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麽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麽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2）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曆大苦惱，嚐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隻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隻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
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5）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6）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隻好“以待來年”（7）。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麽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8）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隻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9），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迴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麵。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10）東壁下。
（1）大方之家見識廣博的人。《莊子·秋水》：“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2）偉大的人物這裏指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佛經說他有感於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惱，在二十九歲時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脫的途徑。後來坐在菩提樹下苦思七日，終於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語，指過去、現在、未來。天眼通，也是佛家語，所謂“六通”（六種廣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視常人目力所不能見的東西。天人師，佛的稱號。
（3）“正人君子”指現代評論派的胡適、陳西瀅、王世傑等。
他們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邊，竭力為章士釗迫害學生的行為辯護，攻擊魯迅和女師大進步師生。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東吉祥胡同，當時曾被擁護北洋軍閥的《大同晚報》稱讚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這裏是對陳西瀅一類人的諷刺。當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在他主編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孤桐雜記》中曾稱讚陳西瀅說：“《現代評論》有記者自署西瀅。無錫陳源之別字也。陳君本字通伯。的是當今通品。”
（5）“黨同伐異”語見《後漢書·黨錮傳序》。糾合同夥，攻擊異己的意思。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閑話》中曾用此語影射攻擊魯迅說：“中國人是沒有是非的……凡是同黨，什麽都是好的，凡是異黨，什麽都是壞的。”
（6）“公理”參看本書《“公理”的把戲》。
（7）“以待來年”語見《孟子·滕文公》。
（8）文士們指陳西瀅、徐誌摩等人。他們都曾留學英國，自以為深通英國文學，研究過莎士比亞，並常常以此自炫。如徐誌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報副刊》發表的《漢姆雷德與留學生》一文中說：“我們是去過大英國，莎士比亞是英國人，他寫英文的，我們懂英文的，在學堂裏研究過他的戲，……英國留學生難得高興時講他的莎士比亞，多體麵多夠根兒的事情，你們沒到過外國看不完全原文的當然不配插嘴，你們就配扁著耳朵悉心的聽。……沒有我們是不成的，信不信？”陳西瀅在同月二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聽琴》一文中也說“不愛莎士比亞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英國戲劇家、詩人。著有劇本《仲夏夜之夢》、《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種。
（9）《莽原周刊》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於北京，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參看《可慘與可笑》注（4）。該刊所載文字大都是對於舊社會和舊文化的批判。魯迅在《兩地書·一七》中曾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麵。”
（10）綠林書屋西漢末年，王匡、王鳳等在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聚集農民起義，號“綠林兵”；“綠林”的名稱即起源於此。後來，就以“綠林”或“綠林好漢”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搶劫財物的人們。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和現代評論派的一些人，曾辱罵魯迅及其他反對章士釗、支持女師大學生鬥爭的教員為“土匪”、“學匪”（參看本書《“公理”的把戲》和《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作者因戲稱自己的書室為“綠林書屋”。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2）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曆大苦惱，嚐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隻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隻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
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5）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6）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隻好“以待來年”（7）。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麽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8）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隻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9），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迴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麵。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10）東壁下。
（1）大方之家見識廣博的人。《莊子·秋水》：“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2）偉大的人物這裏指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佛經說他有感於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惱，在二十九歲時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脫的途徑。後來坐在菩提樹下苦思七日，終於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語，指過去、現在、未來。天眼通，也是佛家語，所謂“六通”（六種廣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視常人目力所不能見的東西。天人師，佛的稱號。
（3）“正人君子”指現代評論派的胡適、陳西瀅、王世傑等。
他們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邊，竭力為章士釗迫害學生的行為辯護，攻擊魯迅和女師大進步師生。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東吉祥胡同，當時曾被擁護北洋軍閥的《大同晚報》稱讚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這裏是對陳西瀅一類人的諷刺。當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在他主編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孤桐雜記》中曾稱讚陳西瀅說：“《現代評論》有記者自署西瀅。無錫陳源之別字也。陳君本字通伯。的是當今通品。”
（5）“黨同伐異”語見《後漢書·黨錮傳序》。糾合同夥，攻擊異己的意思。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閑話》中曾用此語影射攻擊魯迅說：“中國人是沒有是非的……凡是同黨，什麽都是好的，凡是異黨，什麽都是壞的。”
（6）“公理”參看本書《“公理”的把戲》。
（7）“以待來年”語見《孟子·滕文公》。
（8）文士們指陳西瀅、徐誌摩等人。他們都曾留學英國，自以為深通英國文學，研究過莎士比亞，並常常以此自炫。如徐誌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報副刊》發表的《漢姆雷德與留學生》一文中說：“我們是去過大英國，莎士比亞是英國人，他寫英文的，我們懂英文的，在學堂裏研究過他的戲，……英國留學生難得高興時講他的莎士比亞，多體麵多夠根兒的事情，你們沒到過外國看不完全原文的當然不配插嘴，你們就配扁著耳朵悉心的聽。……沒有我們是不成的，信不信？”陳西瀅在同月二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聽琴》一文中也說“不愛莎士比亞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英國戲劇家、詩人。著有劇本《仲夏夜之夢》、《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種。
（9）《莽原周刊》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於北京，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參看《可慘與可笑》注（4）。該刊所載文字大都是對於舊社會和舊文化的批判。魯迅在《兩地書·一七》中曾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麵。”
（10）綠林書屋西漢末年，王匡、王鳳等在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聚集農民起義，號“綠林兵”；“綠林”的名稱即起源於此。後來，就以“綠林”或“綠林好漢”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搶劫財物的人們。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和現代評論派的一些人，曾辱罵魯迅及其他反對章士釗、支持女師大學生鬥爭的教員為“土匪”、“學匪”（參看本書《“公理”的把戲》和《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作者因戲稱自己的書室為“綠林書屋”。