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京報副刊》(2)的征求


    青年必讀書


    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


    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


    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京報副刊》刊出啟事,征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本文是作者應約對後一項所作的答複。它發表後,曾有人在報上進行攻擊。對此問題,後來作者又寫了《聊答“……”》、《報(奇哉所謂……〉》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遺》);


    可參看。


    (2)《京報副刊》《京報》的一種副刊,孫伏園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京報》,邵飄萍(振青)創辦的具有進步色彩的報紙,一九一八年十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係軍閥張作霖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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