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2）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
迨教育總長章士釗複出（3），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複（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
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複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5）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曆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6），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為“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複校以後，所謂“公理”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幹，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吃飯的舊事。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裏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8），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雲。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議的權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於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為過。但也無須如此，隻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麽東西，就盡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裏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誌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
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麽，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
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雖然他們那時並沒有開什麽“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於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係北大兼任，有附屬於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麽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製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於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
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
《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於北大懷著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於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隻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雲雲”，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麽？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讚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啟事（12）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麽，對於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麽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卻簽名於什麽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麽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13）；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隻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14），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並且署名於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瀅麽？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麽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複呢？雖然報複的事，並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著“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擷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15），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北”（16）的了。這算得什麽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嚐在給泰戈爾（17）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於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麽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
十二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
（2）太平湖飯店應為西安飯店。參看本書《後記》。
（3）章士釗複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釗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的愛國運動，引起學生反對，就逃往天津暫避；六月間，他又重返教育部，於八月十九日派武裝警察解散女師大。
（4）胡敦複江蘇無錫人，美國留學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學校長。他在大同大學校長任內，將該校在五卅慘案後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的通告，寄給章士釗主辦的《甲寅》周刊發表。通告中有“許（學生）以奮學救國，決不許以廢學出位救國”的話，章士釗對此嘉許說：“此語不圖於今日聞之”，並稱讚他辦的大同大學“成績為公私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號）。章士釗在解散女師大以後，便叫胡敦複擔任女子大學校長。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職。
（5）校務維持會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釗下令解散女師大，同日，該校教員及學生即行組織校務維持會，負責校內外一切事務。魯迅於十三日被推舉為委員。該會在女師大複校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職務。
（6）肉麻透頂的呈文指女師大風潮中及北大宣布脫離教育部後，北京朝陽、民國、中國、華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學聯名給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於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誣蔑學生運動，要求根本整頓教育，以消隱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時評”中稱頌他們“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長此保持光明嚴正之態度”。
（7）分潤金款之利當時朝陽、民國等五所私立大學曾派代表“謁見”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內閣會議決定另撥三十餘萬元給這五所大學。金款，參看本卷第159頁注（5）。
（8）“教育界公理維持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陳西瀅、王世傑、燕樹棠等人組成，旨在聲援章士釗創辦的女子大學，反對女師大複校，壓迫該校學生和教育界進步人士。該會成立的次日改名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十六日發出《致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其中說：“此次國立女子大學，於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亂之際，率領暴徒攔入校內，強力霸占，將教職員驅逐，且將該校教務長圍困威脅，詆辱百端……同人等以為女師大應否恢複，目的如何，另屬一問題，而少數人此種橫暴行為，理應在道德上加以切實否認，而主張此等暴行之人，尤應力予貶斥，以清士流。”又說：
“對於此次女師大非法之恢複，決不能遷就事實，予以正式之承認，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
（9）“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劉百昭在女子大學演說時，曾誣蔑反對章士釗的人為“土匪”。
（10）“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釗解散女師大的非法行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廣大學生的反對；北京大學評議會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會議，通過與教育部脫離關係的議案，宣布獨立。但胡適、陳西瀅、王世傑、燕樹棠等十七人卻以北大“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借口，堅決表示反對。他們向評議會提抗議書，又要求學校當局召集教務會議與評議會舉行聯席會議，複議此案。在幾次會議上，他們或以“退席”相要挾（如胡適等），或聲明無表決權（如王世傑等）；雖終未能推翻原案，卻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焰。所以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說轋》一文中稱讚他們的舉動是“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而擁護北洋軍閥的《大同晚報》也稱他們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時代失去祿位、四處流浪的武士。江戶時代（1603—1867），隨著幕府體製的瓦解，浪人不斷增加。他們無固定職業，常受雇於人，從事各種好勇鬥狠的活動，後來日本帝國主義常用這些人從事各種侵略活動。
（12）蕭純錦的啟事，曾刊登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報》。
女師大於十一月三十日遷迴石駙馬大街原址後，次日開會向各界代表報告經過情形，蕭純錦曾到場，嗾使無賴搗亂，但他在啟事中卻說：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聽，橫被威脅，迫令手書辭去教務長職權，本校學生職員見勢危急，在場外大唿不得用武，即誣指為流氓，旋將全校辦公處所一一封閉，驅逐職員，校務即時停頓。”
（13）陳西瀅關於“多數”的議論，參看下篇《這迴是“多數”的把戲》及其注（8）。
（14）這是陳西瀅為紀念《現代評論》創刊一周年所作的《閑話》中自我吹噓的話，見該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騙一口飯這裏指教書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北京農大校長公開信》中說：“今日身當教員之人，果有幾人真肯為教育犧牲？大多數不外以教習為糊口之職業，而存心借此騙一口飯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都見於《詩經·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據唐代孔穎達疏：
“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譖人，造謠的人。
（17）泰戈爾（r.tagore，1861—1941）印度詩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來中國，並在中國度過他的六十四歲生日。
（18）城狐社鼠比喻依勢作惡的小人。據《晉書·謝鯤傳》，王敦欲除劉隗，謝鯤說：“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劉隗在皇帝身邊，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牆和土地廟（社），要鏟除它們，又怕損壞城、社。
迨教育總長章士釗複出（3），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複（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
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複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5）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曆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6），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為“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複校以後，所謂“公理”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幹，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吃飯的舊事。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裏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8），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雲。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議的權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於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為過。但也無須如此，隻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麽東西，就盡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裏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誌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
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麽，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
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雖然他們那時並沒有開什麽“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於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係北大兼任，有附屬於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麽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製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於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
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
《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於北大懷著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於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隻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雲雲”，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麽？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讚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啟事（12）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麽，對於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麽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卻簽名於什麽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麽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13）；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隻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14），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並且署名於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瀅麽？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麽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複呢？雖然報複的事，並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著“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擷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15），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北”（16）的了。這算得什麽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嚐在給泰戈爾（17）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於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麽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
十二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
（2）太平湖飯店應為西安飯店。參看本書《後記》。
（3）章士釗複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釗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的愛國運動，引起學生反對，就逃往天津暫避；六月間，他又重返教育部，於八月十九日派武裝警察解散女師大。
（4）胡敦複江蘇無錫人，美國留學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學校長。他在大同大學校長任內，將該校在五卅慘案後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的通告，寄給章士釗主辦的《甲寅》周刊發表。通告中有“許（學生）以奮學救國，決不許以廢學出位救國”的話，章士釗對此嘉許說：“此語不圖於今日聞之”，並稱讚他辦的大同大學“成績為公私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號）。章士釗在解散女師大以後，便叫胡敦複擔任女子大學校長。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職。
（5）校務維持會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釗下令解散女師大，同日，該校教員及學生即行組織校務維持會，負責校內外一切事務。魯迅於十三日被推舉為委員。該會在女師大複校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職務。
（6）肉麻透頂的呈文指女師大風潮中及北大宣布脫離教育部後，北京朝陽、民國、中國、華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學聯名給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於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誣蔑學生運動，要求根本整頓教育，以消隱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時評”中稱頌他們“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長此保持光明嚴正之態度”。
（7）分潤金款之利當時朝陽、民國等五所私立大學曾派代表“謁見”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內閣會議決定另撥三十餘萬元給這五所大學。金款，參看本卷第159頁注（5）。
（8）“教育界公理維持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陳西瀅、王世傑、燕樹棠等人組成，旨在聲援章士釗創辦的女子大學，反對女師大複校，壓迫該校學生和教育界進步人士。該會成立的次日改名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十六日發出《致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其中說：“此次國立女子大學，於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亂之際，率領暴徒攔入校內，強力霸占，將教職員驅逐，且將該校教務長圍困威脅，詆辱百端……同人等以為女師大應否恢複，目的如何，另屬一問題，而少數人此種橫暴行為，理應在道德上加以切實否認，而主張此等暴行之人，尤應力予貶斥，以清士流。”又說：
“對於此次女師大非法之恢複，決不能遷就事實，予以正式之承認，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
（9）“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劉百昭在女子大學演說時，曾誣蔑反對章士釗的人為“土匪”。
（10）“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釗解散女師大的非法行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廣大學生的反對；北京大學評議會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會議，通過與教育部脫離關係的議案，宣布獨立。但胡適、陳西瀅、王世傑、燕樹棠等十七人卻以北大“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借口，堅決表示反對。他們向評議會提抗議書，又要求學校當局召集教務會議與評議會舉行聯席會議，複議此案。在幾次會議上，他們或以“退席”相要挾（如胡適等），或聲明無表決權（如王世傑等）；雖終未能推翻原案，卻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焰。所以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說轋》一文中稱讚他們的舉動是“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而擁護北洋軍閥的《大同晚報》也稱他們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時代失去祿位、四處流浪的武士。江戶時代（1603—1867），隨著幕府體製的瓦解，浪人不斷增加。他們無固定職業，常受雇於人，從事各種好勇鬥狠的活動，後來日本帝國主義常用這些人從事各種侵略活動。
（12）蕭純錦的啟事，曾刊登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報》。
女師大於十一月三十日遷迴石駙馬大街原址後，次日開會向各界代表報告經過情形，蕭純錦曾到場，嗾使無賴搗亂，但他在啟事中卻說：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聽，橫被威脅，迫令手書辭去教務長職權，本校學生職員見勢危急，在場外大唿不得用武，即誣指為流氓，旋將全校辦公處所一一封閉，驅逐職員，校務即時停頓。”
（13）陳西瀅關於“多數”的議論，參看下篇《這迴是“多數”的把戲》及其注（8）。
（14）這是陳西瀅為紀念《現代評論》創刊一周年所作的《閑話》中自我吹噓的話，見該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騙一口飯這裏指教書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北京農大校長公開信》中說：“今日身當教員之人，果有幾人真肯為教育犧牲？大多數不外以教習為糊口之職業，而存心借此騙一口飯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都見於《詩經·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據唐代孔穎達疏：
“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譖人，造謠的人。
（17）泰戈爾（r.tagore，1861—1941）印度詩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來中國，並在中國度過他的六十四歲生日。
（18）城狐社鼠比喻依勢作惡的小人。據《晉書·謝鯤傳》，王敦欲除劉隗，謝鯤說：“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劉隗在皇帝身邊，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牆和土地廟（社），要鏟除它們，又怕損壞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