛開辦的小學，開始了我漫長的學習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畢業生，也主動報名到安徽農村去做類似的事情了，偶爾迴家鄉探視祖母，還在村莊裏組織農民劇團。
為此我曾在台灣發表過演講，說如果隻用政治對抗的目光來看待一切，一定會遺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實。例如，中國早先是一個農業國，像我家鄉一樣的廣大農村，第一所小學、第一個郵局、第一家醫院、第一條公路、第一張報紙、第一部電影是什麽時候出現的？這無論如何應該予以正麵肯定。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出現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這中間，我最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時，周圍方圓幾十裏地，作為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家鄉，識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自豪的中華文化會在哪裏呢？這片遼闊的土地又與文化有什麽關係呢？因此，當年我母親有機會教書，我和很多同學有機會讀書，是不小的事情。曆史已經證明，近三十年我家鄉經濟的突飛猛進，第一批開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學和他們的學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後，教育文化受到極左政治的騷擾。我們最喜歡的幾位老師被劃為“右派”，抬不起頭來了。課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政治性課文。但是，即使這樣，政治與文化還是兩件事。不僅數學、物理、化學仍然教得非常認真，而且語文課本裏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讀寫能力訓練很嚴。我那時已經到上海讀中學，在學校裏熟讀了《論語》和《離騷》，瀏覽了幾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和世界文學名著，學會了寫作古體詩詞，英文學得也不錯。
政治終於強蠻地籠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為什麽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實在太不聽政治的話了，因此要狠狠地對文化開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還是按照自己的邏輯在走的，否則不會讓政治發那麽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述，還是停留在上層政治人物的起落進退上，實在是把一場民族災禍縮小了，太對不起那個時候遭受苦難的廣大民眾。
對此，我作為一個親曆者，與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國思想家萊辛說過，那些政治人物因為地位太高，所以變得不太重要。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矛盾，其實非常深刻。在沒有政治民主的時代，地位並不具備代表性。他們在特殊的圈子裏升沉榮辱，有特殊的遊戲規則和因果邏輯，廣大民眾並不了解，也難以判斷，更無法拿自己去類比，完全不存在社會的典型意義，因此當然不太重要。
什麽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眾的生態，尤其是決定一種文明能否延續的文化生態。
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生態帶來以下兩方麵的禍害——
第一方麵，縱容了邪惡與野蠻。也就是說，縱容了文明的敵人。這與我小時候在鄉間看到的文明普及運動正好完全逆反。其實，邪惡與野蠻到處都有，永遠都有，卻在那個時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稱之為“造反派”、“紅衛兵”的激進分子，惡言惡語，到處批判，橫衝直撞，無所不為。我仔細觀察過，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於對官僚專製的不滿趁機爆發，而多數則是各單位的偏執人物和狂妄人物，以“響應號召”為名，衝撞社會上一切高於自己的文雅所在。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況就更加嚴重。他們經過極短時間的互相模仿，居然奪得了很大一部分權力，天天進行著反文明、反文化的示範。我父親和叔叔，以及後來的嶽父，都在那個時候受到嚴重迫害。
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範，最終集中在一種觀念上，那就是：攻擊永遠有理，傷害永遠無愧，名人永遠有罪，罪名永遠無限。這種觀念立即普及於社會，使文化頃刻變得形影相吊、孤立無助。
第二方麵，是全國停課廢學，“上山下鄉”。說農村就是學校，農民就是教師，實際上是全盤取消教學，全盤否定城市。這種情況，自從中國進人文明門檻之後，在非戰爭狀態下還是第一次發生。在歐洲，法國大革命期間也出現過很多暴力，卻沒有停止教學，因此法國文化沒有受到太大傷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中國的停課廢學，由於事涉千家萬戶，牽連文化傳承，實在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文化大事件，等於爆發了一場文化大地震。我們全家子女從我開始，留下了毫無指望的祖母、父親、母親，全部“上山下鄉”，無一幸免。
在農場勞動時，我們藏在箱底的那些書也被收繳了，可見這是一場徹底反文化的災難。曾經作為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課廢學、“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刺痛，當然更加強烈。記得當時上海編排了一台話劇，強迫每個即將“上山下鄉”的學生和家長必須去看，甚至一遍遍反複去看。這個戲一再告訴觀眾，教育是多麽有害，學校是多麽有害，邊疆是多麽美好，使學生和家長徹底解除了對於投入極其艱苦的邊疆農牧生活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直到“文革”結束，那批傷痕累累的中年人終於迴城，一定要找那個劇作者算賬。那個劇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鄉”代表者的身份為他開脫。我真的去為他開脫了，並且至今認為，那個戲雖然禍及家家戶戶，但整個社會悲劇的責任不應該由那個劇作者來承擔。
不過，這個事件平息之後，我也曾對那位作者說，一個文化人寫錯點什麽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的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能馬虎。
三
轉機發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極左勢力因內訌而受挫，政府中的開明派領導人執掌實權，著手恢複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認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結束了，為期五年。因為它的“邏輯拋物線”已經落地，以後的日子，隻是一場有關糾正這五年還是維護這五年的鬥爭。連不太過問政治的作家張愛玲也在美國寫了一篇文章，讚同這個終結期。有的研究者認為應該根據“文革”發動者自己的說法，把中共九大定為終結期，那就更早了。這個問題，留待曆史學家們繼續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後即使還算是“文革”，氣氛也已經大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結束的幾天之後就趕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說除了理工科大學外，文科大學也要恢複。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領袖的著作和革命樣板戲，可以先用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
由於全麵複課，這一類教材編寫組大量成立。幾年停課像是經曆了一次休克，反而調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覺，突然發現連“文革”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單薄了。於是，著手標點《二十四史》，周恩來親點由曆史學家顧頡剛主持；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周恩來親點由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持；再集中力量編撰規模浩大的《英漢大詞典》，重編《辭海》，開始籌備編寫《漢語大詞典》，翻譯國際上各種人文、曆史、科學著作，恢複各大學學報，一時如火如荼。極左派勢力難於阻擋，隻能勉強跟隨，卻等待時機反擊。
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以後指揮文化教育的恢複、文化典籍的編纂，實在功勞不小。我始終認為，對文化的態度，決定著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終於在繁重體力勞動的泥坑中被點到名字，以青年教師的身份參加了周恩來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學魯迅教材編寫組，地點在複旦大學。雖然我分到的任務很輕，幾天就做完了，但是，在複旦大學看到的景象卻讓我激動不已。
各個教材編寫組的教師，絕大多數都像我一樣剛剛從農村上來。大家臉色黝黑，衣衫破舊，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傷痕還沒有恢複，一聽到複課編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趕來，二話不說便埋首在書籍文稿間了。
終於，大家看到，幾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課堂、遠離城市、去了“廣闊天地”的年輕人，又被召迴城來，拿起了我們剛剛編出來的教材。一種人類公認的文明程序重新開始了。
我記得當時的複旦大學圖書館，從早晨開門就得搶座位，到夜間閉館前還燈火通明。我一再抬頭仰望著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華。
後來，“文革”終於被否定，但編教材、編辭典也全都算成了“文革寫作”。正好教材、辭典裏確實還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文革”中批判他們的那些人。那是一種特殊的中國職業。
隻不過，直到今天，世界各國漢學家的案頭，最常看到的還是那一大堆《英漢大詞典》、《漢語大詞典》、《辭海》、《中國曆史地圖集》、《二十四史》標點本。這些文化工程的學術質量，大多超過先於它們或後於它們的同類書籍。而被當年的教材改變了命運的學生，早已成了各個文化專業的中堅力量，現在都已臨近退休年齡。
其實，就在我們編教材的同時，還出現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國突然發現了一係列頂級的文化古跡。
即使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也常常應付不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古跡發現。而中國當時接連發現的是什麽呢？居然是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稍低一點等級的，就更多了。
這一係列足以改寫中國曆史、改寫人類考古史的偉大遺跡的同時出現，考驗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潛力。從發掘、勘測、鑒識、研究到修複、保存，需要調動一支支職能齊全的文化隊伍。我們看到的最終結果是，每一個環節都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經常問我：你們國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稱，“文化大革命”毀滅了一切曆史文物，但是為什麽我們現在去參觀的最重要古跡都是在那個時間發掘和保護的？
我是這樣迴答的：請不要嘲笑災難時期的中國文化。災難的本意是要破壞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國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獲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四
“文革”期間，通過一位老師的幫助，我一度在浙江奉化的一座山上潛藏。正是在那裏，我巧遇原先以蔣介石名字命名的一處隱蔽藏書樓，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係統研讀。
後來有人一直問我，在當時，還絲毫看不出社會對於一個文化學者的需要，為什麽能夠沉下心來刻苦研讀？我說，我雖然沒有看到需要，卻已經看到一種崇高。那麽多教師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辭典、史籍、學報的場麵，那麽多專家把自己生命融入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的壯舉，使我明白，文化不是盛世的點綴，而應該是黑夜的蠟炬。如果世人暫時不需要這種蠟炬，那麽，我就讓它先在自己的心底點亮。
一旦投入就發現，根本不必亟亟地期待世人的需要，因為要點亮自己的心底就很難，需要花費太長的時間。
幸好終於迎來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文化又被關注。很多文化人獲得了創造的權利，我也獲得了一種自由，可以辭職遠行，走遍中國，再走遍世界，對比中華文化與別種文化的異同。
然而，奇怪的是，雖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過去，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卻越來越滯後，越來越迷亂，越來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煩、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幾十年的體驗和觀察，來說一說中國文化在現代遇到的一個大陷阱。
五
不錯，把文化當做歡慶的裝飾、宣傳的工具、政治的話筒，不斷地營造由晚會、評獎、精品、大牌所組成的假大空排場，是一個陷阱。但是，這個陷阱對於真正的文化人和藝術家而言，是能夠避開的。而且，即便算是一個陷阱，也已經眾目睽睽，而眾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
另外，把文化當做一己的裝飾、圈內的擺弄、超世的枯奧，不斷地編織著由無效、無能、無聊、無稽所組成的偽精英表演，也是一個陷阱。但是，這個陷阱也已經被漸漸識破，造不成太大危害了。
那麽，特別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裏？
大家不妨在心底自問——
文化是由人創造的，文化史是由一串無可置疑的名字構成的，但是為什麽在文化的旗號下越來越排不出像樣的名字來了？那些沒有官銜衛護的文化創造者，為什麽全都流失在文化的邊緣地帶？他們的光榮和尊嚴是被一種什麽樣的力量消解了？
中國現代政治風波雖然很多，但是不少藝術家本來並不是政治運動的目標，也沒有被政治人物點名，卻為什麽總是首先受害？是什麽力量把他們推進了政治誣陷的泥坑？
老舍為什麽自殺？沈從文為什麽擱筆？趙丹為什麽要留下一個“免鬥”的遺願？
眼下中國已經不可能在文化界發動大規模的整人運動，卻為什麽幾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創造者都難於放鬆，是什麽樣的潛在信號給了他們這種心理防範？
為什麽一些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有爭議的作品”，它們的作者又都成了“有爭議的人物”？
大家都說“人怕出名豬怕壯”，那麽，是什麽樣的隱藏群體拿著一把把殺豬刀，等待著一個個文化名人？
……
這樣的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但似乎不必了。一種看起來並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這一切。
它是什麽？答案很簡單，但表述起來卻很長：它是一種以鄙視文化為前提，以嫉賢妒能為起點，以窺私抹黑為手段，以上綱上線為套路，以大眾傳播為舞台，以打倒名人為目的，以一些充滿整人衝動的低層文人為主體，能夠快速引發世俗起哄而又永遠找不到阻止辦法的民粹主義大揭發、大批判。
這句話雖然長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但隻要是中國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國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貴的文化靈魂，被它纏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說，中國文化界隻有兩種人：一種是做事的人，一種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後一種人的力量大得多。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們所說的這種大揭發、大批判，與西方近代學術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討、反思為基礎，而是以虛假、情緒、造勢、攻擊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與人文精神背道而馳。中國文化千好萬好，卻也有不少致命弱點，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條件。
例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實證意識。到處都喜歡謠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個文化不具備辨偽、辟謠的功能和程序，這就成了它長駐不走的溫床。
又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還缺少法製意識。從來未曾把人身權、名譽權太當一迴事，也從來未曾把誹謗罪、誣陷罪太當一迴事，這就成了它安居無憂的圍牆。
再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又缺少對公共空間的認知。很多人看到傷害文化的事件，不知道自己應該承擔什麽責任。甚至像英國哲學家羅素批評中國人的那樣，看到同行受到傷害還暗暗自喜。這就縱容了它在大庭廣眾之間、公共媒體之上如入無人之境。
如果說得更深遠一些，那麽，中國曆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謀術、小人哲學、暴民心理、反智傳統，加上現代史上無邊無際、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和實踐，合力挖出了這個巨大的陷阱。
從表麵上看，很多文化創造者並沒有直接遭遇這種大揭發、大批判，因此沒有切膚之痛。而他們的作品為什麽永遠被民眾冷淡？他們的職業為什麽永遠被社會側目？正是因為這種大揭發、大批判反複地蹂躪了民眾的審美感知，長久地汙辱了文化的基本尊嚴。那些人所發起的每一個整人事件，都是對整個文明機體的蠶食。
其實，很多沉默的中國民眾雖然深受荼毒，卻也看出了一個規律：某種人物越活躍，某些報刊越暢銷，文化的狀態就越糟糕。
中國最有骨氣的現代作家巴金終於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對“某種人物”發出了挑戰。巴金說，那批人數量不多，影響極大，平日不知道藏在哪裏，一有風吹草動就突然跳出來，在報刊上一會兒揭發這個，一會兒批判那個。看到這家院子裏花草茂盛，就大聲咒罵，聽到那家陽台上鳥聲動聽，就掄起了棍棒。他們總是製造各種帽子給別人戴，帽子上寫著他們隨意編造的各種罪名。他們這批人，使中國作家一直處於恐懼之中，無法寫出像樣的作品。
巴金的這個發言，很快被西方報刊報道。因此，他被加上了“為帝國主義反華勢力提供炮彈”的罪名，在“文革”中受盡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裏曾多次探望他，看著他單薄而不屈的身軀，一次次從心裏讚歎。
我想，向專製強權發出不同聲音雖然也需要勇氣，但對象明確、話語簡潔，容易被人記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難做到，而要與一團邪惡的戾氣搏鬥，對方高調高聲，號稱言論自由，又時時轉移話題，自己被熏得渾身發黑，還無法向民眾說清是非，真是難上加難。但是，巴金沒有知難而退。
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六
那麽，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如何繼承巴金的遺誌，來戰勝這團邪惡的戾氣呢？對此，我這個樂觀主義者有點悲觀。照理，我們也應該唿籲政府以更完善的法製來保護文化創造者，並讓全社會明白，文化保護的功勞不下於文化創造。但是我又知道，這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很多傳媒為了自己的銷售量，已經成了這團邪惡戾氣的鼓動者，它們以自己的話語權，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創造者的對立麵。因此，不管再過多少年，還是會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國文化創造者被渦旋在裏邊逃不出來，而且也總會有一代代正義的精神導師試圖驅除它卻無功而返。
文化人要想不受傷害，也有一些別的路可走，周圍很多人也確實這樣走了。但是，那已經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他們，也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人。
這種情景，怎麽能讓我樂觀起來呢？
但是，有時我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覺得這團邪惡的戾氣隻會傷害卻不會葬送中華文化。
理由是，我在反複梳理中華文化發展曆程後形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一種大文化，是一個龐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它滲透在千家炊煙、萬家燈火之間。中華文化的悠久生命力，並不是靠官方的喂養和寵愛，也不是靠文壇的商榷和爭執，而是靠廣大華人的崇敬和守護，才維持下來的。它的靈魂，就是“止於至善”的天下大道。
法國思想家狄德羅說過，一種偉大文化的終極生命力，一定不會是富華精細的。它不會是修剪過度的皇家園林，而是粗糲嶙峋的海邊礁石；它不會是宮廷禦池的節慶噴泉，而是半夜山間的狂風暴雨；它不會是沙龍名嘴的激烈爭辯，而是白發夫妻的臨別擁抱；它不會是巴黎學府的字音考據，而是泥腿首領的艱難跋涉。
是的，在很多情況下，倒是一些並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眾，從大感覺、粗線條上維護住了中華文化的尊嚴。
我小時候，村裏不識字的農民見到路上一張有字的紙，哪怕是一角舊報紙，也一定不會踩踏。他們必定會彎腰撿起來，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到廟門邊的一個焚香爐前，燒掉。焚香爐上刻著四個字：敬惜字紙。
鄰村漁民出海打魚，如遇大風季節，一定在出海前走很遠的路，到一個讀書人的家裏求得一大遝字紙，壓在船底。他們說，天下沒有比文字更重的東西了，就靠它壓住風浪。
農民彎腰撿起來的字，漁民遠行求得來的字，他們都不認識，但他們懂得尊重。連不認識也尊重，這就構成一股狄德羅所說的終極生命力，邪不能入。
什麽時候，人們能對中華文化少一點舍本逐末、洗垢求瘢，多一點泥途撿拾、浪中信賴？
當然，我在這裏說農民和漁民，隻是要表達他們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意義。我所真正企盼的人，隻能出現在中華文化大踏步向前邁進的時刻。隻有這樣的人，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氣擋不住路，也追不上來。
七
到了那樣的時刻，中華文化將會變成什麽模樣？那是我們難以預想的了。就像先秦諸子無法預想唐代文化，就像晚清學人難於勾畫今天景象。隻希望，它能夠與全球文明親切相融，偶爾又閃現出一點幾千年積累的高貴。
這不是出於炫耀，隻是因為所有的古文明隻剩下這麽一支持續了，它應該承擔一點時間所交給的義務。時間交給的義務，既是一種聚集，又是一種淘洗。因此，最複雜，也最簡單。
最後隻剩下了一個意念，那就是：足以感動全人類的大愛和至善。這樣，中華文化也就成了人類詩意生存、和諧生存的積極參與者。在終極意義上，我不認為它還要有什麽別的特殊訴求。
點評一：
這是作者的文化自敘狀。他講述自己的文化信念得以產生的過程，既是心路曆程的坦白，也是鏗鏘的自我辯護。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對文化遭際的怨憤，和著巨大的悲憫，化作殷切的期盼袒露一個真文人的心聲。（老愚）
點評二：
“苦旅”不易，“摩挲”、“尋覓”中貫穿著作者的憂患、悲憫、良知、道義、抱負、使命……“尋覓”作者大詞背後的“正心誠意”，然後“摩挲”作者的“格物致知”。作者尋覓個人心中的文化史，我則呈現一已的閱讀方式，作者激發了我的文化想象，我也寄望於激發讀者的閱讀想象。（馬策）
點評三：
中華文化的現狀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生態？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經曆與感受揭示了文化在當代的起落進退。
作者下筆就理性地表明了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態度，那就是“有一些比較正麵的體諒”，敏銳地指出“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著匆忙填補”。文化再次迎來了被關注，迎來了自由，但“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卻越來越滯後，越來越迷亂，越來越失去公信力”。作者層層設疑，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在發展中遇到了一個“大陷阱”，不僅讓“好好一段中國文化史，被它困住了”，而且“一批批真正的中國文化創造者被渦旋在裏邊逃不出來”。但作者對此又並未絕望，“有時我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那就是廣大民眾對文化的崇敬和守護。作者揮動如椽大筆對當代文化作了不同於他見的細致反思，其情真，其理切，其據實。（胡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